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
我们的政府形式不是效仿邻国而来的……在对待战争态度方面，我们也不同于我们的对手……在看待友谊方面，我们也与大多数人截然不同……我们的付出在那些与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那里是无法得到对等的回报的。
——修昔底德，“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公元前431年
思忖一下两国国民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那是一种你无法洞察的差异，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们在雅典人那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他们与你们有着天壤之别。
——修昔底德，“科林斯大使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元前432年
我认为，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会存在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领域。将人类截然分离的将是文化……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1993年
1793年，当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从伦敦长途跋涉来到北京时，他简直像一个来自火星的天外来客。作为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信使，马戛尔尼肩负着建立大英帝国与清朝外交关系的任务。然而，他遇到的中国官员对于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和谈论的话题一概不知，更对马戛尔尼“外交关系”的提议全无概念。中国从来没有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类似的关系——不仅未曾允许任何国家在其国土上开设大使馆，也从未向国外派驻过大使。中国政府甚至没有设置外交部。[440]而且，这些已经身处他们之中的“红毛番鬼”（red haired barbarians）甚至不能讲他们的语言，这简直是耻辱中的耻辱。马戛尔尼的翻译是一位来自那不勒斯（Naples）的牧师，对英语也一窍不通。为了交谈，翻译把东道主的汉语官话翻译成拉丁语，而马戛尔尼几十年前在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过这门语言，这样才勉强得以理解。[441]
伦敦曾指示马戛尔尼在北京建立永久性外交使团，为英国货物开辟新的港口和市场，并通过谈判在广东这个沿海省份建立一个更灵活的贸易体系。马戛尔尼还打算租一个场地，以便英国商人可以在那里全年经营，而且他还打算收集关于中国“目前实力、政策和政府”的情报。[442]为了给清朝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对英国出口的商品产生兴趣，马戛尔尼为中国皇帝带去了一系列有英国代表性的先进产品，包括火炮、战车、望远镜、瓷器、纺织品和镶有钻石的手表。[443]
从英国出发后9个月，马戛尔尼一行终于来到了位于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在那里他们等待着觐见乾隆皇帝。[444]但从两人最初的相遇开始，马戛尔尼便已经确信交流不可能成功。根据几千年以来的中国习俗，平民在看到神圣的皇帝时被要求跪伏在地上，叩头九次。对此，马戛尔尼建言他会遵循英国的礼仪，在中国皇帝面前有如在英国国王面前一样单膝跪地行礼。他进一步提出，一位和他同等级别的中国官员也应该在他带来作为礼品的英王乔治三世肖像前做同样的致礼。接待马戛尔尼的中方人员对此嗤之以鼻。“这样的对等是不可能的，”法国学者兼政客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这样总结道，“只有一个皇帝——天子，其他的君主只不过是‘小王’而已”[445]。正如马戛尔尼所看到的那样，他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正在以一种两国互相平等的态度对它施以援手。然而，在东道主的眼里，这位英国的代表却被看作一个附庸国派来朝拜天子的人。
招待马戛尔尼的东道主们让他在承德等了六天，之后在1793年9月14日凌晨三时许，他们唤醒英国使团，让他们在黑暗中走了三英里后到达宫廷，在皇帝现身之前他们又在那等了整整四个小时。[446]当得到接见时，马戛尔尼按照英国觐见礼仪，单膝跪下行礼。然而，中国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却有所不同——“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447]
马戛尔尼转交了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亲笔信，信中概述了他的提议。马戛尔尼预计在转交信函之后一周左右就会与中国同行谈判，讨论细节。然而，对于东道主来说，这次会面意味着英国成功献上了贡品。他们建议马戛尔尼在天气变冷前回国。[448]几天后，在他惶恐不安、不断要求之下，才收到了皇帝的书面回复。信中提到乔治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并认识到他的使者“航海来廷，叩祝万寿”，但皇帝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提议。具体地说，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的请求“断不可行”。承认“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中国允许外国商人按目前的安排继续在广州的港口开展贸易。但额外的通商地点和一块英国人可以常年居住的场地则是不可能的。
在对这次会面的看法上，皇帝在信中总结说：“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449]拿着这封回信，马戛尔尼只得乘船返回伦敦。
如果将这样一次没有成功机会的碰面称作巨大的失败（epic failure），那是不公平的。马戛尔尼的外交使命没有建起两国之间的桥梁，而是暴露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鸿沟。虽然今天北京和世界各国都维系着贸易和外交关系，但这两种古代制度之间的基本差异仍然存在。尽管全球化让贸易往来变得顺畅，但却无法抹去原始的断层线。
文明的冲突
在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两百年之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题目为《文明的冲突》。该文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亨廷顿预言：“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450]亨廷顿的论文引来了猛烈的抨击。在他写作时，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越来越呈现出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趋势。在这种文化中，大多数学者都在通过研究分析尽可能降低文明和文化的差别。这篇文章的批评者挑战了亨廷顿的“文明”概念，并质疑了他对不同文明之间界限的解释。
