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战争

第八章　走向战争

在参战前，请先想想战争中不可预测的成分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吧。先行动，然后等待灾难，这种顺序颠倒是战争中常见的错误。

——修昔底德，“雅典大使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元前432年

永远、永远、永远也不要相信会有顺利和简单的战争，也不要相信任何踏上这趟奇怪旅行的人能够预测到将要遭遇的大风大浪。让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的政治家们必须认识到，信号一旦发出，他们就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预见和无法控制事件的奴隶。

——温斯顿·丘吉尔

战争充满偶然性。人类的其他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这么大的活动范围。它增加了各种情况的不确定性，扰乱了事件的进程。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经过漫长的战争，当中国领导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国家时，他们是否有胆量攻击曾经彻底击败日本并在五年前通过投掷原子弹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呢？1950年，当美国军队将朝鲜军队推向中国边境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无法想象这样的情景。但是，毛泽东却这么做了。麦克阿瑟对此非常惊讶。中国军队迅速将美国军队压制回到战争伊始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线。这条38度线至今仍是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线。到战争结束时，已有近30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36000名美军士兵。

同样地，在1969年，对于边界的小争端，苏联领导人无法想象中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对付拥有压倒性核优势的大国。但这恰恰是毛泽东在中苏边境冲突时所做的事情。这样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积极防御”的理论。毛泽东准确地告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被吓倒，即使是那些能够将中国消灭的对手。

在未来几年，是否会因为中美军舰在中国南海发生碰撞、台湾推动“独立”运动、中日钓鱼岛争端、朝鲜的不稳定，甚至是螺旋式经济争端，导致中美都不希望的战争发生？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些似乎很难想象——因为很明显，这些事件的后果将与任何一方所希望获得的收益不成正比。[493]即使是主要在海上和空中进行的无核战争也可能导致双方成千上万的战斗人员死亡。而且，这场战争将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根据2016年兰德公司的研究，经过一年无核的严酷战争，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减少1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则可能降低35%——这与大萧条时的情形相当。[494]如果进入核战争，那么两国都可能被完全摧毁。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知道他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然而，不明智或不想要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战争仍旧会发生，即使领导人决心避开它们。其他的事件或行动缩小了领导人的选择范围，迫使他们作出冒险发动战争的选择，而不是默许不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伯里克利不希望与斯巴达发生战争。威廉二世并不想与英国开战。毛泽东最初反对金日成在1950年对韩国的进攻，因为他担心事件扩大。但事件往往要求领导者在高风险和更高风险之间作出选择。一旦军事机器开启，误解、误判和纠缠可能会将冲突升级到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最初意图的程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危险，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开发了场景分析、仿真模拟和战争游戏。它们通常始于意外事件或事故。然后，分别扮演中国或美国的人以此为起点，开始进行模拟。参加这些演练的人一再感到惊讶，发现小火花常常容易导致大规模战争。本章回顾了中国经历的小规模冲突的四个历史案例，总结了战争规划者用来理解冲突来源的四个概念，并勾勒出五条可能导致当今两个大国开战的路径。

朝鲜半岛，1950—1953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第四天，朝鲜占领了韩国首都首尔。不出一个月，韩国军队已经到了投降的边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支由联合国授权、主要由美国人组成的部队赶来营救。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三支美国陆军部队在B 26和B 29轰炸机支持下参战，这些战机曾经轰炸过日本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们将朝鲜人赶回了“三八线”。

麦克阿瑟的部队希望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但他们几乎没有考虑中国的反应，越过了“三八线”，迅速向朝鲜与中国边界的鸭绿江方向前进。朝鲜半岛很有可能最后在由美国政府支持的首尔政府的统治下实现统一。美国情报机构无视中国宣传机构的反复警告和被俘中国军队所展现出来的战术信号，否认了中国可能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当时，中国结束国内战争不到一年。这场残酷的战争使国家分崩离析，夺走了350万人的生命。[495]一个仍旧深受战争影响的政权为什么要冒着存亡的风险来攻击一个曾迫使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的核大国呢？[496]

