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之间　丁玲与瞿秋白

丁玲和瞿秋白初次相识于1923年，当时丁玲和挚友王剑虹住在南京，经施存统等的介绍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当时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在瞿秋白的劝说下，丁玲和王剑虹入了上海大学中文系，由于瞿秋白的博学多才，他成了最受丁玲等欢迎的老师。然而让丁玲困惑的是，原本和她无话不谈的王剑虹好像总有什么事情瞒着她。原来瞿秋白和王剑虹正处于热恋之中，两人都写了许多炙热的情书，丁玲这才恍然大悟。后来丁玲、王剑虹、瞿秋白、施存统等九人都住在慕尔鸣路的一处弄堂。瞿秋白甚至还给丁玲写了一首诗，说她是安琪儿，赤子之心，感激她为他和王剑虹的恋爱所做的帮助。当丁玲看到王剑虹完全沉醉于和秋白的甜蜜生活时，心中很是茫然和失落，觉得自己应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毅然离开上海。不久丁玲在湖南老家得到王剑虹病危的消息，当她急速赶到上海时，王剑虹已因肺病去世，秋白也不见了踪影。

王剑虹病逝后，丁玲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去了北京，随后认识了胡也频。这段时间瞿秋白正忙于紧张的革命工作，和丁玲直接接触不多。却仍然经常给她写信，大约有十多封。据丁玲回忆说，这些信像谜一样，她一直搞不清什么意思，似懂非懂，丁玲认为这些信并没有直接地讲出秋白心里的话，他只把她当作可以倾诉的对象。瞿秋白在失去王剑虹后，感情也是十分低沉、悲恸的，他频频给丁玲写信倾诉自己内心世界的伤感，足以见出丁玲在他心中的份量，他完全把她视为一个知己。这些信直到多年后丁玲在延安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那里面隐晦、曲折的含义她才一下子明白过来。“那种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929年，丁玲根据瞿秋白和王剑虹恋爱生活的素材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韦护》，韦护是秋白的别名，也是韦陀菩萨的称呼，瞿秋白曾对丁玲说：韦陀菩萨疾恶如仇。多年后丁玲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秋白的文章《韦护精神》。当然丁玲在小说中把女主人公的结局改为失去爱人后重又振作起来。瞿秋白看了这篇小说，专门给丁玲写了一封信。信末署名就是“韦护”，他到丁玲家中作客时，还建议丁玲和胡也频的孩子取名“韦护”，称这是她的又一伟大作品。

历史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和巧合，当瞿秋白曾说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时，他们两人的命运都落入历史的怪圈。瞿秋白先是受左倾路线排挤，后在福建被捕，在慷慨成仁前写下了《多余的话》，以至在死后多年还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到了“文革”竟遭掘尸扬灰的下场。而丁玲在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囚居南京三年。到延安后，又因《“三八节”有感》惹下文祸受到责难，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分子，1957年再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落难达20余年。所以当丁玲复出阅读《多余的话》时，自然就多了一种别人无法感觉的知音、知己的心绪。她深有同感地说：“正由于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不够健全，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被揪住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过左的做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这样一个多感的文人，也是容易使人寒心的。”可以说，对秋白相知之深，没有人超过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