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百年
凡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对于自己渴求的东西，尽管很草率，但终其一生而为之；而对于那些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则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拒绝……战争是个粗暴的老师。——修昔底德，“为了保卫雅典家园”，公元前424年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威廉·莎士比亚
历史本身永远不会重演，但却常常惊人的相似。
——马克·吐温
只有死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结束。
——乔治·桑塔亚纳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即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案例。但几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案例中，后来者都陷入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使事件走向战争的方向。回顾过去的500年，哈佛大学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发现了16起上升国家挑战现有大国的案例。[108]其中的12个案例均以战争告终。[109]
本章将简要介绍其中5场战争发生的路径。按照先近后远的时间顺序，我们首先将探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理由，然后分析19世纪日本崛起的前传，剖析它如何走上战争的道路，即首先与中国的战争，然后与俄国的战争。接下来，我们将探寻奥托·冯·俾斯麦如何纵横捭阖，操纵法国，刺激其领导人发动战争，为德国统一提供关键动力；接着，分析17世纪海洋霸主荷兰共和国对英国扩充海军的反应；最后分析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的挑战。
对于那些想知道贸易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读者，应该仔细研究日本和美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珍珠港的。对于那些认为一国不大可能煽动对手发动战争来推进自己国内议程的人，请想想俾斯麦。对于那些想要知道海军竞争如何将国家推进血腥战争的人，英国与荷兰的历史很有教育意义。
很明显，这些案例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一些案例发生在君主制国家之间，而另外一些则是在民主国家之间。在一些案例中，外交信息的沟通需要长达数周，而有些则早已是实时沟通。但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案例中，国家首脑们都要面对竞争对手造成的战略困境，长期处于不确定性和巨大压力之下。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时，一些读者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这些领导人的判断力不好，很不理智或考虑不周。然而，在仔细思考之后，我们应该就能理解甚至体会到他们面临的压力、所感受到的恐惧以及为什么作出了那样的选择。
当然，没有任何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考虑到促成战争因素在当时所占的比例之高，有时让人很难能想象还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试想一下，我们在听取伯里克利的论战后将如何在雅典议会投票，或者我们将会给予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什么忠告，答案很明显，似乎不难想象。
在上面所有这些案例中，修昔底德发现的国家竞争关系发展脉络都表现得很明显，无一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昔底德陷阱项目中所称的“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上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国家间外交和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几乎如出一辙。我们会发现那些发生在家里餐桌上的事情和国际会议谈判桌上的事情会如人们所预料的方式发展。崛起国的自大不断膨胀（“我说了算”），开始期望要求获得相应的承认和尊重（“听我讲”），并要求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我坚决要求”）。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既有大国会将新晋大国的这种自负看作对自己的不尊、忘恩负义，甚至是挑衅或者威胁。在希腊语中，过分的自大就是傲慢、过度的恐惧和偏执。
日本与美国（20世纪中期）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轰炸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海军总部，造成驻扎在那里的美国舰队大部分舰船沉没。在当时，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在经济和海军实力上通通都比不上美国的弹丸小岛国日本会攻击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其他选择看起来可能会更糟糕。
