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中国和我们一样

第五章　想象一下中国和我们一样

雅典人不可能享受和平与安静，也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修昔底德，“科林斯大使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元前432年

根据自然法则，实力界定统治的边界，人人都会统治他所能统治的。我们并没有创造这项法则。当我们掌权时，我们发现了它，并将它留给后人。

——修昔底德，“弥罗斯对话”，公元前416年

但愿上苍赐我们天赋，让我们能看自己就像别人看我们一样。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美国人喜欢向中国人说教：变得“更像我们些”。也许，美国人应该对这种愿望更加小心。历史上，新兴霸主是如何表现的呢？更具体地说，就在一个多世纪前，当西奥多·罗斯福带领美国进入他极为自信的美国世纪时，华盛顿是如何行动的呢？

1897年4月19日，一名38岁的非凡政治人物加入了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的政府，成为美国海军二号人物。此人便是罗斯福，出生于纽约上流社会家庭，受教于哈佛大学，接受了在达科他恶土（Dakota Badlands）牛仔生活的考验，任职纽约市警察局长磨炼性情，身为公共知识分子，出版了15部引起广泛讨论的图书。用他的一位重量级拳击陪练的话来说，罗斯福是“一个强大、坚韧的人，很难被伤害到，更难被拦住”[286]。

上任海军助理部长七天后，罗斯福给麦金利总统发了一份很长的私人信函（没有被接受），描述当时海军的现状、快速建设的必要性（为确保西半球的和平），以及西班牙控制古巴带来的危险，因为古巴与美国近在咫尺。[287]到任不足一个月，这位新任海军助理部长在没有通知其老板，即麦金利总统的情况下还向海军战争学院的领导层，即当时政府负责战争规划的中枢部门发出了指示。他们需要起草作战计划，以防与西班牙在古巴，或与日本在夏威夷发生战争（因为1893年美国帮助推翻了与日本友好的夏威夷王国）。[288]

虽然当时美国刚刚登上世界舞台，但罗斯福深知未来的一百年应该是美国的时代，他决心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他坚信决心是命运的侍女，抓住一切机会，有时甚至制造机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这个世纪。在他执掌华盛顿后的十年里，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将西班牙从西半球驱逐出去，并获得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以战争威胁德国和英国，除非它们同意以美国条款解决争端；为建造运河，支持哥伦比亚的起义，以建立新的国家——巴拿马；宣称自己是西半球的警察，声称必要时有权随时随地进行干预——这一权利在他执政的七年里行使了9次。[289]

在此之前，从未有总统像他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罗斯福带领他的国家重新认识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他坚持认为，国家的伟大取决于两大要素：在国内外推进文明，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力量，尤其是那些散发着力量、勇气和战斗意志的人组成的优秀军队。

罗斯福把那些坚毅的殖民开拓者（settler）奉为英雄，他们忍受着牺牲，依靠自己的坚韧、自信、机智和使用暴力的意愿生存下来。在他的叙述中，“边疆生活的主要特征是定居者和红种人之间无休止的战争”[290]。对这个满是书生气、身患哮喘、出身上流社会、先读预科后再读哈佛大学的人而言，罗斯福毕业之后在达科他恶土生活的岁月对其成长颇具塑造性。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天天直面威胁，经历着达尔文式的生存考验。他与印第安人和亡命之徒肉搏，多次中枪、失血，甚至险些丧命——但在其他人流血身亡后得以幸存。在他看来，与其他经历相比，这段经历使他变得更男人。而且，这段经历也使他相信，那些不能或不愿为自己而战的人，必然会被那些愿意为自己而战的人所统治。他作为海军助理部长在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所有最伟大的比赛都是战斗。”他警告说：“一旦一个种族失去了顽强拼搏的美德，那么，无论它还能保留什么，无论它在商业、金融、科学或艺术领域多么精通，它都失去了与最优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权利。种族的怯懦，就像个人的怯懦一样，是不可原谅的罪。”[291]罗斯福四卷本的《征服西部》（Winning of the West）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美国主义信条。第一卷是在他31岁时出版的，详细描述了在“天命观”的驱使下，美国在整个美洲大陆不断扩张的过程。这种“天命观”坚信“美国合并周边所有土地实际上是完成上帝赋予这个国家必然的道德使命”[292]。罗斯福将它的重要性与美国内战和奴隶解放相提并论，称美国的西部扩张是讲英语民族促进“世界蛮荒之地”文明进步的“最高和最伟大的成就”。[293]

