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诗歌的两大特质——兼谈李白的出身问题
论李白诗歌的两大特质
——兼谈李白的出身问题
李白诗歌有两项非常明显的特质，但很少人同时留意到这两项特质。一、李白现存作品有四分之一左右（至少二百五十首）属于拟古诗及拟古乐府，李白承袭前代文学传统的痕迹非常明显，这在中国大诗人中是极为少见的。二、李白的许多作品文字简明，意象简单，而且相当地口语化。本文除了论述这两项特质外，还要据此推论，这两项特质可能跟李白家族不熟悉汉语、李白本人必须花费极大心力学习汉语有关，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重新思考李白的出身问题。
一、模拟：李白诗艺的起点
李白学习写作诗歌，是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过程的。晚唐的段成式曾在《酉阳杂俎》留下一则记载，说：
（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赋。(1)
段成式的说法初看有些奇怪，因为一般都认为李白是个大天才，怎么会这么重视模拟呢？不过，如果稍微熟悉李白的诗文，就会觉得这个说法是相当有道理的。(2)现存的李白集中确实有《拟恨赋》一篇，此外，前人已指出李白的《大猎赋》“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词，多相出入”(3)。还有，晁补之早已指出，“《鸣皋歌》一篇，本末楚辞也，而世误以为诗”（397页）。当然，李白最重要的仿真作品是拟古乐府与拟古诗，前者有一百四十九首(4)，后者除了《古风》五十九首外，还要包括《拟古》《效古》《感兴》《感遇》《寓言》等作品，约三十首，(5)两类相加已达二百三十八首，如果再加上其他类似作品，(6)模拟之作实际上已达到李白现存作品的四分之一以上。在中国大诗人中，像李白这样，拟作成为他的全部作品的主要部分，的确是很少见到的，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我个人的看法是，李白是以模拟古人之作来锻炼他的写作能力的，这种痕迹在《拟古》十二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试看第十一首：
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
佳期彩云重，欲赠隔远天。
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
（1100—1001页）
此作所拟原诗如下：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7)
李白的拟作和原诗一样，都是八句，一、三、四韵的意思也大致和原诗相应，只有第二韵颇有差异。这种模拟法，在李白来讲，算是最为严谨的了。我们再来看第四首：
清都绿玉树，灼烁瑶台春。
攀花弄秀色，远赠天仙人。
香风送紫蕊，直到扶桑津。
取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
相思传一笑，聊欲示情亲。
（1095页）
原作如下：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8)
拟作的前六句与原诗句句相应，但原诗的末两句在拟作中“敷演”为四句。全诗的构思明显受原作影响，不过，李白在模拟时却全换上了神仙一类的意象，如“清都”“瑶台”“天仙人”“扶桑津”，使得全诗沾染“仙气”，风格因此大变。现在且看第八首：
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
玉露生秋衣，流萤飞百草。
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
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
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
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
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
（1099页）
这首诗似乎是拟《回车驾言迈》，原诗如下：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9)
拟作虽比原诗多两句，但两者都押同一韵，且有五个韵脚相同（道、草、老、早、宝），可谓“渊源极深”。但不可否认的是，拟作与原作的对应关系并不如上举各诗明显，是更为自由的仿作。其实，李白另两首拟作（第三、第九）主题也相似，综合来看，不如说这三首是对古诗《回车驾言迈》《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等相同主题作品的融合式的自由模拟。请看第三首：
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
黄金高北斗，不惜买阳春。
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
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
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
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1094页）
这首诗也受到陶渊明下面一首《杂诗》的影响：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10)
“后来我谁身”与“此已非常身”、“取酒会四邻”与“斗酒聚比邻”的相似不容置疑，结句“未若醉中真”也让人想起陶渊明《饮酒》“举世少复真”“酒中有深味”等句子。所以，《长绳难系日》是一首来源更广的、更自由的拟古诗。在这里可以顺便提到李白与陶渊明的关系。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诗句外，李白《古风》三十八“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136页）近似陶渊明《饮酒》之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古风》五十七“羽族禀万化，小大各有依”（154页），近似《咏贫士》之一“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感兴》之八的“嘉谷隐丰草，草深苗且稀”（1106页），近似《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都是李白袭用陶诗的例子，这些都可以说明，李白对陶渊明的诗（以及其他前人的作品）是熟记于心的，因此随时可以化用，这是李白拟古诗与拟古乐府常用的手法。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李白“拟”的方式变化极大，从亦步亦趋到自由模拟，中间存在着许多细致的差异。在《月色不可扫》和《长绳难系日》这两首里，主题和个别字句也许还会让人想起某些古诗或诗人，但由于是综合式的自由模拟，整体风格却是李白个人的。如果拿整个《古风》系列来跟《拟古》系列相比较，我们可以说，《拟古》的模拟痕迹较为明显，而《古风》的模拟方式则更为自由，远超过《月色不可扫》和《长绳难系日》。
