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国情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在既不同于马克思构想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俄国，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受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是党制定路线政策的基本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壤上，是不是和善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这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在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特殊国情问题上，在思想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两种错误倾向，并由此导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以中国国情特殊“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借口，反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必须照搬照抄，拒绝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上述两种倾向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展开了斗争。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归纳起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是由于正确认识了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的结果。
近代中国是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英、法、俄、德、日、英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维护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政权被封建军阀所篡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实则依附于帝国主义，镇压革命，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根本的变化。
旧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落后、复杂，有帝国主义侵华的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劳动者个体经济、奴隶制。伴随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外，又产生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身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逐渐由一个自在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带买办性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亦称大资产阶级。他们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压榨和奴役中国人民，代表中国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亦称中产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不同程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反侵略、反封建的勇气，具有软弱性。
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较为广泛的多层次的阶级。根据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分为上层、中层、下层不同阶层，不同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不尽一致。总地说来，都受着三重压迫，中、下层还受不同程度的剥削，他们是中国革命争取、团结的一支社会力量。(https://www.daowen.com)
农民阶级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多层次。雇农，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有小部分土地和工具，他们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地、借债、受封建剥削。雇农和贫农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和主力军。中农一般都只有土地，有相当的工具，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是中国革命必须注意团结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两种矛盾相互交织，首要的则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基本国情的一大特征。这种不平衡性表现极为突出。在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官僚资本主义、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并存，封建主义占据优势地位；少数近代大工业、商业城市与落后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少量的现代化大机器工业与原始的手工劳动和畜力耕作的小农经济广泛存在；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现代化交通工具同大量的马车、牛车、独轮车及人抬肩扛同时存在……总之，地区上、行业上经济发展水平都极大地不平衡。
旧中国这种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半殖民地半封建不同的特点，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状态，呈现出反动统治的缝隙，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把农村作为工作的重点，建立农村根据地，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积聚壮大革命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逐步扩展，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及其特点，中国特殊国情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关系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诫我们：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的真谛在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否则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1]《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