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了解《资本论》——资本的生产过程(3)

物化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平均量始终只是同种许多不同的个别量的平均数。对单个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值规律才会完全实现。

生产资料的积聚而产生的节约要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同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之间的比例。

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种工作，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

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

协作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它引起了劳动力的集合与生产资料的节约，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由此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最大限度地剥削。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的工人为主体，即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

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好像不是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好像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佣大量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协作需要统筹和管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管理内容的二重性。而资本主义协作的性质与之前社会形态下的协作性质完全不同。

6 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越发达工人越容易受剥削机器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这并未给工人带来任何境遇的改善，只会更糟。即使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的使用也是服务于生产剩余价值的。

机器与工具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更为复杂或是否以自然力为动力，而在于机器是由一个由动力推动以代替手工作业的组织。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正如不变资本的其他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只是把自己的价值随着磨损的程度转移到产品上去，成为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它会使产品变贵。

18世纪中期，英国商品越来越多地销往海外，手工工场的生产技术供应不足。为了提高产量，人们想方设法改进生产技术。在棉纺织部门，人们先是发明了一种叫飞梭的织布工具，大大加快了织布的速度，也刺激了对棉纱的需求。18世纪60年代，织布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的手摇纺纱机。珍妮机的出现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它使大规模的织布厂得以建立。珍妮机的发明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珍妮机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比旧式纺车的纺纱能力提高了8倍，但仍然要用人力。

但实际上机器的应用会使产品变便宜。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无论工具和机器，虽然都全部进入劳动过程，而进入价值增值过程的只是磨损的部分。机器的利用量比工具大得多，而磨损量却比工具小得多。

其次，机器是严格地按照科学规律使用的，可以使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消费材料大大地得以节省，使它的磨损更小，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价值相应的也会更小。

再次，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得多，因此它的无偿服务的范围也比工具大得多。

最后，像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那样，机器生产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厂房等。这样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此也能使产品更便宜。

机器的生产对人类来讲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带来了新的生产力，而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生活领域，它让产品变得更便宜。

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大工业革命对劳动者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扩大了对工人的剥削范围。机器的运用使肌肉的力量越发不重要了，结果体力较弱但四肢灵巧的妇女和儿童就成了被雇佣和剥削的对象。资本不仅剥夺了儿童的玩耍时间，而且剥夺了工人一家在家庭范围内搞家务的自由劳动时间。机器本来是减轻工人劳动的有力手段，现在却变成了扩大剥削范围的手段。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机器的应用使工作日延长。机器本身的运转可以脱离工人而独立进行，这样的特性使机器获得了延长工作日的客观可能性。

另外，减少机器损耗所造成的损失的需求决定了机器必须尽量延长工作日。

机器的损耗有两种：一种是有形损耗，包括使用时的磨损，还有不使用时的自然损耗；另一种是无形损耗，这是指新的更便宜的机器生产出来以后，使原有的旧机器价值贬值。

当延长的劳动时间达到临界时，提高劳动强度就成为资本加强剥削的有效途径。随着机器的发展和工人本身经验的积累，劳动的速度和强度自然地也会增加。在1833年英国规定12小时正常工作日后，资本家就千方百计地改进机器和增加劳动强度，以此来弥补劳动时间上的损失，结果，反倒使英国工业利润大大超越了之前的水平。可见，机器生产本来是要将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但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却变成了资本剥削的帮凶。

工人在与机器生产进行的斗争中，注定是失败者，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人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片面技能。一旦工具改由机器来操纵，工人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这些工人要么改回去做一些旧的手工业，在生存线上苟延残喘，要么变成剩余劳动力，充斥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价值以下，整个工人群体的工资都会因此而下降。这正是机器排挤工人的境况，其表现大约分为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急性的。在手工生产迅速过渡到机器生产的情况下，机器对工人的影响是广泛而急剧的。第二种方式是慢性的。当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时，机器给工人阶层造成了一种慢性的贫困。

另外，机器还是镇压工人周期性反抗和罢工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锤的发明者奈斯密斯谈到他的机器改良时，就承认是由于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促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支配下，机器从一产生就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

