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论与江西诗派
南宋诗论与江西诗派
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后设”的，也就是说，是对于文学创作的反省。创作上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理论上才会引起相应的检讨。一般对于文学批评的研究，比较重视理论体系的分析，注意的焦点是：批评家如何“自圆其说”，如何解决前代批评家遗留下来的难题，又如何留下另外的难题等待后人来解决。这是把文学批评当作一个自主的系统，独立地加以研究。这样的研究有其好处，也有其必要。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文学发展的立场来看待文学批评的问题，也许会有另外的收获。这个时候文学批评变成文学史的一环，我们可以借着文学批评的检讨，更清楚地看出文学发展上的困难。反过来讲，从文学批评对于这些困难的解决方案，我们又可以了解，文学的另一种发展方向是否可能。因此，在这里文学批评被看作创作实践的“自我反省”，而关于文学批评的研究也就成为了解文学发展的极有效的途径。
本文即是想从这样的角度来探讨南宋的诗论。简单地说，南宋诗论主要是因应着江西诗派在创作上所遇到的困局而产生的反省与检讨。但江西诗派的问题，其实牵涉整个宋诗的本质。因此南宋的诗论最后归结到对于宋诗的批评，并提出唐诗来跟宋诗作对照。扩大来讲，唐、宋之分又是明、清诗论的基本焦点之一，所以南宋诗论又成为明、清诗歌批评的源头。这样就可以看出，江西诗派和南宋诗论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这就是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江西诗派与宋诗
南宋诗论所以从江西诗派牵扯到宋诗，是因为江西诗派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宋诗的问题。换个角度来说，宋诗的“特质”经过几次发展，在江西诗派的作品中达到最“高峰”。所以批评江西诗派，非得追本溯源谈论宋诗不可。
一般对于宋诗的特质虽有种种看法，但这些看法基本上大同小异，我觉得大致可以归纳成两点，即：散文化和日常生活化。散文化是指语言表现，日常生活化则指诗的内容，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
散文化即是传统所谓“以文为诗”，诗变成押韵的散文。这不只是诗的句法（譬如五言的二、三句法和七言的四、三句法）和散文句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方式的问题。譬如全首诗以议论为主，自然就像是押韵的散文。事实上不只议论如此，只要是长篇幅的叙述与描写，而其中又缺乏强烈的感情作基础，读起来也会像散文。整首诗，从结构、遣词造句、押韵、融化古人字句等各方面来看，无不精妙，唯独缺乏足够的感情质素。这就是以文为诗，或者更具体地讲，“以文字为诗”。
日常生活化是不计较诗的题材，平平凡凡的小事物、小感情无不可以入诗。所以可以写蜘蛛、写苍蝇、写暴雷雨、写午睡醒来的慵懒等等。题材平凡，感情也就“平凡”，不必热情缠绵，也不必慷慨激昂。
散文化是不再刻意去区分诗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日常生活化是不再特别分辨诗的题材与非诗的题材。在这两方面，宋诗并不在意平凡还是不平凡，所以，如果说唐诗比较“崇高”，宋诗就比较“卑”，比较“俗”。
但是，“卑俗”绝对不是好诗。宋诗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平凡中显出“不平凡”来，如何使“卑俗”的题材看起来不但不卑俗，反而表现出特殊的风味来。
从宋诗的开创者梅尧臣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具体呈现。一般常以“古淡”两字来评论梅尧臣的诗。(1)“淡”当然是说“平淡”，而所谓“平淡”，除了其他意义之外，所要着重指出的是梅诗题材与感情的“平常”，至少是不出奇。但梅诗的“平淡”并不是真正的平平淡淡，而是所谓“古”淡。“古”字的意义虽然不容易把握，但肯定跟梅诗的耐人寻味有关。欧阳修谈到梅尧臣的作品，说是“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2)，这无疑是从“古”而来的。既然平淡之中而有古味，这就不是真正的平凡，因而梅尧臣也就克服了宋诗的基本难题。
从平凡中显出不平凡的问题，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身上就没有那么突出而引人注目。因为欧、王、苏都是“大人物”，他们的气度与风采自然使他们的作品不同于流俗。这在苏轼身上尤其明显，横溢的才华使得他的作品自然具有行云流水般的奇趣。而梅尧臣则是“小人物”，终身是个小公务员，生活平平无奇，而他就是要从这样的生活中锤炼出诗来。所以如果我们说，宋诗是平凡生活的诗，是平凡人的诗，则无疑梅尧臣的作品，比起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来，更是彻彻底底的宋诗。在宋诗诸大家中，后人对梅尧臣的评价最不一致，推崇与贬抑有如天壤之别，其原因就在于此。
江西诗派的创始者黄庭坚也是一个梅尧臣式的人物，跟欧、王、苏比起来，他也是个“小公务员”，除了晚年被贬谪西南之外，他的生活基本上并不特别“多彩多姿”，他的诗也像梅尧臣的诗那样，是平凡人的诗。他跟梅尧臣最大的不同是，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创者，而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宋诗的“集大成者”。(3)
