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新乐府运动及其政治意义

关于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等人在唐宪宗元和初年（9世纪初）所形成的新乐府运动，历来的研究已经很多。本文不拟涉及此一运动的所有方面，本文所要讨论的集中在下列两点：一、新乐府运动与早期儒家政治诗论（以《诗大序》为代表）的关系，二、新乐府运动与中唐政治局势的关系。事实上这两点互有关联，在德宗末年、宪宗初年的政权转换之际，政治是诗人最关心的主题之一。由于对当时政治的极度关怀，一些诗人在共同的抱负与主张之下，逐渐形成一股政治诗运动。而当他们要为自己的诗歌运动寻找理论根据时，他们很自然地就追溯到早期儒家的诗论。本文的讨论顺序刚好颠倒过来，本文首先要从理论上突显出新乐府运动的政治性质，再从历史背景上进一步说明，这种政治性特质是在怎样一种政治局势下产生出来的。

一

早期（先秦两汉）儒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基本上是以政治为最终极关怀。他们从政治的角度来传述古代文献，赋予古代文献新的意义，使这些文献成为他们的经典。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把《诗经》加上政治性的阐释，并且在《诗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政治本位的诗歌理论。这种诗歌理论，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结晶在一般所谓的《诗大序》上。

根据《诗大序》的说法，诗歌的功能是在“风化”和“风刺”两方面。“风化”是指，在上位者以诗歌来教化百姓，使民风归于淳厚。因此《诗大序》说，“先王以是（指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但相反地，如果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的时期，在下位者即可借着诗歌来“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¹⁾。这就是“风（讽）刺”。

作为新乐府运动最主要的理论家，白居易对诗歌功能的看法，可说完全脱胎于《诗大序》。他称赞张籍的诗：

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
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²⁾

“讽放佚君”“诲贪暴臣”，是“风刺”；“感悍妇仁”“劝薄夫敦”，是“风化”。他在《策林》六十八里，把这两层功能说得更清楚：

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³⁾

在惩劝善恶（风化）与补察得失（风刺）这两方面，白居易是更重视补察得失的。白居易认为，在上位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去采纳民间的诗歌，从里面了解政治的得失，以作为施政的参考。在这里，白居易又沿袭了早期儒家的见解。正如班固《汉书》所说的：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⁵⁾

早期儒家认为，《诗经》里的作品就是以这种方式搜集起来的。正如早期儒家一样，白居易也以为，这种“采诗”制度是古圣王的美政，应该加以恢复。

在元和初期，白居易曾经三次提到“采诗”的问题。元和元年，白居易准备应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⁶⁾其中第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⁷⁾第二年白居易为京兆府试官，策考进士，所出的策问也有一道问及“复采诗之官”“识者以为何如？”⁽⁸⁾元和四年，白居易写他那一系列最著名的政治诗，《新乐府》五十首，最后一首又是《采诗官》⁽⁹⁾。四年之内连续三次提到同一问题，可见白居易对于采诗制度的实现颇为热心。

我们可以说，早期儒家是在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构设他们的政治理想。当他们对古代文献做各种政治阐释时，他们认为（或设法使别人认为），他们的阐释所涉及的政治制度，是古圣王所实际实行过的。他们想以此来影响当世的上位者，使他们愿意加以遵循。这就是后代所谓的托古改制。别的方面姑且不论，就诗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早期儒家的理想，在元和以前似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一批诗人，把早期儒家的政治诗论极严肃地加以看待，并且热心地想要加以实现。因此，在诗人方面，他们要求自己“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¹⁰⁾，要求自己的诗“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¹¹⁾。在上位者方面，他们希望皇帝、宰相等能够恢复“采诗官”，采集他们的作品，呈献于朝廷，使朝廷通过他们的作品，了解政治的缺失，以作为改革的参考。这就是为什么白居易在他最重要的政治诗即将结束时，殿之以“采诗官”的理由了。只有在管道的那一边有了接收的人，在管道这边的诗人才有将意见表达上去的机会。

白居易再三提到采诗问题，最足以证明他们的诗歌运动是有所要求的政治性的文学运动。如果拿杜甫的作品来加以比较，这种性质就更为明显。杜甫有关时事的诗，常常只是有所见、有所感，在感情不能自已的情况下自然喷涌而出的，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¹²⁾，并没有想要借此达到某一目标，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都是如此。只有在少数的例子里，他才把说话的对象指向当政者，好像对他们有所希冀似的。譬如他在《塞芦子》一诗里，谈到芦子关战略地位的重要，希望朝廷赶快派人把守，免得让敌人捷足先登。在全诗最后两句，他说：

