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黄鹂鸣在田地里劳动的业余时间，经常看报、读小说，给村里孩子辅导功课，这些成了她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离开这些，她的精神会窒息。小明和小亮哥俩下雨天在家待烦了会闹人，她就拿出小笛子给他们吹《二月梨花》《红梅赞》等她所熟悉的歌曲。女儿小红可以背诵好几首唐诗，爸爸经常带五岁的女儿去学校，她就乖乖坐在教室后面听讲，但她不够入学年龄，不是正式学生。黄鹂鸣因为超龄而退团，不再参加团组织的定期生活会，但她经常递交入党申请书，向党支部汇报学习党章和《毛选》的心得体会。也有个别要求进步的青年不知道如何写入团申请，常常来问她，她就耐心教他们。
村委会成员王录哲和张克勇在开会时不约而同提出：“民请教师王根宝的生活负担日显沉重，让其妻黄鹂鸣替换他当民请教师，他回生产队当队长，这样既发挥了他俩的作用，也增加了他们家的收入。”村干部们基本意见一致，由王根宝把这个建议提交给百合村小学“革委会”主任张斌，他也同意，可是西寨公社文教干事梁怀疑坚决反对。在“文革”中，他和王根宝曾经是两个派别组织的领导，那时观点不同针锋相对，后来两不相让，差点打起来，再后来谁也不理谁。他提拔成文教干事，肯定没王根宝的好事。他反对的理由是：“王根宝岳父家成分不是贫下中农，所以他妻子黄鹂鸣担任民请教师是政策所不允许的。”政策是有它的灵活性，怎么用，那掌权的人说了算数，他说不行就不行。黄鹂鸣当教师的机会又没了。她听到丈夫说到这消息，黯然泪下，心想：这是为什么啊？难道家庭出身成了我进入教育事业的绊脚石？在娘家黄庄村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在婆家这个贫农成分家庭，怎么还这样？那么“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个政策又是怎么体现的呢？她每当思绪烦乱时，就要打开书，去寻找答案。她又拿出最喜欢研读的《毛选》中两篇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在她认为能理解的字里行间画上圈、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联系现实，遇到的问题也就想开了。
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角色会不断转换。婚后的黄鹂鸣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逐渐担负起家庭主妇的重担。生活是最现实的教科书，教会你做人做事。和丈夫在磨合的过程中，时有口角发生，说不到一起还会吵起来，偶尔还打架，但是，年轻夫妻无隔夜之仇，也就一次次过去了。情急时，她也想到离婚，但稍微冷静下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人生旅途，再艰难的路也得一步一步往前走，正像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她常常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命轨迹，也会走出不同的人生道路。
丈夫王根宝有一次在学校正开会，家里没了油盐钱，黄鹂鸣赶到学校找他，他从会场出来，满脸的不高兴，从口袋掏出五元钱塞到她手里，那种对她不屑一顾的态度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她没有忘记“经济地位决定一切”这句话的含义，丈夫的表现很明显：你为什么不挣钱，为什么不和我共同挑起生活重担？她也在心里嘀咕：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当了个小学民请教师？我要有机会还当中学教师。问题是她没有这个机会，有那个能力也不管用啊！她心里的郁闷让她烦躁不安，她在考虑如何能找到工作，想到了远在天津附近油田当领导的堂兄黄骥，她立即写了封信，风风火火赶到百合村邮局去寄信。婆婆也不知道她去干什么，就自己给儿孙做了午饭，给儿媳妇盛了一碗留着。等她回来，婆婆没好气地说：“眼看着要吃午饭，你不吭气跑出去干什么？”她还是不吭气，婆婆把那碗饭放到堂屋的凳子上，又说：“这是给你留的饭，赶紧吃！”她心情不好，也不想吃饭，躺在炕上给小儿子喂奶，哄他睡觉，婆婆的话她没搭理。又过了一会儿，婆婆还没见她动弹，有些发急，就说：“你是怕这饭有毒，不吃，咋的？那我拨出来一些吃了，看能不能把我毒死。”她真的拨出一小碗吃了。本来是关心儿媳妇的心，可是这位婆婆却表达不了，说出的话怎么就那么刺耳，黄鹂鸣的心又打了个寒战。她把睡着了的小儿子放好，给他盖上小褥子，从自己房里走出来还是不吭气，端起那碗放在凳子上已经凉了的饭吃了。
