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与规律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与规律

深刻认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进而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规律性问题，对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1．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特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因素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生存和发展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来，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中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黑格尔的辩证法、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吸取了某些合理的内核，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从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话，那么列宁主义则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可见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的历史相比，既有相同的基本方面，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独特的历史特点主要的不是同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作斗争，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这一独特的历史特点，主要是由下列几个原因决定的：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期的国际背景不同。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迎着资产阶级的各种诽谤和咒骂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且从一种科学的学说，发展成为亿万人民参加的革命运动，表现出它无限强大的生命力；列宁主义诞生时正值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盛行时期，俄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在第二国际已经破产、修正主义已经败阵，十月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并且共产国际指导路线在中国革命中已经发生重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又出现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背景下形成的。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它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指明了方向。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就是中国先进分子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曾遇到各色各样资产阶级思潮的抵制、阻挠和破坏，然而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并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上，主要的不是要不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总结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它面临的主要任务，主要的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潮和修正主义，而是反对那种脱离中国实际专门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主要表现在把共产国际决议、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中国共产党自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以后，在政治上、组织上就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制约，一直到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始终是同共产国际有着重要关系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与共产国际代表有直接关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产生的教条主义与共产国际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又通过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形式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党的集权领导。与此同时，在联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了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的斗争中，并在这种反右倾的政治声势的压力之下，强制推行它的“左”的指导路线。这就使已经在中国党内发生的、把共产国际决议、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一步引向极端，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同党内的教条主义作斗争，能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原则，就成为关系中国革命能否克服逆境，打开新局面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是边文，请据需要手工删加）

（这是边文，请据需要手工删加）

第二，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革命对象也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动力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主要斗争形式，不是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主要斗争形式不是议会斗争而是武装斗争。所有这些特殊而复杂问题的解决，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是“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因此，“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24]这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度里进行的革命，仅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是不能解决的，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也是行不通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和它的思想核心，决定了它的形成发展也必然要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毛泽东思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另一个思想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所谓“第三个里程碑”，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此，它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要有的放矢，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为此必须反对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分离的教条主义。群众路线要求尊重群众的革命实践和集体智慧，反对个人崇拜和迷信“本本”，为此必须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独立自主，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2）以教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就其思想理论体系来讲基本上是来自共产国际的，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更突出地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样，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斗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所面临的艰苦而复杂的历史任务。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问题。

1928年8月，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一个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世界形势从1928年即进入了“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尖锐化、“大规模阶级搏斗”时期，或谓世界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据此，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工作中制定了全世界范围的所谓“进攻路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也作出了“左”的估计和判断。

在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承认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25]党的六大召开时，斯大林也曾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加之“第三时期”理论的指导，对形势“左”的估计很快就出现了。1929年，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就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认为“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就可以而且应该开始让群众做好准备，以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26] 1930年6月，国际来信又进一步断定“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近期的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的省份”。^[27]

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由此造成的“空前的全面经济危险”，指出在这种形势下，“除非革命，除非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除非苏维埃取得胜利，其他是没有出路，也是不可能有出路的”。^[28] 193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认为“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经终结”，目前，“正在向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过渡”。而在“中国，已出现革命的形势”，为此，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六项“特殊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把“推翻国民党政权”，作为直接的革命行动。由此可见，共产国际自六大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制定“进攻路线”以后，对于形势和任务的“左”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中国党的“左”倾领导者，对于形势的分析，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接照国际的基调，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立三中央便制定了武汉南京武装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战略总方针。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形势的分析，更是完全照搬国际决议“左”的基调，使“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发展到顶点。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共产国际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绝对化，要求各国党都要像俄国一样地走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早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就已提出了“城市中心”的思想。翌年，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国党发来三封指示信，都是反复强调了城市中心的思想，要求把党的工作“首先要集中注意力于工业区、大城市和重要工会团体”；^[29]指出“农民群众的斗争应当同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30]并且认为“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31] 1930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指出要把建立中国红军的任务作为“一项头等的任务”，但建立红军的目的也是夺取中心城市。《决议》指出：“必须集中精力组建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不认识不理解。

