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世纪是文化焦虑的时代。资本逻辑的渗透，使一切领域都被卷入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范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免除物质匮乏的同时，却使人的主体性愈益受到威胁。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在文化领域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大众文化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商品化是资本逻辑全面渗透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伴生物，这一现象使文化原有的本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同时也由于自身在纳粹德国和美国的特殊经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格外关注。他们秉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精神，在马克思异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揭示大众文化对人的控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现实，以期为人的自由和解放探索出一条文化解放的道路。

经济、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学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四个维度。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根本不是为了大众的文化。作为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在文化领域的表征，大众文化一经出现就是商品，而且是彻底的商品。它的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占据主要地位，导致人们对交换价值的追逐和对其使用价值的漠视；技术“合理性”逐渐清除了文化的否定性，由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表明，双向度的高等文化已经失效，文化成了没有否定性的单向度的文化；作为没有了否定性向度的文化商品，大众文化与现存秩序紧密结合并为固化现存秩序服务，成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从文化学角度看，它彻底丧失了文化的本质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自创立至今，影响广泛而深远，同时也广受非议。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理论既有贡献也有缺陷。同是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马克思侧重于经济基础的批判和解放，而法兰克福学派则主要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入手。在这里，法兰克福学派开辟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视野，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他们却没有正确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如不能从经济基础出发看待大众文化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能从经济基础出发去理解大众文化的特征，以文化革命取代经济基础革命的首要地位等。他们系统地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负面特征，对其商品化、技术化、标准化及意识形态化的指认是准确的。但是他们却因大众文化的这些负面特征而全盘否定了大众文化的文化性，因而对大众文化的态度过于偏激和片面。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以他们心目中的高雅文化为标准的，他们推崇高雅文化的个体自由创造性、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性，这无疑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他们却因为过于坚持高雅文化，而认识不到大众文化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形态，从而具有精英主义的嫌疑。

自20世纪90年代起，现代大众文化在我国迅速发展，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盲目发展的势头。于是，国内学者开始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裁剪中国的大众文化。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众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积极性，再加上国外其他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影响，人们对我国大众文化的认识更趋客观与全面。于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再是研究我国大众文化的主流理论。

本书认为，尽管我国的大众文化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有所区别，但二者都是商业性的文化，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某些特征，在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中仍然存在。比如，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为了形式而忽略内容以及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重复性等特征。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的大众文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仍是我们认识西方大众文化的理论工具，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和理性对待西方大众文化的蔓延具有参考意义。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的大众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尽管我国的大众文化与法兰克福学派所针对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有着本质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对于我们具有不适用性，但是我国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一样，是市场经济和现代技术的产物，具有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技术化等一般特征，因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在我国具有部分地适用性，它在具体内容上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警示我们处理好大众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关系。最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建构上的成就和失误，为我们建构自己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文化批判理论相伴随，我们目前的文化研究需要重新重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他们在理论建构上的方法、原则和标准上的得失，启示我们应该把我国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建构在合理的方法、原则和标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