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中隐”观及其矛盾
白居易的“中隐”观及其矛盾
关于白居易前、后期政治态度的变化，以及晚年退居洛阳时心态上的特征，是白居易研究中颇受瞩目的问题，相关的讨论不少。本文选择探讨的焦点是：（一）白居易作为士人阶层的一分子，他为此所做的自觉性反省；（二）这种反省和他晚年颓废心态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白居易的反省及晚年实际行为在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史上的意义。
一
白居易在元和初年任盩厔县尉时，写了《观刈麦》 这首诗：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簟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卷一(1)，11页）
在诗中，农家的繁忙和辛勤与士人的悠闲和丰裕形成强烈的对比。虽然县尉只是底层官员，吏禄只有三百石，但白居易已深切感觉到，士的“不事农桑”而却能在生活上享受“特权”，具有一种道德上的“压力”，让他不能不反省。事实上这不是孤例，白居易不时会产生这样的感慨，譬如在《观稼》中，他又说道：
晚出看田亩，闲行旁村落……
停杯问生事，夫种妻儿获。
筋力苦疲劳，衣食长单薄。
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
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
（卷六，329页）
这就更明显地点出士人的“饱食无所劳”的问题。
从小在儒家思想熏陶下长大的白居易，当然很清楚，士人之所以“不营农作”，是因为他要治民，他有更大的责任，他需要让农家“养生送死无憾”，正如他在《新制布裘》中所说的，“丈夫贵兼济”：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
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
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
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卷一，65页）
所谓“兼济”，具体地讲，就是要天下人像他一样地享受到新制布裘的绵厚与温暖，而这正是他可以“曾不事农桑”的理由。因此，在大雪纷飞的冬天，他就会想到：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
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
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
被，坐卧有余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村居苦寒》，卷一，57-58页）
在大旱时他又写了这首诗：
旱久炎气甚，中人若燔烧。
清风隐何处？草树不动摇。
何以避暑气？无如出尘嚣。
行行都门外，佛阁正岧荛。
清凉近高生，烦热委静销。
开襟当轩坐，意泰神飘飘。
回看归路傍，禾黍尽枯焦。
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
（《月夜登阁避暑》，卷一，19页）
这两首诗都提到了“独善”与“兼济”的问题。事实上，大寒与大暑都可以看作一种比喻，即当农家面临苦难时，士人绝对不可以独善其身，不然，他就必须面对何以“不事农作”的道德问题。
以上这些诗都是白居易贬谪江州之前的作品，他多次重复同样的主题，显示从政以来这一直是存放于他内心中的道德问题。白居易常常因为把同样的意思翻来覆去地讲，引起读者的厌烦，并因此而忽视了他这些话的深刻含义，以及存在其中的良心问题。类似的想法，杜甫曾经说过：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戎卒。
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里也是把士人与平民对比看待，而且因其“博大”的胸怀而引发后代无数人的赞叹。不过，在这里，因杜甫还不曾为官，所以也就没有白居易一再提出的士人的“不事农作”的自我反省。从道德层面看，白居易的疑惑事实上比杜甫还要更深入一层。白居易的《新制布裘》以及晚期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都是模仿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然，这两首诗都比不上杜甫原作感人，但宋人黄彻《
溪诗话》里有一段很值得玩味的评语：
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2)
姑不论谁优谁劣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处于安乐而“能思”（能自我反省），却很精确地点到白居易在人品上的长处：他是一个深明事理而有良心的人，因此才能做到“安乐而能思”。