又有一次，黄鹂鸣蒸馍烧锅时，柴不多了，她说：“妈，柴不够烧。”婆婆厉声回答：“不够了，把你的腿填进去烧！”她愕然了，不知如何回应。后来，她也渐渐学会顶嘴，招来的就是吵闹。丈夫回来先听到的是母亲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诉说，孝顺儿子不容妻子说话，一气之下抓住正在烧锅做饭的她就打，拽住头发把她的头往墙上猛碰，直到她的右眼肿成核桃大的青包，她也在反击，可怎么能抵得过在气头上的丈夫的力气？这种家庭暴力在农村司空见惯，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常常拿母亲这样发泄，没想到她的命运也如此。在沿袭着封建礼教的农村民间有一句话：“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几乎每个成家的性情暴躁的小伙子都在下意识地遵循这个潜规则。尽管王根宝受了中等教育，但是课本中并没有关于如何处理家庭矛盾的知识。婆婆无论有理无理，儿媳妇只要顶嘴反驳，就都没理。儿子打了媳妇，母亲还不依不饶，再加一句鼓励儿子的话：“媳妇如同窗户上的一张纸，揭掉一张，再换一张。”还有一句是：“儿子是锨把，媳妇是锨头；只要锨把在，可以再换个锨头。”
婆婆这些过分的话引起左邻右舍的议论：“这根宝妈，这会儿娶了媳妇，抱上了孙子，说话咋这么大口气，变了个人似的。”另一个乡党说：“他根宝娶不到媳妇时，她咋说的：‘我要是有个媳妇，我一定对她比对我闺女还要好。’”“唉！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还是别管闲事了。”看热闹的人也就散去了。
通常说：“女人三件宝：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是，黄鹂鸣一不哭，二不闹，三更不会上吊。她热爱生活，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在娘家受红卫兵冲击一时想不开，想电击自杀又被理智控制，从那一刻起，她下定决心要好好活下去。她牢牢记住马克思的一句话：“生活就是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生活。”是的，和自己的怯弱斗争，要坚强；和自己的惰性斗争，要勤奋；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斗争，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求得进步。每次吵闹后，她依然扛着锄头去上工，把气撒在干活上，只有劳动能让她暂时忘记烦愁。有时，当丈夫气消时，背过婆婆，她边质问边拍打他，尽管没把他打疼，但也让他一次次认识到妻子是什么，她是一个有灵魂有独立生命的人，不是他的附属物，更不是奴隶。她不像村里别的媳妇，在婆家受了委屈，喊娘家人来出气，她一没兄弟，二无姐妹，她还不想让父母知道她在婆家的情况，以免他们生气。有一句话支撑着她：“我就是个独生女，嫁到你家来，任你们宰割，活着给我父母交代一个人，死了给我父母交代一座坟！”她逐渐体会到，丈夫打骂她，有时是为了表现他的孝心，无论母亲对还是错，当媳妇的和婆婆吵，就是大逆不道，该打。媳妇成了他表现孝心的垫脚石，他甚至在自己房子拿着扫帚把打着炕边，嘴里骂着媳妇，让母亲听着他在打骂自己的媳妇，不然怎么也安抚不了母亲。黄鹂鸣也只是在小说里看到结婚后的男子在母亲和媳妇面前做人难，她现在看到丈夫那装腔作势的样子，直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他听不到母亲的哭诉声，表演也就收场了。从此以后，黄鹂鸣尽量回避婆婆找事的苗头，可是遇到她自己也心烦时，就会碰撞一回。
女儿小红五岁了，越长越可爱，她的肤色像妈妈，很白，脸盘像爸爸，白里透红的小脸蛋像绽放的花蕾。妈妈给她做了件合身的红灯芯绒娃娃衫，花裤子，可这孩子不爱穿新衣裳，每次要她穿新衣裳，都得费口舌。妈妈说：“人家娃娃都争着要穿新衣裳，你倒相反，每次穿新衣裳都要淘气。”她后来才发现小红不爱穿新衣裳的小心思，穿上新衣裳，她怕弄脏，就不敢往墙上靠，也不敢去玩泥巴，这让孩子觉得很不自在，就不爱穿新衣裳。妈妈看透了她的小心思，说：“弄脏了没关系，妈妈给你洗干净。”她这才放心大胆去玩。
村里成立了个缝纫组，给古城劳保商店加工手套、鞋垫之类的劳保用品，挣的钱归生产队，给做活的按量计工分，凡是有缝纫机的女社员，会做活的就能参加。黄鹂鸣是缝纫组的首选。有天，她从缝纫组放工回家，婆婆已经做好饭，在给大孙子小明喂饭，孙女自己坐在小板凳上，趴在高凳子上吃饭，黄鹂鸣抱起还没睡醒的小儿子小亮给他喂奶，婆婆说：“给小亮喂完奶，我给他再喂些饭，快一岁了，这娃饭量大，靠吃奶怕不够，你就赶快吃饭。”“妈，你给小明喂完饭，也快吃。我给小亮喂饭。”黄鹂鸣抱着正吃奶的小亮，问已经吃完饭的女儿小红：“小红，妈问你，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这时，小红的爸爸也放学回来了，他说：“娃还这么小，她能知道个啥？”小红好像很不服爸爸的话，就立即回答：“我长大了也要像西隔壁我永安哥那样出去打工，挖土方，挣工分，还挣钱。”孩子这句充满童真的话，让追求大学梦的妈妈上了心，她满以为孩子会说“我长大要去上大学”，去完成她未完成的大学梦。可是，周围没有考大学的事情，孩子不知道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她也从此明白“孟母三迁”这个故事的真正含义，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她暗暗下定决心：为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我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走出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把孩子带到城市去！她是在挑战自我，无论有多困难，她都得求一份公职，把孩子带到好的生长环境，她的目标依然是当教师。她还坚持着利用农闲时、放工后给村里孩子辅导功课。