在黄庭坚之前，宋诗已出现了梅、欧、王、苏等大家，宋诗的面目与特质已经非常清楚。就功力而言，黄庭坚是个杜甫型的人物，他即以杜甫的精神来咀嚼、融会宋诗，因而无意中提供了一套宋诗的“诗法”。而因为他本人是官场中的“平凡人物”，他这一套“诗法”无意中也就特别适用于其他平凡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是个性鲜明的大人物，他们所走的道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遵循的。但大部分人都是如黄庭坚般的平凡人，而且还能从他的作品中学习到一套人人可据的法则，所以黄庭坚是为平凡人归纳了一套平凡的诗的“诗法”。就这个意义而言，他是梅诗的“顶峰”，他的影响也因此远远超过欧、王、苏，形成笼罩一世的态势。
我们应该记得，最早学习黄庭坚精神的是陈师道，而跟黄庭坚比起来，陈师道更是彻彻底底的小公务员。黄庭坚的第一个景从者，江西诗派的第二个大家，也是个小人物型的平凡人，这不是没有意义的，这让我们看出，黄庭坚的诗法确实有为平凡人立法的倾向。
关于黄庭坚的诗法，我们当然可以举出种种细目来加以讨论，如诗眼、拗律、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其基本精神。依个人的看法，黄庭坚用力的焦点是如何使诗显得“不俗”。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宋诗的基本难题：如何把日常的、平凡生活的诗写得“不俗”。
我们可以从这一点来分析黄庭坚的诗法。譬如就黄庭坚、陈师道的律诗来说，他们之所以刻意写拗律，就是不想掉入熟套之中。陆游的七律并不比黄、陈差，但往往熟极而“烂”。黄、陈绝不犯这种毛病，他们宁“硬”而不“熟”，以声调上的拗来追求硬、涩、冷、僻的效果，以此来求“不俗”。
诗眼的基本精神也是如此。这是要求不轻易放过关键词眼，一定要想出出人意表的字。在关键处“不苟”，自然与别人不同面目，也就“不俗”。
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这一问题比较复杂，牵涉江西诗派与古书的关系。黄庭坚说过：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4)
这是要求诗的语言应以古书的语言为主。与口语和俗语相比，古书中的语言当然要“雅”得多，“雅”也是一种“不俗”。从这方面来看，黄庭坚其实是以“雅言”来文饰平凡生活。但反过来说，“雅言”也是一种“陈言”，用得不好也会变成陈腔滥调。所以必须点铁成金，必须夺胎换骨，使古人的语言任我驱驾，即在使用上别出心裁而达到意外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俗”。
但是，这些都是文字功夫、表面工夫。重要的是，透过诗眼、拗律、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等的“诗法”，来达到诗的整体精神的“不俗”。就世俗成就来讲，黄庭坚、陈师道都是平凡人，富与贵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但就人格而言，黄、陈都是超脱流俗的“诗人”。从他们那种奇峭苦涩的诗句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兀傲”的人格。这种“兀傲”不是外发的，不是狂暴的，是不伤人的，是“狷”者一流的、内敛的、自我肯定的一型。这是平凡人物对于平凡自我的肯定，这种肯定使得他们的诗在拗涩之中具有一种奇特的光辉。这是他们真正的“不俗”。
黄庭坚的成就在两方面：就时代而言，他为追求平凡生活的宋诗归纳出一套诗法；就个人而言，他以他的诗歌呈现了一个表面平凡，其实却超脱流俗的人格世界。综合这两方面，他可以说是把宋诗的特质表现到最“纯粹”、最“极致”的人。
二、南宋初年江西诗派的问题
南、北宋之交，黄庭坚的影响盛极一时，吕本中据以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因而确立了“江西诗派”的名目。按照后代的评价，吕本中本人可列入南宋初年江西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同时，吕本中也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理论家，通过他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江西诗派所面对的问题。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圆转，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豫章黄公首变前代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5)
吕本中所要强调的是“左规右矩”与“变化不测”的复杂关系。他并不是不重视法，他认为只有在“毕精尽知”之后，才有出于规矩之外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论，他仍然是江西诗派的忠实信徒。然而，他所拈出而特别标举的用语是“活法”，从“活”字，我们看到他的用心所在。
吕本中论诗的第二个要点是“悟入”，他说：
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6)
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它人观舞剑，有何干涉。(7)
“悟入”跟“工夫”的关系，正如“活法”跟“规矩”的关系。吕本中守住江西诗派的工夫与规矩，然后再特别标出“悟入”与“活法”，这是他的趋向所在。