我们可以问，在杜甫之外，唐代还有哪一个诗人想过类似白居易所提的士人面对农家时如何自我肯定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是儒家人伦思想所设定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由孔子所提出的，孔子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根据这一原则，孔子对樊迟“请学稼”和“请学圃”非常不满意，还说“小人哉，樊须也！”（见《论语·子路》）因为按照孔子的思想，君子是要兼济天下的（即“谋道”）。因此，孔子把君子的不耕不稼视为理所当然。孟子就不一样了，孟子把这当作需要思考的道德问题，他说：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所以，不能行道，也就不能“仕”，如果为了家贫而不得不仕，那就只能做“抱关击柝”“委吏”“乘田”一类的小吏，这些是可以跟“行道”无关的，几乎类似耕稼。
在孔、孟言论的对比之下，我们就可以了解，白居易之前，陶渊明在诗中的思考是颇周密而深刻的，他说：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忧道”“行道”，所以只好转而从事农作，他又说：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不能“行道”而坐拥俸禄，这是不能说服自己的，因此为了“自安”，只好“志长勤”。很显然，陶渊明非常熟悉孔子的思想（他多次使用“先师”一词，以表示对孔子的尊敬），他是否熟悉《孟子》 一书，我们不清楚，但这两首诗所表现的道德思考模式，却和《孟子·仕非为贫也》一章极为类似。就我所知，在中国古代诗人中，陶渊明是最早思考这一问题的人。
白居易应该是熟悉陶诗的，他很早就表现出对陶渊明的仰慕。贬谪江州时，他写了《访陶公旧宅》一诗：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
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
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
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
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
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
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
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
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
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
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
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
（卷七，362页）
在诗中，白居易最拳拳于心的，是陶渊明为了守节而固穷，并为此让全家人“食不充”“衣不完”。白居易心里很清楚，对一个士人来说，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就我所知，在唐代大诗人中，白居易最能了解陶渊明这种道德抉择的伟大。就这一点而言，白居易是值得尊敬的。
从中国士人心态史的角度来说，陶渊明、白居易（还有部分的杜甫—杜甫伟大的地方主要不在这里）的反省，在宋代之前，可能是特例。中国士人阶层的演变，其实可以分成好几个段落，如春秋以前贵族阶级的士，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中的士，以及宋以后的士。一直要到宋代科举盛行，士才成为真正的食禄者（唐是魏晋南北朝至宋的过渡）。白居易（以及韩愈）是宋以后士人阶层的先驱，而魏晋时代的陶渊明则是十足的超时代的先行者。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陶渊明为什么到了宋代才得到最崇高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看，承袭了陶渊明对士人的反省的白居易，其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二
大和三年（829）三月，五十八岁的白居易以请假百日的方式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到达洛阳。直至会昌六年（846）八月去世，白居易在洛阳一直闲居（即使带官职也是闲差，除了两年多的河南尹）了十七年零四个月。这个漫长的晚年，包括这一时期的创作及其所表现的心态，成为后人一贯批评的对象。
白居易可能在到达洛阳不久，即写下了宣言式的《中隐》一诗，宣告他的一生即将展开新的一页：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卷二十二，1493页）
这首诗讲的全部是自己安逸、富足而悠闲、无害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自利”式的“独善”。作为《中隐》的补充，《序洛诗》一文更进一步地反映了这种心态：
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大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
（卷七十，3757—3758页）
这里只谈“省分知足”“家给身闲”，似乎此外就不必萦怀。最奇异的是，白居易说他表现的是“理世安乐之音”，似乎大和年间根本就是太平盛世，而且还要“以俟夫采诗者”。相对于元和初年的《秦中吟》和《新乐府》，尤其考虑到《采诗官》一诗，《序洛诗》简直是对白居易自己的绝大的讽刺。
当然，白居易不可能无知到自以为生活在义皇时代，他的清明的理智还是存在的，所以偶而也会写下如此的诗句：