在此之前，华盛顿曾试图采取金融和贸易制裁等经济手段迫使日本停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的侵略。日本政府将美国这些限制视为威胁其生存的束缚。尽管日本对此进行过抗议，但美国并未理解这些制裁的后果，或者预料到日本对此的回应。在“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五天，日本驻美国大使曾向美国发出过明确警告。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正在感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要求它屈服于美国的立场；而比起屈服于压力，选择战争更好”[110]。华盛顿无视这一警告，仍然满不在乎，相信日本不敢对这支拥有无可置疑优势的军队发动战争。
事实上，通往珍珠港的道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启了，那时正值美国第一次转向亚洲。在1898年美西战争的战利品中，美国获得了它的第一块重要殖民地：菲律宾和关岛。第二年，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宣布他所称之为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宣称美国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殖民中国或垄断与中国的贸易。相反，中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所有商业利益（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利益）“开放”，利益均沾。
对于当时正在工业化并快速发展的日本而言，那些遥远的大国宣布自己的殖民地享有特权免受“门户开放”新规限制而却阻止“日出之国”（land of the rising sun）一展宏图，这似乎是极其不公平的。英国统治了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方。荷兰已经占领了印度尼西亚。俄国吞并了西伯利亚并攫取了库页岛（Sakhalin Island），将其直接扩展到了日本的边界。欧洲各国还迫使日本退出了它在1894—1895年间打败中国而得到的土地。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人提议宣布游戏结束？对此，日本不可能毫无异议。
经过精心准备，日本于1904年与俄国开战，轻松击败对手后先后控制了辽东半岛、旅顺港、南满洲铁路和半个库页岛。此时，它已经把中国驱逐出台湾岛，并占领了朝鲜。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大陆，深入内陆腹地500英里，控制了中国一半多的领土。（代表的典型事件是“南京大屠杀”，这一惨无人道的邪恶行径在今天中国每位高中生使用的教科书都有重点讲解。）
在1933年，日本宣布了“日本人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并从宣布之日起，“日本将担负起维持远东地区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后来将此命名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战略反映出它毫不妥协、非赢即输的信念：“如果太阳不是在上升，那么它就是在下降。”[111]
自誉为“门户开放”捍卫者的美国感到日本的野心和行径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回应日本的侵略，“认为这是对‘门户开放’秩序的威胁，而美国的生活方式正是建立在这一秩序基础上”[112]。美国首先的反应是采取经济而非军事手段。首先，它禁止向日本出口优质废铁和航空燃料。随后，华盛顿又不断加码，先后将铁、黄铜、红铜等必需的原材料纳入禁止出口范围，最后将石油也纳入了禁止出口范围。
事后证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1年8月的禁运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一位重要分析者所解释的那样，“虽然石油并非造成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但是它一旦被用作外交武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113]。陷入绝望后，日本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计划对珍珠港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一拳击倒对方”。这一袭击的策划者——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告诉其政府：“在攻打美国和英国的前六个月到一年的战争中，我将疯狂推进，并向你们展示连续不断的胜利。”但他也警告他们：“如果战争延续两三年，我对我们最终的胜利没有把握。”[114]
对于日本的攻击，美国政策制定者感到震惊，谴责日本无端攻击。但是，如果他们仅是感到惊讶，那么他们除了自己外没有别人可责备。[115]如果他们花一个下午读读修昔底德，然后思考一下雅典颁布《麦加拉法令》的后果，或者考虑一下在1914年之前的10年间，英国为遏制德国崛起所作出的努力（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这一事件），就本可以更好地预见到日本将要采取的行动。当然，确实有一些人这样做了。随着1941年制裁加重，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日记中很有洞见地指出：“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已经开始……很明显，最终将走向战争。”[116]
