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傅璇琮先生

2015年12月初，由于卢盛江教授的安排，我有机会到浙江大学高等研究院住了几天。我与盛江已经两年多没见过面，有很多话题可以谈，谈着谈着，我就问起傅璇琮先生的近况。盛江口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跟我说，前一阵子他和傅先生的高足卢燕新博士去看过傅先生，傅先生和傅师母身体都很差，很需要人照顾，而他们两人都很客气，不愿意拖累他人，让长期以来奔走于天津和北京之间的卢燕新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两年半前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最后一次见到傅先生时，他的身体状况仍和以前一样，并没有特别令人担心的地方。听盛江这样一说，我的心情变得很沉重。

12月中旬，我有机会到复旦大学参加一篇博士论文的答辩，就试着和陈尚君教授联系，没想到他竟然没有外出，我们见了面，谈了不少事情。我又问尚君，尚君说，现在傅先生已经由中华书局安排住院，照顾得很好，没有问题。尚君还说，如果你到北京，可以先到中华书局，就可以问到医院，医院就在附近，你可以去看他。刚好跨年那几天，我有机会到北京，但一来因为时间短，二来因为跨年有假期，不容易腾出适当的时间，终于没有去成。我心里想，以两年半前傅先生的身体状况来看，只要有人照顾，应该不会有问题。何况傅先生才刚过八十不久，一定可以康复的，说不定夏天又可以在北京见面了。我完全没想到，就这样错过了和傅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2016年1月，我结束了在重庆大学客座一年的工作，于14日回到台湾，为了适应已离开一年的台北，生活过得不太踏实。没想到才刚刚适应下来，就接到唐代文学会传来的大量追悼傅先生的信息，原来傅先生已于1月23日离开我们了。有一段时间我非常难过，心里很乱，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件事情。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傅先生对我来说，长期以来具有某种“精神支柱”的作用，这必须从两岸学术交流和两岸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才能说得清楚。

可能在1979年或1980年的某一天，我到一家熟识的影印店去影印资料。那时候台湾内部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应对起来非常吃力，再也没有精力顾及文化管制，违禁的出版品到处流传，影印事业非常发达。我是影印店的常客，老板跟我很熟悉，每次我去，他都会出示别人所提供的资料，问我要不要印。那一天，他拿出了两份资料——《刘长卿事迹考辨》和《韦应物系年考证》，这是我的研究范围，当然要印，而且要老板立刻印。

回到家里，我立即把这两篇文章一口气读完，当时的心情只能用“震惊”或“震撼”来形容。在台湾研究唐代文学的同辈中，我自认为是其中历史修养和资料掌握比较扎实的。但和这两篇文章的水平相比，我才知道自己的程度只能算是“小学阶段”。还好我一向研究的范围是元和时代，而不是大历时代，如果是后者，我的博士论文就写不下去了。我看了两篇文章的作者，是“傅璇琮”，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只要我继续做唐代文学，一定要读他的文章。

我暂时把这两篇文章的冲击放在一边，继续写我的博士论文。博士毕业后，我升了副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六年之后，我升了正教授。此后我逐渐疏远唐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我完全被台湾当代政治气氛所吸引，把研究重点转向台湾现当代文学；另一方面，我记取傅先生两篇文章的深刻教训，不断购买大陆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论著，希望在逐渐累积之后，重新开始我的唐代文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之中，我对20世纪80、90年代大陆的研究成果认识得越清楚，就越不敢回到唐代，反而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台湾的现当代文学上。那时候，我已经买到傅先生的三本大作，《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也一册一册地购买《唐才子传校笺》，终于把五册买全，最后又加上了《新编唐人选唐诗》。就这样，傅先生的形象在我面前日渐高大，成为我返回唐代研究的“最大障碍”，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越过这一座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1999年），我竟然有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近距离地接近傅先生。这要感谢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刚接任系主任的朱晓海教授，他想每半年聘请一位知名的大陆教授来清华客座，我非常支持。没想到他聘请的第一位学者就是傅先生，而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所住的学人宿舍，离我的宿舍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这样，我们夫妻就可以随时照顾傅先生夫妇的生活起居，尤其在他们刚住进清华的时候。我们（朱晓海和我）把消息放出去，让台湾各大学中文系知道傅先生在清华客座，那时台湾中文学界都已知道傅先生的大名，因此不断有人邀请他去演讲。那时候傅先生的手和脚开始出现问题，我担心他出门不便，每次演讲都是我陪他去。傅先生在台北的老朋友，如台大的罗联添教授（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和学海书局的老板李善馨先生（他和傅先生同乡）请吃饭，也都是我陪着去。那时候我在台湾学术界，因为鲜明的统派立场，已经非常受孤立，我所发表的许多关于当代台湾文学的论文，也受到有意的忽视，所以感到非常苦闷。傅先生的到来，让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目标，日子变得充实起来。