李白仿真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古诗十九首、古乐府、曹植、阮籍、左思、郭璞、陶渊明、鲍照、谢朓、庾信等。最让我们惊讶的是，李白也模拟唐代的前辈诗人，包括陈子昂和崔融。李白模拟陈子昂，至少可以找到两个例子，先看比较明显的一首：
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
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
秀色空绝世，馨香谁为传？
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
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
（《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六，123页）
这很明显是脱胎于陈子昂《感遇》第二首：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11)
李白把陈子昂的三、四句扩充为三至六句，其他各句结构的相似与全诗比喻方式的承袭，很容易看得出来。再看李白的一首公认的杰作：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
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106页）
历来对这首诗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李白所讽者为当时的哪些边塞战争？就个人所知，似乎只有詹锳指出此诗和陈子昂《感遇》的关系，但詹锳的说法还不是很贴切。(12)依个人所见，李诗应脱胎于《感遇》第三首与第三十七首。兹将二诗抄录于下：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其三）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
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
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
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
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其三十七）(13)
将陈子昂原作与李白诗比对而观，可以看出，李诗前六句写边关惨象脱胎于陈子昂《感遇》第三首前四句，“萧索竟终古”之于“今古缅荒途”，“边邑无遗堵”及“白骨横千霜”之于“暴骨无全躯”，字句的承袭宛然可辨。至于李诗末两句，则与陈子昂《感遇》第三十七首后四句相应，显然是从“塞垣无名将”和“边人涂草莱”的意思重塑而成。不过，虽然有这种承袭关系，李白这首诗仍然远胜于陈子昂两首原作（陈子昂这两首诗原本就很有名）。李诗在气象的塑造、音节与气氛的掌握上，都极为突出。前人一致推崇，毫无例外。李白这首诗最能看出他在模拟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创造力。
以上所说的是《古风》一类的作品，下面再看拟古乐府，先举一个会让任何人都感到意外的例子：
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
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
（崔融《关山月》）(14)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李白《关山月》，219页）
李白的《关山月》实际上是对于前辈诗人崔融作品的“改写”。从《关山月》这一乐府题，到全诗的构思，到许多相似的字句，都足以说明，李白简直是“半剽窃”了。但没有人能否认，在改造之后，李白的风格跃然于纸上，成为千古名作。这就是李白“天才”的表现方式之一—在模拟之中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不过，崔融也真倒霉，如果没有李白的改作，他的诗在初唐作品中算是很不错的。李白的作品成为传颂之作后，他的原作完全被人忘记了。
除了模拟前辈诗人崔融和陈子昂之外，李白甚至还模仿同时代的诗人，譬如李白对崔颢的《黄鹤楼》极其倾倒，先后仿作了两次，一次是《登金陵凤凰台》，一次是《鹦鹉洲》。一般提到这件事，都把它当成文坛的佳话。其实可以反过来说，李白喜好模拟，积习已深，即使对同代诗人的作品也不放过。
葛晓音曾对李白一百二十二首乐府仔细加以分析，其中汉魏古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其表现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在体制、内容及艺术方面恢复古意；二是综合并深化某一题目在发展过程中衍生的全部内容，或在艺术上融合汉魏、齐梁风味再加以提高和发展；三是沿用古题，而在兴寄及表现方式方面发挥最大的创造性。(15)
这只是一般而论，如果仔细分析李白每一首拟古乐府，就会发现李白的模拟方式变化万千，令人惊叹。下面且举两个著名的例子：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曹操《苦寒行》）(16)
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
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岗。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
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
前行无归日，返顾思旧乡。惨慽冰雪里，悲号绝中肠。
尺布不掩体，皮肤剧枯桑。汲水涧谷阻，采薪陇坂长。
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
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李白《北上行》，317页）
宋代的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早已指出，《北上行》是模仿《苦寒行》的，他说：
太白词有云：“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又：“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此正古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太白又有“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亦古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又：“汲水涧谷阻，采薪陇坂长，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是亦古词“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特词语小异耳。陆士衡谢灵运诸作亦不出此辙。(17)
范晞文的分析正是要指明，《北上行》在句构上如何模拟《苦寒行》，他的结论是，李白拟古乐府承袭的正是陆机、谢灵运同类作品的仿真方式，所以这一首《北上行》可以说是拟古乐府的正宗。范晞文没有指出的是，曹操和李白这两首作品都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曹操写的是他的北征乌桓，而李白写的是安禄山的叛变。如果李白连这一点都考虑到了，就足以证明他在模拟时构想得是很周到的。