事实上，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竞争经常因为稀缺资源而加剧。随着经济的不断膨胀，前者会将双手伸向远方来确保必需品供应的安全，而这些必需品中有些是处在后者的控制之下。因此，双方的竞争可能会演化为资源争夺战。试图拒绝一国进口它认为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物资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日本与俄国、中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力上升的日本对中国和俄国的挑战基本上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传。这种挑战可以追溯到1853年，当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他的“黑船”舰队结束了日本两个世纪以来的封闭状态，以及它对欧洲人多次提议通商的抵抗。佩里给日本天皇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开放日本港口为美国船只提供燃料补给和给养，要么成为其无法理解的现代战争工具的靶子。日本选择了前者，并很快发现自己被现代化深深迷住。(https://www.daowen.com)
不到20年后，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掀起了一场追赶西方发展的竞赛。[117]日本的技术专家遍访世界，寻找可以借用、改进或偷窃的最好工业产品和制造工艺。在他们的帮助下，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885年至1899年间几乎增加了两倍。[118]经济上的这种突飞猛进让东京更加下定决心，要与西方平起平坐。随着西方列强在日本邻国继续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日本开始感到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所描述的“一种紧迫感，这既包括由于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产生的避免成为牺牲品的被动感，也包括为了加入大国俱乐部而需要扩张权力的使命感。为此，他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119]。
这种紧迫感加速了日本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急剧增长。日本的军事支出从1880年占国家预算的19%跃升至1890年的31%。[120]随着日本变得更加强大，它对邻国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其中许多国家是受西方保护的国家。1894年，中国和日本都派出军队去平息朝鲜叛乱。[121]很快，中日两国发生冲突，日本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先后交出了朝鲜、台湾和东北[122]，后者乃是具有重要战略和贸易价值的旅顺港的所在地。然而，俄国对中国东北有着自己的盘算。莫斯科和它的欧洲盟友们对东京大力施压，以致日本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仅仅六天后就被迫放弃了对占有中国东北的要求。在此过程中，俄国向日本明确表示，它不会允许新兴力量侵占其认为“至关重要”的任何领土。[123]
可预见的是，这种脸面尽失及随后的地缘政治影响使日本怒火中烧。1904年，一位著名日本学者写道：“通过将中国东北以及最终将朝鲜收入囊中”，俄国“一方面可以在排他性政策下不断增强海军和商业的实力，强大到足以能够统治东方，而另一方面这将使日本的抱负永远落空，慢慢使其陷入饥饿和衰败，甚至在政治上将其吞并”。[124]这一噩梦似乎正在降临，俄国强迫中国租借位于东北基地的旅顺港，并开始着手延长其跨西伯利亚大铁路，将莫斯科和黄海直接连接起来。
在蒙受“1895年耻辱”后，日本花了十年时间“精心准备与俄国最终的决战”。[125]俄国在不断追求自己战略和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将铁路一直修到当年日本在中国决定性军事胜利后获得的土地上。这件事成为日本人的心结，让日本领导人坚信他们不能再顺从西方的要求。因此，1904年完成战争准备后，日本要求俄国将中国东北的几个关键地区的控制权转让给日本。当遭到俄国拒绝后，日本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并在随后的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决定性胜利。
日本的紧迫感、焦虑、受害者心态及报复心理加深了我们对“崛起国综合征”的理解。最初东京因不够强大而不能反对西方提出的要求，这种蒙辱激起了它强烈的决心，要建立起在啄食顺序中自认为应有的位置。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心理模式在崛起国家中反复出现。
德国与法国（19世纪中叶）
1864年，普鲁士战胜丹麦，1866年又战胜奥地利，这让主导欧洲的法国陷入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称的“最危险的一种情绪中，即那种一个大国眼看自己正沦落为二流国家的心情”[126]。正如当时一位法国官员所说的那样，“伟大是相对的……一个国家的实力可能仅仅因为周边新势力的增加就会大减”[127]。
普鲁士崛起的速度震惊了巴黎，也使柏林更加自信。随着普鲁士不断将其他邦并入，其人口从1820年时法国的三分之一增长到1870年的五分之四。钢铁产量也从1860年时法国的一半，在10年后飙升到超过法国。[128]普鲁士的军队也正在迅速现代化。到1870年，它已经比法国军队的规模大三分之一。正如那个年代的军事专家所指出的：“法国对此目瞪口呆，无比惊讶。几乎在一夜之间，一个原本面积很小且易于管理的邻居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巨人。”[129]的确，身在巴黎的法国皇后的话道出了这种情绪，她说她很害怕前夜“入睡时还是法国人，而醒来时则成为了普鲁士人”。[130]
