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革”的浪潮此起彼伏，黄鹂鸣被开始的风浪卷了进去。“破四旧”时，她和团支书刘茹带领着几个团员和一伙青年人，到社员家去收缴香炉、神轴、蜡座等敬祖先的一系列用具，还要求妇女剪成短发。这一阶段过后，她的母校——轻纺城第二中学在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一个支队将近二十人闯进黄庄村，来势凶猛，到“五类分子”家抄家。这一回，共青团员黄鹂鸣不再是革命者了，就连党支书张向荣都靠边站了，更别说她了。她也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以及“革委会”之类的革命组织。她成了革命潮流的旁观者，甚至是“文革”的对象，后来还有个名词是“可教子女”。混乱的局面，混乱的名词，随处可见的红卫兵战士。
1966年的高考彻底停止了，黄鹂鸣把准考证妥善保留着。她把和同学的通信以及日记本在锅灶里烧毁，还没来得及收拾好灰烬，村里和学校来的红卫兵就走到了厨房门口，问黄鹂鸣：“你把什么东西烧了？”她什么也不能回答，回答什么也不对，只好不吭声，任由他们去瞎说：“是反动信件？”“是反动日记？”“是变天账？”另一个说：“别浪费时间，往窑里面走！”抢先进去的几个红卫兵对黄鹂鸣的卧室兼书房很感兴趣，一个红卫兵一把上去，扯断挂在隔断上的布帘子，另一个拉亮电灯，把堆在床头的一摞俄语报纸摔了一地。他们说：“看洋文报纸，这不是里通外国吗？”“是啊！当农民还读洋文报纸。”黄鹂鸣辩解道：“那是外语学院我高中时的一个同学订的《真理报》，借给我看的，帮我提高俄语阅读能力。”还有一帮红卫兵要把一瓮麦子用口袋装走，她这时急了，不顾一切和他们争辩：“这是父母和我三个人在农业社劳动挣工分分得的口粮，不是剥削的，你们不能拿走！”她使足力气拽住装麦子的口袋，她潜意识的生存观念“只要有粮食、有火柴，就能吃饭，人就能活”，让她产生一股求生的勇气。一个女红卫兵阻挡住要装麦子的红卫兵，一瓮麦子终于保留住了。黄鹂鸣赶快跑到厨房，从锅台上把一盒火柴装到裤子口袋。此刻，极强的生存意识占据了她的脑海，有火、有粮食、有水，才能有熟食吃，不至于饿死。
黄鹂鸣返回窑时，被几个红卫兵挡在窑门外，把她拉到街门里的庭院里，离窑门口远些。雨点愈来愈密。一帮红卫兵沿着窑帮底在挖掘金银财宝，村里一个高个子、三十岁左右的红卫兵说：“你们别挖了，听老人们说，这家‘土改’时就是个土地主，在城里又没生意，只守着土地，日子过得不怎么样，有什么金银财宝？要有的话，‘土改’时都挖了，还能留到十六年后的现在？”一个学生红卫兵发现窑洞最里面的地上有个地窖，很好奇，几个同学掀开地窖口上盖的农具，打着手电筒下去，沿着通道一直上到高窑口，在那里高兴地乱喊。这是一百多年前，黄鹂鸣的曾祖父那代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临时避难的地道，连黄鹂鸣的父辈都不曾上去过。日久年深，这几个学生红卫兵也不怕里边有毒虫或不流通的污浊气，凭着好奇就冲到高窑口，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村里的几个女红卫兵对黄鹂鸣床头放的衣服很感兴趣，紫红色的大襟绒衣，在天津工作的淑芬堂嫂送的时兴的蓝底白花尼龙袜，姑姑送的时兴的白底蓝花、红花的确良衫。一个低个子的黑脸女孩，母亲从深山里嫁到黄庄村，把她也带出来，她看到山外什么都新鲜。她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会儿看见黄鹂鸣的几件衣服，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衣裳、这么好看的袜子，这袜子还是松紧的，都给她拿走。”另一个女红卫兵说：“拿走！不能你一个人拿，给我两件，不拿白不拿。”雨越下越大，黄鹂鸣在庭院里已经淋成了落汤鸡，冷得直发颤。躺在小拐窑炕上的奶奶紧缩成一团，直打哆嗦。
轻纺城第二中学的学生红卫兵从一进村就分工明确，在村里红卫兵的配合下，一部分批斗“五类分子”，小部分守住“资产阶级当权派”，让他们靠边站，一大部分配合村里红卫兵去抄家。黄鹂鸣的大堂伯父、伯母已经八十岁高龄，二堂伯父、伯母，黄鹂鸣的父母，都站在被批斗的队列里，唯有三堂伯父是下中农。他当初分得和别的弟兄同样多的田地，新中国成立前他赌博成性，输了钱，把田地几乎卖光，结果“土改”给他带来好运，他还是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此刻他平平安安，在一旁观潮。黄鹂鸣家门前，六伯家窑背上的空场，学生红卫兵让“五类分子”站成两排，每人后脖上挂着一条绳子，绳的两头各吊着四块砖头，不低头也不行。红卫兵手里拿着《毛选》语录本念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红卫兵给八十岁的大伯脖子上吊了两摞砖头。他经不起这种折腾，晕倒在地。围观的人群看不下去了，一位抱着孩子的工人师傅忍不住喊道：“你们这些学生还有点儿人性吗？他们是‘五类分子’，犯国家的法，由国家制裁，你们不能随便整他们！”其他工人师傅一起响应，这几个学生红卫兵见势头不对，退却了。工人师傅们帮着给这些“五类分子”把吊在脖子上的绳和砖取下来，把八十岁的大伯扶回家。这时，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抄家的红卫兵带着各自的收获溜走了。黄鹂鸣僵直地站在庭院里。母亲姚文贞还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她看到女儿淋着雨，问女儿：“你怎么站在这儿淋雨？”她愣愣地看了看母亲，没说一句话，仍然呆站在那里。母亲拉她回窑屋，她不回去。母亲着急了：“娃呀，你这是咋啦？一句话也不说，还死犟，不回家。”父亲黄嘉骅也回来了，看女儿不对劲，姚文贞说：“她爸，你快去找她中科叔，让他来帮忙，咱孩子咋不说话，这可急死人了！”