此外，对于罗斯福来说，美国的使命并不止于太平洋海岸。他与想法一致的军方和国会人士一道，举起了扩张主义的旗帜，不仅要将西班牙从古巴和西半球赶出去，还要让美国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强国。正如罗斯福在夏威夷政变后所说的：“我相信应该拥有更多的舰船，我相信最终会把欧洲的所有势力都从这片大陆上赶走，我不想看到我们的国旗在它升起的地方降下。”[294]

要宣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就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撑，尤其是海军优势。作为哈佛大学的学生，罗斯福对1812年战争进行了严谨的学术研究，随后出版的专著《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The Naval War of 1812）后来成为解释这场冲突的权威著作。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将该书列为必读书，并分发给美国海军所有军舰的舰长。罗斯福的分析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位未来的总统写道，“拥有3:2军事优势的一方，必然获胜。”[295]

对于读过《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的人而言，没有人会惊讶这位新任海军助理部长会极力主张建立一支更强大的海军作为美国全球力量的支柱。就职七周后，他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演讲中说，“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并警告说，美国“如果要保持自尊，就不能静止不动”。外交是“一件好事”。但他坚持认为：“那些希望看到一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赖的是一支由一流战舰组成的一流舰队，而不是靠聪明人设计出的任何仲裁条约，那才是睿智的。”[296]

随后，美国采取了罗斯福的建议。1890年，美国海军没有任何战列舰。但到了1905年，海军已经建造了25艘战列舰，成为一支重要的海上力量。[297]英国也意识到它不想在美国的后院与美国作战，尤其是考虑到崛起的德国离英国本土更近。

相比于扩大地盘，美国更乐于使用其新获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虽然罗斯福望着西面的加拿大（仍是大英帝国的领土）很是惆怅，但大多数扩张主义者并不认为在美洲获得更多的领土是可行的。相反，美国可以接受在自己主导的半球内存在一群对自己尊重、恭顺和不受外国势力干涉的邻国。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其半球势力范围内的利益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并以罗斯福所说的“权力以及使用权力的意愿和准备”[298]为后盾。

对那些反对他计划的人，罗斯福无法容忍。在他看来：“文明的每一次扩张都有助于和平……一个文明大国的每一次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299]即使承认美国的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罗斯福也坚持认为，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将改善那些尚未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的生活。对于这一点，他为美国占领菲律宾辩护的理由很有代表性，即被历史学家阿尔伯特·温伯格（Albert Weinberg）颇具讽刺地称为“国际利他主义的阳刚之气”。罗斯福呼吁他的同胞们要认识到“我们对生活在野蛮状态的人们的责任，要确保将他们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以及“我们只能通过摧毁野蛮状态本身来解放他们”。罗斯福说了一些能让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微笑的话，他说“传教士、商人和士兵都可以在这场毁灭和随后人们的进步中发挥作用”[300]。

如今，许多美国人听到这些帝国主义或者种族主义的话，会觉得有些不舒服——尽管人们在21世纪仍可听到这些回声，宣称美国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中所肩负的责任。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罗斯福认为，文明的进步对所有社会都“充满着持久的利益”，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尚未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从美国或者欧洲的观念吸收经验并受益”[301]。他所称的“我们对世界的责任”要求美国追随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脚步，传播“文明和基督教思想”。[302]正如他在第一次国情咨文中所承诺的那样，美国将“为菲律宾做一些以前从未有人为热带地区人们做过的事，让他们适合建立那种真正自由的国家所流行的自治”[303]。

在罗斯福看来，上帝已经在呼吁美国担负起西方文明守护者和传道者的角色，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扩张”文明的使命下，罗斯福还扩大了美国帝国的版图，这让其全球竞争对手心神不安。正如我的同事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写的那样：“罗斯福是第一位有计划地将美国力量投射到全球的总统。”[304]从加勒比海到菲律宾，从委内瑞拉到巴拿马，再到阿拉斯加，他要像父辈控制边疆那样取得对西半球的控制，向世人传递美国新获得的实力和远大目标。

