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

在中国古代的散文家里，大家最为熟悉的，恐怕要数唐宋古文八大家了。差不多所有的中学生都背过这八个人的名字，都听说过这八个人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中学国文课本常常选他们的文章，至少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只要念过初高中的人一定会读到。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是中国文学里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我们中学生一定要研读和学习的东西，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唐宋时代文章的重要性了。

先秦两汉的文章，一般都被认为是中国散文的最高成就。代表先秦两汉文章的《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有丰富的内容与深刻的思想。但先秦两汉的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太过遥远了，那时候的事物我们都很陌生，那时候的语言文字到现在都已变得艰涩难解；所以先秦两汉的文章虽然有很高的成就，但除了专家学者之外，一般人并不常阅读。

魏晋南北朝代的骈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体。这类文章虽然把中国文字的某些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但阅读起来，甚至比先秦两汉的文章更困难。就价值而言，虽然骈文有其精妙华美的特色，一般总认为这种文章太注重外表的形式，在内容上未免有所欠缺。因此我们现代人对于骈文是不太重视的，会想去读骈文的恐怕不多。

至于唐宋以后元、明、清三朝的文章，一般的评价也不高。元、明、清的文章，大部分都在学习、模仿以前的文章，不是学先秦两汉，就是学唐宋，另外也有少数学骈文的。这种以模仿为主的文章，不论写得多好，总是较缺少创造性。明清时代最特殊、最具创造性的文章是小品文。但小品文流行的时间不长（明末清初），所以综合而言，元、明、清散文的成就还是不及唐宋。

因此，整个说起来，唐宋文章的成就仅次于先秦两汉，而就难易程度而言，唐宋文的平易远非先秦两汉文章所能比得上。这是我最常阅读唐宋文的原因。在所有中国古代的文章里，唐宋古文和我们现代人的关系最密切，这是唐宋文所具有的独特重要性。

唐宋古文是在反对魏晋南北朝骈文的背景之下产生出来的。在唐朝建国以后的最初一百年里，一般人写文章还是以骈文为主，当时还出现过几个著名的骈文大作家。但渐渐地，骈文的缺点越来越明显，反对骈文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古文终于取代骈文，成为唐宋文章的主体了。

从开始反对骈文，到古文完全得到人们的认可、为人们所接受的过程，即一般所谓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的两个主要领导人则是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这一古文运动在主张上有三个要点，即：文章复古、文以载道和复兴儒学。

一、先说文章复古

就最直接的目标而言，古文运动是要打倒骈文的，而骈文则是魏晋南北朝盛行的文章。以唐朝人的眼光来看，魏晋南北朝是“近代”，而魏晋以前的先秦两汉则是“古代”。骈文是“近代”所流行的文章，是“近代文”；相对地，“古代”的先秦两汉时代所写的文章，则是“古代文”或“古文”了。所谓“古文运动”的意思，就是要抛弃“近代人”所写的“近代文”（骈文），转而效法先秦时代的“古代文”（古文）。这样，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大家要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称为“古文”的原因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古文运动是一种复古运动—要求以古代的文学为模仿、学习对象的文学运动。因此我们说，古文运动的第一个要点是“文章复古”，因为它所提倡的是：重新去写古人写过的文章，不要再写近代所流行的骈文了。

从这样的说明来看，古文运动是以“模仿古人文章”为主的运动了。以近代的文学观念评判，文学贵在创新，陈陈相因的文学作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那么，为什么以“模仿古人文章”为目标的古文运动会创造中国散文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其成就仅次于先秦两汉呢？

原因是：唐宋古文家虽然研习古人文章，却并不是采取亦步亦趋的模仿。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创新的因素，或者说，他们以最具创新的精神去学习古人的文章。因此古文运动的结果不是回到古代，而是以古代为基础，创造了一种适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文”。这是一种成功的“复古”，而不是食古不化地回到古（就这个意义而言，古文运动对提倡文化复兴的我们来说，实在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二、古文运动的第二个要点：“文以载道”

用最通俗的话来说，“文以载道”的意思是：文章要有内容。如果我们读到一篇文章，里面用了许多漂亮的字眼，写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句子，但读完之后却有不知所云的感觉，那么，我们会说这篇文章“没有内容”。这就是唐宋古文家对骈文的批评。他们认为，骈文只注重辞藻的华美、对仗的工稳、声音的好听，但没有充实的内容，因此他们要反对。反过来说，先秦两汉的文章不一定有对仗，漂亮的对仗更是少见，也不选用华丽的字面，却常常是好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有丰富、深刻的内容。他们要抛弃骈文，因为骈文没有内容；他们要学习古文，因为古文以内容为主。他们主张文章要有内容，也就是，“文”要载“道”，他们就是以这个标准来贬斥骈文、称颂古文的。