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¹³⁾

又如在《悲青坂》里，他劝官军持重，不要鲁莽行事：

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¹⁴⁾

然而，很明显地，这只是对于国事的关怀，不是政治性的要求。相反，白居易的《新乐府》每一首都对着当政者说话，希望他们改革这个，改革那个。他模仿《毛诗序》的做法，在每一首《新乐府》的标题下，都点明用意所在，如：

《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

《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

《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¹⁵⁾

这些题目的政治性质，一看即能明白。

从“采诗”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和现代政治性的文学运动不同。现代的政治文学运动，基本上是往下要求的，它所要求的是民众的认同，它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民众的态度。相反，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乐府运动却是向上要求的，它所要求的是君主的采纳，它的成败只取决于君主一人的心胸与识见。实质上，这种形式的政治诗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谏书”罢了。谏官以奏疏来纠正朝政的缺失，诗人以诗歌来讽刺朝廷的施政，方式虽然不同，但其讽谏君主、希望君主回心转意的用心则是一致的。白居易本人即明白说出，他的政治诗和谏诤的关系：

是时，皇帝（指宪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¹⁶⁾

可见白居易把写政治诗当作他谏官身份的延长。

白居易这种态度，也是有其渊源的。汉昭帝崩，辅政大臣霍光奉昌邑王继位。其后昌邑王荒淫无度被废，他的左右有许多人受牵连被处死。王式是昌邑王的师傅，

昌邑王……废，（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¹⁷⁾

王式的话虽有狡辩之嫌，但无意中也透露出汉代经师对《诗经》的基本态度。⁽¹⁸⁾以《诗大序》为代表的政治诗论，可说就是这种态度的理论化。因此上面所引白居易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诗只是较特殊的一种“谏书”，诗人写诗也只是一种较特殊的“谏诤”行为，那么，诗是否只是政治的辅助工具而已？前面所引白居易的话有一段说：

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

这里所着重的是，“难于指言”的事才以诗来“谏”。《诗大序》也提到，诗在发挥“风化”与“风刺”作用时，具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特质，因为诗是“主文而谲谏”⁽¹⁹⁾的。这样看来，只是采取较委婉的方式来讽谏“难于指言”的事，以免触怒君主，所以诗的“谲谏”确乎只是政治谏诤的辅助工具了？

然而，这并不是《诗大序》的本意。《诗大序》说诗的功能在于“风”化与“风”刺，这里的“风”字暗合了早期儒家对诗的本质的认识。早期儒家无疑是了解诗具有特殊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就好比风对人的感染一般，是能动人于无形之中的。⁽²⁰⁾所以《诗大序》又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²¹⁾影响而能至于感动鬼神，可见其感染力之大了。当然，这是我们按照《诗大序》的用字替它补足的推论，实际上《诗大序》本文并没有说得那么清楚。然而，白居易也正是遵循着这种推论方向，把《诗大序》所可能蕴含的理论意义说得更透彻明白，他说：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²²⁾

白居易把诗所具有的“感人心”的神圣力量和“根情”“实义”的见解相结合。他以为诗是发乎情的，而万物莫不有情，因此借着诗可以达到万物之间的“情交而感”，也就是说，诗可以使万物产生心灵间的交感。而诗又必须是合乎义的，义借着诗所带动的情感的力量而深入万物之心，那么万事万物莫不合乎义。因此，“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也就是说，宇宙的一切莫不和谐，社会的人情无不调和，万事万物都处于极完满的境界。在这种理论下，诗的政治作用被提升至最崇高的地位。这时候的政治，已是人伦（甚至可以说是“宇宙秩序”）的总完成，而这时候的诗已是人间（或者宇宙间）的圣物了。早期的儒家无疑是有这种见解的，只是没有白居易说得那么明白晓畅罢了。不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白居易都是儒家政治诗论的最佳继承人。

但白居易虽然能够把早期儒家的政治诗论发挥到最圆融的地步，却还是无法避免一切政治诗论的狭隘性性格。这在他对历朝诗歌的评论里表现得最明显。他说：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²³⁾