经过磨合，家里的气氛越来越融洽，村里的事又来了。王根宝的祖辈给他留下一院庄基，他父亲一辈穷，没能盖房，到他这辈，勉强维持生活，也没有能力在祖辈留下的庄基上另盖新房，就一直和叔父挤在同一个院子，在那庄基上种了很多树，成了树园。村里的书记是王录全（前任村支书）的四弟王录田，他看上了王根宝家那块祖辈留下的庄基地，在村委会上提出：“应该把王根宝家的树园收回生产队，他家凭什么要有个树园？有的社员都没处盖房，他却在那么好的庄基上种树，这不公平。”他哪里知道，在“土地改革”时，王根宝家被定为贫农成分，祖辈留下的庄基是写在土地证上的，农业合作化时，农耕田地加入了农业合作社为集体所有，而庄基还归自家所用。当时在《农村工作六十条》中写得很清楚。这些政策，作为村支书的王录田一点不知道，他在二哥王录全的纵容下，要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解决自己的庄基问题。他是步二哥的后尘，晚两年从海星石油钻井队下放回家的。
王根宝不同意村委会向他索要树园那块祖辈留下的庄基，他和妻子商议，用政策说服他们，坚信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怕他们人多势众，总有说理的地方。晚上，由妻子黄鹂鸣根据《农村工作六十条》写稿，王根宝用毛笔在旧报纸上书写，女儿小红在一旁凑热闹。第二天，天还没亮，夫妻俩就把写好的大字报贴在村中间饲养室外面的墙上，熟睡中的人们谁也不知道。早晨，能识文断字的社员陆续到饲养室门前看大字报，有的说：“这《农村工作六十条》咱就没听说过，这些关乎每家利益的政策，也没人给咱宣传。”有的说：“这写得好，让咱明白了政策是咋说的，不然，咱总被一些人蒙蔽，糊里糊涂的。”不识字的社员看热闹，听人家议论。
这事惊动了王录全、王录田兄弟俩，他们看完后气愤地说：“这是谁写的？”挤在人群中的小红以为这是夸奖，她高兴地喊道：“这是我妈昨晚给我爸念的，我爸写的。”正值周六，王根宝在家里，王录全、王录田哥俩气势汹汹地把他叫出来，说：“你跟我到我家院子来，我们有话给你说！”王根宝跟着这哥俩来到王录全家的院子，支书王录田给他二哥说：“去召集党、团员，到这个院子来开会。”回过头又问王根宝：“只有你懂政策？啊？你没经过村委会、党支部同意，你就宣传党的政策，你是党员吗？你有这个资格吗？”王根宝说：“党的政策是公开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我是党和国家培养的人民教师，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宣传党的政策？”他们俩正在争执不下时，有十多名党、团员拥进院子，狗娃也混进来，他说：“你是人民教师有啥了不起？你也得听支书的管，他就是党，你敢不听党的话，反了不成！”气得王根宝哭笑不得，没法和他辩解，真有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还有人说：“地都入了农业社，你爷给你留下的那庄基，咋就不是农业社的？快交给农业社吧！”另一个接着话茬说：“你祖上留的，那又咋啦？地主的财产不是他祖上留的吗？照样分了！”支书王录田发话了：“行啦！越扯越远，王根宝家又不是地主。叫你们来，是让你们说说他家的树园该不该收到农业社，让村委会统一安排使用，你们别往远处扯。”院子里的人齐声喊：“应该收回农业社！”王根宝也急了，他喊道：“谁要敢动我的树园，我就和他拼了！”
院子里的喊声惊动了村里的人，他们奔走相告：“在王录全家院子批斗王根宝，就是因为他写了大字报。”王根宝的母亲吴怀贞听到这消息，吓坏了，赶紧告诉儿媳妇。黄鹂鸣说：“妈，你别担心，我们写的大字报就是抄《农村工作六十条》的内容，村里想收咱家的树园，我俩根据政策说不能收。你别怕，和村里说不清，还有公社主持公道，他们不会把你儿子咋的，你放心，他一会儿就会回来。”她让婆婆宽心，其实自己也担心着丈夫一个人是怎么应对那伙人的。
在王录全的院子里，哥俩耳语了一阵，王录田便对大家发话：“大家安静！既然王根宝不同意交出自家树园，咱也不能硬来，这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咱也不能按他说的本本主义，拿《六十条》来吓住咱们，政策是灵活的，这《六十条》现在还适用不适用，咱得请示公社领导。大家就先回去吧！”他毕竟还有保持组织原则这点儿基本党性。母亲看着儿子回家来了，才放下心，对儿子说：“根宝，他们要收树园，就给他们，别让你受亏就好。”“没事的，妈，你就别操心了。”
过了两天，公社来人把王根宝叫到村委会办公室，王录田也在。公社干部说：“根据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和发展，党关于农村工作的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修改，但在新的政策未出台之前，《农村工作六十条》依然适用，王根宝祖辈留的庄基就是那个树园，不能收到农业社进行分配。但是，王根宝写大字报这种做法不对，影响不好，有问题可以到公社来反映。好了，我把领导的精神传达完了。你们各干各的事吧！”王根宝说：“谢谢！”