其次再看另一种模拟方式：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18)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汉铙歌·战城南》）(19)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李白《战城南》，177—178页）
李白《战城南》的主题构思当然是来自于《汉铙歌·战城南》，但李白的拟作只取原作“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两句和乌食腐肉的意象，综合起来改写成“野战格斗死”以下四句。最后两句“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把《六韬》的句子“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稍加改动。而全诗最具创造性的句子“匈奴以杀戮为耕作”，王琦已经指出，其构思来自于王褒《四子讲德论》“匈奴……其耒
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178—179页）。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李白古籍读得极熟，记忆力极好，写诗时可以把不同来源的句子兜拢在一起，但整首诗读起来却一气呵成，口吻恍如出自一人，这种创造力真是令人叹服。
李白在拟古乐府方面确实下过很大的功夫，权德舆所写的《左谏议大夫韦君（渠牟）诗集序》记载：
初，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20)
据此而言，李白在这方面已经总结出一些方法而成“古乐府之学”。如果综合前面所论李白在拟古和拟乐府方面的全部成就，就可以看出，李白在年轻时对作诗应该下过很多苦功，所以，李白的家乡曾有过这样的传说：
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
（1626页，引自《方舆胜览》）
虽然未必真有其事，但李白曾经努力读书，认真学作诗，是不容否认的。而他在学作诗的过程中，模拟古人之作成为非常重要的方法，以至于在现存文集中还留下四分之一左右的作品，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注意。
李白对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现实其实是很关心的，只是他常常以拟古诗或拟古乐府的方式来抒写他的感受，而不像杜甫那样直陈其事，所以就造成了后代读者对李白的误解，以为李白只是驰骋自己的想象，很少具有现实感。我们要了解李白的拟古书写，就必须进一步考察这种拟古书写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现实感。譬如，前文提到的《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六（《胡关饶风沙》），在基本构想上和许多文句上，都受到陈子昂《感遇》第三首和第三十七首的影响，但就引发这篇作品的写作动机这一点而言，古人早已提及，这是李白有感于天宝末年玄宗在西北边陲的穷兵黩武而作。同样的题材，杜甫写了《前出塞》九首，把李、杜的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杜甫直接描写现实，而李白则习于拟古模式，因此，李白的表现方式更为传统。另外，李白《古风》第三十四首（《羽檄如流星》）和杜甫《兵车行》同样写到天宝十载讨伐南诏的大征兵，两人写法的强烈对比更为明显。
再如前面提到的《北上行》，明显是对曹操《苦寒行》的模拟，但李白要描写的却是天宝十四载他北上梁宋、洛阳时，刚好碰到安禄山的叛军已攻入洛阳，因此他不得不改易胡服，千辛万苦地逃离叛军占领区。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前人一直没搞清楚，直到郭沫若和郁贤皓才考证出来。(21)如果李白一开始就像杜甫在《彭衙行》中那样具体地描写他们全家在安史之乱中的逃难过程，就不至于让人有扑朔迷离之感。我们不是说，李白的诗写得不好，而是要说，当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时，他常常出之于拟古或拟古乐府的方式，因为他已经非常熟悉这种写作方式。
李白贬谪夜郎遇赦回来以后，曾经在湖湘和彭蠡湖一带住了一段时间，这时期所写作的三首诗也同样值得注意：
门有车马宾，金鞍耀朱轮。
谓从丹霄落，乃是故乡亲。
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
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
叹我万里游，飘飖三十春。
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
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
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
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
生苦百战役，死托万鬼邻。
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
大运且如此，苍穹宁匪仁？
恻怆竟何道，存亡任大钧。
（《门有车马客行》，271—272页）
在这首诗中，因为在异乡碰到故友，李白一方面感慨自己三十年来漂泊不定，一事无成，另一方面又感叹许多亲友在战乱中死亡，但是对于这一切，他却以拟古乐府的题目《门有车马客行》来表现，有一点让人感到意外。又如：
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
吴兵照海雪，西讨何时还。
半渡上辽津，黄云惨无颜。
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
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
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
本为休明人，斩虏素不闲。
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
精感石没羽，岂云惮险艰。
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
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
（《豫章行》，342—343页）
诚如王琦所说的，这首诗写的是宋若思所率领的“吴兵三千”，写这些吴兵开赴北方作战时与家人分别时的痛苦（344页），这可以证明李白对于安史战乱所造成的人民的苦难是清楚的。但他仍然采取拟古乐府的写作方式，而不像杜甫那样写了三吏、三别。以上这两个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李白常常以这种传统的写作方式来反映他所感觉到的现实问题，其艺术倾向与杜甫截然大异。
下面这一首既不是拟古乐府，从题目上看，也不像是拟古，但实际上却兼有拟古与怀古的性质：
谢公之彭蠡，因此游松门。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
将欲继风雅，岂徒清心魂。前赏逾所见，后来道空存。