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领导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思想和俄国革命的模式行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对国际的指示和决议更是唯命是从，照抄照搬。

第三，关于阶级关系的策略问题。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存在许多教条主义的“左”的错误。

首先，不能把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把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起来。

1928年9月，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提纲中就曾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把自己的全部基本任务实现到什么程度，以及其中哪些任务只能由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这些都取决于工农革命运动的进程，取决于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成败”。^[32]对于两种革命的不同性质和任务没有规定明确的界限。到1930年6月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更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不仅要同封建制度进行残酷的斗争，而且要同中外资本家进行残酷的斗争”之后，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中还规定了“没收他们的企业”“然后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中国阶级关系所作出的“左”的分析和判断，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才能取得胜利的错误结论。

其次，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党的存在，否认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和差别。早在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就曾指示中国党要“进行无情的斗争”，打击那种“想要建立所谓的‘真正共产党’、‘工农党’，新党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企图”，认为“这种政党实质上是孟什维克党，是反对工人和农民的党，是蒋介石和其他屠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刽子手的驯服工具”。翌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的信，把“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派，即一部分工商业资本家”和“国民党改组派”不加区别地都看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工农革命运动的死对头”，要求中国党“必须立即开展一个最坚决的、尽可能有更多群众参加的运动，以消除‘改组派’的一切影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本质”。^[33]

最后，与这种对阶级关系的错误分析相适应，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把中间势力排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中国党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阶级关系和策略问题上，完全推行了共产国际上述“左”的指示。

第四，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问题。

1929年联共党内开展了反对布哈林所谓右倾的斗争，与此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掀起了反右倾运动。

中国党的三次“左”倾的领导人，完全照搬国际决议，完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而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3）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特点是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适时地把革命力量引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第一个把红旗插在井冈山上，在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征途中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特经验，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鲜明地举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我党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者“唯上”、“唯书”、“不唯实”的特点，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轻视中国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等错误倾向，指出这种作风“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上，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绝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因此，“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里，毛泽东明确地区别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批评了教条主义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还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危害，指出：“离开实践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且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理论。

毛泽东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为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明了方向。

正是在这一思想理论方向的指导下，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集中全党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在中国的条件下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这主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农村为主要阵地，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主力军），经过长期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中国式的独特道路，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1930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从政治策略上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者在新形势下所表现的关门主义的错误，而1936年12月，他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则着重从军事路线上，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之后，在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先后作过《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又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进一步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清算教条主义的同时深刻地阐述、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我党在新的形势下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在中国革命在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第二个转变时期，在总结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随着革命不断地胜利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并走向成熟。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总结历史经验全面清算教条主义的运动。因此，贯穿在整个整风运动中，一方面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地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另一方面，对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清算和批判。这就使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一，整风运动使广大干部和党员第一次真正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第一次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从而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这是在中国革命经过了两次革命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经过党内两条路线的对比中得到提高的基础上才取得的。马列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解决，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整风运动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进行学习讨论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真正认清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和毛泽东领导的正确，从而使毛泽东在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所阐述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这对于提高全党的认识能力和理论水平，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自我批评的作风开始树立起来。毛泽东所倡导、通过整风运动所形成的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不仅是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而且对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经过整风运动有了巨大的新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党的七大正式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巨大胜利，这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东方大国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思想理论成果。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问题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唯物辩证法观点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属性。毛泽东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是由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及40年代里，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清理轻视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主观主义错误，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34]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学习那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也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用来指导中国革命”。

其次，正确认识中国特殊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国情是共产党人制定路线、政策的客观依据和出发点，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的客观依据。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了解国情，深入社会调查研究。

再次，尊重群众实践，集中集体智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增强了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的了解，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积累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这些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和集体智慧，构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毛泽东尊重群众实践，集中集体智慧的丰硕成果。

最后，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毛泽东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提出了反对“唯上”“唯书”的“本本主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且指明了与俄国革命相反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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