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鲁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5岁的丁玲在湖南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开始接受新文学。不过那时她阅读小说，兴趣多在故事情节，悲欢离合，所以对鲁迅的短篇小说未能引起注意，甚至对《阿Q正传》亦漠然处之。
1924年，丁玲至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此刻她的挚友王剑虹在上海病逝，她的心情陷于感伤、苦闷之中，无奈以读书来抚平那颗沉重的心。他重读鲁迅作品，感受迥然不同了。她觉得，是鲁迅指出了使人们身心沉重的正是多灾多难的祖国，鲁迅解剖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之深刻而细致，无出其右者。于是她开始如饥似渴地四处寻找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对鲁迅发表在《京报副刊》及《语丝》上的文章一篇也不漏掉。
1926年，当创造社对鲁迅发起笔伐围攻时，丁玲表示深深的不平与同情。当她得知鲁迅参加并领导“左联”工作时，她激动异常。
1930年5月，潘汉年为“左联”事找到丁玲和胡也频谈话时，丁、胡夫妇异口同声，参加“左联”。9月17日晚，“左联”在荷兰餐馆聚餐庆祝鲁迅50华诞，胡也频出席了。回来后，胡也频与丁玲备述与鲁迅见面时的情景，丁玲听后为之欣喜而感动。
1931年榴花盛开季节，在上海北四川路一所小学校里召开“左联”工作会议，丁玲首次参加，也是第一次面见鲁迅。给丁玲最深的印象是：鲁迅平易得很，与大家坐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
丁玲第一次到鲁迅家拜访是在1931年7月30日，这天由冯雪峰陪同前往。原委是，丁玲刚刚接手《北斗》的编辑工作，为插图之需，需到鲁迅那里索取几张版画。向鲁迅说明来意后，鲁迅热情地拿出多张版画，并一一作了介绍，期间特别向丁玲推荐了珂勒惠支的《牺牲》一幅，鲁迅还答应为这幅画写个说明。这就是刊发于《北斗》创刊号上的那一幅。
1931年春，鲁迅向丁玲索讨《水》的单行本。鲁迅也将自己的书，包得整齐四方，有角有棱，赠予丁玲。一日晚间，丁玲、鲁迅，还有冯雪峰在一起聊天。丁玲坦率地说：“我有脾气，不好！”鲁迅却说：“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呢！”大家为之首肯。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鲁迅与宋庆龄等人多方奔走，全力营救。这迫使国民党政府不敢承认绑架丁玲是由租界地进行的，更不敢杀人灭口。此外，鲁迅又将丁玲近况告诉赵家璧，催其尽早出版丁玲的《母亲》，并将丁玲母亲的通讯处告知，再三叮嘱赵家璧将这笔稿费径寄丁母之处。
丁玲被捕后，社会上传言甚多。6月，盛传丁玲已在南京遇害，鲁迅痛惜不已，于6月28日作《悼丁君》诗一首：“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悲恸哀怨之情，溢于词表。
1933年5月22日，《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申彦俊应约于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当时申氏问：“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毫不犹豫地答道：“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
1934年，尽管丁玲尚在缧绁之中，鲁迅与茅盾共同编选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毅然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水》两篇小说编入集中，交付美国友人伊罗生出版。同时，在鲁迅、茅盾合编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对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依然作了正面论述，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6年夏，曹靖华受托将丁玲的消息与请求及时报告给鲁迅，鲁迅再秘密地跟刚从陕北抵沪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联系，冯雪峰即派张天翼到南京与丁玲具体联络，之后，丁玲终于逃出南京，奔向陕北。
然而就在这经由西安而北上途中，丁玲接到鲁迅溘然长逝的噩耗。她在无限悲戚与痛悼之下，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发了唁函，内云：“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因为环境的不许可，只能令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传来的噩耗……这哀恸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世界上这一颗陨落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