况属临泛美，而无洲渚喧。漾水向东去，漳流直南奔。
空蒙三川夕，回合千里昏。青桂隐遥月，绿枫鸣愁猿。
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论。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
（李白《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1041页）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州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
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谢灵运《入彭蠡湖口》）(22)
李白在诗题上特别标明“缅怀谢康乐”，说明他这一次游历彭蠡湖时，早就想起很久以前谢灵运有过同样的经历，而且写了《入彭蠡湖口》一诗，因此他也要“继风雅”，所以就作了这首诗。李白的诗是从谢灵运诗的第十一句写起的，并不是全篇模拟，但李白的前四句和“水碧”“金精”一联，显然承袭了谢诗的句子，还是有仿作的味道。李白这首诗另一版本题为《过彭蠡湖》（1040页），只有十六句，但上引这一版本却扩充为二十句，和谢诗原作相等，而且两首作品押同一韵，有六个韵脚相同。就此而言，如果说李白在这里既怀想谢灵运，又对他的诗进行了自由的模仿，也说得通。
类似的情形还有《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一诗（1039页），李白一定是一面想着谢朓的《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一面写下这首诗的。在这首诗中，李白把谢朓的名句“玉绳低建章”和“澄江静如练”分别扩充成“迢迢白玉绳，斜低建章阙”和“汉水旧如练，霜江夜清澄”。“玉绳低建章”出自《暂使下都夜发新林到京邑赠西府同僚诗》，“澄江静如练”出自《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李白在板桥怀想谢朓所写的这首诗，隐括了谢朓的三首名作，(23)一方面怀念谢朓，另一方面也是对谢朓诗的自由的模拟。
就创作动机而言，从怀想谢灵运和谢朓，到《夜泊牛渚怀古》并没有很大的距离，前者是因为到了前代诗人写作诗歌的地方，而后者则是李白到达之地，让他想起了发生在此地的前代之事，即谢尚夜半听袁宏咏诗。这种类型的怀古诗，在李白集中并不难找到。譬如，到了越中，他想起西施（1027页）和王右军（1028页）；在金陵他特别到冶城谢安墩凭吊谢安（978页）；在商州，他想到商山四皓，并拜谒了四皓墓（1031—1032页）；在下邳，他怀想起张子房（1035页）；到了鹦鹉洲，又想起了祢衡（992、1044页），等等。李白从小熟读前代的文学作品和古籍，对前辈诗人和某些历史名人充满了景仰，在他后来的长期漫游之中，探访他所向往的古人所留下的古迹，作诗向他们表达敬意，是他整个创作活动的重要的一环。从这方面就可了解，“拟古”的精神只是他深厚的历史情感的一部分。
李白还有一种与此相似的创作活动。他非常熟悉六朝的乐府民歌，因此每到一处乐府民歌产生之地，他就会模拟这些民歌。譬如，到了巴东，他写了《巴女词》（卷二十五），到了荆州，写了《荆州歌》（卷四），到了吴、越，写了《乌栖曲》（卷二）、《长干行》、《采莲曲》（以上卷四）、《渌水曲》（卷六）、《越女词》五首（卷二十五），到了扬州，就有了《估客行》（卷六），到了襄阳，就有了《大堤曲》《襄阳曲》四首（以上卷五）。
关于模拟与李白诗艺的关系，我想在最后引述钱志熙《论李白乐府诗的创作思想、体制与方法》一文中的两段话：
他在古风、古乐府的创作中采用了当时看来已经比较落后的拟古、代言的写作方法，但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要通过个人创作，重新书写李白个人的诗歌史。这无疑是一种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创造行为。正是因为这样，李白的这种逆流而上、彻底复古同时也重新书写诗歌史的创作道路，只能是他个人的天才行为，不具备可取法性。
这一段话至少说明，在唐代诗人中像李白这样的仿真古人作品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
李白的复古诗学，如果寻找它内部的体系，最核心的是古风与古乐府。古风又派生出的一般的五言古诗；其中的一些山水纪游之作，源于陶渊明与大、小谢，也部分地带有复古的色彩。古乐府的系统又派生一般的七言与杂言的歌行体，可以说是乐府体的一个扩大。除此之外，李白日常吟咏情性、流连风物的五律体、五七言绝句等近体诗，也在风格上程度不同地受到上述古体、古乐府体的影响。(24)
这一段话说明，李白的拟古精神并不限于拟古诗与拟古乐府，而是贯穿于他的所有诗作中。钱志熙这篇精彩的论文，是要论证李白具有一种极其独特的“复古诗学”的思想体系。但以上这两段话，却可以佐证我的主要论点，即，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模拟与拟古精神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这跟他家族的文化背景是否有关系？
二、李白诗的风格特质：文字简明，意象简单，口语化
在回答上一节所提出的问题之前，我们再来看李白诗歌的另一特质。有一次我上课讲到李白的《送友人》，突然感到很惊讶：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837页）
这首诗的意象极其简单，“青山”“白水”“北郭”“东城”“浮云”“落日”“游子”“故人”，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名词。所用的也都是最常见的字，除了“蓬”“萧萧”“班马”三个词之外，其他现代的小学毕业生都可以认识，但是，整首诗却让人印象极其深刻，是非常简明的、人人可以欣赏的好诗。我突然意识到，李白的很多名作，都有这种特质，譬如《听蜀僧浚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1129页）
这首诗里的“绿绮”，凭直觉就可以判断是一种琴，“万壑松”的“壑”也许有人不认得，但整个意象是可以领会的。第五句的“流水”，读者不一定知道是比喻琴声，但还是会觉得是好句。整首诗率意潇洒，非常迷人。
发现这两例以后，我开始拣阅李白一些五言律诗的名作，终于了解到，李白有很多五言律诗都有同样的特质，譬如：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夜泊牛渚怀古》，1049页）
这首诗只要知道《世说新语》所载谢尚半夜在牛渚听到袁宏吟诗大加叹赏的故事，就可以理解其好处，除了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并不偏僻），整首诗的用字毫无难处。又如：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1000页）
这首诗的五、六两句比较凝练，但仍然接近白话。再如：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二，297—298页）
这首诗是奉玄宗之命而作，文字比较华美，“雕辇”“征歌”虽然不是一般词汇，也不难理解，除此之外，整首诗也非常近于白话。
当然，李白最口语化的作品要属绝句了，譬如：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山中与幽人对酌》，1074页）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宣城见杜鹃花》，1164页）