中科是黄家户族里的一名青年，和黄鹂鸣同岁，辈分比黄鹂鸣高一辈，他家是贫农成分，这种倒霉的时候，只有他还和他们亲近些，别的乡党都躲得远远的，谁也不会来帮忙。中科和黄鹂鸣的父母连拉带扶，把黄鹂鸣放在炕上，见屋里被红卫兵翻得乱七八糟，窑根子被挖得烂糟，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小拐窑里奶奶在呻吟，也顾不上了，救黄鹂鸣要紧。她的眼睛微睁着，妈妈流着泪说：“鸣，你倒是说话呀，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快把妈急死了。”一句话也问不出来，黄鹂鸣眼睛还闭上了。爸爸按住女儿的双手，妈妈用大拇指甲掐她的人中，可是，她只有呼吸，仍不说话，眼也不睁，人中都被掐出了血印，还是不管用。站在一旁的中科说：“别耽误时间了，赶快送轻纺城职工医院吧。”爸爸背着她，妈妈抱着被子，中科在街门外扶着架子车辕，把她放到架子车上盖好被子，由中科拉着车，爸妈走在两旁招呼着，很快送到医院急诊室抢救。三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候，妈妈不停地抹眼泪，爸爸说：“你别哭了，好不好？搅得人更心烦。”中科说：“你们现在别着急，大夫正在诊断，会治好的。”
大夫终于从急诊室出来，姚文贞急忙问：“大夫，我女儿怎么样？”“没什么大碍，生命体征正常，是精神突然受刺激，心理压力过大，加上淋雨，寒邪入内。给她点滴里加了镇静药，打完针后，回去好好休息，会很快恢复的。”“谢谢大夫。”输完液，黄鹂鸣精神状态好多了，但她还是不想说一句话，回到乱七八糟的窑屋里，一头倒在床上，拉开被子蒙头睡下。
躺在小拐窑炕上的奶奶叫着大儿子黄嘉骅的名字问：“娃好些了吧？”“好些了，妈，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们去医院那会儿，有老二媳妇管我吃喝，你们别操心我，快收拾屋子，做饭吃。妈活了一辈子，也没经过今儿个遇上的事情，一帮不懂世事的学生娃娃大白天进屋砸东西，挖窑根，说是找金银财宝，咱家哪有这些财宝？新中国成立都快二十年了，‘土改’时按人口给咱留的田地，过了两年就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咱家都是跟着潮流走，十多年来都是在农业社凭劳力挣工分吃饭，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妈，你整天躺在炕上，脑子还不糊涂，这帮学生娃不是只来咱家，成分不好的家都去了。平时在村里主事的党支部书记张向荣，他家可是贫农成分，你知道他是新中国成立前让国民党抓壮丁给抓走的，后来投诚到解放军部队，加入了共产党。可现在说他是什么‘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让他管村里的事，让他靠边站。不知道国家上面发生了什么事，社会像地震一样，让人晕头转向。”
黄鹂鸣的精神迷惘，她不知道这突然的变故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村党支部书记张向荣也不能说话，“革委会”也要让他靠边站呢？那么，一个共青团员，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何方？这只生命小舟，在暴风雨突袭时，颠簸得沉溺于浪尖下。她仍然不说话，不吃不喝，双目紧闭，似睡非睡，急得母亲姚文贞直流泪。父亲黄嘉骅说：“大夫说了，没事的，你别再叫她，一两顿饭不吃，饿不坏。让她脑子冷静下来，想开了，会起来的。你快帮我收拾屋子，屋子整洁了，她起来心情也会好点。”
黄鹂鸣想着落榜以后的许多事情，怎么在农村也失去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她不想活了，怎么死法？触电！爸、妈已经熟睡了，凌晨1点多，她起来拉亮电灯，卸掉灯泡，只要右手接触左手拿着的灯头两个接线柱，在二百二十伏电压下，她会立即丧命。然而，她死的勇气不足，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社会、对不起他人的事，为什么要死？我死了，父母指望谁？她的情绪没有降到冰点，生命小舟没有被浪头打翻。
第二天清晨起来，一切恢复正常，扫地、擦桌子，帮妈妈做早饭，给奶奶整理炕铺，把自己床头、小桌上的书籍、报纸、文学杂志整理好。她深切体会到，普通人要生活下去，需要坚强，要有勇气，要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今后的路还很长，不知有多少险滩激流等待着自己，只有用学习的方法使自己适应生活和革命的需要。知识就是力量，她依然从各种书籍中汲取着精神营养，判断目前形势，寻找思想的方向。
红卫兵、“革委会”不再是新生的唯一“革命组织”，逐步分化为“保皇派”和“造反派”，后来又繁衍出许多名称，像“工总司”“工农总部”等，全都是群众自发组织。中学、大学的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声势浩大。大人物在《人民日报》各抒己见，像是在吵架。到处可见辩论会、大字报。黄鹂鸣家门前的墙上就有攻击党支书张向荣的大字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张向荣，竟然在平时工作中让地主阶级‘狗崽子’黄鹂鸣掌握村委会的广播室，还让她去公社开贫协主席会，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每年都去高考，想飞黄腾达。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张向荣，打倒地主阶级‘狗崽子’黄鹂鸣！”黄鹂鸣看完这张大字报，第一反应是：“这字迹、这语气像是会计黄俊孝的手笔。”第二反应是：“这内容纯属不顾事实真相，颠倒黑白，以达到他攻击党支书的目的。平时，搞宣传这类义务性的事情他黄俊孝愿意干吗？没人去公社开贫协主席会，他愿意去吗？我义务弥补了这些空缺，还成了党支书的罪过？我和你同在轻纺城第二中学高中毕业，我怎么就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不是在胡说八道吗？”她在心里反击大字报的不实之词，但形势所迫，她不能写大字报。