“不遇”之诗，在传统的诗论里，一向是列入“有寄托”一类作品的。然而白居易却还有微词，以为止乎一身，未暇及他，无怪他要痛斥齐梁以下的诗说：

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²⁴⁾

这样的议论证明，他所提倡的诗歌运动确实是以政治、社会问题为第一优先的政治诗运动。

二

任何政治性的文学运动，都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来作为触媒；没有具体的当代问题的刺激，而要倡导一个有所为的文学运动，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就文学史家的立场而言，替每一个政治性的文学运动“重构”它的历史背景，是他必要负起的责任之一。如果只是分析某一文学潮流的理论及其实践，而下断语说，这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流派，和另外那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别有所不同，那只是范畴上的归类，并没有为所讨论的文学运动寻到“解释”。只有当我们从历史角度阐释了文学运动的产生，我们才能了解，原来文学也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虽然是较特殊的一种行为，然而毕竟还是具体生活中的一个片段。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政治诗运动，也是从当时的生活，从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中诞生出来的。虽然我们已经分析了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政治质素，但进一步探讨这种诗歌理论及诗歌运动的历史环境，也许更能够让我们体会出来，白居易等人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性之所在。

从政治上来讲，白居易等所面临的是，大唐帝国整体秩序的重建问题。这个帝国曾经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最盛期，在天宝末年却因安禄山的叛变而引发内部的许多潜伏危机。虽然因为基础深厚而能免于全面崩溃的命运，但乱事平定之后，国力大伤，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只能留待后来者去处理。

安禄山叛变之后的唐代历史，就是在这种基调下发展下去的。在前半期，不论朝内朝外，举国一致抱持着“中兴”之望，都想重建大唐帝国。到了后半期，中兴无望，从上到下普遍消沉，大家得过且过而已。就文学的发展而言，前期是中唐，后期是晚唐。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政治诗运动就产生在“兴复有望”的中唐时期。

中唐在政治上的重建工作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宗时期，第二阶段是宪宗时期。第一个阶段以失败结束，继之以较长时间的保守，然后第二阶段的改革又开始。在第一阶段的尝试失败后，人心并未死，反而把希望更热切地寄托在下一次。所以等第二阶段的中兴工作展开时，几乎获得举国一致的拥护。白居易等人的诗歌运动就是在第二阶段的初期，作为政治革新的支持力量而产生出来的。

在第一段主持唐帝国重建工作的德宗皇帝是个不幸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当历史的重担落到一个不适合承担这种工作的人肩上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即位时正当三十八岁的盛年，雄心勃勃，想要重新树立唐皇帝的威望。但他缺乏政治经验，急于求功，不愿采取渐进的策略。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建中二年），他不准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承袭父职（安史之乱后，这已是不成文的惯例），因此激起其他不听朝命的四大藩镇（魏博、淄青、卢龙、淮西）的同仇敌忾之心，先后兴兵抗命。德宗悍然不顾，一一下令讨伐。但实际上，安史乱后国力大伤，朝廷并没有能力应付全国性的战事。就兵力而言，即使听命于皇室的节度使，也不是朝廷能指挥自如的。在讨伐过程中，大将马燧、李抱真彼此因私憾而阻碍军事，即是一个例证。⁽²⁵⁾就财政而言，朝廷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支付战事的花费，泾原节度使属下的军队即在既无犒赏又缺粮食的情况下作乱。⁽²⁶⁾这些都是德宗缺乏自知之明，仓猝讨伐藩镇所招惹的后果。而他又不能知人善任，竟以人人以为不可的卢杞为相。最后又因卢杞的处事不当，激怒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使李怀光又叛，几乎闹得全国总崩溃。⁽²⁷⁾所愿如彼而所得如此，真是德宗始料所不及。

当全国复归于平静，而德宗终于保住他的帝位时—当然，原先抗命的五大藩镇也没有一个被削平—德宗已从最初即位的那五六年中学得太多，在他剩下的漫长的二十年中，他极力避免再犯曾犯过的错误，而完全不敢有所作为，变成了苟且偷安的人，而贞元年间（785—805）也就成为保守的年代。

元和时代的重要诗人都是在贞元年间成长起来的，德宗最后二十年凡事只求保持现状，绝对不想有所进取，是他们所接受的唯一的政治“教育”。这种无形的教育，对于正在成长的、具有敏锐心灵的诗人来说，当然无法忍受。且看元稹如何回忆当时的经验：