在生产队干活的社员，劳动热情越来越不高，有偷懒的、耍滑的，劳动不劳动都一个样，分的口粮都一样，越贫困越有吃国家返销粮的资格。上工时，歇息的时段比劳动的时间还长，一晌能干完的活得干三天，劲都用到自家那几分自留地上了，生产队大面积田地上的庄稼明显比不上各家自留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加之天灾的因素，粮食实际产量在减少。在生产队混的工分看起来还不少，可是地里收获的粮食不多，再多的工分有价值吗？黄鹂鸣娘家黄庄村，靠搞副业还能分到钱，但是粮食不够吃，她父母在农业社决分时得到的钱，靠女婿王根宝担惊受怕，给他们老两口跑去买粮食。粮棉是统购统销物资，是不能私下随便买卖的，周至、户县那边是平川，能及时灌溉，受天灾影响较少，产粮多一些。想到那里买粮，那得刚天黑就起身，偷着爬火车的货车厢顶，一不小心，摔下来就没命了。到了那边还得找熟人，否则让人举报了，就会被扣押起来。
幸亏那里有鹰翔航校时的同学，帮他买上一口袋麦子，足有一百四十来斤，半夜就得往回赶。到那边买粮的人都是想法避开沿路的检查站，王根宝也不例外。他扛着一口袋粮食，好不容易赶到火车站附近，躲在僻静处，伺机扛着粮食扒火车。他身体健壮、脑子机灵，买了几次粮食，都比较顺利地回来了。在家等待他的岳父母很担心女婿的安危，每次都说：“太危险了，咱下次不去买了。”可是，肚子填不饱怎么干活，岳母还患着肝病。该去买还得去。生活在麋鹿寨的母亲、妻子儿女，只要他出一趟远门没回家，一家人就一直等他，妻子等得着急，总爱问四岁的儿子小明：“小明，爸爸现在到哪儿啦？”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爸爸现在到水泥厂了。”有时他会说：“到南兹村了。”爸爸回来后，和妈妈对了一下大致时间，都觉得小明说的差不多，也可能是巧合，但能减轻妈妈担心爸爸的心理负担。王根宝也给自己家买过一次较次的麦子，磨的面蒸成的馍，吃起来像嚼泥，是土土面，但总比没什么填肚子要强些。能填饱肚子，当时是人们的奢望。
百合中学一位女教师请产假，需要一名兼职教师。黄鹂鸣得知消息，就去争取，可是想争取的有好几个人，她和学校领导又没什么关系，最后被婉言谢绝。她又听说中学还可以聘请代理教师，名额由区教育局控制，她去找叔父黄嘉琪，求他找关系搞一个名额。叔父这次答应她，在新坝区文化局托了一个熟人，这个人又托教育局认识的人，可是名额有限，走后门的人在排队，关系硬的人都争抢不过来，哪能轮到她找的拐了几道弯的关系上？她只能感叹：真难啊！
生活的窘迫，精神的焦虑，她的身体开始透支，总感到困倦，走着路只想倒在路边睡觉，可是怎么能倒下呢？嗷嗷待哺的子女，有病的母亲，老迈的婆婆，都等着她来照顾，打起精神也要站着、挺住。然而，精神力量不能单方面驱走病魔，她口腔溃疡，热饭吃不成，冷饭吃了又拉肚子，没办法，只好到百合村诊所去医治。大夫说：“你这是缺乏营养，思虑过度，回去多吃鸡蛋，多休息，按时服药。”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只有一只母鸡能下蛋，哪能轮到她吃鸡蛋呢？吃西药不管用，她就去找南兹村八十高龄的老中医白先生诊治，吃了二十多服中草药，病情见好。调理得差不多了，老先生说：“可以不吃汤药了，到药店买中成药归脾丸好好服用，就可以了。”身体康复，她在心里一直惦念着这位老先生。从此，她也买了几本中医书籍，只是学学而已，没有从医的意向。
女儿小时候感冒发烧，只是请东边邻村诊所的医生给医治，不然就到百合村诊所治疗。哪个孩子一有病，她心里就发毛，就急得发脾气，丈夫就赶紧和她抱着孩子去诊所看病。她弟弟黄晓鸣五岁时夭折的情景在她那时幼嫩的心灵上留下抹不去的阴影，到了她当妈妈，就最怕孩子生病。大儿子小明四岁时，夏天，两只脚上突然长出黄豆粒大的红疙瘩，眼看着由小变大，这可把她吓坏了，丈夫王根宝赶紧和她一起抱着孩子去古城儿童医院。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没有公交车了，只好步行，走到下第一面坡时，碰到一辆大卡车，司机在车前灯灯光照射下，看到他们抱着孩子急匆匆的神态，猜着是孩子有病，就停下车，让他们坐进驾驶室座位上。他们给师傅说要去儿童医院，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师傅就把他们送到儿童医院门口，还没来得及问师傅的姓名和地址，师傅已经把车开走了。经医生诊断，小明是对某种植物过敏才在脚上出现红疙瘩，用青霉素注射液消炎，直到下午，那些红疙瘩才渐渐消退，这下，夫妻俩才松了口气。只有做了父母的人，才感受到一个孩子长大有多么不容易。
人生旅途，阳光雨露，狂风暴雨，险滩激流……什么都有可能遇上，顺利时别轻狂得失去自我，困境时要坚韧不拔，克服困难，继续向前迈步。