机器大工业使世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旧有的生产方式被推翻了。机器的利用，不仅使工人的作用微乎其微，对工人进行急性或慢性的排挤，而且它所培植出来的片面技巧，使工人阶级必将面临更深层的压迫。

新的技术所引发的生产力发展导致商品价值下降的时候，存在一定的“过渡期”。这所谓的过渡期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并普及到整个行业之前的时间。在这个过渡期里，某些特定的企业会独享这种新技术。

假如普通的面包食品公司都使用之前的面包机制作面包，那么他们生产1块面包所需的平均时间是3小时，通过这样的方式生产出来的面包则拥有3劳动时间的交换价值。然而，资本家的工厂在导入了新技术后，使用新型面包机生产面包，就能缩短0.5小时制作面包的时间。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工厂生产1块面包的时间是2.5小时。如此一来，生产出1块面包的交换价值是否就随之变成了2.5劳动时间呢？答案是否定的。它们所生产出来的面包的交换价值仍然是3劳动时间。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阶段，新型面包机的技术并没有普及到整个行业，属于资本家的工厂独享的技术。因此，在均衡的生产力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1块面包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仍然是3小时。因此，工厂生产的1块面包的交换价值仍然是3劳动时间。

总之，资本家的工厂将花费2.5小时制作的面包仍以市场上的正常面包的价格出售。在这一过程中，工厂会在每块面包中获得更多的利润。

由于采用了新技术而获得了超额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家的工厂尚有余力对商品的价格调低。也就是说，它可以用低于市面的单价出售面包。这时，资本家可以作出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动声色地继续获得超额利润，另一种则是将每块面包的价格调低，从而以低价的优势提高商品的竞争力。提高了价格竞争力，消费者购买的可能性就相应地提高了。然而。从资本家的立场来看，即使降低价格，也仍然拥有一定的超额利润，因此在价格竞争中资本家的工厂处在更有利的地位。相反，从其他竞争对手的角度而言，这将会是一场艰难的价格战。那些没有更换新机器、也没有想出新对策的竞争对手们仍然用过去的老方式生产面包。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些企业会遭遇淘汰，而有些企业则会采用新技术，具备一定的生产力。如此一来，生产1块面包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变成2.5劳动时间。因为曾经的高新技术，如今已发展成了各同行普及的技术。由此可见，引进高新技术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中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导致的。在你死活我的商业竞争中，引进高新技术可以缩短制造相同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可能性。

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进一些高新技术，而提高了生产力会降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增加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可能性。从此，富有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贫困的人变得越来越贫困。这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作用于对工人有利的方向，而是作用于增加资本家的财富上，即生产力的提高会直接作用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高新技术的采用，使1块面包的交换价值从3劳动时间缩减到2.5劳动时间。事实上，工人们很难察觉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即相比受到资本家剥削（剩余劳动）部分，自己所获得的工资（必要劳动）会逐渐减少的事实。

我们假设制作面包的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致使1块面包的交换价值变成了1劳动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们曾经1块面包的日劳动工资，如今已经涨到了2块面包。不过此时，由于技术的发展，2块面包的价值变成了2劳动时间，而在从前，1块面包的价值是3劳动时间。虽然工人获得的面包数量变成了2块，但必要劳动时间却缩短到了2小时。既然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1小时，那么工人被资本家剥削走的剩余价值自然就会多出1小时。在马克思看来，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机械的“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而不是出于机械本身。机械本身是一种能够让人类从烦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手段。

然而，资本家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使用机械的时候，即将机械看做是对工人的剥削手段的时候，工人反而要像机械的“零件”一样，跟着机械的节奏，不分昼夜地加班工作。马克思由此认为，他们要将斗争的矛头转向以资本主义方式使用机械的资本家，而不是盲目地破坏机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合理的工资理论，即商品的价格是它的价值的货币体现，而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为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劳动能创造价值，但劳动本身没有价值，劳动是通过劳动力这个商品的消费而产生的。