然而，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几年里，政策制定共同体将这个仍然难以界定的文明概念纳入了战争研究，尤其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和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研究中。在一个较小但仍然可观的程度上，这个概念也塑造了政策制定者、军事规划者和研究中美关系学者的思维——以及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
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一种构成文化组织最广层次的实体。他写道：“文明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文化归类和最广层次的文化认同，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分。文明既是由那些共同拥有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等界定的，也是由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定义的。”文明可以包括几个民族国家，也可以只有一个民族国家，可以与其他文明重叠，也可以包括亚文明。根据亨廷顿的描述，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构成了“儒家文明”，而美国则融入了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群体，共同组成了“西方”文明。亨廷顿承认，“（文明之间的）界限很少是清晰明了的”，但仍然是“真实存在的”。[451]
亨廷顿并不排除未来在同一文明内群体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他的观点是，在一个后冷战的世界里，文明断层线不会在走向自由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消失——正如亨廷顿的学生之一、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13中所预言的那样——反而只会更加明显。亨廷顿承认：“相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引发了时间最长和最激烈的冲突。”[452]
亨廷顿希望纠正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神话。他说这不仅是幼稚的，而且对其他文明——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明——是有害的。他写道：“可能存在一种‘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的观念是西方的想法，与大多数亚洲社会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是完全对立的，后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区别。”[453]这也就是说，西方相信一些基本价值观和信仰——包括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和政教分离——应该得到全人类的接受。相反，亚洲文化珍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使他们与其他人（文明）区别开来。
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本书的篇幅论证他的观点，指出西方社会和儒家社会有着五种不同倾向。首先，正如他所指出的，儒家文化反映了一种民族精神，它强化了“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从属地位、共识的重要性、避免对抗、‘爱护面子’，以及普遍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的地位”。他指出这些态度与“美国对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是不同的。而且，他强调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并将人权神圣化”。[454]
亨廷顿还观察到，中国作为最主要的儒家文化是根据种族来定义身份的：“中国人是有着同一‘种族、血统和文化’的人。”他颇带挑衅地指出：“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中的华人来说，‘镜子测试’（mirror test）成为辨别他们是谁的测试方法：‘去照照镜子吧。’”这一中国文化的概念既狭隘又非常广阔，因为它使中国政府相信：“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即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也是中华共同体（Chinese community）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455]
与这种观点相一致，亨廷顿认为，中国对外事务的看法实质上是其内部秩序概念的延伸，二者都体现了儒家强调的通过等级制实现的和谐，其中中国的领导人居于等级顶端。正如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456]但是，在中国向外投射其内部秩序的同时，它却几乎从骨子里不相信外部对于其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正如18世纪马戛尔尼那次失败的访华之行所揭示的那样，在“耻辱世纪”（century of humiliation）很久之前，中国人就对登上中国海岸的外国人十分警惕。他们禁止登陆者学习汉语或生活在普通人之中。这种怀疑的思绪一直持续至今。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在《革命的解剖》（Anatomy of a Revolution）一书中记录了一件轶事，体现出这种怨恨是如此之深：“我们美国人将长期承受在上海一处公园里因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而招致的指责。”[457]同样，上海某位干部告诉我的一位同事，当每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都有一个美国男仆时（houseboy），他就知道中国又富起来了。在亨廷顿看来，过往的记忆激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学生的广泛共识：美国试图从领土上分割中国，从政治上颠覆中国，从战略上遏制中国，从经济上挫败中国”[458]。