说到陪傅先生到台北赴宴，我还闹过一个大笑话。那时候台湾很多人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和学生喝酒，酒一喝多，就逼问学生：“你是中国人吗？”在一次欢迎傅先生的宴会上，我太兴奋了，话讲个不停，最后突然大声说：“是中国人的就站起来！”在座除了一两个同辈外，都是我的长辈，包括罗联添老师和杨承祖教授。那一天回到新竹，是傅先生扶着我上楼的。第二天我太太骂我：“是你陪傅先生，还是傅先生陪你？”不久，我碰到当时也在场的我的同学何寄澎教授，他说：“你那天问那一句话，傅先生第一个站起来，而且态度很严肃。”其实我读傅先生的文章，早就感觉到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他的文章考证性强，看起来很客观，其实是有感情的，他论李商隐和李德裕时就是如此，他对中国历史的强烈认同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的最后一段话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年（按，1984）八、九月间，笔者在兰州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而后又随会议的代表一起去敦煌参观。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来到敦煌，我们观看了从北魏到宋元的石窟佛像，那种种奇彩异姿，一下子征服了我们。我们又在暮色苍茫中登上鸣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历史的情景与现实融合为一……我又想，敦煌在当时虽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但它终究还处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艺术已经是那样的不可逾越，那么那时的文化中心长安与洛阳，该更是如何辉煌绚丽！但俯仰之间，已成陈迹。除了极少的文物遗留外，整个文化的活的情景已不可复见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人，我们在努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的同时，尽可能重现我们祖先的灿烂时代的生活图景，将不至于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历史癖吧。

因此我自以为，傅先生对我那一次的失态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在北京，至少有两次在他面前酗酒，他也没说什么。我觉得傅先生是非常体谅人的，我一直感怀在心。

最遗憾的是，在我很容易见到傅先生的那三个月，我竟然没有把握机会，好好地跟他请教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那时候我几乎不写唐代文学的文章，没有具体的问题意识，因此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我唯一能做的，是把我的博士论文和我出过的两本书送给傅先生，我主要想问傅先生，我的博士论文现在（距离写作时间已有十六年）还适合出版吗？过了一段时间，傅先生跟我说，你的文字风格和一般台湾学者不一样，这样写很好。台湾学术界大都认为我的文章太白话，不像学术文章，傅先生的看法竟然跟他们不同，我非常感激他的肯定。他又说，你的博士论文当时写完就应该出版，现在出版虽然也可以，总是晚了一点。这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这本论文稿至今还放在书堆里。

傅先生乐于为同辈学者及后辈学者的论著写序，每一篇序都写得很认真，他应该把这些著作都读过了，他的序是原著最好的摘要，所以也就成了我了解大陆唐代学者著述状况最好的入门途径。通过这些序去找书，再通过这些书扩大见闻，我就这样逐渐扩大了对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了解。我相信，傅先生写这些序一定花掉不少时间，但他似乎很少拒绝别人的请求，我有一些不解，并为他感到惋惜。后来我读到陶敏教授的一篇文章《傅璇琮先生与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其中谈到傅先生约请陶敏教授参与《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工作，为此傅先生和陶敏教授有过几次通信，从这些通信中可以了解傅先生为主编这一大套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傅先生在一封信中这样告诉陶敏教授：

近些年来我放弃了一部分我个人的著述，做一些大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包括《全唐诗》），是想以我目前的条件为唐诗学界做些事，也为友朋的著作创造一些出版的有利条件。如能稍稍促进学术事业的进展，就是我最大的安慰。（1991年7月22日函）

由此可见，傅先生除了自己的著述外，还时时以“促进学术事业的进展”为念，他为许多人写序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他是一个热情、有爱国心、有正义感、有使命感的人。表面上他为人谦和，大部分著述都是客观的考证文章，因此可能会有一些人对傅先生的性格不太理解。很多人都忘了，傅先生曾经当过二十年的“右派”，在中华书局沉默地过了二十年的编辑生活，不能发表自己的文章。而当时局转变，他就立刻完成了《唐代诗人丛考》（1978），并于两年后出版。很难想象在这二十年之中，除了繁杂的编辑工作，他还默默地进行了大量的资料阅读和卡片抄录工作。傅先生这二十年不为人知的艰困处境和刻苦努力，以及傅先生成为人人敬仰的大学者以后为学术发展所做的种种无私的贡献，我常常会想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而产生更大的敬意，这就是傅先生成为我精神支柱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终促使我回到唐代文学研究极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如此，我哪能不为傅先生的突然离去而感到难过。

2016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