我们当然可以说，黄庭坚、陈师道已有类似的见解，他们也并没有执定如此如此的“诗法”，以为此外就无法，因此吕本中并无新意。但是，吕本中在他的说法里面，这么明白地提出“规矩”“工夫”与“活法”“悟入”的两面性，这种清晰的架构就是理论的往前推进，是他作为理论家的贡献。张健先生曾把江西诗派的六个批评家加以归类，认为黄庭坚、范温、徐俯较讲究方法，韩驹、陈师道、吕本中较偏重悟入。当然两者很难截然加以划分，不过，比较之下六人之中最重悟入的还是吕本中。(8)这样，我们更加可以肯定，吕本中在江西诗派的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
江西诗派的两大宗师，黄庭坚与陈师道，都有过分重视工夫与苦吟的倾向，他们的性格又都极为内敛，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重涩的特质。这是他们的诗所以耐读的原因，但反过来也不能不说是缺点。对江西诗派颇有微词的王若虚就说过：
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9)
这种批评虽然较苛刻，但的确也能道破黄庭坚性格与作品的真正弱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黄、陈二人还是有其独特的气质，而他们的作诗工夫也的确能配合这一气质，而凝练成独特的艺术品。不过，真正比较起来，陈已不如黄，陈的卑苦使得他在气度与格局上不免比黄更为狭小。由此可见，像江西诗派这样的诗法，性格、修养与胸襟反而变得非常重要了。如果没有独特的人品，则所有的工夫就只停留在文字表面。于是，从文字上追求“不俗”的结果就是：粗硬槎枒、重涩冷僻，不一而足。这就是一般人所批评的江西末流的弊病。
吕本中的理论就是对于这种倾向的一种平衡，他在“规矩”与“工夫”之外特别提出“活法”与“悟入”，就是要提醒别人，“法”并不是一切。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在《夏均父集序》中引用谢朓的话，说：“好诗圆转，美如弹丸。”在自己的诗里，他也多次提到类似的意思：
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
初若弹丸转，忽若秋兔脱。
快若箭破的，圆在于珠盘。(10)
这就不免令人揣度，他所谓的“活”与“悟”意义恐怕还要深广得多。更明显的是下面一段话：
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生，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11)
由此可见，他并不只是要强调“有定法而无定法”，强调从工夫中悟入，事实上他是要扩大江西诗派的境界。他并不想如黄、陈一样地守住内敛、重涩的道路，他要圆活，他要姿态横生，“无穷苦艰难之状”。所以他不只是在“法”与“工夫”上指出不可执着，他甚至在内容上都要弥补江西诗派过分瘦硬苦涩的倾向。
方回曾在《瀛奎律髓》里评论南宋初期江西诗派的几个重要诗人，他说：
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与义）也，流动圆活者吕居仁（本中）也，清净洁雅者曾茶山（几）也。(12)
这一段话除了再次证明吕本中的“活法”具有内容上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南宋初期江西诗派的“变局”。陈与义、吕本中、曾几，不论在风格上有何不同，都同样地不想守定黄庭坚、陈师道过分内敛的硬、涩倾向。所谓“恢张悲壮”、“流动圆活”、“清净洁雅”，都是在不同方向上想要扩大江西诗派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说，南宋初年是江西诗派的“革新、扩大”期，而吕本中则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理论家。
三、杨万里与陆游
陈与义（1090—1138）、吕本中（1084—1145）、曾几（1085—1166）之后，就是南宋三大家，陆游（1125—1210）、杨万里（1127—1206）、范成大（1126—1193）。三大家都受江西派影响，但后来都摆脱了江西牢笼。因此，如果说陈、吕、曾是江西的改革派，三大家就是革命派了。三大家之中，杨万里与陆游都有理论上的自我反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为何要对江西派采取更激烈的态度。
杨万里的理论可以说是吕本中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他在《荆溪集序》里很详细地谈到自己的写诗历程，他说：
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暨壬午，止有诗五百八十二首，其寡盖如此……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诗之难也。(13)
这等于是以最具体的经验来描述吕本中所说的，由“工夫”到“悟入”的过程。不过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整段文字里，杨万里并没有强调他的“悟入”是自“工夫”来。相反，杨万里似乎有工夫并不足恃的言外之意。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吕本中所说的工夫与悟入并重的情形，在杨万里的论述里明显偏向悟入。因此可以说，杨万里的说法是吕本中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杨万里对于自己“悟”后作诗情况的描述，也值得注意。吕本中提到“活法”，提到“忽若秋兔脱”“快若箭破的”，拿来形容杨万里的创作过程，实在再恰当不过。我们如果再考虑一下杨万里作品的灵活跳脱，那么简直可以说，杨万里彻底实践了吕本中的“活法”理论，而且已经超过了限度，几乎已把规矩法度完全抛之脑后了。所以从“活法”这一方面来讲，杨万里也比吕本中往前跨了一大步。