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有四件大事充分体现了美国崛起的轨迹，体现了美国想要成为世界强国——唯一的世界强国——的强烈欲望。正如罗斯福所说：“摆在我们面前的20世纪，呈现出多种国家命运。如果我们无所事事，如果我们仅仅追求怠惰的安逸和不光彩的和平，如果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冒着生命和失去他们所珍视的东西的危险才能取胜，而我们选择退缩，那么那些更勇敢和更强大的民族就会超过我们，统治世界。”[305]

美西战争

早在罗斯福加入麦金利政府之前，他就渴望与西班牙开战。对于一个相信“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都应该期待有朝一日没有任何欧洲强国占据美洲一寸土地”[306]的人来说，西班牙在距美国仅90英里的地方哪怕占据一个池塘都是一种侮辱。不过，罗斯福并不是第一个被古巴地位问题激怒的美国决策者。182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将古巴比作一个苹果，它将打破与西班牙的“非自然联系”，使其落入美国人手中。[307]然而，尽管经常发生动乱和一系列独立运动，西班牙仍然又控制了古巴70年。[308]

罗斯福打算打破这种“非自然”的联系。他坚持认为，美国需要“把西班牙人赶出古巴”，尽管他在1895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的第一个愿望是“与英国立即开战，以征服加拿大”。[309]罗斯福反西班牙的立场使新当选的麦金利总统对任命他为海军助理部长持保留态度。因为麦金利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要避免“发动征服战争”，以及拒绝“领土侵略的诱惑”，并指出“在几乎所有的突发事件中，和平都比战争更可取”。[310]

麦金利对罗斯福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在加入政府后的几周内，罗斯福曾对马汉说：“除非我们明确地把西班牙赶出那些岛屿（如果我有办法，明天就能完成），否则我们将永远被那里的麻烦所威胁。”[311]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旗下当时的主流报纸也在叫嚣战争。有一句话广为人知，赫斯特曾对他的插图画家说：“你提供图片，我提供战争。”[312]

在罗斯福就任海军助理部长四个月后，向麦金利提交了一份完整的入侵计划，并承诺在六周内取得胜利。[313]很快，罗斯福就有机会实施美国入侵古巴的计划了。1898年2月15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沉没，造成266名美国人丧生。但是，尽管面临来自罗斯福、媒体和愤怒公众的压力，麦金利总统仍拒绝立即进行报复，而是下令调查沉没的起因。罗斯福被气得脸发红。事实上，在该事件发生几周前，他还曾对一位同事说：“我一直期待并积极促成我们对古巴的干涉。”[314]此时，他怒斥道：“‘缅因号’上被谋杀士兵的鲜血，要的不是赔偿金，而是完全的赎罪，而这只有把西班牙人赶出‘新世界’才能实现。”[315]他还对他的连襟说，总统的“脊梁骨还不如一块巧克力饼干”[316]。

随后，官方调查出炉，沉船是由一颗水雷引爆造成的。这样麦金利别无选择，只能宣战。[317]罗斯福立即辞去了海军助理部长的职务，在美国陆军中获得了陆军中校的职位，并组织了美国第一个志愿骑兵团——“狂野骑士”（the Rough Riders）。罗斯福和他的骑兵在圣胡安战役中荣立奇功：他们在1898年7月1日交火混战中帮助夺取了圣胡安山。在激战中，罗斯福展现了他之前书中所描述的男子汉气概。一名战友惊叹于他“在弹片爆炸中移动……西奥多喜欢站起来，或者四处走动，吸闻战斗的芬芳气息”。罗斯福后来回忆起那场战役，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318]

在8月底之前，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并在12月签署了和平条约。对西班牙来说，条件很苛刻：古巴获得了独立，西班牙把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割让给美国。[319]战争结束后，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也是罗斯福的密友，宣称1898年的事件将成为“我们历史上的转折点”。展望未来，他预计“我们可能会主宰世界，因为最近没有哪个国家已经主宰世界……我期待着接下来的十年，因为这十年可能达到美国的鼎盛时期”[320]。