1976年秋，又有一次机会来敲王根宝的窗户。他当初已经在宏安工学院报到入学，因患胸膜炎回家，时隔十多年，宏安公司要招收职工，就从他们公司当年所办的宏安工学院人事室寻找当年因各种原因回家的职工和学生，王根宝就在此列。宏安公司的李同志骑着自行车，从西寨公社招工办公室赶往麋鹿寨，蝉鸣声此起彼伏，村子里很难遇到一个人，社员们都去收拾秋庄稼地了，老人和娃娃在自家院子剥着玉米棒。看见一位驼背的老者从门里拄着拐杖走出来，李同志推着自行车紧赶几步问道：“大叔，你们村有个王根宝住哪儿？”他摇摇头。这会儿已经5点多钟，小学4点就已经放学，而李同志并不知道王根宝现在是民请教师。李同志又碰到一个村民，问到现任村支书张政荣家。李同志问：“张支书，那天公社开会给你们村一个招工名额，这两天咋没见你们村去公社报名？”张政荣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显出为难的神情，他递给李同志一根香烟，李同志挡回去了，说不会抽烟。他拿起旱烟袋压了一锅烟，坐在炕边上抽起来，说：“老李同志，这农村工作难啊，青年人都想出去当工人，只有一个名额，都来争，很难决定。”“那你们村那个叫王根宝的，在你们考虑之列吗？”“他？没有。”“为什么？”“上次村东头那个生产小队，有一名初中还没毕业的青年去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大学生，西队的青年意见很大，王根宝是东队的，这次哪还能考虑他？再说他现在还是民请教师，虽然不是正式工作，但总比没有工作的娃们家强。”“王根宝原先是从宏安工学院因病回家的，后来学校也解散了，他的档案还保存着，我们这次想把他招回去。”“情况不允许，眼下，西队两名正、副团支部书记正在争这个名额，我已经很为难了。”“那好，由你们村里决定吧，我就不为难你们了。招工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你们抓紧时间。”李同志回公社去了。
村支书张政荣和李同志的谈话，让住在同院和支书对门的张恒新听得一清二楚。他和王根宝是发小，脾性很投缘，他赶紧去找王根宝，家里没人，就去地里找，把他听到的全都告诉了王根宝。王根宝的自行车让别人借去还没送回来，一时又借不来自行车，他急匆匆步行赶往西寨公社招工办公室，找到那位李同志，已经是晚上快8点钟了。李同志问了他的情况，说：“这样吧，咱们也别为难你们村的张支书，我给你们村增加一个名额，专门招你，你把这张招工表格填写好，让支书填意见，村委会盖章，分配给你们村的那个招工名额，决定了是谁，就赶快来领表，时间有限，明天下午招工办公室就撤了。你们最好赶12点钟以前就赶来。”王根宝在月光下快步赶回村，没找到张政荣书记，就回家吃了饭，再去找，还没找到，他无法把李同志的话转告给村支书。恰好就在他回去吃饭那当儿，村支书回去了一趟，老婆告诉他：“村东头王根宝刚才急急忙忙来找你，手里还拿着一张表格。他问你去哪儿了，我说去亲戚家，很晚才回来。他说过会儿还来找你。”张政荣听了这话，直挠头，他想：糟了，看来招工办公室的老李是把村里的那个名额给了王根宝，表格都发给他了。这可咋办？西头正、副团支书正为那一个招工名额争持不下，正闹意见，搞得我左右为难。我要是同意王根宝去宏安公司上班，那我就把西头的人得罪了，我这个村支书还怎么当？不行，我得想法躲着，哪怕把招工指标黄了，也不能得罪西头人，不然我怎么在西头住家过日子？这一躲，王根宝晚上就再也没找着村支书。至于正、副团支书，他俩还闹着意见，为一个当工人的名额争持不下，哪怕都去不成宏安公司，反而还心理平衡。第二天，王根宝找了一天村支书也找不到，就连住在西头拿村委会章子的大队会计也找不着。宏安公司招工办公室迟迟等不到麋鹿寨的招工消息，最后，由在办公室等待的百合村的青年补齐了招工总名额，结束了工作。阴差阳错，王根宝失去了返回宏安公司工作的机遇。
黄鹂鸣还在寻求当教师的机会，古城各郊区合并成了一个大郊区，区政府在古城南边的新寨，这儿距离麋鹿寨五十多里。她只要听到招考教师的消息，就骑着自行车，用旅行壶装满水，再拿几个蒸熟的红薯当干粮，去区政府教育局。好多次，都抓不住机会，教育局的人不是说“名额已经招满”，就是说“还没开始招收工作，你回去等着吧”。她每次回麋鹿寨都要路过黄庄村，走到这里，已经饥肠辘辘，她也想到了去父母家歇歇脚、吃顿饭，可是，那种倔强和自尊让她克制住欲望。如果去了，母亲又要问这问那，告诉她没结果的事情，她会操心，本来肝病就没好。父亲听到她困苦的情况，又要说：“就你那犟脾气，活该受罪的命，你就是嫁给贫农成分，咱们这原下有的是，村里乡党说媒的有好几家都是贫农成分，你索性都不搭理，偏要嫁到那困龙出鳖的穷地方。”再困苦，黄鹂鸣也得咬紧牙关，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只怨自己没本事，如果上了大学，顺理成章就有了工作，哪有这么多困难，命该如此。有一次回家晚了，公路上骑车还可以看见路，有来回过往的汽车头灯照亮，路也平整。可是回村子的小路既没亮光，路又窄，还崎岖不平，她想到孩子和家里人都等她回去，觉得还是骑上车子快一些。骑到邻村旁的小路，右边是一片坟地，累了一天，乏力了，车子前轮被一个石块绊住，连人带车倒在坟地里，她爬起来，静静神，再站起来，把车子搬起来，推着车子往家走，路上没遇到一个行人，她竟然没有怕的感觉。
黄鹂鸣在找教师工作的这条道上，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去大郊区教育局办公室讨信息，总是错过招收正式教师、代理教师、兼职教师等各类教师的时间，名额或多或少，自己怎么也抓不到一个，看来从前门儿得不到准确的信息，那么后门儿又在哪里呢？找啊！她打听到教育局副局长叫李永德，家住在南原柳村。她想起高中同学王团圆，他家就住在这个村，他现在在宁安县公安局秘书科工作。冬天的一个礼拜天，还下着雪，黄鹂鸣和丈夫王根宝买了糕点之类的礼物，从白鹿原翻过鲸鱼沟到南原，找到住在柳村的王团圆。老同学见到他们俩，十分热情，赶紧让他们坐到火炕上。黄鹂鸣怕冷，脱了鞋就上火炕，坐在被窝里，王团圆的妻子刘瑛递上一杯热茶，让她去去寒。王根宝和王团圆坐在板凳上聊着，他俩是白鹿原中学的校友，曾经在同一个宿舍住过。老同学对区教育局副局长李永德的情况比较熟悉。吃过中午饭，王团圆领着王根宝夫妻俩来到李永德家。这个区教育局的副局长待人热情，态度和蔼，他听完黄鹂鸣的情况后，答应下次招收教师时，争取留个名额，还留了黄鹂鸣的简历，说到时再联系。后来，招收教师的政策有所变化，再也没有得到从李永德那里传来的消息。