俾斯麦的雄心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但是讲德语的那些公国们紧紧抓住自己的特权不放，坚称自己是独立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不出现让他们因担忧自己存亡而“放弃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事情的话，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普鲁士的领导。[131]俾斯麦正确地推测出，与法国的战争会提供这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他和他的将军也都知道，他们已经作好对付法国军队的准备了。[132]
为了把南方不情愿的王公子孙们团结到共同的事业中，俾斯麦认识到让法国成为他们眼中的侵略者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到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崛起的惊恐，俾斯麦觉得刺激法国人的恐惧并非难事。他果断采取行动，提议由德国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王子继承西班牙王位。这实际上会致使法国腹背都处于德国力量的合围之下。正如俾斯麦所预料的那样，这种四面受敌的恐惧吓坏了巴黎。正如那本脍炙人口的俾斯麦传记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外交大臣认为“霍亨索伦家族在西班牙王位上的候选资格构成了改变欧洲均势、损害法兰西帝国的举动。法国的荣誉和利益都受到严重伤害”[133]。因此，随着普鲁士威胁的增大，法国国内要求采取应对措施的压力加大，拿破仑也相信他的军队在战斗中会碾压柏林，所以他要求普鲁士国王永远放弃让其亲属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权力。[134]但是，普鲁士拒绝了这一要求。随着两国紧张局势的加剧，埃姆斯电报（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新闻，俾斯麦将其巧妙操控，加剧了法国的恐惧）进一步助燃了战争烽火，促使拿破仑向普鲁士宣战。正如俾斯麦所预见的那样，普鲁士军队在各邦精锐部队的协助下，迅速击败法国，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俾斯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利用“守成国综合征”的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利用夸大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对现状变化的恐惧来挑起鲁莽的反应。现代行为科学家已经在心理学层面解释了这一点，指出人们对损失的恐惧（或“衰落”的威胁）超过了对获得收益的希望。这会驱使我们常常冒着非理性的风险来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这尤其表现在“帝国过度扩张”的情形中：大国的“全球利益和义务……远大于该国实力可以同时保护的范围”[135]，国家可能会愚蠢地下血本来试图维持现状。
英国与荷兰共和国（17世纪中后期）
17世纪上半叶是荷兰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它一下跃居欧洲海上力量的首位，主导着贸易、航运和金融。然而，随着海军力量不断增强，复兴的英国很快开始挑战荷兰建立的秩序和自由贸易网络。双方都认为竞争事关生死。正如英国学者乔治·埃德蒙森（George Edmundson）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都“本能地意识到它的命运在海上，掌握海洋是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136]。双方都认为，在这个零和博弈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一个竞争对手选择自愿服从另外一个对手，要么通过战争的考验来判定双方的实力。”[137]
在17世纪，荷兰的世界地位主要是基于两大支柱：自由贸易和航行自由。一个“无国界”的世界让这个弹丸小国能够将高生产率和高效率转化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价值。而伦敦认为荷兰取得这一伟业是以牺牲英国利益为代价的。正如政治学家杰克·利维（Jack Levy）所说：“英国人普遍认为荷兰的经济成功是建立在剥削英国的基础上的。”[138]
不过，在17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实力还太弱，无法挑战荷兰所施加的秩序。但其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而且在1649年到1651年之间，伦敦将舰队规模翻了一番，主力战舰从39艘增加到80艘，几乎达到与其竞争对手差不多的水平。[139]凭借其日益强大的实力，伦敦宣布对其岛屿周围海域拥有主权，并于1651年通过了第一部《航海法案》，赋予其管理殖民地商贸的专属权力，并强制规定英国的贸易只能用英国船只运输。伦敦认为这些激进的政策是合理的，其理由是“经济上的扩张必然要求英国摆脱几乎是荷兰‘殖民地’的状态”。[140]另一方面，荷兰领导人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辩称本国所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既是一种“自然权利，又是国际法”[141]。荷兰还将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视作事关存亡的直接威胁，德·威特非常轻蔑地说道：在我们“承认[英国]对海洋想象的主权”之前，“我们会流尽最后一滴血”。[142]