黄俊孝在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是懒、馋、贪、占的“四不清”干部，他对当时配合工作组执行政策的村党支书张向荣有意见，当时张向荣让他退赔多拿回家的粮食，不能再当会计，损害了他的利益。“文革”中，他成了“造反派”的头儿，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张向荣成了他的“革命对象”。而贫协主席赵霏霏是个出了名的运动红，曾在“四清”运动中揭发了不少关于黄俊孝“四不清”的问题，她站在“保皇派”的队列里。黄俊孝搜集赵霏霏的罪状，祸及黄鹂鸣。
一天晚上，他和“造反派”成员聚集到自家窑屋里，把黄鹂鸣也叫来。黄俊孝激昂地吼道：“黄鹂鸣，你老实交代！你在社教运动中是不是替赵霏霏写过我的黑材料？”黄鹂鸣很镇静，她回答：“我从来没替任何人写过黑材料。”“赵霏霏和你住在一个院子里，成天让你写这写那，连到公社开贫协主席会都让你替她去开会。你能不替她写整治我的黑材料？”“到公社替她去开会，是因为她记不住开会精神，经党支书同意，我才去的。她要求入党，让我替她写过入党申请书。”黄俊孝依然不放过黄鹂鸣，他穷凶极恶地拍着桌子：“黄鹂鸣！你老实点儿，你应该知道我们这帮人的厉害，赵霏霏昨天是怎么回家的，听说了吧？”黄鹂鸣感觉到他在威胁自己，她听说了，赵霏霏昨天没有辩论过“造反派”的一帮人，让他们狠揍了一顿，甚至拉了一裤裆屎。她是侄子用架子车把她拉回去的。黄俊孝的威胁非但没吓唬住黄鹂鸣，反而使她更镇静，她字斟句酌回答道：“如果你能在关于你的黑材料中找到有一个字是我黄鹂鸣的笔迹，你把我的头提去！”黄俊孝的态度缓和下来：“我知道你在咱村女孩子中文化水平是最高的，是有头脑的青年，怕你一时糊涂受匪妇赵霏霏的纵容，帮她写攻击材料。没有写就算了，你先回去，我们还要开会。”
黄鹂鸣很生气，回家倒在床上，脑子里还回想着在黄俊孝家的情景。她在想：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还有红卫兵、“革委会”，都不要我，谁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谁就得遭攻击，什么组织都不能参加，党、团组织一时间又处于瘫痪状态。黄俊孝，一个社教运动中的“四不清”干部，凭什么把我叫去审问？如果不是平时读《刘胡兰》《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受书中英雄人物的感染，还真说不定让黄俊孝给吓唬住了，结果还是让我的正气凛然回击了他的威胁。想到这里，她的情绪平静了许多，更加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她要读更多更好的书。
贾思远就读的古城交大和古城其他大学一样，“文化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停课闹革命。大学生们抬着糨糊桶，往墙壁上贴大字报，有针对某个老师的，有针对校长的，还有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的，言辞激烈。进而，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唇枪舌剑，战场波及校外，以致串演到社会上。贾思远在“文革”中抬糨糊桶，帮同学们贴大字报。他本来就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加之他家里的情况，在社教末期发生了变化，心理压力较大，情绪低沉。他家本来是小土地出租成分，后来在社教运动中升级为地主成分，把他家多余的房产分给了贫下中农。他从此再也不想回那个家，他对未来生活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他想：如果黄鹂鸣考上大学或有工作，我们的交往还有未来、有结果；看来上大学她是没希望了，那么，她还有从农村出来找工作的可能吗？她叔父不是国家干部吗？要不，我和她叔父谈谈。
黄鹂鸣骑着自行车往他的宿舍方向赶去。之前，她因他交往王从珍的事，生气了，但他们毕竟有感情基础，不会因此断绝交往，只是感情有了裂痕。贾思远同宿舍的同学王民看见黄鹂鸣了，走到贾思远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老贾！往那边看，那是谁？”贾思远看到了她，在墙壁上刷好最后一抹糨糊，王民和另一位同学贴大字报，他去招呼她。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他们俩书信往来少了，只要能见面，即便什么都没说，心也安然。她把自行车放在停车处，正往楼门口走，就和他遇上。他说：“去宿舍待会儿，行吗？”“见到你，我就不去宿舍了。”她推出自行车，说：“你送送我，咱们在路上说说话，行吗？”“这会儿大字报贴完了，没什么事，走吧。”