实施门罗主义

在美西战争之后，罗斯福短暂地做了一段时间的纽约州州长，然后接受邀请，加入麦金利班底，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选1900年选举。麦金利和罗斯福在竞选中轻松获胜。但是，1901年9月，一名刺客刺杀了麦金利，使仅仅工作6个月的罗斯福被推进总统办公室。他的前任之前信心不足，做事畏手畏脚，让他沮丧多年，但当他担任总统的第一年，机会便出现了，可以充分展现美国实力、主张美国权利。机会出现在1902年，当时由于委内瑞拉拒绝偿还长期债务，德国在英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海上封锁。随后，德国加大施压，击沉了委内瑞拉船只，并威胁要袭击卡贝略港（Puerto Cabello）。

罗斯福意识到了传记作家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所描述的“远方掠食者的捕食圈”，怀疑德国在委内瑞拉寻求建立永久性的海军哨所。罗斯福抓住这个机会，向欧洲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321]他警告柏林，如果德国不在十天内撤回船只，美国“在必要时有义务以武力干涉”[322]。随后，他要求欧洲人通过仲裁解决与委内瑞拉的分歧，并将安排仲裁。他通知德国大使西奥多·冯·霍勒本（Theodor von Holleben）：“告诉德皇，打牌时虚张声势并不可靠，打扑克是美国的全民游戏，我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你的挑战。”为了确保德皇抓住要点，他继续说：“如果他不立即从委内瑞拉海域撤回军舰，我将毫不犹豫地命令部队摧毁它们。”[323]罗斯福甚至警告德皇：“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德国与美国发生冲突，没有比加勒比海对德国更不利的地方了。”[324](https://www.daowen.com)

罗斯福要求德国遵守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即西半球不再允许欧洲殖民或外国干涉。[325]门罗主义虽然影响广泛，但最初它只是一种抱负，而不具有操作性，而且从提出到19世纪结束一直如此。由于美国缺乏实施的手段，门罗主义没有阻止英国1833年从阿根廷手中夺取福克兰群岛[326]，没有阻止英国在尼加拉瓜保持相当规模的海军存在，也没有阻止英国在1895年临时占领位于科林托的尼加拉瓜港口。德国人也对这一主义不屑一顾，他们不时派军舰到海地这样的小国解决贸易争端。[327]

早在当总统之前，罗斯福就已经下定决心要给门罗主义装上牙齿。英国军队占领科林托后，罗斯福担心委内瑞拉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如果我们允许英格兰以赔偿的名义侵略委内瑞拉，那就会和之前的科林托如出一辙，”他写信给支持扩张主义的游说团体成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参议员，“我们在美洲的霸权就结束了。”[328]对于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不愿对在委内瑞拉的英国人采取强硬立场，罗斯福备感失望。他后来观察到，“主和派的喧嚷使我相信这个国家需要一场战争”[329]。最终，克利夫兰政府警告英国不要违反门罗主义，从英属圭亚那侵入委内瑞拉也主张的领土，并称“现在美国实际上已是这块大陆的主人，美国的法令就是这些臣民的法律，并且由它决定介入”。英国人意识到克利夫兰是认真的，于是勉强同意通过仲裁来确定适当的边界，而不是考验美国人的底线，坚持以实际主张的争议领土为基础。[330]

罗斯福对此很满意，强调美国已“强大到足以在外交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并对那些质疑美国因为英国在南美一些偏远地区的行动而威胁英国是否明智（或合法）的人，表示很不屑。罗斯福写道，门罗主义“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争辩说它是不可能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纯属白费口舌”[331]。

在与柏林和伦敦的对峙中，罗斯福展现了同样的决心。他的最后通牒说服两国从委内瑞拉水域撤出，并在海牙法庭解决了争端，达成了美方满意的条款。这些结果证明罗斯福的决定是正确的：“门罗主义应该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特征。”但是，他还警告说：“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主张门罗主义而没有后盾给予支持，那么其结果可能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糕，而只有极其优秀的海军才能为门罗主义提供坚实的后盾。”[332]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优势要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后来，他对芝加哥的听众说：“如果美国说话言辞温和，同时还有一支保持高强度训练的高效海军，那么门罗主义就会走得很远。”很快，世界就会知道罗斯福打算将门罗主义带到多远。[333]

