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特殊国情，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客观依据

马克思主义是基于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而阐发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在普遍意义上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马克思主义具体的运用和发展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应用形式，因为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上就明确警示后人：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理在俄国更不同于中国。因此，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本国的特殊国情，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统一，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其实质是社会性质，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发展道路。因此，洞悉中国特殊国情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由于党处于幼年不成熟阶段，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被中国人民接受。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者以俄国十月革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为模式来选定中国革命的道路，力图一举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然而，终于因为城市中心论不符合中国实际国情而屡遭失败。毛泽东率先冲破了教条主义的藩篱，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既不从书本中抄来，也不是关在屋里坐而论道，而是从调查研究和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此他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写下了《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有名的调查报告，在实践中获得了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中国是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小块的红色政权能够在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战争中存在和发展；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6]。从而明确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没有合法斗争的可能，也不能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从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国情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同样是在一个中国，同样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后，我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而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7]为适应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的结合又有了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基于国内各阶级、阶层对抗战的不同态度，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理论；鉴于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虽然敌强我弱，但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持久抗战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和军事理论。毛泽东正是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立足中国特殊国情，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才能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政策和策略，把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也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走向成熟，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机结合。(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