工资表现的是劳动力价值，而资本家却强调工资是劳动的价值，其目的正是在于掩盖剥削。

第三章 透过工资看有多少活是白干的1 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

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这样说：“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更加紧张的办法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工人大众住着贫民窟肮脏阴暗的房子，吃着难以下咽的粗劣食物。他们接受一丁点儿仅能应付工作的教育。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事故，他们的家人将失去所有依靠。图为比利时画家弗里德里克用宗教画中常见的三联画形式，描绘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境；他们举家从乡村迁入城镇，盲目地寻找工作机会，有时不得不靠可怜的救济过日子；他们的孩子得不到照顾，沦为街头混混；他们从事着最艰辛的劳动，但他们的妻子却只能在赤贫和绝望中抚育下一代的劳动者。

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竟有人……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

对资本家来说，他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因此，他实际上所关心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他力图尽可能便宜地购买一切商品，并且总是把低于价值购买和高于价值出售这一纯粹欺诈行为说成是他的利润来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他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么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不会转化为资本。

工资的实际运动也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证明被支付的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它的劳动本身的价值。这些现象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工资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变化而变化。第二，执行同一职能的不同工人工资间存在着个人的差别。劳动力因超过平均水平而获得的利益或因低于平均水平而遭到的损失，在奴隶制度下落到奴隶主身上，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则落到工人自己身上。

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换句话说，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工人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在工人付出劳动后，按工作时间或产品数量以货币形式支付工资。工人拿了工资养家糊口，维持本人和一家人的生活。

这也是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后代的费用。或者说，这种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马克思又举例说，假如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创造了6元的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相当于3元，工人只要劳动6小时，就能再生产出来。但资本家购买工人一天的劳动力，就有权让工人劳动12小时。于是，3元就表现为一天12小时的报酬。“劳动力的这个日价值被当做日劳动的价值”来表现。剥削的秘密在于此，导致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会误导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工资是劳动的价值一说的错误，还在于它造就了工人的全部劳动都得到了报酬的假象，为剥削遮上了一层“公平”的纱幕，掩盖了工资的实质。实际上，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的价值。工资只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一般最多只相当于劳动力的价值的一部分。因劳动力经常是供过于求，工资往往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之下。从表面上看来，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似乎由工资偿付了。因为工人总是在完工后领得了一份工资，工资这个形式抹去了工作日区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一切痕迹。

正是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才使资本主义剥削更为隐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表现形式具有相当的必然性，究其原因，一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并没有给人们在感觉上带来任何异样；二是工资通常是在一个工作日劳动之后才被支付的，看起来仿佛支付的是工人整个工作日的劳动；三是在工人看来，资本家支付给自己的工资是自己工作一整天的代价，自己如果想获得一个工作日的工资，就必须做够一个工作日的工作量；四是工资额的大小在实际的过程中，不仅随着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增减，也随着工人自身劳动熟练程度而有所区别，这样就促使工人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而且，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而更愿意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马克思指出：“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工厂的工时长短仅以工人们的体力为限，只要一位女工仍能坐在纺织机前，还没有晕过去，厂主便可以要求她继续工作。

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马克思识破了工资形式上的神秘性。

工资是劳动的价值，还是劳动力的价格，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字之差，揭示出庸俗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工资观点的鸿沟。

2 工资计时和计件是剥削的两种伪装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是工资的两种计算方法，但就剥削程度上说，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

计时工资是以一定的时间单位来计量支付的工资，劳动力是按一定时间来出卖的。它的计量公式为：劳动价格=日工资／工作日长度（小时数）。

实行计时工资，资本家可以不让工人做满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能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的剩余劳动。他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人任何相应的补偿。

资本家不知道，劳动的正常价格也包含着一定的无酬劳动，并且正是这种无酬劳动是他利润的正常源泉。资本家认为，正常工作日里的剩余劳动时间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他看来，工人在一个工作日里的全部劳动已经在日工资中支付了。但是，超过正常工作日的延长部分，对资本家来说是存在的。为了对付他的低价出售的竞争者，他甚至主张对这种额外时间支付额外报酬。但是资本家仍然不知道，这种额外报酬和普通的劳动小时的价格一样，也包含着无酬劳动。

如果一个人完成一个半或两个人的工作，那么，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应不变，劳动的供给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

例如，一个工厂工人如果拒绝像通常那样干较多的时数，他很快就会被任何一个不论多长时间都愿意干的工人所代替，这样他就会失业。这种对异常的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无酬劳动量的支配权，很快就会成为资本家本身之间的竞争手段。他可以把这种无酬劳动量部分不计算在商品价格内赠送给商品购买者。这是竞争促成的第一步。竞争迫使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异常低廉的商品出售价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最初是偶然的，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从此成为劳动时期过长而工资极低的不变基础。