这是1966年的深秋季节，黄鹂鸣穿着自己织的橘黄色开襟毛衣，用红毛线镶了边，蓝裤子，白运动鞋。贾思远的白衬衫上套着一件灰色鸡心领毛衣，是姐姐给他织的，深灰色裤子，黑布鞋。在她眼里，他好像又长高了，更魁梧了，似乎更有男子汉的气概。路边竹林依然泛绿，草坪依然像柔软的绿色地毯，各色勺形花瓣的菊花还没败落，洁白的丝状花瓣的菊花昂首盛开，迎风摇曳。她没有把“文革”以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不知为什么，来之前想好的许多话，在见到他时，却什么也说不出口。他什么都不说，他想：学校就是这么个情况，你都看见了，还需要我说吗？至于我对未来的想法，我不能说，如果有哪句话伤了你的自尊，你再不理我了，那我可受不了。他们就这么相依相伴地走着。将要出校门时，她把最近绣好的毛主席一首诗词的白手绢夹在一本蓝皮日记本里递给他，他收下了，说：“你能把你叔父叫来吗？”“你叫我叔父来干什么？他很忙，你叫他来你们学校，这怎么可能？”“我有话对他说。”她觉得这人怎么分不清长幼高低，是不是上了个大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她有些生气，他能感觉到，他又说：“要不然把你姑姑叫来。”“我试试吧！”
过了几天，黄鹂鸣和小姑黄淑颖来到古城交大，让姑姑在楼下等着，她上楼去宿舍找他：“我小姑姑来啦，就在楼下等你，有什么话，你下去给她说吧。”他哼哼唧唧，磨磨蹭蹭，就是不下去。她急了：“你什么意思？你让我叫我小姑来，她这几天休假，回家来看望我奶奶，今天要回单位。她说哪有长辈去见晚辈的道理，我硬缠着她，她才来这儿。你怎么又不去见了？”“我后来也觉得叫人家来不合适，我不见了。”“什么人嘛，真是的。”贾思远自高自大，有那么点狂妄，能和她平等相待吗？她把情况告诉姑姑，姑姑劝她：“你别再犟了，还是头脑清醒些，他现在对自己的前途都不清楚，怎么确定你们的关系？纸糊的墙靠不住。别再傻了，如果有人再给你介绍对象，有合适的，别再拒绝，见见再说。你年龄也不小了，该考虑婚姻问题了。男孩年龄大点儿问题不大，女孩可不能耽误。”她送走姑姑，回想姑姑的话也有道理，可是，她又想：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这么结束了？爱字是随便说出口的吗？和另一个生疏的人随便就能建立起感情吗？到底该怎么办呢？人生的路，怎么这么难走？
1966年年底，黄鹂鸣的发小王约花出嫁了。她俩一起上完小学、初中，回乡后又相依为伴，她给她当伴娘。这对她触动较大，自己的事还悬在空中，那个贾思远究竟怎么想的？1967年开春后，又有人给黄鹂鸣提亲，据说是五棉织厂的一位财务科科长。她没有表态，妈妈以为她在考虑，给介绍人说：“大侄子，我给女儿把你提亲的事说了，她没吭声，过几天我再给你回话。”“你女儿是个有主见的娃，让她想想再说吧，不急。”黄鹂鸣的感情是不会轻易转移的，她想借此事试探一下贾思远。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在交大校园里找到他。他们随便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临别时，她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你这儿。”他立即意识到她的意思，他说：“人不能没良心。”这句倒是有情还无情的话，扯住了她的心。如果他说：“不来我这儿更好。”那她心就退了。贾思远有他的想法：我是希望她能有工作，就避免了在农村成家，但我也不能失去她。她今天那话的意思是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再也不来找我了，那怎么能行？怎么阻止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呢？得让她村里的人都知道，她有男朋友，就是我。我何不找个借口到他们村去造舆论，再告诉村里的有关组织？
工厂、农村从“停产闹革命”转入“抓革命，促生产”，学校转入“复课闹革命”，大辩论、大批判依然进行着。潮流再怎么汹涌澎湃，每个社会成员的日子还得过，至于安稳与否、愉悦与否，那就另当别论了。同坐在一条大船上，大船在风浪中颠簸得厉害，谁又能平静？贾思远按说应该1967年毕业分配，但是局面混乱，只能延期毕业。冶金学院的赵国栋也继续留校“复课闹革命”。这俩老同学的关系一直很好，贾思远去约赵国栋周四下午同去黄鹂鸣家，赵国栋随口而出：“好啊！正好我还能回一次家，她家离我家很近的。”这位老兄对贾思远和黄鹂鸣的交往还不太清楚。
周四下午，黄鹂鸣正要到轻纺城新华书店看书，走出街门就遇见两位老同学，和他们两位打了招呼，她对赵国栋说：“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和他进去说点儿事。”她和贾思远进窑屋去了，赵国栋还在那里叽咕：“干吗不让我进屋，这是待客之道吗？”一进屋，黄鹂鸣就问贾思远：“你来怎么还和赵国栋一起？”“怎么，不可以吗？”“就不可以。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家，还要他做伴？”他诡秘地一笑。“你来干什么？”他把她那天送给他的绣着毛主席诗词的白手绢还夹在那个蓝皮日记本里送还给她。她似乎已经习惯性地把他的意思理解为“我看过了，你保存吧”，不是“我不接受你的情意”。也许恋爱中的人和正常人的思维不一样。他又说：“我要找你们村贫协主席。”“找她干什么？她就住在这个院里，你刚才进门时碰见的那个黑脸中年女人就是。”“还有贫协主席吗？”“还有一个是男的，住在沟道里，你有什么话对他说？”
这个在大学待了四年的学子是学了一些专业知识，了解很多关于高等学府的规范，然而对于农民生活语言、农村的情况知道得少之又少。尽管他父母的家在农村，他出生在农村，但他一直生活在学校圈子里，他又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偶尔回父母的家也不和农民交流，遇到王根宝，也是王根宝先问他的话。此刻，他要找黄庄村贫协主席干什么？就连自认为理解他的黄鹂鸣也弄不明白。她说：“你要找那个贫协主席，我带你去！”来时，贾思远就有意把古城交大的校徽擦得干干净净，佩戴在左上胸衣服的显眼位置上。走出街门，他给赵国栋说：“你先坐在那个小凳上歇会儿，我俩有个事，一会儿就回来。”