黄鹂鸣在缝纫组一天踩踏五十双鞋垫，傍晚回家吃过饭，等孩子们睡了，要把这些鞋垫托着标准硬纸样裁剪齐整，第二天早晨交给组长，挣一个劳动日，即十分工，然后再领五十双，开始新的一天。村里的孩子依然在快要考试时，来向黄鹂鸣讨教数理化的各类问题，她很乐意回答，只有在这时，她可以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到文化知识的作用。她可以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也是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因此感到欣慰。1977年夏收后，逐渐有了考中专、技校的消息，西队的陈壮等几个高中、初中毕业生想去报考，这几个娃经常来让他们的黄鹂鸣婶婶给他们辅导功课，很有眼色，看见王根宝叔叔干啥活，他们就抢着去帮忙，好让王根宝叔叔去管孩子，黄鹂鸣婶婶就可以腾出时间给他们讲解问题。陈壮学习很用功，理解能力很强，他参加了中专考试，终于考上了古城商业学校，这在村民中引起很大反响。久违了的通过正式考试获得上学机会，而不是凭借有个掌权的爹才能上学的时代来临了。能通过统一考试，公平竞争，让孩子有上学工作的机会，是每个家庭的愿望。但这个愿望被“文革”打破了，搁置了十年。
中专招生录取后，紧接着，好消息又传来了，1977年10月21日，村里的有线广播大喇叭在新闻联播时间，播送了国务院、教育部关于在全国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通知。黄鹂鸣正要拿着裁剪好的一沓鞋垫去缝纫组上工，听到这个消息，她驻足屏声静气，一字不落地听完广播，才知道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刚才的声音还回响在耳畔：“招生，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第一是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1.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生也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这就是1977年恢复了的高考主要应试条件。
黄鹂鸣踏着缝纫机，心里问自己：这个考试和我有关吗？都三个孩子了，还能去上学吗？第二天，《中国青年报》也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有文化的村民都在谈论着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鼓励自家的娃娃好好上学，凭借自己的努力上大学，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也有缝纫组的姐妹们问：“黄鹂鸣，听说可以考大学，你去考吗？”她淡然回答：“都三个娃的妈了，还考什么大学，开什么玩笑！”然而，她心里痒痒的，那个上大学的梦在复苏，但又觉得上大学对自己而言很不现实，总之，她的心里暖暖的、乱乱的。晚上，丈夫问她：“你想不想参加这次高考？”“我能参加吗？考上了，三个娃咋办？咱妈年纪大了，你每天还要去给学生上课，考不上了，惹人笑话。”“你咋不能参加高考？你1966年不是还报名了吗？都领了准考证，后来‘文革’开始了，没举行高考，中断十年了，现在又恢复高考，何不去试试？再说你一直都没丢开课本。至于孩子，小红都上一年级了，小明六岁，男孩子晚上一年没关系，让他把小亮带领一年。咱妈的身体还可以，看管她孙子，她精神大着呢。”“不知道我的条件能报上名不？”“能不能报上，你没去，咋能知道？”“我看是这样，你去给我报名，试试，如果能报上，争取一次考试机会，测试一下我现在的水平如何，为我当教师奠定一个基础，也好证明我还有上讲台的资本，上大学就算了，我也不放心三个孩子，带孩子是个要耐心、细心的事情，咱妈毕竟年龄大了，太劳累不行的。你悄悄去报名，不要让村里人知道。”“好，那我就先去试试，看能不能报上名。”
西寨公社参加高考报名的人在排队，负责报名登记的是曾经在白鹿原小学任教的一名老教师，前来报名的学子有好多都曾经是他的学生，王根宝也不例外。王根宝给报名的老师说：“我是来给我爱人报名的，这是户口本、高中毕业证，请你看，她叫黄鹂鸣。”老师展开毕业证，怎么也看不清是哪一届的，因为毕业证放在屋里土墙壁的窑窝里，还夹在书里，都让老鼠给咬了，有几个小洞都没字了，看不出来是哪一届毕业生。老师问：“你爱人是哪一届毕业生？”“是1966届吧？你看她有1966年准备参加高考的准考证。”老师对了一下名字和照片都没错，又看了一下户口本，她的年龄在规定范围。