杨万里在《颐庵诗集序》里说：
夫诗何为者？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
“尚词”是讲究字句工夫，“尚意”是讲究炼意，两者既不是诗之所在，那么工夫与法度显然已不再像吕本中所说的那么重要了。
诗既不在词与意之上，那么诗在什么地方呢？在上引一段文字之后，杨万里接着说：
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茶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14)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杨万里不重“意”而重“味”，“意”还可以言说，“味”就只能体会了。他所讲究的是最没有形迹的东西，因此他距离江西已经相当遥远，而渐渐要接近严羽的道路了。
杨万里甚至还以这样的理论来阐明江西诗派，他说：
江西宗派诗者，诗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阀阅；岂惟公侯哉？诗家亦然。窭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纡以银黄，缨以端委，视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则公侯乎尔，遇王谢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诗，知味者当能别矣。(15)
这等于是说，学江西学得好的才算江西，只有貌没有味的就不能算江西。前面说过，黄庭坚、陈师道的好处并不只在工夫，诗背后的人格境界尤其重要。然而正统的江西派却不会说，只有那个“味”才算，“工夫”与“法度”不算。杨万里的完全重“味”只能证明，他连吕本中的立场都守不住，所以他已不是“正统”的江西派了。
从杨万里的重“悟”不重工夫，重“活”不重法度，重“味”不重“形”，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推崇唐诗，尤其是晚唐诗了。除前面所述《颐庵诗集序》之外，我们可以再举出下面的例子：
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于江西。
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16)
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
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17)
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
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18)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
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19)
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杨万里的“可贵”就在于：在江西诗派解体的过程中他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反省两方面让我们知道，一个诗人如何从江西走到晚唐。从杨万里的例子我们就可以了解，下一个阶段要出现的是“四灵”与严羽了。
陆游与江西诗派的关系甚至比杨万里还深，他年轻的时候私淑吕本中，在《吕居仁集序》里，他说：
某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始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20)
后来他亲从曾几学诗，他回忆说：
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21)
曾、吕二人是南宋初期江西诗派的两大宗师，而陆游一私淑，一受亲炙教诲，可见其与江西诗派关系之密切。《诗人玉屑》载赵庚夫题《茶山集》云：
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22)
所以陆游实在可以成为曾、吕之后江西诗派最重要的传人，而且可能有青出于蓝之势。
在陆游的一些作品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吕本中理论的痕迹，譬如：
文章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
齿豁头童方悟此，乃翁见事可怜迟。(23)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24)
这里所说的就是吕本中所谓的从工夫到悟入的过程。
但陆游的个性与才气究竟不是江西派所能规范得住的，在他：“换骨”之后，他就不再是江西宗社中人。他说：
大抵诗欲工，而工亦非诗之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斫削之甚，反伤正气。(25)
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
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26)
江西诗派是通过文字工夫与法度来求“奇”、求不俗，而所谓悟入则是能够借此表现一种特殊的味、特殊的境界、特殊的人格。两者是合而为一的，缺一则不可。但陆游在“换骨”之后，却明白地摒弃锻炼与雕琢，并且不赞成奇险的风格。他这种立场和晚年的杨万里完全类似，因此他至此也不算是“正统”的江西派了。他在《示子遹》里明白宣称：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27)
