第一节　理论问题

在当今学术思潮和文化思潮经历“后现代理论”“大众文化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等浪潮的冲击之后，理论本身也面临着“理论之轻”的境遇。新千年前后，“宏大理论”衰微之际，出现了各种关于“理论的终结”的“后理论”提法。这反映了理论经历前一阶段的爆发之后进入危机时期，这一时期甚至被称为“后理论”转向时期。瓦伦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读解》（2002）、让·米歇尔·拉巴尔特的《理论的未来》（2002）以及特雷·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都是关于“后理论”的瞻望和反思。

正当大家为“再也没有什么正统单一的观念要遵循，没有新兴的运动要追逐，再也没有充满哲学意味的理论文本要解读”的时候，特雷·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谈到：所谓的“后理论”，其实是指“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1965－1980）的消逝。他认为，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具有指导性的假设所进行的理性和系统的反思”，那么它仍是不可或缺的。

伊格尔顿作为文学理论家，主张回到“形式”的问题，在文化研究的问题上退后一小步，在文学“本体”的研究上推进一小步。伊格尔顿的这种转向在他2007年的著作《如何读诗》中体现得非常充分：他转向了“诗学”研究，即如何在艺术形式与社会历史之间建立起有效的阐释模式与机制。他试图解释：艺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发生这种变化？这种导向引发了学界对“新形式主义”和“历史诗学”研究的关注。大家开始思考“新形式主义”作为“后理论时代”理论研究的一种可能性。这一理论界的趋势同样影响到了电影领域，出现了当代电影理论中的“新形式主义”研究和“诗学”研究。

同时，当代文艺理论家敏锐地意识到：重新创建理论的时代已经来临。就好像实验一样，理论也是可以被假设、推论的，这是由于新问题的出现突破了原来的习惯性思维，产生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我们可以被“空降”的理论从上而下地覆盖和笼罩，同样也可以创建新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格局。“我们需要开创新局面的轻松，我们需要去创造我们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去重问‘理论是什么？’用尼采和皮尔斯引入哲学中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成为理论的‘实验家’或‘尝试者’。”^[1]

而理论对“形式”研究的再次发掘和对实验性的大胆假设，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首先，我们能够引入一点不确定性，不是被覆盖、被影响，不是被确定“主体”的位置；其次，我们必须变得更加“具有实验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停止“理论化”，不是以笛卡尔哲学的必然性或抽象假设为出发点，一味地思考和辨证；而是按照皮尔斯所谓的哲学的“实验精神”，去观察、发现和实验。^[2]

基于“理论”的转向，我们选择了一位既具有实验气质和科学实证精神，又对“新形式主义”研究充满兴趣，并致力于“诗学”建构的当代理论家，去观照当代电影的理论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