王根宝带回高考报上名的消息，黄鹂鸣兴奋又激动。只有一个月的复习时间，还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在准备高考，在缝纫组一天假也不想请。好在数理化她不用复习，这些年给村里的孩子辅导功课，这几门课已经很熟悉了。要准备的是政治和语文，她经常看报，对时政要闻也有所了解，但还得按大纲要求好好整理，还有些哲学问题，这些都需要时间。黄鹂鸣晚上吃过饭，坐到炕上，把小儿子亮亮搂在怀里吃奶，哄他睡觉，手里还在裁制当天在缝纫组踩踏的鞋垫。大儿子玩了一天累了，钻进爸爸的被窝就睡着了，女儿小红和奶奶睡在厨房的火炕上。夜深人静，她把熟睡的亮亮放到被窝里，把剩下的几双鞋垫裁制好，这才拿出政治课本和大纲整理一个个问题。她自编了很多小提纲，考查自己，找出记忆的差错，重新看课本，反复理解和记忆。她每天晚上睡觉时都过了12点，常常到一两点才睡觉。
有一天，黄鹂鸣要去缝纫组，遇到那个戴眼镜的赤脚医生张齐。他是从古城一个工厂诊疗所下放回来的，中等文化水平。他说：“黄鹂鸣，你都能给陈壮辅导课，让他考上商业学校，你何不去参加高考？”“那是人家陈壮学习用功，我有啥能耐。我都三个娃的妈了，还考大学，惹人笑话！”“你去考一下，依你的水平，我看是能考上的。话说回来，就是考不上，咱们村也不会不要你，求学上进，怕谁笑话？”黄鹂鸣笑着回答：“谢谢张大夫。我还急着去缝纫组做鞋垫。”她不想张扬报名考大学的事。她白天在缝纫组照常上工，回家做家务，管孩子，晚上坚持复习功课，为高考做准备，有条不紊。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高考那天，王根宝用自行车带着妻子黄鹂鸣，去白鹿原中学参加高考。路上遇到熟人，打招呼问他们干啥去，他们回答得干脆：“我俩去赶集！”考场上让黄鹂鸣尴尬的事是高中同学王素萍是监考老师，她已经是红星中学的物理教师，被安排来这个考点监考。她们点头打了个招呼，心知肚明，谁也没说什么。黄鹂鸣心酸了一阵，很快过去了，进入正常心态，安心答试卷。三天考试结束，黄鹂鸣自我感觉良好，对自己答卷还比较满意。
高招办来要政审材料时，是村委会张克勇去黄鹂鸣的娘家黄庄村调查的。冰天雪地，踏泥扎水，张克勇也不嫌寒冷。不知为什么，他希望王根宝这个从原下面来的媳妇能考上大学。一则，这个媳妇在麋鹿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待了八九年，无论哪方面都表现不错，总让好心人觉得这娃窝在这里，有些可惜。二则，按村里人的贫富观念，总是娶不上媳妇的王根宝，竟然能娶这么个才女，真是好花插到牛粪上，能飞就让她飞吧。而黄鹂鸣一听到政审，心里就打鼓：完了，全完了，尽管政策说是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可有多少次因为成分而被拒之门外？这次还能有区别吗？但她反过来一想：本来我就没想去上大学，死马当活马医，只要能通过高考，说明我学的知识这些年还没丢，有机会还有上讲台的资本。没机会就继续做义务辅导教师，传播文化知识，也没什么不好啊！想通了，心态平和，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正值寒冬，早晨起来还下着小雪，黄鹂鸣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倒尿盆，已经习惯了。她忽然从村中的大喇叭听到西寨公社公布高考录取名单里有黄鹂鸣三个字，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之下，她下意识地松开了端尿盆的手，尿盆摔落在地，尿溅到裤腿上。她转身回家摇醒还在睡梦中的丈夫：“快起来，刚才公社公布高考录取名单，有我！”王根宝揉了揉双眼，坐起来说：“你没听错吧？”“我哪能听错？就是有我。”王根宝一下子抱住妻子，她顺势扑在他怀里，惊醒了睡在爸爸身旁的小明，他说：“你们俩干什么？”妈妈坐在炕边上说：“妈妈考上了大学。”“什么是大学？”“就是比你爸在咱村那个学校大很多很多的学校。”“那我也能去那个很大的学校吗？”“当然能，等你小学毕业，上了中学，中学毕业就可以考大学。”睡在窗户跟前的小亮喊了：“我也要跟妈妈去上那个大大的大学。”妈妈把他抱起来，穿好衣服和鞋，他去奶奶那边找姐姐：“姐姐，你跟妈妈去上大学吗？”“妈妈只能一个人去上大学，我们都不能跟她一起去。”“你说妈妈不要咱们了？”小亮又找妈妈：“妈妈，你上大学，就不要我们了？”妈妈把他抱起来说：“妈妈怎么会不要你们？妈妈每个礼拜天都会回来的，放心吧，傻孩子。”
恢复高考后首次成绩公布，消息传遍祖国大地各个角落，冰雪还没融化，春天的暖意已经撒在人们的心田，人们奔走相告，欢呼跳跃。祖国科学的春天来临了！中国这个沉睡近十年的雄狮开始苏醒，震撼世界。白鹿原西寨公社把高考录取名单从各村大喇叭传到每个人耳朵里，黄鹂鸣娘家在白鹿原有几家亲戚，他们对黄鹂鸣的底细了如指掌，给周围的人说：“广播里说的黄鹂鸣是黄庄村我家亲戚的女子，前些年嫁到咱西寨公社麋鹿寨，都三个娃了，她还考上了大学。这女子原来和古城交大一个学生谈恋爱，人家大学毕业，嫌她是农民，抛弃了她。她可真争气，自己考上了大学。”亲戚们加盐加醋还带点自豪地向周围的人们传播着有关黄鹂鸣的信息。
