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标志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革命风暴，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发展，显示了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待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党的四大关于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观点的提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先后发表的有关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农民问题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所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明了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了萌芽。大革命失败以后，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毛泽东率先觉醒，着手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标志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
1930年5月，毛泽东所著《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坚持的思想路线。它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及对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共产国际滥用职权，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味地推行他们的进攻路线，在这种政治气氛笼罩下，毛泽东基于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精神和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突破政治上的压力和习惯势力，勇敢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是批评“唯上”思想，深刻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对上级指示一味盲目执行，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二是批评“唯书”思想，深刻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危险的，强调读马列的书，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否则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就要犯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错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上级”，指导中国革命的“本本”是什么？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列的“本本”。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屋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不能以为只要遵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本本”就无往而不胜，那是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是同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不相容的。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得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结论去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是极其可贵的。一是实际上有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重要思想；二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从迷信“本本”、照搬国际指示的束缚中有所觉悟，主张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觉悟，是产生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极其重要的思想条件。有了这种觉悟才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提出新的科学结论，形成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科学思想。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提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应地提出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里，以农民为主要成分，长期生活于游击战争环境里的共产党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及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重要思想。因此，《反对本本主义》成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石。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着重阐述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1930年1月，毛泽东写的通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着重阐述了建立红色政权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概括了建立红色政权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它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要区分统治政权发展及稳定时期和分裂时期。它的作用和意义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这里把红军和小块红色政权的建立同将来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并把它当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心和重点。这就基本上具备了农村包括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道路的思想。这条中国式的独特道路，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既遵循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所提供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规律，又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开创了与十月革命相反的道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沿着毛泽东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取得最后胜利的。因此，可以把这一理论的提出作为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阐述了半殖民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由此而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到了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为了批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如何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中国与俄国不同。他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内没有民主，无议会可以利用，对外没有独立，“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明确概括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翌年12月，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二节，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国情时，又进一步论述了首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提出必须将落后的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才能在长期战争中逐步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这样，使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并且有了发展。
3．建党建军思想和红军战略战术原则
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镇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阐明了关于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毛泽东强调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指出，要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毛泽东还提出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红军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除了打仗之外，还必须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军内外关系，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初步地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以及如何建设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与此同时，毛泽东总结了红军作战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井冈山斗争时期，他概括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原则，为我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自1930年到1931年9月间，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灭战、速决战、运动战等各种有效战法，指挥红军粉碎了蒋介石连续发动的三次反革命“围剿”。
4．土地革命路线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思想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克服来自“左”和右的错误路线干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集中全党的智慧，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情况的土地革命理论和路线。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1]分配土地的正确方法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以农民原有耕地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土地分配方法和土地革命路线，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
无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还是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问题。关于经济建设：第一，要充分认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关系；第二，经济建设要以保证战争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第三，要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奖励私人经济的发展；第四，要把农业生产摆在首要位置，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合作社；第五，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上，要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和浪费行为。关于政权建设：一方面，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度，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好选举工作，发挥人民代表作用并且保证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反动阶级的专政，不给反动阶级自由民主权利，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关于文化教育建设：我们的文化教育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总结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表了《调查工作》一文，初步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提出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是毛泽东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