第一首前两句像初学者所作，有一点稚拙可笑。第三句用了《宋书·隐逸传》的成句，“陶潜性嗜酒，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再加上李白自己所作的第四句，便成一首天然的好诗，很可能是醉后出口即成的。第二首让人回想起《水经·江水注》中的“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也是率口而出，同时又呼应古书中名句的好例子。李白大部分七言绝句都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再举例了。
李白的五言绝句也是如此，譬如：
昨日东楼醉，还应倒接
。
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
（《鲁中都东楼醉起作》，1061页）
除了“接
”是唐代的通俗用语，需要解释外，此诗完全是白话。
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
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
（《估客行》，354页）
这首诗也是明白如话。李白的许多五言绝句甚至比七言绝句更接近口语，最有名的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静夜思》：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346页）
这是自宋本以下各种《李太白文集》的原始版本，现在流行的版本第一句作“床前明月光”，第三句作“举头望明月”，这一文本似乎始于题为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25)为清人所承袭（包括《唐诗别裁》和《唐诗三百首》），从此流行于世。其实明人所擅改的文本，远不如原始版本。从原始版本可以看出，李白独居山中，看见月光而想家的情景，非常贴切而生动。
李白明白如话的文字风格，并不只限于五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他的短篇五言古诗（十六句以内）也往往如此，请看这一首：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月下独酌》四首之二，1063页）
鸣沙石室影印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无“已闻清比圣”以下四句，清光绪刘世珩玉海堂影刻宋咸淳刊本《李翰林集》在“何必求神仙”句下注云“一本无此四句”。由此可以推测，此诗原本只有十二句，后来才增加四句，增加的四句不像原来的十二句那么口语化，原来的十二句可以想象是李白脱口而出的。再看下一首：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月下独酌》四首之一，1063页）
这首诗十四句，基本上都是简单句，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的只有“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和“相期邈云汉”三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李白的诗句很少因为凝练而导致句法较为复杂难解，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再如下一首：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930页）
这首诗也是十四句，“绿竹入幽径”比较精炼，“陶然共忘机”需要稍解释，其他都不难。
那么，李白最著名的七言古诗又如何呢？请看一下他的名作《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861页）
前两个长句其实不难，稍作解释即可。“蓬莱文章”两句用典，典故并不僻，最后六句容易理解。再看著名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79—180页）
稍作阅读即可发现，这首名作其实比上一首还简单，只有一次用典（陈王宴平乐），两个接近唐代白话的词（会须、径须），还有一个比较不常见的词（钟鼓馔玉）需要稍作解释，其他字句都不难。
最后，我们再来看李白一些著名的七言乐府和歌行。《蜀道难》有一些形容山势和水流的罕见字词，如“砅崖”“喧豗”等，其实并不多；《梁甫吟》包含了比较多的历史典故；《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有少数难字难句，如“訇然”“列缺霹雳”等；《襄阳歌》除了羊祜、山涛等历史名人典故，也只有极少数的难句，如“垒曲便筑糟丘台”，除了这些之外，其他诗句句法都不复杂。即使是七言的长篇作品，李白也很少破坏自然句法，很少压缩字句，比较接近白话或口语，流畅易读；除了一些特殊的作品，用典不多，所用的也大多是较一般的典故，稍读古书的人都知道，对少读古书的人也容易讲解；难字也不太多。为了证明以上所说，我们且来看李白较难理解的拟古乐府《远别离》：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言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连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157—158页）
这首诗涉及两个历史传说，一个是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泪下沾竹，竹上纹为之斑斑然。一个是尧被舜所囚，而不是尧禅位给舜。除了这两个历史典故，其他没有什么难字难句，整首诗流畅易读。这首诗所以难解，不在于字句，而在于“寓意”。
李白天才横溢，正如沈德潜所评价的：
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26)
让人惊异赞叹，也因此使得评论家和读者都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字其实是相当平易自然的。不过，也有少数学者看到了这个现象，譬如，王运熙就说过：
李白诗歌语言的基本特色是明朗自然……这种成就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李白诗歌语言真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经常散发着民歌的气息。但他不是一般地模拟民歌语言，而是把它们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炼优美，含意深长，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27)
王先生认为，李白语言的这种特质是通过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而得来的。我想在这里提出另一种解释，即李白的母语可能不是汉语，他的汉语是后天努力学习而来的。这就要谈到李白的出身与家世问题。