年十五六，粗识声病。时贞元十年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外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子曰：“某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缘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孙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阁，甚者碍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仆畜。厚加剥夺，名为进奉，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断，侯甸之内，水陆腴沃以乡里计，其余奴婢资财，生生之备称之。朝廷大臣以谨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见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间，时或缮完坠。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炽，习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备宫闼中小碎须求，往往持币帛以易饼饵，吏缘其端，剽夺百货，势不可禁。仆时孩……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²⁸⁾

这一段文字提到德宗对于藩镇的姑息，藩镇的骄纵、聚敛，朝廷的因循，升迁的停滞与不公，上下的热衷土木，皇宫对于百货的侵夺，把贞元朝政的保守、腐化完全暴露无遗。但这并不是史官的记载，而是诗人对成长期经验的追叙。最重要的是这些经验对诗人心灵的冲击，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对于日渐懂事的元稹来说，这些经验让他“心体悸震，若不可活”，驱使他“思欲发之”。就在这种情形下，他读到陈子昂的《感遇》（这时他还没有看到杜甫的作品），而写下他最早的有寄托的诗。

元稹的回忆最能够让人看到贞元朝政对元和诗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由元稹的反应推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他们的年龄都略大于元稹），即可明白元和诗人对政治那么关切、那么敏感的原因。他们成长于对政治强烈不满的时代，而他们对唐朝的命运却未到绝望的地步。因此在贞元之后的大改革期间，这些年轻的诗人大都抱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主义倾向，投身于其间。

当然，每个诗人因为遭遇的不同，对中唐第二阶段政治改革运动参与的程度与方式也就有所差别。以韩愈为例，韩愈在贞元、元和之际一直沉沦下僚，极不得意。在这种情形下，他不太可能关注朝政的各种问题，因此牵涉改革运动的程度也最低。

与韩愈刚好相反的是柳宗元、刘禹锡。刘、柳二人初期的政治生涯一帆风顺，在贞元末年他们的才华已引起许多人的重视。德宗驾崩之后，继位的顺宗在翰林学士王叔文的主持下，进行一连串的政治革新。刘、柳二人因被王叔文看重，而被引进政治的核心，成为永贞（顺宗年号）改革的主要人物。⁽²⁹⁾因此，刘、柳二人可说是以直接的政治活动介入当时的政治洪流之中。当永贞改革失败，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被赐死之后，他们也受到牵连，成为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的牺牲品。⁽³⁰⁾

永贞年间，元稹、白居易都任校书郎，刚入仕途，但还没有参与实际政治，因此不可能卷入当时的政治风暴中。元和元年，他们同时应制举，均及第，与政治事务才开始有了关联。这时初即位的宪宗虽然不能进行顺宗一样的较深入的变革，但仍然继续推行一连串的改革。元、白可以说是元和革新运动的参与者，其情况正如刘禹锡、柳宗元之于永贞变革一般。所不同的是，刘、柳在永贞年间已是中级官吏（员外郎），又是王叔文的左右手，与政治决策有直接关系。而元、白都只是从校书郎再升一级而已，他们当时的地位使他们只能成为元和革新的附和者。因此，与刘禹锡、柳宗元的直接涉入政治不同，他们只能以间接方式参与改革。

在他们的地位上，以他们的特殊才能（写诗），元、白所能采取的对改革有所帮助的间接行动，就是写政治诗。当他们的意见不太容易表达于政治核心时，写政治诗是最可能的“上达天听”的途径，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他们赢得较好的前程的最佳方式之一。《旧唐书·白居易传》说：

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指白居易任校书郎及盩厔县尉期间），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宪宗）纳谏思理，渴闻谠言，（元）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³¹⁾

这段话可能稍嫌夸张，因为白居易最著名的政治诗《新乐府》五十首是写于元和四年及其不久。任翰林学士以前，白居易到底写了多少政治诗，这些作品有没有引起宪宗的注意，都还要仔细考证。不过，笼统地说，白居易因为诗名极盛（尤以县尉任内所写的《长恨歌》流传最广），因此而被召入为翰林，则是不成问题的。⁽³²⁾

白居易因诗名而在政治上前进了一步，使他更有意借政治诗来表达他的见解，他追述当时的情形说：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按：白居易以左拾遗充翰林学士），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³³⁾