这跟江西的文字与内容合一的观念已是不能相容的了。
实际上陆游脱离江西的程度甚至还要超过杨万里。杨万里其实是把吕本中的“活法”推到极端，而陆游却连“活法”也要反对。吕本中以谢朓“好诗圆转，美如弹丸”的话来说明“活法”，陆游却批评说：
文章要须到屈宋，万仞青霄下鸾凤。
区区圆美非绝伦，弹丸之评方误人。(28)
这恰如杜甫说“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可见陆游不愿拘束在小世界中，而有他自己的追求目标。他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描述自己的作诗经历：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
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
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
华镫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
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
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
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29)
诗的中段以具体的形象生动地描写了豪壮激昂的军旅生活，是这种生活让他领悟到真正的诗的天地是在哪里。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个性上陆游既不能像黄庭坚那样孜孜矻矻地经营自己的内心世界，又无法像杨万里一样，在寻常的小事物中体会到灵动透脱的生命。他要献身于不平凡的追求，他要在热情与豪气之中去体会生命的光与热。这种外向的本质与江西诗派重工夫与内省的倾向根本无法兼容，无怪他要说“区区圆美非绝伦”，而向往“万仞青霄下鸾凤”的境界。
陆游在另一首《醉后草书歌诗戏作》中，更直接地描述艺术世界：
朱楼矫首隘八荒，绿酒一举累百觞。
洗我堆阜峥嵘之胸次，写为淋漓放纵之词章。
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忽作蛟螭僵。
宝刀出匣挥雪刃，大舸破浪驰风樯。
纸穷掷笔霹雳响，妇女惊走儿童藏。(30)
前一首诗以豪壮动荡的场面来说明生活对创作的启示，这一首则以类似的形象来比喻他的诗歌的精神。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黄庭坚与陆游同样学杜甫，但黄庭坚只看到杜甫的内省与工力，而陆游则重视气魄与热情。就整体精神而言，陆游实在更接近杜甫。
这样看起来，陆游根本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江西派的问题。江西诗的症结在于：生活与题材太平凡，所以只好从文字上去雕塑一个独特的生命世界。杨万里虽然以他独特的“活法”，把江西诗一向过度重涩的内容转为淋漓的生气，但基本趋向还是平凡中追求不平凡。陆游却完全抛弃这个前提，而说：既要不平凡，最彻底的解决方式就是，生活本身不平凡。陆游的方法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不过如此一来就把宋诗真正的“根”挖掉了。所以就理论层次而言，他也是走回唐诗，而且比杨万里走得更彻底。杨万里还只以晚唐为主，而陆游则是要回到杜甫所表现出来的盛唐风度中。
四、张戒与严羽
吕本中、陆游、杨万里都是大诗人，他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基础来反省江西诗派的问题。吕本中先走出一步，提出“活法”与“悟入”来平衡法度与工夫。陆游与杨万里则在吕本中的基础上再往前发展，而走上不同的道路。他们同样地“悟”了，但既“悟”之后就不太重有形的文字，一个提出“味”，一个提出“生活经验”，因而也同时走回唐诗，不过一个较重晚唐，一个较重盛唐。
陆游、杨万里的两条道路，也反映在南宋最重要的两个诗论家张戒与严羽身上。大致说起来，张与陆近，严与杨近。从张、陆与杨、严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南宋对江西的反省虽然言人人殊，但大致不出张、陆与严、杨二途。
在分析张戒与严羽各自的理论之前，我们先谈一谈他们两人的共同特色。张、严都写诗，诗名不盛，但作为理论家，他们的理智反省能力显然要超过吕本中、陆游与杨万里。或者可以说，正因为他们不是重要诗人，他们反而不会执着在自己的创作经验本身，反而更能跳脱开来，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江西与宋诗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是他们，而不是杨、陆，明白地提出宋诗来跟前代的诗，尤其是唐诗作对比。这样就让他们考虑到，所谓江西的问题并不只是在江西，而是在整个的宋诗和前代的诗，尤其是唐诗，截然不同。这种鲜明的时代意识和历史意识，使他们在不同种类的诗的对比之下，能够直探诗的本质，并以简单的语言清晰呈现出来。试看他们强烈的时代感：
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
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用事押韵，何足道哉！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31)。
（以上《岁寒堂诗话》）