最后，亨廷顿声称，作为一个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人。正如他所说，中国人“倾向于以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为单位来思考他们社会的进化，并优先考虑如何将长期收益最大化”。亨廷顿把这与“美国忘记过去、忽略未来、集中关注当下利益最大化以确保首要地位的信念”[459]进行了对比。
亨廷顿的五个儒家文明特征肯定是全面的，它们的确识别出了几个世纪以来持续贯穿中国文化的坚实脉络。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不同指向的道路，而在某些方面这些特征与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文化并不相容。当然，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例如英国不情愿地看着“暴发户”美国在超越其权力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文化、宗教和政治信仰——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希拉里·克林顿代表大多数美国人说道：“我不希望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由中国统治的世界里。”[460]为了理解文化倾向的广泛差异如何转化为对抗，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政府性质和目的的不同看法。
美国与中国
我们是谁？我们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是什么？在我们社会内部以及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是什么构成了秩序？对这些艰深问题的简短回答可能会引起嘲讽，但它们突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根本差异。即使不考虑修昔底德陷阱的结构性压力，这些差异——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差异是完全相反的——就会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尽管存在许多不同之处，美国和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是相似的：两国都极度强调自身的各种优越性。两国都把自己视为例外——从字面上看，就是没有同伴。虽然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那句“我是最伟大的”（I am the greatest）准确地抓住了美国人的自大，但是中国将自己看作上天与人之间独一无二的联系，这也许更自负。两个第一的冲突将使调整变得非常痛苦。那么，是让中国人做到理性接受一个“天有二日”的宇宙论更难，还是让美国接受必须与另一个可能的超级大国一起共处的事实更难呢？李光耀对美国适应新现实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美国被一个自己长期蔑视为颓废、软弱、腐败和笨拙的亚洲民族所取代，虽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而只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这在情感上对美国来说仍是很难接受的。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将使这一调整变得尤为困难。”[461]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例外主义比美国的影响更为广泛。学者哈里·盖尔伯（Harry Gelber）解释道：“中华帝国把自己看作文明世界的中心，而中国士大夫也根本没有想过现代意义上作为某个国家的‘中国’或者某个文明的‘中华文明’。对他们来说，只有汉族人，除此之外，都是野蛮人。从定义上来说，任何不文明的事物都是野蛮的。”[462]陆克文指出，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韧性和成就引以为豪，这种例外主义影响着他们特有的思维方式，并“产生了一种自我崇敬的哲学思想”。[463]
表7.1 美国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美国人也崇尚他们的文明成就，尤其是政治上的成就，几乎达到了宗教般狂热的地步。该国的革命历史赋予其追求自由的激情，寰宇之内无人能比，铭记于美国政治信条的精髓——《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之中，《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独立宣言》规定，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这些并非观点的问题，而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在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试图向英国国会上院同事解释究竟是什么鼓舞了美国殖民者发动革命时，他发现：“这种独立的精神激励着美利坚民族……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是而且一直都是他们确立的原则。与金镣铐和肮脏的富裕相比，他们更喜欢贫穷的自由；他们将捍卫自己作为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464]正如20世纪美国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成为一个民族——这是我们的命运。”[465]
相反，中国遵从孔子的第一戒律：“恪守本分。”[466]对于中国人来说，秩序是核心的政治价值，除此以外便是混乱。和谐秩序是由一个等级制度所衍生的，社会中的每个人不仅处在一个位置上，而且知道自己的位置。在中国古代，皇帝处于等级制度的顶峰，维持秩序。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中国皇帝既是政治统治者，也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皇帝被视为一切大大小小事物实现‘大同’（Great Harmony）的关键。”[467]自由，正如美国人理解这一术语一样，会扰乱等级制度，招致混乱。
