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产生前后，不断遭到党内“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遵义会议结束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中国革命出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机。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奠基，使毛泽东有时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政治上、军事上、哲学上总结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从理论上解决了政治路线、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和思想路线，在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形成体系——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基本形成。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和影响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同年11月发布《抗日救国宣言》，12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部分，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演。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策略上认真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转变。之后，1936年5月5日党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9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2月《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7年2月《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5月毛泽东又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党中央发表的决议及毛泽东的著作，形成了我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第一，论述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
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3]在这个阶级当中又能左翼与右翼的不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阶级联系较多的，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另一部分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阶级联系较少的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4] 1924～1927年，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却站到买办阶级那边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又有抗日救国的要求和行动。毛泽东鉴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表现，提出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当前党的任务，就是要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买办阶级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部分。毛泽东指出，“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营垒”，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这一卖国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但是买办阶级中也是有矛盾的。由于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的半殖民地，各帝国主义都在寻找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这就使中国买办阶级中出现了隶属于不同帝国主义的派别，这些派别呈现出矛盾和斗争很复杂的情况。他们的矛盾和斗争，正如毛泽东分析的：“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为了反对当前的最主要的敌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5]因此，在革命的一定时期里，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同盟关系也是有利于革命的。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侵害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隶属于英美派的买办阶级对日本态度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正确的政治策略，就可能促成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走上反日的道路。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此，在1936年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同年8月25日又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9月1日在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为此，党中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和他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1936年12月发生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于西安的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经过审慎的考虑，决定争取以和平解决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实现了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谈判。
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是由敌强我弱和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性和革命的长期性决定的。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要把这种不平衡状态发展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不但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需要党的路线正确。由于这个特点而产生中国革命的另一个特点，这就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中国革命的这两个特点决定着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保证和加速中国革命的胜利与缩短革命胜利的时间。由于中国革命和敌人是十分强大的，不但有帝国主义，而且有封建势力和买办阶级。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需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毛泽东指出：只有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强点和弱点，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6]才会坚决地反对关门主义的“孤家寡人”的策略。
第二，阐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领导权的思想。参加统一战线的阶级除工人阶级外，还有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大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利益不同，决定着他们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作用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则是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各阶级关系的关键环节。毛泽东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7]毛泽东总结两次中国革命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的基本办法。第一，“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8]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目标，没有这种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要成为实现党的政治口号的模范，带领广大群众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而奋斗。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9]第四，要保持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10]
第三，规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毛泽东依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两重性，提出在政治上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为此，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决定把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给予批评或必要的斗争；在经济上，确立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并不反资本主义”，“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
第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不是铁板一块，必须调整我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后，为了推动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在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共同救国；实现对日作战准备；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共产党表示如国民党能实现上述五项要求，共产党愿意实行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的方针，红军和根据地改为国民革命军和特区政府，在特区内实施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四项保证。调整国共关系，为建立包括蒋介石集团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定了正确的政策。毛泽东把革命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了革命和让步的关系，结束了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为“团结一致，共同赴敌”创造了条件。
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1936年12月，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独特经验作了概括，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名军事著作。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战略战术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中国革命战争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不同，苏联的军事经验是不能照搬到中国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就是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照搬苏联军事经验，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毛泽东指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11](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分析中国革命战争时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特点，这就是：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12]接着，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各个特点，并指明各个特点在战争中的作用。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之后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发生出来的”。[13]
第二，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
关于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原则，毛泽东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4]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因此规定了我们的革命战争的“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这是我们战略指导的重要思想。但是，“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我军从整体上来看，是一个弱军，武器装备等没有来源，因为国民党军队比人民军队强大得多，它有许多支军队，而我们只有一支部队，敌人进攻我们的队伍比较密集，我们打它其中一股，如不能速决，其余敌人就会迅速上来。基于上述原因，在战役战斗上，必须采取速决的原则。
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这是以弱军战胜强敌的重要的战术原则。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从战略上来说，从全局上来说，我们要以弱胜强，这是对的，也是能够做到的。但是，要以弱胜强，就需要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达到歼灭敌人一部的目的。积小胜为大胜，逐步达到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在论述集中优势兵力的重要性时说：集中优势兵力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改变攻守形势和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变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运动战是我军的基本作战形式，所以采取这种作战形式，是由于敌大我小，因此，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战线。战争的目的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作战的主要目的，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由于作战时有时出现敌多、敌几路密集、敌有巩固的阵地等情形，在这些情况下，出现了不好打的条件，因此，我军要采取“走”的方针，以便寻找敌人弱点，创造“打”的条件。毛泽东指出，由于我们“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15]其基本的作战形式是运动战。游击战也是我军一种重要的作战形式，我军是从游击战中发展起来的。在红军发展到具有较大兵力的条件下，游击战争不能是主要作战形式，但是，它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作战形式。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武装起来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16]
3．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理论基础的奠定
毛泽东继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后，把政治路线问题提高到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发表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了总结。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的认识发展的来源。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生产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还是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是真理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毛泽东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阐述了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毛泽东还从认识论观点上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他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这样，他们的思想就脱离了社会实践。他们是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总是跟在社会车轮的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毛泽东在分别分析“左”、右侧机会主义之后指出：他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应该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继《实践论》后，又发表了《矛盾论》，在这部著作中明确地阐述了发表《矛盾论》一书的目的。他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的。”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最根本的法则。他说，弄清了对立统一法则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为此，他在书中着重地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在于说明共产党人领导革命，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时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因此，承认或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区别。
毛泽东着重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世界上的不同事物，都包含着不同的矛盾。每个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各个方面各有其特点。解决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他指出，没有离开特殊性而孤立存在着的普遍性，也没有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党内的教条主义则完全违反这一原则，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结果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毛泽东在阐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时指出，在复杂的事物中存在着多种矛盾，但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领导和决定作用，在一对矛盾中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同中国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两种矛盾互有消长。党内的教条主义否认事物发展中各种矛盾的消长变化，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把中间势力当做“最危险的敌人”，犯了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错误，结果孤立了自己。
毛泽东分析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任何事物的矛盾双方都包含着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对立双方互相依存、依据一定的条件互相转化；又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否认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只讲斗争，不讲联合。
《实践论》、《矛盾论》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清中国特殊国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思想。随着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正确确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体系已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