嵇康日日懒，毕卓时时醉。
酒肆夜深归，僧房日高睡。
形安不劳苦，神泰无忧畏。
从宦三十年，无如今气味。
鸿虽脱罗弋，鹤尚居禄位。
唯此未忘怀，有时犹内愧！
（《咏怀》，卷二十九，2029页）
这是表示他对坐领干薪的惭愧。类似于早年的不安情绪有时也会出现，如：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卷二十八，1986页）
洛阳士与庶，比屋多饥贫。
何处炉有火？谁家甑无尘？
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
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
（《岁暮》，卷二十九，2017页）
是月岁阴暮，惨冽天地愁。
白日冷无光，黄河冻不流。
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
穷途绝粮客，寒狱无灯囚。
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优？
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
（《新沐浴》，卷三十六，2473页）
这些作品夹杂在大量的、不断重复的“知足常乐”的庞大乐章中，很难不给人造成突兀之感。关于后者，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
勿言未富贵，久忝居禄仕。
借问宗族间，几人拖金紫？
勿忧渐衰老，且喜加年纪。
试数班行中，几人及暮齿。
（《把酒》，卷二十九，2006页）
食饱惭伯夷，酒足愧渊明。
寿倍颜氏子，富百黔娄生。
有一即为乐，况吾四者并。
所以私自慰，虽老有心情。
（《首夏》，卷二十九，2007页）
像这样啰里啰唆的细数，大概很少人可以耐心地读下去。何况他还不断提醒你，他的俸禄有多优厚，他实在很满足，没什么好发牢骚的，以致朱熹反唇相讥：“诗中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3)
老实说，朱熹的批评是有些过分。白居易并不比别人贪官位、贪财富，要不然他不会在还有机会升官时决然要求分司。他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但也不至于贪求，他一再表示满足，其实是不断为自己的政治选择“加分”。正如张安祖所说的，“声声称知足，正是不足声。只有理解白居易的‘知足’，才庶几接近他的真实心态”。
什么是白居易晚年的“真实心态”？我认为，那就是他心灵上的空虚。他晚年的行为有三大重点，一、拜佛，二、喝酒，三、纵情声色。关于拜佛，他较早期的一首诗透露了一些秘密：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夜雨》，卷十，516页）
这诗朱金城编于元和六年，按诗意看，应该是在怀念早年恋人“湘灵”，至少，这是在讲他难以忘怀的一件往事。“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已说明了他很早就以学佛来求得心安。像白居易这样的人不可能坐领优俸十余年而无丝毫愧疚。白居易的礼佛也许也和想要求得心情的宁静有关。至少，他必须在儒家思想之外，找到另一个安心立命的所在。正如谢思炜所说的，“佛教信仰对于他，既是现实的逋逃所，也是人生的新境界(4)”。不过，坦白讲，我并不认为，佛教信仰已解决了白居易晚年的矛盾。
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晚年的白居易可说毫无节制地酗酒与纵情声色。关于酒，也许有人会说，诗人下笔也许过于夸张、虚构，不可尽信。因此，这里特别引了三首诗：
头痛牙疼三日卧，妻看煎药婢来扶。
今朝似校抬头语，先问南邻有酒无？
（《病中赠南邻觅酒》，卷三十三，2270页）
这是写病痛稍好，即要喝酒。
酒熟无来客，因成独酌谣。人间老黄绮，地上散松乔。
忽忽醒还醉，悠悠暮复朝。残年多少在？尽付此中销。
（《冬初酒熟》二首其二，卷三十二，2204页）
看这里的后四句，就知道他如何沉迷于酒精之中。
君应怪我朝朝饮，不说向君君不知。
身上幸无疼痛处，瓮头正是撇尝时。
刘妻劝谏夫休醉，王侄分疏叔不痴。
六十三翁头雪白，假如醒黠欲何为？
（《家酿新熟每尝辄醉妻侄等劝令少饮因成长句以喻之》，卷三十一，2155页）
“假如醒黠欲何为”一句最能表现他逃隐于酒的心境。如果通读几卷白居易晚期诗作，我们会很讶异地发现，他真够颓唐，很难说他对佛教有真正的信仰。
至于纵情声色，则恐怕最崇拜白居易的人也不能为他辩护。试看这一首《追欢偶作》：
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
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
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
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
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
（卷三十四，2378—2379页）
在全诗之后，白居易特别注明：“芦管柳枝已下，皆十年来洛中之事。”对于“三嫌老丑换蛾眉”一句，舒芜忍不住骂他“少见的无耻恶劣”(5)。对卖马、放妓之事，赵荣蔚以讥讽的口吻说：
放妓卖马后，还绝望悲观不能自已：“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别柳枝》），失去了心爱的女子，他甚至于无法再活下去了。(6)
我相信，白居易的人品大概没有那么差，可是这些行为也并不十分光彩。(7)从酒、色两方面来看，白居易晚年心灵的空虚恐怕是难以否认的。