巴拿马运河

16世纪以来，欧洲列强一直梦想有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但是，多次试图建设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经过认真考虑，开始建设这项工程。该项目由著名的费迪南·德·莱赛普（Ferdinand de Lesseps）领导，他在19世纪60年代曾修建了苏伊士运河。不过，因一连串的失败，这项工程陷入困境。美国和英国在巴拿马和其邻国尼加拉瓜建造运河的项目同样也未能取得进展。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罗斯福发誓要在其他国家跌倒的地方取得成功，并确保这条通道由美国控制。

对罗斯福来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也需要一条穿越中美洲的运河。如果没有它，驻扎在大西洋海岸的美国军舰必须航行14000英里，用两个月绕道智利合恩角，才能到达西海岸保护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反之亦然）。例如，在美西战争期间，驻扎在皮吉特湾的战舰“俄勒冈号”在美西战争中要经过整个北美和南美才能到达古巴。[334]在罗斯福看来，建立运河是“必要的”，他不允许任何国家阻碍运河的建设——法国等远方大国不可以，哥伦比亚等二流国家当然就更不可以了，尽管自1821年以来哥伦比亚就一直将巴拿马当作一个省控制着。

当哥伦比亚政府拒绝罗斯福在其巴拿马领土上修建运河的提议时，罗斯福不接受“不”的回答。他后来说道：“我拿到了地峡，开凿了运河，然后让国会辩论的就不是是否建运河，而是在辩论我的做法。”[335]批评者指责他制造了一场革命，在一场可耻的炮舰外交事件中占领了哥伦比亚的一部分。罗斯福毫无歉意，称：“到目前为止，在我担任总统期间，在外交事务中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行动。”[336]

历史学家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将这一连串事件称为罗斯福总统当政时“重要和广为人知的故事素材”。在他关于运河建设的权威著述中这样写道，对罗斯福来说，“无论首先、最后，还是永远，这条运河都是美利坚合众国实现全球使命关键的——必不可少的——途径”[337]。正如罗斯福对国会所说：“如果曾有过一个政府可以称得上是受到了文明的委托，去实现一项符合人类利益的成就，那么美国修建这条跨洋运河做的就是这样的事。”[338]

1903年8月，哥伦比亚参议院出于对财政条款和主权的担忧，一致否决了美国修建运河的条约。罗斯福对这种“令人沮丧的无知”感到气愤。他对国务卿海约翰说：“我认为不该让波哥大[339]的长腿大野兔一直挡着未来文明的康庄大道。”[340]为此，罗斯福“决心做他应该做的事而无需顾忌他们”[341]。

起初，罗斯福对1846年美国和哥伦比亚的条约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解读，提出实际上美国已经获得了修建运河的许可。“我觉得我们在道德上肯定是正义的，”罗斯福向美国参议院的一个盟友吐露道，“根据1846年的条约，这在法律上是正当的，同时立即进行干涉并告诉他们运河是要建的，不能横加阻止，这样做也是合理的。”[342]但是，当法国工程师兼商人菲利普·比诺瓦里拉（Philippe Bunau-Varilla）带来消息，说巴拿马正酝酿一场革命时，罗斯福改变了策略。

在白宫1903年10月9日的一次会议上，比诺瓦里拉（他在运河修建方面有重大的经济利益）直接问总统，美国是否会支持反对哥伦比亚统治的巴拿马起义。罗斯福对此表示反对，但也拒绝表示美国将保护其所谓的盟友哥伦比亚免受独立运动的影响。相反，他说道：“一个已经完成其使命的政府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他后来说，如果比诺瓦里拉当时没有领会到他的信号，那么他“会是一个多么迟钝的人呀”。[343]

在证实比诺瓦里拉所说的潜在革命准确无误后，罗斯福派出海军舰艇到巴拿马海岸跟踪事态发展，并命令陆军为美国可能的登陆作好准备。[344]国务卿海约翰将这些准备告知了比诺瓦里拉。到11月2日，已经可以在科隆城海岸看到美国“纳什维尔号”（USS Nashville）军舰，而另外9艘炮艇也将很快到达巴拿马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345]

11月3日，叛军发表了自己的独立宣言。一支海军陆战队的特遣队登陆并封锁了主要的铁路，以防止哥伦比亚军队抵达巴拿马城，同时美国船只阻止哥伦比亚的海军援军登陆。罗斯福还警告哥伦比亚政府，如果它试图反对巴拿马独立，那么它将在其领土上看到美国军队。在巴拿马叛军宣布独立不到72小时后，美国第一个承认这个新国家，并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346]