村子里的小孩看见黄鹂鸣和一个气宇轩昂的小伙子一起走着，感到很稀奇，平时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独来独往。这一幕也让准备去村中央自来水管洗衣服的惠贤嫂子和几个妇女看见了，她们不约而同地说：“像是这姑娘相上对象了，她也该有个婆家了，人家和她同岁的都出嫁了。”黄鹂鸣出自本能地告诫贾思远：“你把交大校徽摘了！”“我为什么要摘？就是要让你们村的人都知道。”“知道什么？”她似乎有点儿意识到他要找那个男贫协主席的意图，她同时也觉得他有些傻。村里党团组织还没恢复，他就想到找贫协，无论哪个组织，也不会管村子里哪个青年的婚恋，他还真把农村当成学校了。看来她是看小说看多了，把他理想化了，眼前的他，让她感到没那么高大。
在一群孩童的尾随下，他们找到那个贫协主席的家，可是门上着锁，又在这群孩子的簇拥下，黄鹂鸣气哄哄和他走回自己家。赵国栋在门口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站起来扶了扶近视眼镜说：“你们俩搞什么名堂，我一个人走啦！”贾思远说：“我和你一起走。”她憋了一肚子气，没有挽留他俩，回家给奶奶说她有事出去一趟，就急急忙忙去追他们俩。在水管正洗衣服的惠贤嫂子喊：“她姑，刚才和你一起走的是你的男朋友吧？还是交大学生，挺不错的。怪不得咱村那么多人给你说媒，你一个也不见。”她只给惠贤嫂子摆摆手，什么也没说。在红星水泥厂门口，她赶上了他们俩，赵国栋本来是要回家的，贾思远不让他回，要他陪着他。他们三人一路快速步行，赵国栋嘟囔着：“你们俩今天这是干什么？莫名其妙的。”她说：“你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贾思远一句话不说，似乎有点儿得意。她像被激怒了，她和他从同学到恋爱关系，对她而言是秘密，不曾让人知道，她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今个儿贾思远的举动，惠贤嫂子的问话，让她尴尬，不确定的事干吗要让人知道呢？
走到交大门口，赵国栋不进去，干自己的事去了。她跟随他走回交大他的宿舍，吴斌和王民在宿舍，他们俩不约而同地说：“贾思远，你们俩今儿个玩美啦，看你挺高兴的，怎么啦？惹她啦，看她有点儿生气的样子。”黄鹂鸣气不打一处来，拿起贾思远的一摞书就往地上摔，她说：“谁让你今天去我们村？像游街一样，让人家都问我，你是不是我男朋友，你这是干什么嘛？”贾思远还在笑，惹得她更生气，愠怒之下，她又把他床头剩下的书摔在地上。她在家就有这样的习惯，特别生气时就摔东西，可这是在男朋友的宿舍，他们是有看法的：这个女的，脾气怎么这么大，敢和她往一起走吗？贾思远在心里反击：你不是也去过我们家吗？村里的乡党还说你是我找的媳妇呢。可是，男女的心理怎么能一样呢？姑娘的自尊心更强。
这年农历七月，他们俩的高中同学颜敏结婚。这天，吴伟民、魏永安、贾思远、黄鹂鸣等好几位同学都来了，他们骑着自行车跟着迎亲的队伍。新郎颜敏是从部队转业的，被安排到一个化工厂工作，新娘是一位农村姑娘。举行婚礼时，颜敏的母亲邀请黄鹂鸣当婚礼司仪，她的普通话有点儿醋熘。婚宴结束后，他们准备回去。黄鹂鸣来时没骑自行车，迎亲骑的是颜敏家的自行车。魏永安和贾思远还有其他两位同学各骑一辆自行车，这些同学都向南行，都可以顺路把她捎回家。按说，她应该坐在贾思远的自行车上，让他带，可是，当着几位同学的面，她不好意思让他带，他也没主动要求带她。她大大方方走到魏永安的自行车旁说：“怎么样，老同学，把咱捎回家？”魏永安笑了：“那还有啥说的，上车吧！”可是，一路上，贾思远满脸不高兴，大家都谈笑风生，他却一句话也不说。
王素萍在1966年秋季生了一个男孩，她父母整天高兴得合不拢嘴，有了接香火的孙子，能不高兴吗？孩子一岁多了，王素萍也从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好事接二连三，王素萍的爱人在红星水泥厂是名技术员，分了一套约三十平方米的一室半房子，王素萍找关系、走后门，调到红星水泥厂子校担任物理教师。人和人不能比啊，黄鹂鸣此时工作没有着落，婚姻问题没有答案。刚高中毕业那会儿，她完全可以先解决婚姻问题，继而借助男方的关系解决工作问题。然而，她坚决不走这条道，她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工作。可是，努力了，管用吗？然而，她追求自强、自立、自尊的希望之光留存在心里。她想和贾思远比翼双飞，可没有上大学，又找不着工作，就等于没有翅膀，能飞得起来吗？这个不顾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浪费着青春，会有结果吗？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王素萍从临街家属楼的四楼她的新家下来给孩子买奶粉，和在红星水泥厂门口公交车站等车的贾思远不期而遇。她双目放射着热情洋溢的光芒，奶粉也不买了，非要贾思远到她的新家坐坐，他推辞不过，随她上楼。倒茶、拿水果，殷勤招待过后，他们俩聊到所知道的同学情况。贾思远有问才答，王素萍喋喋不休，像竹筒倒豆子，只要装在脑子里的全都道出口，真可谓“话逢知己，说不完啊”。红星水泥厂子校和黄庄村仅隔一条土路，王素萍刚调来，就去过黄鹂鸣家，炫耀了她的得意境况。和王素萍同在一个物理教研组的黄英霞父母家就在黄庄村，她们俩经常聊起黄鹂鸣的情况。此刻，王素萍以夸大其词的口气，把她了解的黄鹂鸣的境况全告诉贾思远，显然，黄鹂鸣是一个倒霉透顶的倒霉蛋，她还能有什么希望？她的境况不连累和她交往的人，都谢天谢地了。这可触及了敏感的贾思远的灵魂，他立即想到：怎么办？我之前还和她有过好多通信，我不能让她影响到我。
回到学校，贾思远给黄庄村团支部写了一封信：
黄庄村团支部书记：