在大打出手之前，双方都试图从这一边缘退回，寻求和解。1651年，英国人提议建立共同防御协定和政治联盟，但是荷兰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这明显是体量大的国家尝试想要在政治上控制他们。为此，荷兰提出了一个经济协议作为回应，但是伦敦担心该协议只会使荷兰已有的巨大优势永久化。最终，自1652年开始，双方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三场战争。如同埃德蒙森总结的那样，这“是双方长期利益冲突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些利益事关根本，攸关两国福祉”。[143]
这些战争提醒我们，在调整现有安排、制度和关系以反映均势变化时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所称的“过渡性摩擦”（tran-sitional friction）。在这种互动中，崛起国通常认为制度的变化不够快，并将拖延看作守成国决心遏制它的证据。而守成国认为，崛起国过于雄心勃勃，要求调整的速度超过与其匹配的实力或者超过了安全的范围。
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16世纪上半叶）
在16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日益强大，开始威胁到法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后被称为国王查理五世）在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问题上挑战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导致双方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弗朗索瓦和他的随从早就期望将来由自己接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的王位。
弗朗索瓦一世是西欧占支配地位的陆权国家君主，征服了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包括米兰地区。正如教皇利奥十世宣称的那样，他“在财富和实力上超越了所有其他基督教国王”[144]。因此，当教皇选择国王查理而非自己时，弗朗索瓦大怒。用当时重要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位突然被抛弃的法国国王立即“预言战争的爆发——不是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而是他与查理国王之间的战争”。[145]
在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查理国王迅速将统治扩张到荷兰，即大部分位于现代意大利境内的地区；同时，加大在新世界中的帝国统治，使欧洲成为自9世纪以来最接近统一的君主制国家。查理国王主要依靠军事优势，在其所称的“日不落帝国”的广阔疆域内建立了无可争议的统治权。[146]
虽然查理并未公开表示，但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弗朗索瓦，怀疑他秘密寻求统治世界。[147]不过，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评论的，“不管查理五世是否渴望建立一个普世的帝国”，“他的统治如此之广，损害的利益如此之多，肯定会激起普遍的不满”。[148]弗朗索瓦领导着这群不满者。查理不仅让法国国王的荣耀黯然失色，而且还通过不断扩张，给人一种哈布斯堡及其盟友要包围法国的前景。[149]
弗朗索瓦经过盘算，发现提升其地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对手的弱点，因此他鼓动自己的盟友侵略哈布斯堡控制下的领土，即现在的西班牙、法国及卢森堡。[150]对此，查理赢得英国军队的帮助来削弱法国的侵略，并派出自己的部队入侵法国控制下的意大利领土，最后与法国进行了一系列胜负未定的战争。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最后发起这场战争的两位统治者都过世了，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
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竞争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误解、误导国家的多种方式。它无疑与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情形如出一辙。我们通常将自己看得比实际更温和，并且更容易认为潜在对手有恶意动机。因为国家永远无法确定彼此的意图，所以它们只能转而关注实力。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的“安全困境”提醒的那样，[151]一国采取的防御性行动对于其对手来说往往看上去很险恶。一个崛起国对守成国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可能会大打折扣，估计不足，因为它“知道”自己是善意的。与此同时，其对手甚至会将其善意误解为过分要求，甚至是威胁。例如，公元前464年，斯巴达生硬地拒绝了雅典试图救助斯巴达大地震受害者一事就体现了这种倾向。
法国哈布斯堡的例子也提醒我们联盟的风险与回报。为了对冲不断变化的均势，两国都可以通过加强现有联盟或形成新联盟来应对。每一方都更愿意达成以前曾拒绝的安排，并且每一方都倾向于低估自身利益与新盟友的利益之间的差异，过分夸大成为伙伴的好处。随着各国越来越关心维护自己的信誉，它们可能会接受新的盟友，虽然这最终带来的伤害远多于帮助。
弗朗索瓦将盟友作为棋子激怒查理国王，哈布斯堡国王与英国君主结成联盟，这些事让我们能看到当年斯巴达的影子：当年它愿意放下对科林斯的敌意，不去理会那些认为两国结盟带来的问题远比其解决的问题更多的反对意见。事实证明，确实如反对者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