1935年陈寅恪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对李白出身于陇西李氏、隋末被流窜于条支或碎叶之说，提出质疑。他说，条支在贞观十八年（644）平焉耆，碎叶在显庆二年（657）平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才先后隶属中国政治势力范围，隋末不可能成为中国流窜犯人之地。他又说，至德二载（757）李白为宋若思作《为宋中丞自荐表》时，说自己“年五十有七”，那么，李白应生于武后大足元年（701），因此，神龙元年（705）李家由西域迁居蜀汉时，李白已经五岁。又说，李阳冰《草堂集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都表明李白至中国后方改姓李。“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其实非自称之本名也。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陈寅恪又据《续高僧传》及杜甫诗提出三条证据，证明“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28)因此，陈寅恪相信李白家族本是粟特胡商。
自从陈寅恪发表这篇论文以后，对于李白的家世及族属问题，大家始终争论不决。我个人认为，不论李白是粟特人还是汉族人，他的家庭长期生活于西域则是不争的事实。按照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的说法，因为“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1462页）。假设隋末是指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那么，一直到唐中宗神龙初（705）李家来到四川广汉定居，中间至少有八十八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居住在遥远的异国异文化之地，很难想象李家的人还能保持汉文化的各种习俗（包括熟悉汉语）。对李白的先世我们可以不做定论，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李白家族已经相当异族化了，他们对于汉语的使用，不可能像中原人士一样纯熟，甚至他们的汉语可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如果李白出身于粟特商人家庭，那么，他学习汉语的困难就更增加了一层。郭沫若所以反对李白是西域人，理由如下：
我们首先要问：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时年已五岁，何以这位“胡儿”能够那样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汉族的文化？他自己曾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这些难道都是在虚夸或扯谎？事实上李白对于中国的历史和儒、释、道三家的典籍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涉历。他的诗歌富于创造性，但和周代的风骚、汉魏的乐府也有极其亲近的血统上的渊源。(29)
李白从小就苦读汉文典籍，熟悉中国文化传统，这是没有错的（上一节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并不一定只有汉族人才能做到。唐朝有一些新罗人和日本人到中国“留学”，同样可以熟悉中国文化，可以写汉诗，只是他们不像李白那样具有天赋而已。晚唐新罗文人崔致远不但考上唐朝的进士，还在中国为官，还有文集行世，就是最好的例子。(30)
李白也有用典较多、句式较复杂、词语较艰涩的作品，不过，这大多是拟古或拟乐府（如前文所论），或者篇幅较长的作品。凡是五绝、七绝、五律或者较短的五言古诗，常常如前面所说的，文字简易，意象简明，句法也较简单，比较接近白话或口语。正因为李白具有异族文化的背景，他所使用的汉语较为平易，除非是特别用心的拟作，他常常会脱口而出。
再进一步而论，以前的新罗人、越南人、日本人常常不会讲汉语，但因为熟读汉文古籍而会写汉诗，这跟汉语和汉语诗歌的特殊性质是有关系的。日据时代的台湾文人吴浊流，接受日本教育，写文章和小说只能用日语，但可以写汉诗，是侧面反映这种情况的好例子。中国的五、七言诗，每一句诗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只有极少数才两句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中国的诗句都是简单句，没有西洋式的跨行，也就是说没有西洋式用连接词所构成的连绵不绝的复杂句。中国古人写诗，首先要练的，就是每句五个字或每句七个字的造句功夫，要造得自然；再其次，就是在每句之中压缩句法，让句式变复杂。李白是前者的代表，杜甫就是后者的典型。我们只要去观察汉化不久的异族文人，元代的萨都剌(31)及清初的纳兰容若，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所以李白独特简易的文字风格，刚好足以说明他与汉语的关系，和从小在汉文化地区长大的人是有相当区别的。
与汉诗的这种独特的造句法有关系的，就是汉诗的构词法。因为句子的结构一般不能太复杂，所以每一句诗所用的名词都是一般性的名词，如前面已经举出的李白《送友人》一诗中的“青山”“北郭”“白水”“东城”“浮云”“落日”“游子”“故人”等，全部是最普通的名词。我们再来看，李商隐最有名的七律对仗：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锦瑟》）
这两组著名的对句全部是由普通名词构成。所以，练习写汉诗首先就要熟悉各种可以构成对仗的名词，这样，就形成了世间所流传的《笠翁对韵》。以下就是《笠翁对韵》中一东韵的句子：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
因为汉语诗歌比较单纯的构句法，再加上容易掌握的构词法，所以即使是一个不会说汉语的人，仍然可以从汉语典籍，特别是前代的文集中学会作汉诗的基本方法。要学会写汉诗，其实并不难，要下苦功，特别是长期的背诵功夫。这样的传统当然是逐渐形成，从六朝作诗成为士大夫必备的文化素养以后，熟悉各种可以构成对仗的名词就成为他们最基本的文字知识，这种知识到唐代考科举以后已经非常发达了，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几乎已经程序化了。这种接近程序化的构词法，容易写成千篇一律的呆板的诗歌，但是在有创造力的文人笔下，也可以产生如杜甫、李商隐的诗作那样许许多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句。李白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够用最简单的名词，构造出极为鲜活的句子，除了前文论及五律所提到的一些例子外，我们随手还可以举出很多，譬如：
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
（630页）
宫莺娇欲醉，檐燕语还飞。
（301页）
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
（286页）
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
（287页）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461页）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739页）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839页）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1076页）
这么简单的自然意象，却能够让李白写得这么清丽绝俗，真是令人赞叹。