中美之间在哲学上的这些差异体现在两国看待政府的理念之中。美国的思想被概括在美国革命期间被广为阅读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中。潘恩在书中解释说：“每个国家的社会都是福祉，但政府即使在最佳状态下，也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在最糟糕的状态下，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恶。”[468]当然，尽管对权威的严重不信任一直鼓舞着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但他们仍然认识到社会需要一个政府。否则，谁来保护公民免受外国威胁，或者国内罪犯对他们权利的侵犯？但他们也进退两难——一个强大到足以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政府会有暴政的倾向。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他们像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所指出的那样，设计了一个“机构分离，权力分享”（separated institutions sharing power）的政府。[469]通过有意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之间制造持续的斗争——尽管这意味着拖延、僵局甚至是功能失灵——对滥用权力进行制衡。正如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法官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那样，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避免专制政府的出现”。[470]
中国人关于政府的概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与美国人几乎犹如云泥之别。历史已经让中国人明白秩序的首要地位，以及政府在实现秩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正如李光耀所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记录表明，当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北京或南京）时，这个国家就是和平的和繁荣的。当中心薄弱时，各省及其下属的县域则由少数军阀经营。”[471]因此，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必要的恶”的强大中央政府，于他们的中国同行而言，则是推动国内外秩序和公共产品的主要行为体。(https://www.daowen.com)
对美国人来说，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这就要求政府保护公民的权利，并允许他们追求繁荣。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共和制是唯一一种不与人类的权利进行公开或秘密战争的政府形式。”[472]美国人认为，任何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只能源于被统治者的首肯。
对此，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政治合法性来自绩效。在他的题为《两个政治体系的故事》的TED演讲中，上海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向民主的假定优势发起挑战。他说：“我以前曾被人问道：‘这个政党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我回答道：‘政府的能力算吗？’”李世默继续提醒听众：“我们都知道这一事实。1949年，当共产党掌权时，中国仍处在战争的泥沼，被外国侵略得支离破碎，那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仅有41岁。而今天，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工业强国，人民生活日益富足。”[473]简而言之，绩效证明一党制的制度是正当的。
美国政府被认为是民主共和政体，而中国可能最好应被描述为反应式权威主义。政治合法性理念的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痛点所在。基辛格恰到好处地总结道：“美国原则是普世的这一信念给国际体系带来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因素，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政府不去实践这些原则，那么它们就不完全具有合法性。”[474]他接着解释了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一信条是如何在那些按照美国价值观应该感到自己身处愚昧政治制度、等待救赎的国家中产生怨恨的。不用说，这种正义在中国并不受欢迎。
在国际上推销它们的基本政治价值时，美国和中国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美国人相信人权和民主是普遍的愿望，只需要以美国为榜样（有时是帝国主义的推动），便到处都能实现。因此，亨廷顿把美国称为“传教士国家”（a missionary nation），一个被这种信念所驱动的国家，即“非西方人民应该致力于实现民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人权、个体主义、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并在其制度中体现”[475]。就像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之交所说的那样，美国权力的传播代表了文明本身的传播；[476]世纪初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民主权利将使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受益。在整个20世纪，华盛顿的领导人已经把这个信念转化为一项外交政策，试图推动民主事业，有时甚至试图强加给那些未能接受民主的人和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人相信别人会尊敬他们，欣赏他们的美德，甚至试图模仿他们的行为。但是中国人并不试图让他们皈依这些价值。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没有输出自己的信念，而是让其他人过来求之。中国人认为，只要承认中国政府的宗主权，邻国人民就可以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接触中获益。不予承认则是野蛮人。”[477]
中国领导人也深深猜忌美国试图演变中国。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开创者，邓小平警告中国共产党的同僚们：“他们所谈论的人权、自由和民主，仅仅是为了维护那些强大的、富有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利用它们的力量去欺凌弱国，追求霸权主义，实行强权政治。”[478]