比诺瓦里拉迅速开展谈判，与美国达成条约，授予美国对未来运河的“永久”权利。作为回报，美国将一次性预先支付1000万美元，然后每年支付25万美元。罗斯福的国务卿私下承认，这项协议“非常令人满意，对美国非常有利，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不管我们怎么看，对巴拿马都不那么有利”[347]。在随后的岁月里，这种安排被证明更加不平衡。例如，巴拿马每年从运河获得的收益只有25万美元，而美国财政部在1921年从运河获得的利润约为100万美元，1925年接近1400万美元，1928年至1930年每年超过1800万美元。[348]此外，这还不包括运输成本下降带来的好处：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产品变得更便宜了，而同时美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也更强了。到1970年，每年的通行费超过了1亿美元。到了20世纪末，根据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签署的一项条约，美国终于将所有权归还巴拿马，当时运河的通行费已经达到了5.4亿美元。[349]总体而言，将美国根据最终条约每年支付给巴拿马的金额与美国（或者法国）按照此前六个（不那么强迫的）版本的合同相比较，罗斯福条件苛刻的合同很可能让巴拿马每年失去其国内生产总值1.2到3.7倍的收入。[350]

不过，在他临终之际，罗斯福仍坚持认为，巴拿马革命是人民渴望独立和运河的自然表现。[351]但是，即使是那些为这个结果欢呼雀跃的罗斯福的支持者，也认为这种观点就是一派胡言。罗斯福的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告诉罗斯福：“你知道自己有诱奸嫌疑，最终自己证明了自己犯有强奸罪。”[352]

阿拉斯加边界争端

大约在他鼓励巴拿马独立运动的同时，罗斯福还因为加拿大西部与后来所称的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边界问题，挑起了与其北方邻国加拿大——以及它的支持者英国——的争执。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拉斯加边界争端的结果：一条“肥尾巴”从阿拉斯加主体部分向南伸出了大约500英里，将加拿大土地与太平洋分开。1867年，美国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阿拉斯加狭长地带就界线不清，美国继承了这种模糊状态。多年来，美国一直对于边界模糊状态表示满意。[353]虽然在1871年英属哥伦比亚加入加拿大联邦后，曾偶尔有过几次要明确边界的尝试，但是都没有实现。事情直到1897年加拿大育空地区发现黄金后才有变化。突然之间，边界定义的问题变得紧迫起来，原因很简单：黄金在加拿大，但美国控制了从海洋到克朗代克的主要路线，而这个地方几乎是无法从陆上到达的。加拿大声称，它的边界不应该（像美国的做法那样）离海岸30英里，而是应该离海岸附近的小岛30英里。这种对边界的解释使得加拿大拥有直接入海口，并拥有朱诺、斯卡格威、林恩运河和冰川湾的所有权。[354]

罗斯福对加拿大人的主张表示怀疑，认为加拿大的主张“完全站不住脚，这就好比他们现在索要马萨诸塞州南部的楠塔基特岛那样没有道理”[355]。为了捍卫美国的领土主张，罗斯福派去了军队，并威胁说，如果需要的话，将采取“严厉”的行动。私下里，他警告英国大使，如果加拿大或英国试图阻挠，那将是“让人不愉快和危险的”。[356]但是，战争部部长鲁特恳求罗斯福将边界争端交由国际法庭裁决，并向他保证法庭只会认可美国的立场，这样罗斯福才同意交由国际法庭处理。鲁特遵守诺言，每一方选择三名法官，因此可以确保裁决的最坏结果就是3:3平手。为了万无一失，罗斯福任命了三个志同道合的亲密盟友——洛奇（Lodge）、鲁特和前参议员乔治·特纳（George Turner）——尽管规则要求选择“不偏不倚的法学家”。但是，毫无疑问，加拿大的两名成员也会这样投票。[357]这使得代表加拿大方面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专员——英国首席大法官阿尔弗斯通（Alverstone）——成为关键的一票。