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32)
（以上《沧浪诗话》）
所以不惮其烦地引述这些言论，就是要证明，对于江西的检讨最后引发整个宋诗的问题；而由宋诗与前代诗歌的对比，自然产生这么明显的历史意识。而这种历史意识的结论却是，对于宋诗的否定。如果就历史的顺序，事情应该是这样：有了宋诗，然后发展到江西；到了江西末，然后宋诗的弊病清楚地显示出来；由此而产生理论家的反省，而最后的结论却是：宋诗要不得，必须改弦更张，回到唐诗。因此就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张戒、严羽的诗论实在是宣布了宋诗的“死刑”。陆游、杨万里就他们实际创作的历程几乎已经达到相同的看法；不过，张戒与严羽却以理论家的历史眼光清晰而严厉地加以“宣告”。
当然，张戒和严羽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文学史上所代表的意义。作为理论家，他们的贡献在于：以反省江西派和宋诗为基础，他们为诗的本质提出坚定而明确的看法。
在比较了历代诗歌之后，张戒断然宣称，诗之本在于情志：
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33)。
另外，前面引过他批评苏、黄，说他们：
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
两者综合起来，张戒等于把诗分成言志、咏物、用事押韵议论缀奇字（即严羽所谓“以文字为诗”）三等。当然，宋诗是要列在最下等了。
诗以言志，这是老生常谈，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创意。而且张戒又因此过度厌弃文字与技巧，而有宋不如唐、唐不如六朝、六朝不如汉魏晋之论（参前引文），似乎又过于保守。但事实上，在论江西之弊时，他的论调却有一针见血之效。试看他与吕本中的一段问答：
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余曰：“活则活矣，如子美……此等句鲁直少日能之……此等句鲁直晚年能之。至于子美‘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壮游北征，鲁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却见骨，天地终无情’，此等句鲁直能到乎？”居仁沉吟久之曰：“子美诗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余曰：“然则未可谓之得髓矣。”(34)
这段话充分指出江西诗派的矛盾。只能学杜甫可学之处，而杜诗之真精神遂失之交臂。反过来看，不可学的正是诗之本质之所在。所以张戒的情志说轻易地就击中江西的要害。张戒生卒年虽然不详，但大约与吕本中、曾几、陈与义同辈而稍晚。(35)在吕本中努力修正江西诗论的同时，在陆游尚未从亲身阅历体会到“工夫在诗外”之前，张戒以他敏锐的眼光直接看穿江西的缺陷，确实有过人之处。
张戒的言志说所以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主要得力于他对杜甫诗的体会。《岁寒堂诗话》的第二卷（全书只有两卷）专论杜诗，可见他对杜甫的倾倒。元稹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为标准，判断李白不如杜甫，张戒斥之为“鄙”。(36)他完全从道德与情志的观点出发来肯定杜甫的伟大。正因为他读杜诗有得，他才能说出下面所引这一段极少人说得出的话：
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余”，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37)
杜诗处处有真情，故无所不佳，张戒因此可据以断言：诗当以言志为本。
一般而言，张戒型的正统理论家，要不是面无表情地背诵圣人之言，就是头巾气太重，极少像张戒那样说得理直气壮而能服人的。对于江西诗派与宋诗的批评，张戒的成就绝对不下于严羽。
严羽的理论世所习知，这里只简单谈一谈跟本文有关的一些问题。严羽在《沧浪诗话》的《诗辩》里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38)
这一段话简要而清楚地说出他自己对于诗的本质的看法，并以此批判了江西与宋诗。大致而言，江西派先是借工夫与规矩的途径来表现人格（如黄庭坚），接着是工夫、规矩与悟入、活法并立（吕本中），到了杨万里明显偏向悟与活，并提出诗味的问题来。如果从这一条发展脉络来看，严羽主“兴趣”而去“文字”的结论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严羽的贡献是，把前人提出的想法推到极点，并以简明清晰的文字表达出来。如果强要比较，我们可以说，张戒和严羽虽然同样反对江西与宋诗，但严羽与江西的“渊源”却要深得多。
其次要指出的是，严羽并不能算是纯粹的神韵派，他重气象、格力、音节、体制，明显也有格调派的种子。(39)我们可以说，自南宋诗论分出唐宋以后，明清以后的唐派，不论主神韵，还是主格调，全可溯源到严羽。所以从历史脉络来说，先有宋诗，再发展成江西，再由反江西而归结为严羽的唐、宋之分，然后再引出明清诗与诗论，严羽的重要性由此可知。
相比之下，张戒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明、清以后，凡是主情志的，大约有两种途径：一种与格调结合，而成“门面话”，实际不起大作用，如沈德潜；一种干脆只抒发个人感情，而成性灵派，事实上，这两种理论都跟张戒那种以杜甫为中心的情志论关系不大。所以张戒虽然也反江西而分出唐、宋，但在后代却缺乏真正的知音。