中国对外国政治制度的态度与对外国人的看法大体一致。美国社会是包容性的，中国社会则是排外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大多数美国人为任何人都能成为美国人的事实而自豪。正如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1783年所写的那样：“美国的胸怀不仅是开放的，不仅要接纳有钱人和体面可敬的陌生人，而且要接纳受到民族和宗教压迫与迫害的所有人；如果他们举止得体，尽得其乐，我们将欢迎他们分享我们所有的权利和特权。”[479]相比之下，要想成为中国人就必须生下来就是中国人。美国劳动力市场开放、多样、灵活。这赋予美国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显著优势：2016年，在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87家美国创业公司中，有一半是由移民创立的。[480]
美国和中国对于时间认知范围——它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觉——犹如白天和黑夜之间的不同。美国人期待在2026年庆祝建国250周年，而中国人则自豪地指出他们的历史已经跨越了五千年。美国人将1776年7月4日作为国家诞生的时间点，但中国没有有纪录的起点。因此，不像其他国家沿着盛衰兴亡的轨迹来追踪它的发展，中国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一个固定部分：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美国领导人会参考“美国实验”，有时他们随意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遵循这样的原则产生的。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将自己视为神圣遗产的受托人，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出于更宽泛的时间观念，中国人小心区分急性与慢性、急迫与重要，正如邓小平在处理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时一样。美国政策对新闻周期和大众舆论的要求更加敏感，他们寻求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清单列举式的政策计划。中国人在战略上则是有耐心的：只要趋势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他们就可以安静而耐心地等待问题的解决。
美国人认为自己是问题解决者。这反映出他们的短视主义，他们将各种问题都看作不相关的，予以分别处理，而且当即就要解决——如此他们就可以转向下一个问题了。用李光耀的话说：“当美国人失败的时候，他们会振作起来，重新开始。美国文化就是从零开始，然后打败你。为此，你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源自他们的历史。他们进入一个空旷的大陆，并充分利用它。”[481]美国曾被称为“失忆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对他们来说，每天都是新的，每一次危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与中国人的制度记忆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认识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事实上，中国人相信许多问题只能被加以管控，而且每一个解决方案必然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因此，挑战是长期的，而且是反复的。今天他们面临的问题来自过去一年、十年甚至是一个世纪的演变。如今采取的新的政策行动也会对持续的演变造成影响。例如，自1949年以来，台湾一直被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所统治。中国领导人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愿意实施一项长期战略，包括扩大经济与社会关联，以逐步将台湾岛整合回中国（大陆）。
与修昔底德陷阱最相关的中美分歧来自互相竞争的世界秩序观念。海内外的中国人都相信通过等级制度建立和谐。中国对待本国人民的方式对于理解中国成为世界主导国家时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很有启发意义和代表性。美国的民主理想目前只是运用到对外政策层面。一方面，美国人渴望一种国际法治，这种法治实质上是美国国内法治的放大版。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在全球“霍布斯丛林”（Hobbesian jungle）中的权力现实，在这种环境里做狮子比做羔羊更好。华盛顿常常试图通过描绘一个美国作为立法者、警察、法官和陪审团的“仁慈霸主”（benevolent hegemon）的世界来协调这种紧张关系。
美国敦促其他大国接受“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似乎不过是美国人制定规则，其他人只是服从这一秩序罢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指出：“有一点令我困惑的是，每当我和中国人谈论国际标准或行为准则时，他们必然会指出这些规则是在他们缺席世界舞台时作出的。他们现在不再缺席世界舞台，因此这些规则需要与他们重新协商。”[482]
如果亨廷顿是正确的——我也相信如此——文明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而非变小），对冲突而言越来越重要。作为冲突的根源，如今在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家应该对他们将成之事采取更谦卑的态度。误解易发，移情和共识却难以实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在即时沟通和快速旅行便捷得让马戛尔尼出使简直如同石器时代的现在，“文明的冲突”不仅可以塑造未来的外交，而且可以塑造战争的进程。
战略文化冲突
在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时，从基辛格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再到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注意到他们的中国同行看待使用军事力量方面的一些显著特点。在决定是否、何时、如何攻击对手时，中国领导人都是理性而务实的。因此，“情境逻辑”（logic of the situation）为回答下列问题提供了最佳的初始指南，即中国何时可能被威慑住而不敢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它将如何应对威胁或攻击。然而，除此之外，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们已经确定了五个假设和偏好，这为预测中国在对抗中可能的战略行为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