计时工资使资本家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其原因在于：一是计时工资让资本家在雇佣工人时的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购买工人几个小时的劳动力；二是以“正常的劳动价格”做借口，资本家可以把工作时间延长超过正常的限度。由于可以因此而多拿到些报酬，所以工人对此也毫无怨言；三是在计时工资的给付方式下，资本家可以在延长烟雾弥漫、机轮滚滚，喧嚣中锻铁发出明亮的光，工人们在超负荷地工作着。德国画家门采尔的这幅油画《轧铁工场》通过右下方在用餐、沉思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了劳动的紧张气氛。

工作日方面完全掌握主动，有利于他们控制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掌握压低劳动价格的主动权；四是为了扩大销路，资本家降低商品出售价格，而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家进一步地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压低工资的方法弥补这一“损失”。

马克思指出：“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这就会引起那种在研究计时工资时已经指出过的反作用，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降。”

计件工资的形式同计时工资的形式一样是不合理的。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配。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计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确定的计算强度的尺度。只有体现在一个预先规定的并由经验确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时间，才被看做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当做这种劳动时间来支付报酬。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

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在这里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那么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了。因此，计件工资的形式既形成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也形成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寄生者的中间盘剥即包工制更容易实行。另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在手工工场是组长，在矿井是采煤工人，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以便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资本家挑选一名特别强壮和灵巧的人做一定数量工人的头头，每到一个季度或其他期限就付给他以追加工资，条件是他拼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领到普通工资的同伴也跟着拼命地干。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所有拿计件工资的人由于劳动超过法定界限而获得利益。这种从事额外时间的劳动的愿望，在织布女工和纺纱女工中间尤为常见。这种计件工资制对资本家非常有利。

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某一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只提供最低限额的产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数额的产品，第三个工人则提供超过平均数额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当然，这绝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一，就整个工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会提供一个平均的产品量，而支付的总工资也是本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工资和剩余价值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因为各个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同他们各自的工资相适应的。但是，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我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种计件工资根据长期的传统已经固定下来，因而特别难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会破例地把计件工资强行改成计时工资。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内，一般都采用计件工资，因为在这里，资本只能从强度方面扩大工作日。在农业上，随着计件工资的实行而增加的劳动强度和长度，对农业无产阶级毫无好处。

3 各国工资水平存在差距的背后

各国工资水平差异，主要由各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各国工人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等因素决定的。无产阶级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对提高工资水平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工资水平高于经济文化

发展水平较低的国

家。因此，资本主

义各国工资水平过

去存在差距，现在

仍然存在差距。

当然，对各国

工资水平的考察，

不能只停留在名义

工资上面。由于各

国气候，人口、工

业发展水平等因素

都不尽相同，特别

是工业劳动的生产

率、劳动强度、工

作日长度的差异，各国工资水平也参差不齐，这些都是决定劳动力价值量的变化因素，因此要对它们进行综合考察，另外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差异，也应当纳入考察范围之内。对其进行考察时，还要注意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区分。

在对各个国家的工资差异水平进行比较时，计件工资要比计时工资更适宜作为衡量尺度。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尺度。只有将各国同一行业的不同生产率和不同劳动强度折算成在相同工作日内生产出的产品量，才能进行比较。

劳动强度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各国在同一时间内产生的价值大小的区别。由于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生产率比世界平均生产率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因此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超过国际水平越多。

一个国家越发达，它的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越可能超过国际水平。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会生产同一种商品的量是不同的，有不同的国际价没有什么在表达工业时代的恶果时比罗伯特·杜瓦斯诺的这幅摄影作品《断掌工业》更令人震惊的了。早期的工业社会已变成了疯狂的食人机器，浓烟蔽日的工厂和血淋淋的断指，是对19世纪兴起的所谓“人类的进步”最为直接的控诉！

值，也就会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

对工资进行研究时，需要区分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工人按一定时期出卖劳动力得到的货币额，就是名义工资；而这一货币额所能转化成的生活资料量，就称为实际工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有时是相脱离的。