最后把本文所谈论的简单归结一下。江西派的问题来自于宋诗：宋诗以日常的平凡生活为基础，江西把这一倾向发展至极端，并想从文字工夫中锻炼出不平凡的诗味来。江西末流的弊病是：徒有工夫而无诗味，吕本中因此提出修正，以“活法”和“悟入”来平衡规矩与工夫。然而，以陆游、杨万里为代表的下一辈诗人，却在“悟”了之后，逐渐抛弃有形的文字，并转向唐诗。张戒、严羽则进一步从理论上把江西的问题归到宋诗上，并以唐诗（或唐以前诗）来否定宋诗。就基本倾向而言，陆游重生活体验，张戒重情志，可算一类；杨万里、严羽则重无形的味或韵，明显是一类。其他如姜夔、戴复古、刘克庄，本文虽未提及，但都可在这两种大趋向上找到他们的位置。(40)
(1) 欧阳修云：“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见《六一诗话》，《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265页。
(2) 见《六一诗话》，《历代诗话》，268页。
(3) 吉川幸次郎曾提及梅、黄二人的相似性，见《宋诗概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176页。
(4) 《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十九，23页。
(5) 此文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九十五，14—15页。
(6) 《吕氏童蒙训》，见《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后集卷三十一，232页。
(7) 《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333页。
(8) 张健《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台北：天华出版公司，1979），156页。
(9) 《滹南诗话》卷二，《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518页。
(10) 以上三则见《东莱先生诗集》（四库全书本）卷六《别后寄舍弟三十韵》、卷三《外弟赵材仲数以书来论，因作此答》、卷十三《瓜洲西亭》。参见张健先生《中国文学批评论集》，153页。
(11) 《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332-333页。
(12) 《纪批瀛奎律髓》（台北：佩文书社，1960），卷一，14页。
(13) 《诚斋集》（四部丛刊本），卷八十，7—8页。
(14) 《诚斋集》，卷八十三，2—3页。
(15) 《诚斋集》，卷七十九，11—12页。
(16) 《双桂老人诗集后序》，《诚斋集》，卷七十八，12页。
(17) 《读唐人及半山诗》，《诚斋集》，卷八，13—14页。
(18) 《答徐子材谈绝句》，《诚斋集》，卷三十五，5页。
(19) 《读笠泽丛书》，《诚斋集》，卷二十七，1—2页。
(20)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台北：世界书局，1980），卷十四，81页。
(21) 《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二，37页。
(22) 《诗人玉屑》（台北：九思出版公司，1978），卷十九，419页。
(23) 《示儿》，《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二十五，416页。
(24) 《夜吟》，《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五十一，751页。
(25) 《何君墓表》，《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三十九，245页。
(26) 《读近人诗》，《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七十八，1069页。
(27) 《读近人诗》，《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七十八，1076页。
(28) 《答郑虞任检法见赠》，《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十六，274页。
(29) 《答郑虞任检法见赠》，《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二十五，418页。
(30) 《答郑虞任检法见赠》，《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四，72页。
(31) 《历代诗话续编》，451、452、455页。
(32) 《历代诗话》，686—688页。
(33) 《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450页。
(34) 《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463页。
(35) 参见张健《文学批评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1—2页。
(36) 《岁寒堂诗话》卷下，《历代诗话续编》，469页。
(37) 《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464页。
(38) 《历代诗话》，688页。
(39) 参见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台北：文汇堂，1985），126—131页。
(40) 朱熹的诗论最为特殊，不属于这两个系统，故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