首先，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状态，中国都是毫不掩饰地采取现实政治（realpolitik）战略。这使得中国政府变得很灵活，因为它较少受到先前理论的限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那些指出其矛盾的批评者的影响。例如，当基辛格抵达中国时，他发现与其对话者对意识形态泛泛而谈，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则相当坦率。而在1973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得有必要为与中国的妥协建立框架，结束越南战争，实现“光荣的和平”（peace with hono-r），并确保一个“适当间隔”（decent interval）来缓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应。毛泽东则认为不必假装与资本主义的美国建立关系是为了强化中国相对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地位，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一个更大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可以说，中国对待国际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的确让它比美国占有一定优势，中国的整体战略世界观亦是如此。中国的决策者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在孙子的传统中，战略情境的演变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这种情形的“势”。“势”在西方没有直接对应的翻译，最接近它的描述是在某个选定的时刻，任何情形所固有的“潜能”（potential ener-gy）或“势头”（momentum）。它包括地貌和地形、天气、力量平衡、意外、士气以及许多其他元素。基辛格解释道：“每一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其他因素，这会导致势头和相对优势的微妙变化。”[483]因此，一个老练的战略家会耐心地“观察和塑造战略形势的变化”，并只在最佳状态下行动。然后，他以“势如张弩”（孔子的原话）之势，精准地把握时机给予迅速打击，汹涌而下，势不可挡，像“以碫投卵”一样击败对手。[484]对观察者来说，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所言，如果一个战略大师的行动“在理想时刻发动，甚至是不会被察觉的：那么通向胜利的过程是预先可以确定的”[485]。或者像孙子所说：“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486]。
对于中国的战略家来说，战争主要集中于心理和政治领域；军事活动是次要的。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对手对战场情况的感知可能和事实本身一样重要。例如，创造和维持一个如此优越的文明形象，以至于它就是“宇宙中心”，可以震慑挑战中国统治地位的敌人。中国相对于外部国家的绝对经济规模也起到了震慑它们的作用——通过准许或拒绝贸易即为一例。如果心理上的威慑和经济刺激失败了，可以让中国边界之外的“野蛮人”互相抗衡，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中国之外没有赢家。侵蚀敌人的物质能力和士气，迫使它进入没有出路的境地，比在战场上打败它要好得多。
中国人追求的不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中获胜，而是通过渐进的行动来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再次引用基辛格的话：“很少有中国政治家会冒一次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冲突风险；精心谋划多年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强调了英雄主义力量的决定性冲突，中国的理想强调微妙、间接和有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487]在一个很具有启发性的类比中，来永庆（David Lai）通过比较国际象棋和中国人的同类游戏——围棋——来说明这一点。在国际象棋中，玩家试图支配中心并征服对手。而在围棋中，玩家试图包围对手。如果国际象棋大师可以预见之后的5—6步，围棋大师则能预见20—30步。在与对手来往的广泛关系中，中国战略家避免冒失地过早冲向胜利；相反，他们的目标在于建立增量优势。来永庆解释说：“西方传统强调武力的使用，战争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战场，而战斗的方式就是‘硬碰硬’。相比之下，围棋背后的哲学是夺取相对收益，而不是寻求完全消灭对手。”他还给出了明智的提醒：“用国际象棋的思维玩围棋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可能会变得过于咄咄逼人，以至于他会把自己的力量拉得很薄弱，并会在战场上暴露出他脆弱的部分。”[488]
目前，美国关于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的争论（在俄罗斯被称作“混合战争”）显然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忽视的，而中国已经完善了五十多个战争阴影区（shades of warfare），在这些阴影区投入实际作战部队是最后的手段。正如《孙子兵法》所解释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的胜利形式。”[489]中国历史上国内的政治动乱和互相竞争的王国之间的斗争历史使战略家们倾向于采用非战争手段。
当然，承认这些战略倾向只是第一步。为了避免与中国的战争，或是在一场冲突开始后引导其发展方向，美国领导人还需要考虑华盛顿和北京不同的战略世界观会怎样将它们卷入战争，以及这种差异会如何形成冲突。两国都认为当下最紧张的问题在于中国南海。要理解战略“错位”（misalignment）将可能如何导致那里的悲惨结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对这一地区的看法。
中国怎么看待南海问题？
中国正在恢复在东亚的权力和影响力，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正在衰落。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使美国加速撤退，而这一情况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中国南海地区。
