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完整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向高峰。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它是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日本所进行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反侵略战争。它向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也提供了许多解决这些课题的历史条件和新鲜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紧密地结合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把它加以升华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策略、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各方面加以展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科学体系。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系统化的主要标志为：
第一，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的系统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的成分、党派是极为广泛而复杂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国民党是掌握全国统治权力的执政党，国共两党分别都有各自的政权和军权，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从过去两党关系中汲取不同的历史经验，并且在抗日问题上形成片面抗战和全国抗战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加之两党合作没有像第一次合作那样结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形式，因而加剧了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抗战初期党内出现了王明新投降主义。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敏锐的目光，清醒地看到了团结抗战的大局和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与阶级矛盾，正确地分析和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演讲，深刻地批评了王明新投降主义，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久，针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逆流和妥协、动摇、降日的倾向，毛泽东于1940年发表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等重要文章，提出并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以及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逆流，坚持了统一战线，维护了全国抗战的大局，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第二，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方针和战略与战术原则。抗日战争面对的敌人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而是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并且拥有用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其特点是野蛮、凶恶、残暴、顽固。中国方面抗战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而国民党又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数量既少，装备又简陋，物质供应极为匮乏。从战争性质说来，中国是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就提出了如何以弱胜强，实行什么样的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同时也为此创造出新鲜经验。抗战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相继发表意见，论证了持久战的军事方针。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开始散布“速胜论”或“亡国论”的论调，在群众中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为了澄清思想上的混乱，坚定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念，毛泽东集中党的领导者的集体智慧，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于193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首先，全面地辩证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历史时代、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指明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和最后结局。论证了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敌之优势逐渐削弱，劣势日益暴露；与此相反，我之优势逐渐增强，劣势日减，从而在持久战中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持久战将呈现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日战争将是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较量。其次，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实施人民战争的方针中创造了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和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最后，明确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战等一系列战略与战役的辩证关系。总之，毛泽东关于中日双方四个基本特点及其变化，关于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人民战争战略与战役的辩证关系的系列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民族解放战争中弱国战胜强国的规律，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方针。
第三，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形式、方针和方法。1941年2月到194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和方法。并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概括出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https://www.daowen.com)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在领导人民革命斗争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对此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1939年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首先使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含义相同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概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崭新的科学概念。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使这一理论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它圆满地解决了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完整化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首先，中国的特殊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客观依据。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7]其次，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决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最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完整化和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精辟概括。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刻阐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精辟论述，并把它上升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
第五，文化工作的理论。首先，文化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他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8]这些论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文化发展的规律及其在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我们从总体上科学地认识文化作了原则的规定，同时也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分门别类地研究文化诸形态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其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要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他指出，中国文化有新旧之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但是就其文化内容说来则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再次，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9]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告诉人们，决不可能抛开原有的文化基础主观主义地创造文化；又不应当使文化遗产成为前进的桎梏，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文化遗产，适应经济、政治变革的需要进行文化的再创造，才能建设起超越前人的灿烂新文化。总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是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最后，关于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0]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以后，还要解决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正确处理好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
第六，经济建设思想。首先是革命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毛泽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针对党内存在着的把经济建设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无视经济建设的思想倾向，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阐述了革命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的中心”。[21]其次，经济建设与财政的关系。针对根据地发生的财政困难，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把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克服困难、支持抗战的一个中心环节。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入问题打主意或者不着眼于动员人民发展生产渡过难关，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最后，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社会生产力。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以生产力为标准，对土地革命问题作了深刻论述。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22]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上述一系列理论，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完整学说，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体系达到完整化，并且在党的七大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载入史册。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体系继续得到充实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论述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观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等，都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