发达国家的名义工资比不发达国家要高，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反而比不发达的国家要低。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更多，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更高。因此，工人的名义工资提高不等于实际工资提高。

马克思关于“两极分化”的经典论述是：“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两极分化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第四章 资本积累势必导致两极分化1 商业行为激发了人类最野蛮的情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由于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基于生理特征基础上的分工。通过社群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尤其是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一个部落被另一个部落所征服后……这样的分工大大促进了物质的增加。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生产方法和他们所处自然环境下的生存手段。所以，他们生产和生活的模式，甚至他们的产品，都各不相同。正是由于这种同时发展起来的差异，当不同的社群建立了联系后，就会有产品交换，随后这种交换的产品就逐渐演变成了商品。”

原始的人类社会组织只能勉强糊口度日，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多余的生活必需品。一旦出现食物短缺，住房和衣服也缺乏的情况，整个社会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要同样遭罪。当生活变得容易时，所有的人都会丰衣足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人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在这幅伊格尔·巴拜诺

夫的油画《为了上帝、金钱

和荣誉》上，又一艘移民船

靠近了新大陆的海岸，船上

满载各种身份的移民。如同

这幅画的题名一样，为了上

帝、金钱和荣誉，神甫、冒

险家、罪犯、苦力、破产者

等，都将梦想寄托在了美

洲。

在这样的条件下，产品的交换本身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但是渐渐地，这些原始组织的生产率也由于自然资源、出生、分工的不同，以及地理和气候的改变，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了。

在美洲的部落中，当鸵鸟和火鸡变成家养动物数量大增时，当人们开始定期种植玉米和蔬菜时，当各种金属被发现以及人们学会了金属制作的技术时，基于自然的劳动分工就随之出现了。在印欧种族中，通过圈养牛马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改变，将这些饲养家畜的部落与其余的野蛮人区别开来。

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中说：“将饲养家畜的部落与野蛮人区别开来，构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也第一次使得定期交换产品成为可能。在先前的历史阶段交换只是偶尔发生，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能力引起短暂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已经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作坊。在这些作坊里学到技术的匠人很可能是为集体工作，正如印第安人氏族制度里的匠人所做的那样。不管怎样，除了部落内部的交换之外，在那个阶段不会存在其他形式的交换，甚至连偶尔的例外也不会有。但是，在饲养家畜的部落从野蛮人中分离出来后，我们发现所有的条件都对不同部落之间进行交换有利，这种贸易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固定的机构。”

在野蛮时代中期之前，一个部落有没有可能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换，人们比较肯定的看法是，这种形式的交换比部落内部的交换存在的可能性更小。

在旧世界，直到在饲养牲畜部落和其他部落之间出现了形成分工的前提条件之前，这种交换不可能成为规则。

部落内部血缘亲属之间的交换以及与部落之外的陌生人进行交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不公平地从自家兄弟那里捞去好处违背了近亲间的道德准则。但是，最大限度地从陌生人那里获得好处则是另一码事。根据部落之间可能存在的摩擦程度，这些陌生人或多或少被认为是自己的敌人，用和平的手段欺骗他们，或者用战争的手段抢劫他们，不仅被普遍认可，还被看做一种“荣耀”。

在那时候，贸易活动总是在部落领地边境的中立地带进行。在盎格鲁—萨克逊语中“Mark”（现在还保留为“Market”）源于一个词根，意思是打猎的地方，也就是野生动物生活的地方。贸易者们相聚到这些野外的中立地带，距离他们的部落居住地稍远一些，在这些野生动物的领地里，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进行交易。他们不仅要提防野兽的袭击，更要提防上当受骗。

这就如希腊人见到希腊人，通常情况下，当讨价还价变得无法忍耐时，就会有欺骗，或者在双方由于固执己见，讨价还价达不成一致时，平静的市场就会突然间转变成一个嘈杂的舞台，人们为保护自己的产品而进行的凶狠的争斗就如同野兽在争夺猎物。