但是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有内容”，却也不容易断定。譬如说，有一个大学生，失恋了，很痛苦，忍不住写一篇散文来表达他的心情，写得很好，算不算“有内容”呢？或者说，一个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觉得没有前途，非常悲哀，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牢骚文章，又算不算“有内容”？可见文章有没有内容有时要靠主观的认定，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所写的事物非常不重要，不值得一提，不论这篇文章写得如何，你一定会说：“没有内容。”所以“文”是不是载“道”，有时必须问一下，你认为什么是“道”？什么才合乎“道”？什么并不合乎“道”？

三、古文运动的第三个重点：“复兴儒学”

古文家都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们都崇拜孔子、孟子，都认为孔、孟思想是人类的真理。以他们的观点而言，所谓“道”其实就是儒家思想，所谓“文以载道”，就是说，文章要宣扬圣人的道理，至少不能违背圣人的道理。所以古文家所谓“文以载道”的“道”是有特殊的内容的，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可说是合乎“道”的。

古文家这种“文以载道”的观念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出来的，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在汉武帝时代，有一个儒家信徒叫董仲舒，向武帝上了一道奏章，建议武帝尊崇儒术，压抑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所有国家的高级公务员必须一律遵守，不能违背。一直到东汉末年，前后四百年，这种情形没什么改变。

但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儒家思想不足以维系人心，开始衰微下去。此后一直到唐朝，佛、道两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儒家，儒家思想并没有受到特别尊重。到了唐朝中期，儒家的力量逐渐壮大，儒家思想有复兴的趋势。这个儒家思想的复兴运动是和古文运动同时进行的。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古文运动实际上兼具文学运动和思想运动两种特质。在唐朝，所有的古文家，从陈子昂到韩愈几乎都在努力为儒家思想争取地位，都是儒学复兴运动的成员。所以，唐朝的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是合二而一的。到了宋朝，这两种运动开始分道扬镳，儒学复兴运动后来演变为理学（或称道学），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为其代表，而古文运动则较注重文学，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虽然两种运动有逐渐分离的趋势，宋代的古文运动仍然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古文家才主张文以载道，因为只有文以载道，才能达到他们复兴儒学的目标。我们必须把“文以载道”和“儒学复兴”联系起来，才能了解古文运动的全部面貎。

以上谈的是古文运动的种种方面，现在要说到唐宋古文的特质了。唐宋古文的写法，和我们现在所谓的散文，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文章的特色，才能欣赏其精妙的艺术技巧。

通常一篇古文家的文章，总在几百字或一千多字之间，两千字以上的古文可说难得见到。以现在的标准来说，这都只能算短文。但在这短小的篇幅之中，古文家却费尽他所有的心血，写出一篇一篇的传世之作。

怎么样才能在一千字左右，表现出古文家高超的文章技巧呢？一般而言，他们常在三方面特别下功夫，即：构思、文字与文气。

通常古文家在写一篇文章以前，就把整篇文章的写法事先设想好了。他大概以怎样的段落安排把这些内容有次序地写出来，以及整篇文章的口气、遣词造句的特色等等，整篇文章所可能想到的方面，古文家都尽力在事先设想清楚。这种事先的脑中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构思”。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古文家的构思，我们且举三个例子来让大家欣赏欣赏。第一个例子是韩愈的《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墓志铭是刻在墓碑上的文字，目的是借着这种文字来让人了解墓中人生前的功业与德行，使他们能死后不朽。问题是，假如死去的人是个平平凡凡的人，一生毫无特殊的事迹可言，又怎么去写他的墓志铭呢？殿中少监马君正是这样的人，除了他是达官贵人的子孙之外，他毫无特殊之处可言。这是一篇非常难写的文章，但韩愈却写得非常出色，是他的杰作之一。

韩愈这篇文章很短，他说到年轻时他有一次到马君祖父府中。马君祖父是位王爷，威风凛凛，刚好这时王爷的儿子抱着一个小孩子也站在旁边，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是马君。十多年后王爷死了，再过十多年，王爷的儿子，当年抱着小孩子的人也死了。现在，当年被抱在怀中的小孩也死了，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他目睹祖孙三代一一离开人世而去。

从以上的简单说明，可以看出这是一篇感慨颇深的文章，但却是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设想而来的。本篇的构思决定了全篇的内容，没有这样一种出奇制胜的写作方向，本篇绝不可能写得出色，因为他所要写的人物实在太平凡了。

再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而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大守自谓也。

不管懂不懂这段文章，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里的每一句都以“也”字结束。事实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都如此。可以说本篇的构思决定了全篇行文的特色，使得这篇文章非常与众不同。