我曾经是你们村黄鹂鸣在高中时的一个普通关系的同学。我考上大学后，是她三番五次给我写信，我才给她回的信。我和她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我只是写了安慰她的信，希望你们不要把我拉扯进去。谢谢你们！
贾思远
1967年9月21日
说来也巧，就在黄鹂鸣放工回家的路上遇到邮递员。邮递员正等着新任团支书黄雪霞来拿信件，看见了黄鹂鸣，就说：“把你的报纸拿去吧，省得我往你家那边跑了。”他要腾出手给她取报纸，就把手中拿的信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她看到信封上的字迹怎么这么眼熟，拿起来一看，是从古城交大无线电系来的信，就是他写的。她很纳闷：他怎么会给团支书写信？难道他们认识？那怎么又没写黄雪霞收？情急之下，她撕开了信封，先看信末署名，刚看到贾思远三个字，团支书黄雪霞问邮递员：“我的信呢？”“在后架上。”“没有啊！”邮递员抬头看：“你怎么把人家的信拆开了？”黄鹂鸣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刹那，她不知说什么好，黄雪霞已经把信件抢了过去。黄鹂鸣知道拆别人的信是不对的，甚至是犯法的，但她就是没控制住自己。她反问黄雪霞：“他为什么给你写信？”“我怎么会知道？给我写信关你屁事？”她们俩吵起来了，邮递员只好拉架，他说黄鹂鸣：“你随便拆人家的信件，本来就不对，就别再说了。”又劝那位：“她也刚拆开，还没看你就来了。都是同一个村的姐妹，就原谅她一次。”黄雪霞看了信，瞪了她一眼说：“真丢人，硬缠人家一个大学生，人家还怕沾你的霉气。”说着走了。她到底也不知道信里的内容，从黄雪霞的话里，她能感觉到信中的大致意思。她琢磨：贾思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哪？红卫兵抄家时，我怕他们拿我们的来往信件和日记本做文章，特别是怕祸及你，提前就把那些东西烧了。还没从灶火门离开，红卫兵就到家了，怀疑我烧了变天账之类的东西，我既不辩解也不回答，只要不连累你，任红卫兵去扣帽子。而你怎么就这么自私，为洗清自己，竟然还给团支书写信？这件事在她心里打了个结，永远留在心底。
王根宝依然过着艰辛的日子，照顾着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好在他自己的身体渐渐恢复健康，全家人就有了希望。命运有时也眷顾奋斗不息的弱者。1967年深秋，王根宝到西寨公社开会计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正准备回村，在公社院子里遇到从文教办公室走出来的张斌，手中还拿着一张表。这是王根宝在白鹿原中学就读时的同级校友，和他姨妈家在一个村，他们每次见面时都很能聊到一起。张斌现任百合村小学“革委会”主任（校长），麋鹿寨的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在他的管辖范围，这个初小缺一位教师，他正为这事来找公社文教干事，要求调一名教师过去。文教干事说人员很紧张，原下的教师不愿意上原，家在原上的师范毕业生都想办法留在市区或近郊的学校。区教育局有条政策，可以聘请符合条件的民办公助教师，村里给记工分，年末参加农业社分配，每月由区教育经费补助十元工资。麋鹿寨初小的缺员就由张斌全权办理，但要让被聘人填一张表，报请公社文教批准。
张斌正在想到哪儿找合适的人选，看到王根宝，让他眼前一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对王根宝的情况很熟悉，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文化程度，包括老实忠厚的人品，都是当教师的最佳人选，唯一担心的是王根宝的健康状况，他知道他从航校回家的缘由。王根宝打招呼：“张斌，你来文教上办事？光看着我，还不吭声，怎么，看不起咱这农民？”“哪里的话，我是那号人吗？看见你，正好想到个事情。伙计，你现在身体恢复得咋样？”王根宝说：“恢复得很好，咱这是‘死娃子不怕狼拉’，药早就不吃了，生冷不忌，轻重活不避，吃饭饭香，睡觉也香，有一样，就是家穷，底子薄，没钱。”“那你说，哪家富？我每月三十多元工资，家在农村，给农业社交了口粮钱，也就所剩无几，谁比谁强不了多少。咱先不扯这些，那边有个长椅，咱坐那儿，我给你说个事。”他们俩在公社会议室门口旁的长椅上坐下。
张斌是个面善的人，比王根宝大两三岁。他说：“老弟，你们麋鹿寨初小缺一名教师，你愿不愿意干？”“我当然愿意，能去吗？”“可以啊！你看看这张表，你把表填了，我这就交到文教办公室，他们开会讨论，认为合适了就批准。村里生产队按社员强劳力挣的中等工分值给你计工分，在百合村小学每月领十元补助工资。”“那我们村里能同意吗？”“那你就不管了，聘民请教师，这是国家目前的一个政策，我去给村委会说明情况。”王根宝填好表，他潇洒流利的钢笔字，让张斌夸赞不已。张斌把表送到文教办公室，等一周后见结果。
星期一，张斌到公社文教上开会，顺便看看王根宝应聘民请教师的事，文教干事说：“你推荐王根宝任麋鹿寨初小民办教师，已经批准了，表就放在这里要装档案，你把公社文教办公室的通知给他捎回去，下周就可以上班了。”“我下午就给他送通知去。”王根宝接到通知很高兴，他到村委会去交会计手续，治保主任王录哲把他叫到一边说：“我前些天回城里到单位去办点儿事，和同事聊天时，听他们说，文教界要废除很久以来科举式的高考制度，以后要从工人、农民中推荐大学生入学，你就等这个机会去上大学。你去教那些不懂事的小娃娃有啥意思？”王根宝理解这位大哥的好意，但1964年参加高考未被警校录取的那一幕还历历在目。对那些没有政策水平、私欲很强的农村干部，他心有余悸，他不想等待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