这一段话很明显可以看出，白居易确是将讽喻诗的写作当作实际政治的一部分。再由白居易的话来推测，应该可以说，元和初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之竞相创作新乐府，确实是含有政治目的的。这些正踏入仕途的诗人，既有政治野心与抱负，又遇到有为的时代，不免借着所长来表现他们对朝政的种种意见，这就是他们倡导政治诗运动的历史背景。

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重视的一次政治诗运动，就这样发生在唐代历史的关键期（关系到唐帝国的兴衰）。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样一个政治诗运动的本质，下面简单说明它是如何遭遇失败而归于结束的。

元和五年，元稹因得罪宦官而被贬到江陵，而白居易也因多写政治诗而遭遇到愈来愈不好的处境。他回忆这一段历程时说：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按：指元稹）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³⁴⁾

白居易的政治诗，使他在左拾遗任满后得不到较好的升迁，也间接使他在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司马。

元和初期的政治革新运动，最初好像得到很大的成功，但时间愈久，愈证明那些改革只是表面的，并不能真正挽救唐帝国的命运。二十余年之后（文宗大和末），当局势愈来愈明朗，唐帝国不可能再产生具有希望的改革，人心愈来愈消沉下去时，年纪日渐老大的白居易说道：

作诗四百三十二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予尝云：治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世，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大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³⁵⁾

同样提到采诗，这里的粉饰太平与元和初年的积极进取是多么强烈的对比。比白居易晚一代的诗人杜牧和李商隐（白居易老年时，他们正当盛年），有这样的作品：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消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似业，五陵无树起秋风。⁽³⁶⁾

（杜牧《登乐游原》）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³⁷⁾

（李商隐《北齐二首》之一）

前者消极悲观，后者寓愤慨于讥讽，在潜意识里都已觉察到唐帝国的无望，这和白居易晚年的颓唐都是同一政治气候的反映。对照之下正可看出，元稹、白居易等诗人元和初年在政治诗里的大声疾呼，正是对唐皇室尚抱存希望的表示。等到杜牧、李商隐换了另一种口气来写诗时，江河日下的局势已不是什么人所能挽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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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历代文学论著精选（上）》（台北：华正书局，1980），44页。

(2) 《白居易集》（以下简称《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一，2页。

(3) 《白集》卷六十五，1369页。

(4)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三十，1708页。

(5) 《汉书》卷二十四，1123页。

(6) 《白集》卷六十二，1287页。

(7) 《白集》卷六十五，1370页。

(8) 《白集》卷四十七，1001—1002页。

(9) 诗见《白集》卷四，90页。

(10) 《白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962页。

(11) 《白集》卷三，《新乐府序》，52页。

(12)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1708页。

(13) 《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三，132页。

(14) 《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三，125页。

(15) 《白集》卷三，53页。

(16) 《白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962页。

(17)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3610页。

(18) 关于《诗经》的“谏书”化，请参看何定生《诗经今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卷一。

(19) 《中国历代文学论著精选（上）》（台北：华正书局，1980），44页。

(20) 《诗大序》所谓“风刺”之“风”亦如“风化”之“风”，本为一义（《经典释文》引刘氏云：重物曰风），“风刺”之“风”（亦作讽），有“含讥带讽”之义，乃后来引申而附加者。请参看傅斯年《论所谓“讽”》，《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一册，299—305页。

(21) 《中国历代文学论著精选（上）》（台北：华正书局，1980），44页。

(22) 《白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960页。

(23) 《白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961页。

(24) 《白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961页。

(25) 参看《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二二七，7326—7327页。

(26) 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二八，7351—7352页。

(27) 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二九，7377、7385页；卷二三〇，7401—7406页。

(28) 《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三十，《叙诗寄乐天书》，351—352页。

(29) 当时人称王叔文、王丕、刘禹锡、柳宗元为“二王、刘、柳”，可见刘、柳二人在王党中的地位。见《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六〇，4210页。

(30) 关于王叔文党的是非功过，历来争论颇多，请参看拙著《元和诗人研究》（东吴大学博士论文）第二章第二节及第三章第一节。

(31) 《旧唐书》卷一六六，4340页。

(32) 陈寅恪不同意《旧唐书》的说法，他认为白居易因写《长恨歌》而知名一时，才是宪宗召他为翰林学士的主要原因。见《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51—353页。

(33) 《白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962页。

(34) 《签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962—963页。

(35) 《白集》卷七十，《序洛诗》，1474—1475页。此文作于文宗大和八年（834），距元和元年（806）二十八年。

(36) 《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二，28页。

(37) 《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三，7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