为什么李白的文字与意象会那么鲜活生动呢？我觉得是因为他有深厚的异族文化色彩。李白一家曾经长期居住的碎叶，是粟特人向东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据点，那里生活着许多来自粟特各国的胡商，唐朝高宗时甚至曾经以安国粟特人为碎叶州刺史。(32)因此，身受粟特文化影响的李白，常能以异文化的眼光来观察汉文化的一切事物，能够赋予汉文化以一种新奇的色彩。魏颢《李翰林集序》说：“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1451页）这是魏颢从李白本人得知的，非常可靠。对于“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一句，有些人觉得难以解释，(33)我认为这句应该如此点断，“生一女、一男，（男）曰明月奴”。如果说李白家族受到粟特人拜火教的影响，因为崇尚光明，而把男孩子取小名为“明月奴”，那就很好理解了。李白与鲁妇人所生之子叫颇黎，颇黎就是玻璃，也是取其明亮之意。(34)李白最善于写明月，在中国诗人中无人可及，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李白常丛这种异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人、事、物，所以其语言和意象会迥异于常人。王国维曾以这种方式论述过清代词人纳兰容若，他说：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35)
王国维举为例子的是纳兰的两句词“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也是文字简易、意象鲜活的好例子，而纳兰正是入关的满人第二代。李白也是如此，李白独特的文字和意象风格更足以证成王国维的说法。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李白的拟古诗和拟古乐府。且看《古风》第十首：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
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
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
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101页）
这首诗的精神全在于第三、第四句的比喻，“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这种句子大概只有李白才能写得出来。再看拟古乐府《杨叛儿》：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
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
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
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225—226页）
最后两句博得历代评论家的惊叹，简直是神来之笔。以上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李白如何把旧传统推陈出新。从文学笔法角度来说，旧传统好像一座老庙，但经过李白“诗思”的一番清洗以后，却焕发出奇幻的异彩。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李白出人意表的文字和意象魅力，我觉得是很适切的。
说李白是深受异族文化影响的汉语诗人，可能有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但日本著名的李白专家松浦友久就说：
应指出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异民族出身者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代表诗人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中国文化（汉民族文化）具有很强同化力，已经被中国各异民族的历史所验证，这点，比衣、食、住这些形而下的（具象的）部分，更为显著有力的是语言、学术、诗文（直接与语言有关）等形而上的部分。依靠卓越的才能和突出的努力，一个生于西域的新移民者实际上成了第一流的古典诗人，这一事例也是汉人文化柔韧顽强的同化力在诗文方面的具体体现，在文化史上也应给予积极评价。(36)
所以，我们应该为汉文化能将李白这一出生于异国异地的人培养成汉语诗坛最著名的诗人感到骄傲，而不是避讳其事。事实上，经历了几百年的“五胡之乱”，从异域融进中华文化的异族的后代，很多人成为唐代著名的文人，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只是其本人讳言其事，因此变得隐晦不彰。经过现代学者的考证，我们又重新发现了这一事实，最著名的有元稹、刘禹锡(37)、白居易(38)，甚至可能连韩愈(39)都是，再次一等的，如元结、独孤及，也许连刘长卿(40)都可能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唐代出生于“五胡”后代的著名文人都一一找出，我们可能会大吃一惊。事实上，中华文化能够在长期的“五胡之乱”以后焕发出全新的生命，这刚好足以证明中华文化伟大的包容力和融合力，李白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特例而已。
补记：本文初稿2015年12月完成后，曾传给几位朋友看，请他们批评。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反应最为强烈，他认为陈寅恪不应该在没有任何正面证据的情况下，就一口断定李白是粟特人，而我竟然毫不考虑地就接受了他的看法，实在很不应该。我觉得他的批评有道理，因此，我在重新做了大量准备之后，对原稿进行了仔细的修订。不论本文的看法是否会被人接受，我应该特别提到解志熙教授对我的帮助。
2017年4月增补修订
(1) 〔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5），前集卷十二，900页。
(2) 十多年前我曾写过《发端于拟古的诗艺》，讨论李白的拟古诗，当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还不是很成熟。本文此节讨论的范围不只限于拟古诗，也包括拟古乐府，看法也比以前稍为深入。不过，《发端于拟古的诗艺》有些分析比较详尽，仍有参考价值，此文也收入本书之中。
(3) 见〔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85页所引《古赋辨体》。以下凡引用该书，不论是李白作品，还是王琦注文或引文，均直接在文中注明页数。
(4) 这是郁贤皓的统计，见郁贤皓选注，《李白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前言，15页。
(5) 《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四所收的这些作品，在风格上和《古风》五十九首非常相近，其中《感兴》八首的第四首即《古风》五十九首的第四十七首，第六首即《古风》第二十七首，第七首即《古风》第三十六首，可为证明。
(6) 《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自《杂诗》至《代美人愁镜》二首，共三十三首，为闺怨题材的拟作，均可视为拟古诗。