有一天，王根宝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就听到骑车行列里，三三两两的人在议论：“听说麋鹿寨有个妇女，都三个孩子了，这回考上了大学。”另一位说：“肯定她丈夫是个教授，成天给她教。”一时间，关于高考，人们众说纷纭，党和国家恢复高考这一英明决策，拨动了老百姓的心弦，人们看到了公平、公正的希望之光，给孩子们一个公平竞争的高考平台，让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拼搏，为理想和前途而奋斗，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蓬勃向上，发展壮大。恢复高考的意义十分深远而重大。
黄鹂鸣的高中同学孙郁生在百合村小学当老师，黄鹂鸣考上大学，他心里不平衡，就去找在百合中学当数学教师的赵志安，他说：“志安，你说黄鹂鸣她凭什么去高考？”“你这话问得有点儿奇怪，你不知道她在咱班学习很好吗？她凭的就是这个。”“那咱们怎么没去参加这次高考？”“咱俩不是早就当老师了，还用得着去考吗？黄鹂鸣是因为家庭情况，一直都争取不到当教师的机会，她这次也是为了当教师做准备，即便是上了大学也是毕业后当教师。”孙郁生还是感到郁闷，又去找西寨公社文教干事梁怀疑，他说：“你知道那个黄鹂鸣是谁吗？”“怎么啦？老兄，你想说什么？”“她就是你的对头王根宝的老婆，和我是同学，她咋能参加高考？”“她怎么就不能？你要是报名，也可以啊！”“你别和我打哈哈，说正经的。”“你老兄现在说这有什么用？她已经考出了好的成绩，被高考委员会录取了，我还能把她取消？至于你说钻了级别的空子，那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也不能去反映，人家会批评我工作有疏忽，我只能有机会收拾那个负责报名的老师。”孙郁生满脸忧郁地走了。
十年“文革”，很多大学都搁置起来，要重新恢复校舍，存在一定困难。要整理清扫，要调配师资力量，从“五七干校”调回一批高校问题教师，从中学抽调一批优秀教师，恢复“文革”后百废待兴的高等学校教育，需要的是时间。黄鹂鸣迟迟接不到去大学报名的通知就是这个原因。恰逢这时，百合中学一位女教师请产假，急需一名代理教师，校长直接通知黄鹂鸣，去任代理教师。两个多月后，古城师范大学物理专科通知5月底开学，校址在原政法学院（暂时借用）。真要去上学，还让她犯难了。百合中学的校长说，黄鹂鸣在百合中学任教，就有转成正式教师的机会。而去师专上学，三年后还是当教师，结果不都一样吗？再说，如果去上学，三个孩子怎么办？他们的冷暖、饥饱时刻挂在自己心上，要是去上学，真放心不下孩子。在百合中学教书，可以每天都回家照看孩子，只要努力工作，教出好成绩，就能转正。到底该怎么办呢？十多年的生活磨炼，黄鹂鸣已经不看重什么虚荣心啊、面子啊、高低贵贱啊、远大理想啊……那些学生时代的观念，在她脑子已经不存在，她只注重现实。她把自己的疑虑写信告诉姑姑黄淑颖，姑姑立即回信，要她去上学，说那是提高知识水平的一个机会，不可以错过，孩子还有他们的爸爸和奶奶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抓紧时间去报名。
黄鹂鸣报名回来时，顺便去黄庄村看望妈妈，才知道妈妈病情严重，大夫说已经到肝硬化后期，住院也无济于事，再说也住不起医院。卧床不起的妈妈时而糊涂，时而清醒，清醒时就会对女儿说：“妈这回就放心了，我娃给妈争气了，上了大学就会有个正式工作。”她泪流满面地对妈妈说：“妈，你一定要好起来，还要给你外孙子做棉衣、棉鞋，他们就爱穿你做的衣服和鞋。”妈妈勉强露出一丝笑容，说：“妈做，妈做，你放心去上学。我让你爸把你表姐请来照管我，你不要操心妈的病，人总是要死的，你给妈争了气，妈死也高兴。”“妈，你别再说吓唬女儿的话，我要你好好活着。”她用手绢擦干妈妈脸上的泪痕，喂了两汤勺水，看着妈妈又睡着了。她问爸爸：“我表姐什么时候来？”爸爸说：“明天一大早就来，你赶快回去准备你上学用的东西，我和你妈也给你帮不上忙，这儿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回去把娃安顿好。”她告辞了爸妈，抹着眼泪回麋鹿寨了。
5月底报名入学，7月下旬又放暑假，妈妈忍着病痛的折磨，硬是坚持到女儿放暑假，黄鹂鸣心情非常沉痛，陪伴着弥留之际的母亲。她想起母亲一生苦命：母亲从嫁到黄家那一天起，就遵从着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尊敬公婆，相夫教子。生了女儿以后，身体很不好，女儿三岁前由奶妈喂养，后来生了儿子晓鸣，五岁那年夭折。这对母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百病缠身，精神不振。黄鹂鸣的父亲还经常发脾气，姚文贞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女儿黄鹂鸣身上，希望她成为一个有文化、能独立生活的人，可是女儿没有考上大学，这对母亲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时代在变迁，女儿有了三个孩子，却考上了大学，可是姚文贞的身体每况愈下，病魔将夺去她的生命……黄鹂鸣擦着母亲眼角的泪水，却再也叫不醒母亲，这悲痛像天塌地陷：“妈，你留下女儿咋办？我爸一个人咋过？”与母亲离别的痛苦久久留在黄鹂鸣的心里。
三年后，黄鹂鸣由古城师范大学物理专科毕业，分配到古城一所中学任物理教师。同年，王根宝通过考试，由民请教师转为正式教师，调到古城东郊一所完小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