商业的必备条件从一开始就在人类心灵的琴弦上演奏着不和谐的旋律。

原始的市场就是现代国际市场的最初形式，商业也仍然是伪装的战争，其中人类原始血缘关系培养的兄弟本能，让步给了为生存而斗争的诡诈和强烈的不信任。

现代文明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敌对行为。它撕裂了人类的血缘纽带，不顾性别关系，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在这里，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们都被教导说，有必要压制所有同情心，忘记所有温柔冲动，使得这些被宣扬了几千年的宗教信条变成了这个时代的微弱回声，也就是至少还有一些人能在四面是敌的野蛮环境中作为善良的伙伴。

生意和黄金法则是刚好相反的两个东西，他们并不友好。在爱情和战争中，一切都是公平的，在生意中也是，这一定是原始交换。唯一公平的交换是等价交换，但那种交换无利润可得。部落内部的血缘亲属之间的交换是不产生利润的。但这样的交换和在市场上的交换不同，市场的交易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

随着交换的发展，出现了不同部落从事不同生产的社会大分工，原始集体生活的所有社会机构都在从根本上瓦解。

商业并不是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和平的先兆，相反，却是人类永不满足的掠夺欲望的行为准则，这一准则激发了人类最野蛮的情感，并将每一丝温柔践踏在脚下。对维护和平最感兴趣的是生产国而非贸易国，也正是生产国才养育了最善良、最慷慨的人民。即使本质残暴的奴隶制出现在这些国家的时候，其剥削也并非完全冷酷无情，因为那里的商业只是为了满足直接使用的需要，推动和外人进行交换只是偶尔才发生的意外。而且，这样的交换也只是在直接消费者之间进行。

正是当交换落入那帮致力于空手套白狼并从买卖双方获利的寄生中介手里，而不再是为了满足直接消费者的需求的时候，族长制的奴役就变成了残酷的折磨，族长也就转化成贪婪的君主，伴随文明的曙光而来的是人类以前从未见证过的抢劫、掠夺、强奸、绑架、杀人、放火等罪恶行径。与文明的商人在地球表面造成的巨大破坏相比，那些野蛮人部落之间爆发的边境战争简直不值一提。这种战争只是偶尔才发生，而且是迫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而不得已发动的。

但是文明的商人做生意却不惜把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停尸房，在他的足迹后面留下毁灭的余烟，尽力利用人类的善良和仗义等品质大发不义之财。

古代的商人将他狡猾的特性教会了追随他的统治阶级，他们沆瀣一气的分赃原则，至今仍是激励所有重大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这种事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有些事已经被改变或可能还会被改变；有些事已经改变或即将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但只能使其偏离一根头发丝那么宽的距离。对此我们没有必要予以同情。但在回答那些官方的历史学家和学者的伪善谎言方面，只要统治阶级受其制度中的经济和政治法则所驱使，将迈出其铁蹄来践踏我们人类善良的品质，这些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无论是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应当揭示其本来面目。

2 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伴随着本国劳动者的血泪和在殖民地上的炮火而完成的。现在，我们就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起点，来谈谈资本家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是需要大批自由的雇佣工人。没有工人，资本家也不成其为资本家。劳动者，只有当他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其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必须让大批农民从他们世世代代耕耘的土地上分离出来，使他们本身成为雇工，让他们把劳动资料转化为剩余价值，再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这种“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不是像听一支田园诗式的交响乐那样惬意，也不是像喝一瓶啤酒那样爽口，而是一场苦难的历程。这场旷古未见的悲剧的主角是暴力。这个过程充满着劳动者的血和泪。欧洲许多资本家的祖先们就是通过贩卖非洲黑人奴隶而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代表是从“圈地运动”开始的。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土地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基础。在英国，这个过程进行得最彻底、最典型。15世纪末，英国的毛纺织业已成为当时发展最快的生产部门，产品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毛纺织业的发展迅速扩大了对羊毛的需求，羊毛的价格上涨，养羊业成了极为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大地主和农场经营主除了把自己已有的耕地变成牧场外，还用暴力掠夺公有地。他们拆毁和焚烧农舍及村庄，用栅栏和篱笆把大片土地圈起来变为牧场。与此同时，英国王朝又颁布种种血腥法律，用鞭打、烙印、监禁、割耳朵以至判处死刑等方法，禁止农民流浪，强迫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强迫他们接受雇佣劳动制度。