鲁特向罗斯福保证，英国（通过阿尔弗斯通）将支持美国的主张，因为这显然符合他们的利益。鉴于英国在解决1895年和1902年委内瑞拉争端时表现出的顺从，英国政府不会在这样的次要问题上与美国对抗。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让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借访问伦敦的机会警告英国负责殖民地的大臣，如果仲裁委员会陷入僵局，“我将禁止今后进行任何仲裁”。他还指示海约翰提醒伦敦，如果仲裁庭“现在”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被迫“采取行动，那将不可避免地伤及英国自豪感”[358]。罗斯福对自己的法庭成员说得更加直白，“我希望你们认真裁决，”他建议道，“但是，万一英国那边找些似是而非、强词夺理的理由进行反对，我会派遣一队美国正规军到斯卡格威，占领争议领土，并以美国的武力和实力控制住它。”[359]

伦敦在压力下屈服了。1903年10月，仲裁法庭作出了4:2的裁决，美国的全部诉求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阿尔弗斯通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两名加拿大委员拒绝签署最终裁决，抗议他们“无力阻止”美国和英国的阴谋。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潘灵顿（Norman Penlington）称，在加拿大，这一判决“燃爆了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愤怨之一”。媒体称，加拿大被“牺牲”“欺骗”和“抢劫”了，嘲笑阿尔弗斯通为了满足这位贪得无厌的美国总统而出卖加拿大。[360]而另一方面，《华盛顿晨报》（Washington Morn-ing Post）报道称，罗斯福和他的政府班子“将这一判定看作在美国一代人的时间里取得的最伟大的外交成就”[361]。美国仅仅通过对加拿大几点小小的让步，就保有了完整的沿海地带：阿拉斯加狭长地带的2.5万平方英里的海岸和岛屿，还有一大片当时处于原始状态后来成为美国最大国家森林公园的聪格斯（Tson-gas）荒野。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罗斯福从加拿大获得的这块土地让美国领土差不多增加了一个罗德岛的面积。[362]

美国取得了对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的胜利，在从阿拉斯加到委内瑞拉的广大地区都占据着支配地位。随后，罗斯福在其1904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美国已经承担起周边地缘和平和稳定的责任。对于将来，罗斯福说道：“在美洲，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当出现长期的不当行为或者不能掌控的局面，造成文明社会关系的松动弱化，最终都会要求某个文明国家进行干预。在西半球，坚持门罗主义的美国，不管自己有多么不情愿，都可能被迫在出现上述公然情形时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363]这一表态被称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the Roosevelt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罗斯福明确了他眼中的“不当行为或不能掌控的局面”。当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古巴等国因动乱威胁美国的商业利益时，他便派遣军队，进行干预。当他发现墨西哥政府让人反感时，便试图推翻它，但以失败告终。其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则鼓励那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墨西哥革命者拿起武器有组织地反抗墨西哥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当这些革命者废黜迪亚斯时，美国给予支持，而后来发现这些革命者也开始给美国制造麻烦时，美国又支持政变推翻了他们。从宣布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睦邻政策”，拒绝其堂兄兼前任如此热衷的干涉主义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或军舰在这30年的时间里对拉丁美洲进行了21次干预。

美国的侵略

“美国之鹰”：“让我看看，现在还有什么猎物。”

《蒙特利尔星报》

离任后，罗斯福告诉一位朋友：“如果我必须在铁血政策和不痛不痒的无味政策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我支持铁血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世界的长远发展。”[364]但是，罗斯福的“文明使命”和“警察权力”的影响却激怒了西半球的许多人。[365]1913年，阿根廷政治领导人曼纽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向新当选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直言，现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已经进入了放纵那些最邪恶本能的开放季，到处肆虐而不受责罚，而这些邪恶的本能行为因为违背公共责任和公众意见，在美国国内是不会被纵容的……由于这些行为，美国正逐渐变成我们中最不受欢迎的国家”。迪亚斯早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他的那句哀叹广为人知：“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这么远，离美国这么近。”[366]

现在，当我们看到北京在其周边的新一轮主张和要求，是不是能让我们听到几丝罗斯福在加勒比海地区行动的回声？如果今天中国表现出当年美国一半的苛刻，美国领导人会像当年英国领导人那样聪敏地找到一种方式去适应吗？回顾有关的已有记录，我们发现习近平主席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差异要比相似之处更引人注目。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人准备接受当年英国的命运。看着各种趋势线，修昔底德可能会说：系好安全带——好戏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