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错过东亚的发展大势，套用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的话来说，尤其是因为“像别人看我们那样看待自己”很困难。实际上，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认为美国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但正如基辛格坦率地指出，他所见到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在“遏制”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巴马政府高调宣传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洲的政策只会强化中国对美国意图的这种高度务实的解读。2011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描述了这一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而持久的跨大西洋的制度和关系网络，它的收益已经超出投入很多，而且也将继续如此。现在是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进行类似投资的时候了。”[490]
鉴于中国领导人的现实政治思维，这一声明对中国的影响是可以预测的，在随后几年的外交接触中也不可能错过。2014年，陆克文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分别在中国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他们对中国领导人惊人的“共识”持有相同观点。根据两位政治家的说法，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大战略涉及五大目标：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化中国以及破坏中国的领导力。正如陆克文所解释的，这些信念“来自中国的结论：美国没有，也永远不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而且，根据陆克文的观点，这是建立在“一个极深的‘现实主义’的中国结论基础上的，即美国将永远不会放弃其作为具有支配地位的区域和全球大国的地位，并将尽其所能保持这一地位”。[491]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在中国南海针对中国的行动——包括在2013年鼓励菲律宾向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提起诉讼，在中国拒绝了法院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后又召集国家齐声谴责中国，以及美国高度宣传的在该海域的自由航行行动——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因此，美国继续“下国际象棋”，而中国则重新安排了其围棋棋盘上的棋子，通过在附近的地区实现渐进但势不可挡的变化，来有条不紊地结束美国的侵犯。
随着中国南海竞争的发展，对手双方的基本战略假设和盲点将影响其走势。因此，在我们试图评估它将如何发展时，特别是中国是否会使用致命的军事力量来推进它的利益时，我们可以从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和战略传统中发现什么线索吗？
首先，很明显，中国将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与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僵局，将其理解为历史演变的一部分，并期望未来将受到地理、经济和注意力跨度等现实的影响。因此，中国人将在与美国的“长期博弈”中耐心等待，这是一场稳步增长优势的竞赛，他们相信中国将在该地区战胜美国。虽然美国有时会关注中国南海或东海的事件，但中国期待最终美国将转回到中东正在进行的战争，或是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或者国内问题上。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在评估中美之间的军力关系时将会是不加感情的、非常现实的，从而预测任何潜在军事遭遇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军事能力至少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与美国的军事力量相抗衡，即使在离中国最近的战场上，北京也会对任何针对美国的武力使用持谨慎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会逐步改变中国南海陆地和水域的现状以及适应它遭受的阻力，正如在围棋比赛中一样，中国将积累并赢得压倒性优势。
其次，中国的“战略”具有中国特色，把军事力量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次要工具，追求国家目标的实现胜过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它将加强与邻国的外交和经济联系，并利用经济杠杆来鼓励在其他问题和领域的合作。通过这样的做法，中国希望增加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不过这也会破坏邻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它甚至可能试图“以蛮治蛮”来阻止一个针对中国的平衡联盟的形成——例如，让日韩对抗，或者俄美对抗。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将实现其力量优势，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将只能接受其主导地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抗拒的。
虽然中国把战争当作最后的手段，但如果中国断定长期趋势不再是有利的，或者它正在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它就可能会通过一场有限的军事冲突来教训对手。正如政治学家泰勒·弗拉瓦尔（Taylor Fravel）在对1949年以来23次领土争端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只对三个国家使用了武力。正如这些案例所表明的，如果中国认为在国内动乱时对手正在改变其力量平衡，那么就更有可能诉诸武力。在分析中国1962年对印度的攻击、1969年与苏联的冲突和1979年与越南的冲突后，弗拉瓦尔还证明，中国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抗实力相当的对手，而与较弱的对手则更愿意谈判。[492]
最后，只要中国南海的发展总体上有利于中国，中国就似乎不太可能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如果相关力量的趋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就可能引发有限的军事冲突，即使冲突一方是像美国这样更大、更强的国家。下一章将重点介绍这样的冲突可能会如何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