对农民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清扫领地”运动。清扫领地就是把你们从他们的领地上扫地出门。这是英国的一切剥削方法的顶峰。

马克思说过：“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义，我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那里，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权的特殊形式。”

一旦农民们失去了土地，两手空空，成为一只无路可走的羊时，成为一只被剥光了皮毛的羊时，就可以听凭雇佣他的老板举起锋利的刀子，任其宰割了。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共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由农民变成工人的命运交响乐的第二乐章，则是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的遭暴力剥夺，他们不可能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许多人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许多法律条文都是骇人听闻的。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

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

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

为游惰者，就要判给告发者当

奴隶。告发者有权鞭打和镣铐

他们，强迫他们从事一切令人

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

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

在额头或脸上印刻“S”字样的

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

当做叛国犯处死。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

年的法令对游惰者同样是严酷

无比。它又规定，没有得到行

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

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

要受到猛烈鞭打，并在左耳上

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

爱德华六世坚持其父亲的英国国教政策，他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对近代英国的影响很大。他巩固了亨利八世所建立的英国圣公会，基本上完成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而且年过18岁，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留情地当做叛国犯处死。

詹姆斯一世和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是一脉相承。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并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六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两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想打多少就打多少……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上打上“R”

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留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18世纪初还有效。

这些法令真是古怪得不可思议。英国的这几任皇帝为何要把流浪者视为大敌，要用如此重刑来对待乞丐呢？为什么对14岁以上的乞丐，如此一点不讲人道主义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这样一来，方能给他们套上雇佣劳动的枷锁，方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地成为资本的奴隶。资本家的天堂是以千万流浪者受酷刑、下地狱换来的。

除了这些超经济的直接暴力外，资本家为了让劳动者能自觉自愿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更多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运用经济的手段，通过劳工法的规定，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值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用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伊丽莎白执政时期还有一条莫名其妙的法令：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学徒法第18条和第19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10天，而接受高工资的人，则监禁21天；多拿了应得的工资，要被监禁21天。真是闻所未闻！

原始积累与工业资本家产生的过程绝非田园诗式的。虽然作为一种适应时代发展的力量具有进步意义，但这一过程对于整个人类来讲却是久久难以平复的伤痛。

曾经所谓田园诗般的过程成为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而欧洲各国进行的商业战争，尤其是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的战争，使得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和商业战争等真正成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成长起来。

18世纪云集宫廷的贵族厌倦了金钱制造的豪华排场，开始追逐同样用大量金钱雕琢出来的所谓简单生活。在大自然中矫揉造作地寻欢，是简单生活的一种游戏。当时法国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时尚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发展出了一个专门表现贵族生活的绘画新式样——游乐画，其代表人物是安托万·华托，他的《贵族的游乐图》就是这一现实的写照。

仔细看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每一页上，都是血迹斑斑。诚如马克思在《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的第六节结尾时所作的结论：“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至理名言。

3 资本家永恒追求将剩余价值转化成资本积累当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时候，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运动是在市场上，是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当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必须再投入流通领域，并包含原预付资本和剩余价值。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被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的时候，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而劳动力的价值也只有从商品价值中得到补充，才能再度进入再生产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表现为价值增值过程的手段，而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有同样的资本主义形式。如果撇开一切积累的话，生产过程的连续或者简单再生产必然会使资本转化为积累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而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虽然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做资本，当做同他相异、统治和剥削他的权利来生产，但是资本家不断地把劳动力当做主观的、物化的、抽象的和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换而言之，把工人当做雇佣工人来生产，而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中，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不仅能够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而且可以使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是再生产过程中剥削工人的条件。虽然把工人不断地当做劳动力的卖者不是偶然的事情，但是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确实是再生产过程本身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工人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家，而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也是由于他的卖身行为的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会被这些事实所掩盖。社会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只有被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的时候，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而要保证再生产的进行还要包括劳动力价值的补充，而这一过程是循环往复的。

在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我们应该考察资本是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的。一般来说，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就是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实际上，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生活资料，能够转化为资本。总而言之，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它们的数量要能够转化为资本。

交换规律要求商品交换价值的相等，甚至要求商品使用价值的各不相同。虽然这样的要求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毕竟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但是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