之前，麋鹿寨初小由两名教师各负责两个年级，“文革”一开始，那名姓张的男老师因家庭成分问题被调回家乡，只剩下一名临产的姓魏的女老师勉强上四个年级的课。周二，魏老师见到张斌到学校来给她介绍王根宝老师，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张斌：“张主任，你们来得太及时了，我的预产期就在这个星期日，我还说今天下午放学后，和我爱人去百合村小学找你，我实在放不下这些学生，怕我生产期间，没老师来给这四十多个学生上课。这下好了，王老师这人我认识，过去都是百合村小学的老校友，他可是个高才生，那时还是我们少先队的大队长。他来教学生，我一百个放心。”“那你就把各年级课程的进度给王老师交代一下，这些学生都是本村孩子，王老师都认识，你就可以放心地去生小宝宝了，让你们家那口子也放心。”魏老师的爱人也是张斌的同事，大家都互相认识。王根宝从此走上教育事业这条道路，逐步改变着他的命运。
论收入，生产队给他每个月都按三十个劳动日计算，劳动日价值比前些年有增长，由每个劳动日价值七分钱增加到三角七分钱，相当于生产队每个月给这位王老师支付十一元一角钱的工资，在百合村小学再领十元补助，那么他每月的工资就是二十一元一角。但在生产队是拿不到现金的，把每月工分累积到年终，和母亲、妹妹挣的工分总计在一起参加决分，结果还抵不住从农业社领回的口粮钱，欠的钱就记在账上，因为他们家强弱三个劳力都在农业社。如果家庭成员有在国家单位工作的，那欠下的账一定要拿现金支付。王根宝喜爱教学工作，一是因为这是善举，使村里的孩子从小受教育，有文化，长大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二是能体现自我价值，把自己所学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不辜负国家对自己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母亲吴怀贞很支持儿子的教学工作，她原先在心里总是叽咕：我娃上了那么多学，还和那些不好好上学的同龄人在一起当泥腿子，有些亏。现在，儿子身体一天天结实起来，又当了老师。她看到了希望，精神面貌好多了，身体也没病了，逢人说话也喜庆多了。
一个教师要带好四个年级的复式班，教好课，不那么容易。一年级刚入学的娃娃才七岁，有十二名；二年级有十二名学生；三年级十四名学生；最高年级是四年级，只有十名学生。升到五、六年级就要去百合村小学上学。麋鹿寨初小很早以前是座庙宇，后来成为学堂。大门朝东开，门楼里面是屏风，院子南北两边是教室，院子西边是老师的休息室、办公室、厨房。现在，一、三年级在南边教室，二、四年级在北边教室。王根宝备好四个年级的课程，给一年级讲课时，坐在同一个教室的三年级学生在做作业或看书。同时，在讲课的间隙还要兼顾北边教室的那两个年级的纪律，他们也在做作业，或者复习、预习功课。孩子们一般情况下，是比较懂事的，还有班干部在帮老师管理。教师，在给学生传道授业、答疑解惑的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知识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节课一般是四十分钟，一个年级一个上午只能听老师讲一节课，当然，可按课程进度灵活安排，有时也可以二十分钟一节课。上下午各有四节课，王根宝每天在校时间是八九个小时。学生放学后，他还在教室批改作业，母亲做好饭，常常等他，不见他回来，只好让妹妹去学校叫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初小四个年级，四十九名学生由一个老师代课，照样有体、音、美各种课程，这些课是分教室上大课，一、三年级一起上，二、四年级一起上。章、节、小测验由王根宝自行安排，期中、期末考试由西寨公社文教办公室统一安排，另行调配老师来监考，王根宝到其他初小去监考。
期中考试成绩公布后，麋鹿寨初小二年级有一名叫陈耿华的学生语、数都是满分，是全公社十六所初小的状元，一、三年级语、数平均成绩在公社排名都是第五名；二、四年级语、数平均成绩排名分别是第二名和第四名。百合村小学的“革委会”主任张斌看到王根宝对教学工作认真、细致、耐心，教学成绩出色，同时也理解王根宝在超负荷运转，长此下去，他的身体会受不了的。考虑到同志的健康问题，他请示公社文教干事，给麋鹿寨初小又要了一名民请教师名额，王根宝推荐本村一位初中毕业生贾学安填补了这个空缺。贾老师教一、三年级，王老师教二、四年级，教学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放学回家，王根宝还要喂猪、起圈、起茅坑，家里的体力活都得他干。二十四岁的他，到了成家的年龄，家里还是那两间破旧厦房，即便是有人给介绍对象，人家一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能愿意吗？怎么办？勤劳创造一切。香村和他同龄的惠师傅，看到他星期天在家门口捶打垒墙的土坯，说：“兄弟，看样子你想盖房？”“是啊，不盖没地方住。”“想怎么盖？”“把这两间旧厦房拆了，盖三间。”“砖订购了嘛？”“还没有，没钱。”“兄弟，你的情况和人品我早有耳闻，我在我们香村砖瓦窑当会计，也兼推销砖瓦。”“都是邻村乡党，我知道你。”“那是这，你盖房用的砖瓦，我包送，你到时候给我打声招呼就行。”“我当下可付不了现款。”“没事，我给你记到账上，啥时候有钱再给。”“那咱就这么定了。”“没问题，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王根宝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起早贪黑，利用节假日捶打了十三摞土坯，每摞五百块。他没有和别人闲聊的时间，倒是人都常常围在他周围，和他拉话，他捶打着土坯也不寂寞。