(7)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330页。以下简称《逯辑全诗》。
(8) 《逯辑全诗》，331页。
(9) 《逯辑全诗》，331—332页。
(10) 《逯辑全诗》，1005页。
(11) 《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八十三，第三册，890页。
(12) 参见本书第163页注释〔2〕。
(13) 《全唐诗》，卷八十三，890、894页。
(14) 《全唐诗》，卷六十八，764页。
(15) 葛晓音《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见《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62—163页。
(16) 《逯辑全诗》，351页。
(17) 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三，见丁保福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423页。
(18) “而”字可依冯惟讷《诗纪》改为“不”。
(19) 《逯辑全诗》，157页。
(20) 《权德舆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24页。
(21) 见郁贤皓《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一文，收入氏著《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7—104页。
(22) 《逯辑全诗》，1178页。
(23) 参看郁贤皓《新译李白诗全集》（台北：三民书局，2011），1236页。
(24) 钱志熙《论李白乐府诗的创作思想、体制与方法》，《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47页。
(25) 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说此一改动源自李攀龙《唐诗选》，现已忘其出处。
(26)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83页。
(27) 见王运熙为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所撰写的前言，19页。
(28)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见《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311—314页。又，关于粟特商人进入中国的路线，我们现在已经比以前更加清楚。主要的一条当然是走传统的丝绸之路，经过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和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此外，还可以走“吐谷浑道”，又称“河南道”“青海路”等，也就是说由西域经吐谷浑控制的青海地区，经松潘南下成都，再顺长江而下（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45—49页）。李白家族就是经由这一途径进入蜀地的。
(29) 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5页。
(30) 崔致远，868年十二岁时渡海到中国学习，其父告诫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隳乃力。”874年十八岁中进士，877年授溧水尉，880年入高骈幕，884年辞职回国，在中国十六年。886年编成《桂苑笔耕集》二十卷，为韩国现存最早汉文古籍之一。此书有中华书局2007年党银平校注本。
(31) 著名的韩愈研究专家刘真伦听到我的说法以后，跟我说，他以前研究过元代诗人萨都剌，萨都剌出身西域，他所写的诗词在用字造句上也是较平易的。
(32) 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49页。
(33) 譬如，郭沫若就说“明月奴很明显是女孩子的小名，不像男孩子的名字”（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4》，231页）。他根本没有考虑到李白家族的粟特文化背景。
(34) 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粟特人的后裔，安禄山的禄山，粟特语是roxšan，意即光明、明亮。史思明本名“窣干”，这也是个粟特语，后来唐玄宗将他改为“思明”，这很可能就是“窣干”的意义（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271—275页）。他们的取名方式可以和李白为两个儿子所取的名字相对照。
(35) 王国维《人间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五册，4251页。
(36) 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北京：中华书局，2001），49页。
(37) 关于刘禹锡家世的考证，请参看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章第一节。
(38) 关于白居易家世的考证，请参看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一章第一节。
(39) 韩愈自己及其友人、门生常称韩愈系出昌黎，李白为韩愈父亲韩仲卿所作《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称仲卿为南阳人，两者均不可信，前人已多所论列。韩愈为其叔父绅卿之子韩岌所撰的《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说他和韩岌的祖父叡素是魏安定桓王韩茂的五世孙，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自韩茂至叡素只有四代。我查过《魏书·韩茂传》，韩茂卒于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其子韩均卒于孝文帝延兴五年（475），两者之卒距隋朝开国（581）百年以上，与其下一代（韩愈高祖）雅州都督韩晙（估计在世年代在北周、隋、唐之间）悬隔太久，所以韩愈家族是否出自韩茂，甚可怀疑。又，根据《魏书·韩茂传》，韩茂及其父韩耆自大夏赫连氏投向北魏，其先世难以考查。总之，根据现有资料，韩愈先祖世系矛盾重重，韩愈自述家世的文字难以取信于人。
(40)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辛文房《唐才子传》均称刘长卿为河间人。刘氏自汉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之后蔚为大族（参看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但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论及匈奴族后裔，也有“河间刘氏”，刘长卿的家世需要进一步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