尽管如此，这种转化仍然有以下的结果：产品属于资本家，不属于工人；产品价值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且要耗费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只要找到买者，工人就可以重新出卖劳动，保持自己的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资本主义暴发户的致富欲和贪欲都是作为绝对欲望占统治地位的，而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仅仅是创造一个享乐世界而已。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还开辟出千百个致富的源泉。换而言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习以为常的挥霍，不仅能够作为炫耀富有和取得信贷的手段，而且成为“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甚至成为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

我们认为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劳动力被剥削程度，而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这是由丹尼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的一幅插图，画面中一个法国裁缝正热情地为年轻的顾客量尺寸。裁缝店中有序而忙碌的情景，也显示着法国社会的绚丽与浮华。一个旅行者，尤其是年轻人，初至巴黎必须尽快寻觅裁缝、鞋匠，只有身着全套的巴黎时装，才能自信地在上流社会中露面。

剥削程度的作用，甚至会因劳动生产力提高而造成的积累加速和加强对工人剥削而造成的积累加速等同起来。虽然我们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就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的确在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至于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体现一定量价值可以提高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的前提下，剩余产品量会增加，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缓慢得多。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甚至可以通过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积累基金的相对量。

随着资本的增长，所使用资本和所消费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在增大，比如建筑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具的价值量和物质量都会增加。在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用自己的整体执行职能，就是为达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务和损耗本身。作为产品形成要素，这些劳动资料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而且如同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那样，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并提供无偿的服务。

4 资本积累的法则是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不管劳动力的出卖条件对工人是怎样的有利，追加资本的目的都是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按照工资本性来说，要求工人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永远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

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自然条件和独立生产者的技能来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可以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相对量。随着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生产资料的用量也会增长。由此可见，生产资料

的增长不仅会比并入生产

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得

快，是带来劳动生产率增

长的结果，而且是劳动生

产率增长的条件。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带来资本技术

构成的变化，也就是表现

的劳动量要比它所推动生

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

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主

观因素要比客观因素减少

得快。耗费的生产资料价

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相对

量，同资本的积累增进成

正比，而用来支付劳动或

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生产资料的积聚不仅指挥着一支数目庞大的劳动军，而且会随着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和执行资本职能。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生产资料就会在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配中起着重大作用，并按照它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而增长。

由于分散为许多互相排斥和互相吸引的单个资本，社会总资本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支配权简单的积聚，而它们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不仅使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且使资本主义生产持续扩大和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企业。此时，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下，可以用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法国画家路易·勒·拿是17世最善于表现普通人生活的画家。在这幅画中，在辛苦劳作一天之后，这些农民家庭的衣衫褴褛的男人终于可以坐下来喝杯自酿的红酒，一块小小的面包就是他们的全部食品。画家在这里用十分朴实的手法，表现了被沉重的税收剥夺得几乎赤贫的农民的生活景况。

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由此可见，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而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

随着社会生产率的发展，资本不变部分的增速事实上要比可变部分的增速要快，这就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扩大。此外，资本的积聚与信用的发展也是这一过程的刺激因素。

随着资本量的扩大，资本积累不断发生质的变化，而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而实现资本构成的改变。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减少也会加快，而且比总资本的增长还要快。实际上，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而资本积累也会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追求能力和规模的增长，并形成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在工人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资本扩大的规模生产也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规律，而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没有受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里。

作为资本主义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由于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过剩的工人人口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值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原料。

在现在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业、冶金厂、矿山等，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地说来，就业人口是增加了，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无论在真正的工厂中，还是在一切使用机器或者甚至仅仅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场中，都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佣，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上万的人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长就需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形式：它的成员迅速耗损，但是它的人数不断增大。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不适用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的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中。

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

它的主要形式是在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那些分支机构里，即在本来就极不规则的家庭劳动领域里，培育出的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

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

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

《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二卷所研究的流通过程，并不是资本的单纯的流通过程，而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中的流通过程，即流通的总过程。通过对流通过程的考察，着重说明资本不仅是一个社会关系，而且是一个运动过程。这个运动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再生产过程。

第二卷的重点是：货币资本的循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和条件。

第二卷的难点是：总过程统一的条件；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预付资本的总周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