对于有钱或劳力多的人家，或许在20世纪60年代，盖三间土木结构的厦房不是什么困难事，可是像王根宝家这样，孤儿寡母，无人帮衬，那可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盖房的木料从何而来？王根宝把前后院和树园里的大树伐了几棵，做房子的大梁、担子，可是要用粗细均匀又比较长的好木料做椽，树园里的杂木不行。一根前檐的椽，上半截得两米三左右，下半截约五米长，盖三间穿廊厦房，需要四十五根上下两半截组成的松木椽。在集市上买椽，上半截的每根三元，下半截的每根五元五角；如果到山民家去买，分别是六角和八角。到山里去买椽，再自己扛回来，自然要省三四倍钱，这是王根宝的首选。在任民请教师前，他就帮村民贾政荣家进山扛过寿材板，那时他的病还没全好，是为了到山里散心，而贾政荣则把他当成强劳力使唤，累得他回来后好多天缓不过来。也就是从那以后，他摸清了进山的路数和买山民木材的行情。眼下他抽空独自多次进山，扛回盖三间厦房的松木椽。他想让苦命的母亲住上新房子，再娶上媳妇，好让母亲实现抱孙子的愿望，艰辛了一辈子的母亲，老年应该过得好一些。正是这种孝心，让他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和动力。王根宝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家园，成了村里父母教育懒惰子孙的好教材。
1968年春季，王根宝实现了愿望，三间穿廊厦房落成。儿子长大成人，再盖房，准备娶媳妇，这是农民把日子过成功的三大步骤。王根宝是民请教师，也有了新房，人长得又帅。村里的桂琴嫂子把她娘家侄女惠兰介绍给王根宝。惠兰二十二岁，比王根宝小两岁，一米六的个子，白皙的椭圆形脸盘，留着短发，看起来是个麻利人。她听了姑姑对王根宝的介绍，比较满意。
夏天的一个星期日，惠兰到王根宝新盖的厦房里见面，她穿一件红格子上衣，蓝裤子，黑平绒偏带鞋。吴怀贞在厨房正准备中午的臊子面，听到桂琴喊她：“大婶，你在忙啥？”她急忙走到堂屋，说：“哟，他大嫂来了，快坐。”“大婶，这就是俺侄女惠兰。”“噢，这姑娘长得多俊！”她弯腰要拿放在地上的热水瓶给两位贵客倒水，惠兰急忙走过去接过她的热水瓶，说：“大妈，你歇着，我来。”
这时，王根宝提着一筐劈柴进了屋，他和平常一样，穿一件白粗布对襟衫，黑粗布裤，黑布鞋，全是他妈亲手做的，粗布也是他妈织的。他阔脸，浓眉，大眼，黑背头，一米七的个子，比较魁梧、精神、帅气。他说：“桂琴嫂，你们来了，快坐下喝水。”他看到惠兰，眼前一亮，觉得这姑娘不错，不知人家能不能看上他。惠兰眼神掠过王根宝，很快避开他的目光，脸微微红了一下，给他也倒了杯水，放在桌上。宝琴从村里转悠回来，她不会招呼人，冲着桂琴嫂笑了笑，算是打招呼，回到厨房悄声给她妈说：“给我哥说的媳妇怪好看的。”“就看人家愿意咱家不。”“有啥不愿意的，我哥无论哪样都好。”桂琴嫂子到厨房：“大婶，根宝和我侄女在北屋正谈着，你看我侄女咋样？”“好，好，人样好，说话也乖巧。就看人家俩人能说到一起不。大婶老了，只盼着根宝娶了媳妇，也就了了心愿。”“那，大婶，你们忙，我就先回去了。”“你就别回去了，在这儿给我帮忙。”“不行，我得回去安顿一下，我那婆婆，你知道的，我不回去做饭，她不会管娃们吃饭的事，我安顿好就过来。”
王根宝和惠兰姑娘聊了一阵，互相还都比较满意。吃饭时，宝琴去叫桂琴嫂过来，桌上摆着黄豆芽炒粉条、凉拌黄瓜、芹菜炒肉、凉拌绿豆芽，主食是臊子面。饭后，桂琴嫂子征求了双方的意见，双方都表示同意这门婚事。王根宝亲手递给惠兰姑娘一个红包，姑娘高兴地接受了。这是见面礼，当地行情一般是二百四十元，王根宝经济总是紧张，他只装进去二百元。他们约好下个星期日到轻纺城买做衣服的布料。人家订婚时，一般给女方买五六套衣服的布料，王根宝给惠兰姑娘买了三套衣服的布料，还有红、绿格子的头巾等，惠兰姑娘也没嫌少，欣然接受了。看来王根宝这第三次订媳妇的事，应该不成问题，好心人在为他祝福，这次没人再和他抢了吧？煮熟的鸭子还会飞吗？
王根宝订媳妇的事，在这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很快传开了。村西头一户姓陈的三口之家听到这个消息，反应强烈。这家老两口都五十多岁，身体硬朗，人精神，只生养了一个儿子，叫陈永宁，二十四岁，招工时被招到古城北郊一个化工厂，已经工作四五年了，还未成家。陈家母亲的娘家和王根宝找的媳妇惠兰同在一个村，论辈分，陈永宁的母亲还是惠兰姑娘同户族里的姑姑。自打陈家母亲听到她的侄女和王根宝定了亲，怎么想，这事都让她觉得不舒服：一是觉得王根宝家还是那样没底子的穷，当个民请教师又不挣钱，能成什么气候？再者，自家儿子还没娶媳妇，他这个穷小子凭啥先有媳妇？她明明知道她儿子有可能在厂里恋爱个媳妇，可是，眼下没见领回来。思来想去，她决定还是把她那个侄女争到她儿子名下。
她一溜烟跑到她娘家——蒋家寨，用她那三寸不烂之舌，把惠兰和她母亲说转了，惠兰的父亲是个继父，没决定权。她同时又吆喝儿子陈永宁回家相亲。惠兰和她母亲认为陈家情况好一些，儿子又有正式工作，就决定退了王根宝这门婚事。第二天，惠兰的母亲就拿着见面礼钱，买的布料、头巾等订婚的东西去麋鹿寨，找到桂琴嫂子，说出她认为的理由，把和王根宝的婚事退了。这对王根宝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陈永宁还真在厂里有个女朋友，正在交往着，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也就没给父母亲说，既然母亲非得要他回去相亲，那就相呗。陈永宁和惠兰姑娘本来就有点儿亲戚关系，见面并不陌生。他当下没表态，而女方一百个愿意。姑娘走后，他给母亲说：“我和她没共同语言，我们在一起说什么？我说外面的事，她懂吗？”“那你在外面是有人啦？”“什么有人没人的，给你说你也不懂。反正我和你那侄女没戏。”“你这个挨刀子的，人家娃都和东头那个王根宝把婚退了，一心想跟你，你倒说了些屁话。”“她一心想跟，我就非得要她？”“怪我嘴长，又作孽了，我咋给人家说去？”“那我管不了那么多。”陈永宁的母亲又做了件害人而不利己的事，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