在白居易晚年大量不断重复的诗作中，下面两首是很值得注意的：
身着白衣头似雪，时时醉立小楼中。
路人回顾应相怪，十一年来见此翁。
（《西楼独立》，卷三十四，2380页）
这首诗写得非常苦涩，这个“时时醉立”小楼的白头老翁的心境，恐怕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达哉”。
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
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
（《洞中蝙蝠》，卷三十五，2437页）
这首诗更是令人惊异。如果白居易说的是自己，那个一再表现知足的人如何和“一生幽暗”调和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困惑。
三
以上对晚年白居易的分析，目的不在于批评白居易，而是想要指出，白居易的“中隐”观和他内心在道德上的自我要求是有矛盾的，因此他的晚年绝不如表面上的宁静、快乐。他的晚年是可悲的，具体的证据是，很少人可以忍受他连篇累牍的诗作；艺术上的失败，其实就是内心自信崩溃的反映。
但是，白居易的失败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从士人的角度来看，白居易为他们指出一条绝对不可以再走的道路。毕竟他的自我反省是真诚的，作为食禄的士人，必须有道德与良心，如果不能“行道”，而又无法像陶渊明那样的决然归耕，那要怎么办？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考虑过，那是没有资格批评白居易的。而如果意识到了，又知道不能再走白居易的路，那要怎么办？对于一个还有理智与良知的士人来说，这是个不能逃避的问题。白居易并没有逃避这一问题，虽然他的尝试失败了，但仍有其意义。
谢思炜这样评述晚年的白居易：
丧失了对有社会理想的信心，丧失了士人曾有的自信和人格理想，而又没有实现新的道德自我发现，无法在服从外在政治权威与维护内在生命价值之间寻求直接的平衡。(8)
这样的批评合情合理，我完全同意。我相信，北宋的文人（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就是因为找寻到了士人新的道德自我，才能开发出中国士人文学的另一个高峰。这个时候，他们把陶渊明、杜甫选作楷模，这是完全合理的，但白居易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借鉴。在白居易失败的地方，为什么北宋文人能够成功，这就是白居易的“中隐”观值得研究的地方，因为它站在了中国士人心态史的转折点上，它点出了问题所在，虽然它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再进一步说，只要碰到士人阶层在社会结构上的作用发生大变化的时代，只要是士人阶层的自我价值需要重新建立的时代，白居易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白居易的例子告诉我们，士人绝不可以放弃理想，或者把理想打折扣（“中隐”观就是打折扣），不然，就会掉入那个虚无的、黑暗的深渊。白居易都失败了，何况大部分连白居易还比不上的人呢？这就是白居易对我们所具有的现实上的意义。
后记：本文即将完稿时，才读到谢思炜《中唐社会变动与白居易的人生思想》（见《白居易集综论》）。谢文从中唐庶族地主阶级崛起的角度论述中唐文人，特别是白居易的思想与心态，极为精彩。本文应从此一角度，改变论述架构，重行书写。只好俟诸他日了。
(1) 指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本文凡引《白集》均用此本。
(2) 汤新祥校注《
溪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卷九，145页。
(3) 《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转引自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138页。
(4)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93页。
(5) 舒芜《哀妇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69页。
(6) 赵荣蔚《晚唐士风与诗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5页。
(7) 白居易《酬思黯戏赠》：“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戏予羸老，故戏答之）（卷三十四，2327—2328页）。这首诗也被舒芜痛骂。但我们要知道，开白居易玩笑的是牛僧孺，而牛僧孺在牛党中号称品德最为端正，他竟然也如此开玩笑而不以为异，可见这是当时士大夫的风尚。如果我们读《东坡乐府》，也会发现，苏轼大量吟咏朋友家伎的作品也令人不舒服—当然比白居易好一些。我们会觉得，某些唐宋士大夫简直把家伎当“性奴隶”，还对此津津乐道，令我们现代人简直难以接受。白居易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当然不能为他辩护，但似乎也不必把他看作极为突出的无耻之徒。
(8) 谢思炜《白居易的人生意识与文学实践》，《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转引自张安祖《唐代文学散论》（北京：三联书店，200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