第三个例子是王安石的《书李文公集后》。这个李文公是韩愈两大门徒之一的李翱。王安石读了李翱的文集，深深为他的不得意而感慨不平，同时想到自己也不能得到一个知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因此他写了这篇文章来表达他的心情。这种心情并不特殊，特殊的是王安石的写法。王安石先说李翱不好，再为他辩护，说他是好人。但立刻又找一个理由说他不好，再另找一个理由说他到底是好人。就这样经过一反一正的几次辩驳，最后才决然肯定，李翱确实是好人。就以这种曲曲折折的方式，王安石淋漓尽致地表露了他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这篇文章的构思决定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写作方式。

从以上三个例子可看出，唐宋古文家的构思有种种的不同，有时跟内容有关（如韩愈），有时跟行文有关（如欧阳修），有时又跟写法有关（如王安石），此外，还可以有其他的变化。但不论怎么变化，每一篇成功的古文总会让我们觉得极“妙”，是难得一见的“绝妙好文”。

现在再谈古文的第二个特色，那就是：古文家在文字上力求简洁。先讲一个故事，来说明古文家所追求的简洁。据说欧阳修写《醉翁亭记》，原先用了一大段文字来描写滁州城周围的山，怎么改都不满意。最后灵机一动，把那一段全部删掉，只留一句“环滁皆山也”，这一句就把滁州城的四周写清楚了，不必另外再说什么了。

这就是古文家所谓的简洁：凡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绝不用一段；凡是用几个字能说明的，也绝不用一句话；凡是可以简省的字一定删掉，绝不肯有多余的字。古文家手中的文字好像字字是珍珠，而古文家则是绝无仅有的守财奴，绝对不肯轻易地花掉任何一粒珍珠。

简洁的另一面就是精确。一个字说得清楚的，你多用了另一个字，那是不精确；一句话可以写得好的，你写了两三句，那也是不精确。古文家能用最少的字句正确地说出他们所要说的话，换一个笨拙的人，可能用了一箩筐的字，别人还不知他要说的是什么。

由此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古文总是那么短。读惯了古文，再来读现代人所写的许多白话文，你一定会觉得，现代文就好像一个浑身珠翠的庸俗女人，所有的珍珠没有一颗耐看，而古文就好像贵妇人身上唯一的戒指或胸饰，愈看愈觉得光彩四射。

古文的第三个大特色是讲究文气。这种文气是比“简洁”更难说明的抽象的东西。顾名思义，文气是文章流动的样子。具体地说，文气是文章的声音效果，是你读文章时的整体感觉。譬如说，你朗读一篇文章，读完了之后说：好顺畅啊，可以一口气读完；或者说：别扭得很，几乎每一句都拗口，不知他在搞什么鬼。不论是“顺畅”或“拗口”，这都是文气。

再举一个欧阳修的故事来说明。据说欧阳修为当时著名的政治家韩琦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开头两句是：

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

文章写好了，欧阳修派人送给韩琦。文章送出去后，欧阳修愈想愈不妥，吟哦半晌，立刻派人骑快马赶上去，把文章要了回来，在这两句各加一字而成为：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为什么欧阳修要这样改呢？因为原稿每句五字，念起来有急促的感觉，各加一“而”字后，就显得平稳舒徐了，欧阳修是基于文气的理由来修改的。

在唐宋古文家中，一向有“韩潮苏海”的说法，意思是：韩愈文如海潮，苏轼文如海洋。我们都在海边看过潮水每一次冲上来那种气势凌人的样子，韩愈的文章就是这样，你时时感觉一波又一波的海潮从头冲撞至尾，让你透不过气来。但如果在天气平和的情况下你乘船到海中央，这时你看到的不是海潮的冲击，而是一片汪洋大海那种涵容一切的涌动。分别来看，每一个单独的海波都不特别惊人，但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无数海波的荡漾，会让你感到宇宙的浩大。这是海洋的涌动，而这也就是苏轼文章的气势。韩愈、苏轼的文章都具有男性的气魄，但气魄的性质稍有不同。“韩潮苏海”的说法，就是从文气方面来描述两人文章的特色。

跟韩、苏相反的是欧阳修。就如前面所举过的例子，欧阳修的文章总是平稳舒徐，句子比较长，节奏比较慢。因此他的文章有感情、有感慨的，会特别有缠绵悱恻、一唱三叹的感觉，其他的文章则会显得雍容华贵，平稳中自有不凡的气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著名的古文家各自具有不同的文气，这是他们个性的反映；而他们也以高超的文字技巧，努力去把握、去追求适合他们个性的文气表现法。

文气是唐宋古文最抽象、最难懂的部分，假如领悟了什么是文气，那就可以说，古文艺术的精妙你已掌握得差不多了。

补记：本文原为少年读物而写，所以文字特别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