然而，在11月初，麦克阿瑟突然发现了一支有30万人的强大的中国军队，他们正在猛力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美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美国第一骑兵师的一个团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失去了600名士兵。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被麦克阿瑟及其他指挥官所轻视的“农民军队”，不仅阻止了盟军的进攻，而且还将联合国部队击退至“三八线”。[497]

在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战争中战败后，麦克阿瑟呼吁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授权他对中国使用核武器。[498]杜鲁门不仅没有接受这位桀骜不驯的五星上将的计划，还将他解职。战争陷入僵局，又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53年，杜鲁门的继任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Eisenhower）才签署了停战协议。正如历史学家T.R.费伦巴赫（T.R.Fehrenbach）指出的那样：“一百多年来，中国军队总是被轻视，既没有技巧和手段，又缺乏战斗的意志。”[499]以后再不会如此了。

中苏边境，1969年。就在中国突然对美国及其盟军发起冬日突袭的19年后，中国战胜了世界第二大超级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局势最为紧张。此时，在西伯利亚冰冻的乌苏里江沿岸有争议的边界地带，这两个国家发生了一连串小事件。据《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称苏联军队“正在行动”，并且苏联“一次又一次地”加强其部队力量，以制造一个“针对中国的包围圈”。[500]

在一系列行动和回应中，双方开始沿着边界增加军队部署，形成65万多名中国士兵与29万名苏联士兵和1200架飞机对峙的局面。毛泽东曾威胁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这将是“人民力量和士气的竞争”。阿卡蒂·舍甫琴科（Arkady Shevchenko）是叛逃西方级别最高的苏联官员，根据他的描述，苏联政治局被“数百万中国人入侵的噩梦”吓坏了，这使苏联领导人“几乎发疯”。[501]

苏联军队的装备和训练要好得多，而且他们因有空军的支援而占有优势。此外，他们拥有一个超过10000枚核武器的军火库，包括莫斯科已部署到边境地区的50万吨当量的SS 12战术核导弹。虽然中国在1964年对核装置进行了测试，但只开发了少量弹头，并且无法将它们发射以对抗莫斯科。直到1968年11月，毛泽东还亲口承认，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一个无核国家。即使是有了这么一点核武器，我们也不能算作核国家。如果要打仗，我们必须使用常规武器”[502]。许多苏联军方领导人认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是结束中国不断增长的威胁的唯一途径。事实上，苏联对进攻中国如此认真，以至于悄悄地向尼克松政府求助，以评估美国的反应。正如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事后深思所言：“当时苏联比我们预想的更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503]在华盛顿警告它不会袖手旁观之后，莫斯科才搁置了这个选项。[504]

尽管如此，面对愤怒的苏联，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策略：他戳了一下这只（北极）熊。中国军方策划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攻击，给了莫斯科一个“痛苦的教训”。[505]1969年3月2日，解放军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伏击了苏联边防部队，随后又发动了第二次袭击，以30名中国人为代价，杀死了91名苏联人。[506]

为什么中国会施行这一策略呢？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防御性行动的最后手段，展现了中国更广泛的“积极防御”战略概念，或毛泽东所说的“通过决定性接触进行防御”。[507]中国人计划的伏击更多的是为了进行心理上而不是军事上的打击。正如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所总结的那样，其目标是“阻止未来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或胁迫”，并且“面对苏联正在逼近的威胁，有说服力地表现出中国的勇气、决心和力量”。[508]

台海危机，1996年。在毛泽东之后，为了向对手发出强烈信息，中国还继续冒着造成更大战争的风险，选择使用军事手段。1996年，由于担心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破坏长期存在的“一个中国”原则并走向独立，北京再次采取了军事行动。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中国大陆在开展军事演习时试射导弹。这些导弹试射范围将该岛包含在内，并威胁其所依赖的商业航运。

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政府的强烈反应出乎中国人的意料。美国派遣“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和“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增援台湾。但是，北京的判断加深了美国军事规划者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冒险倾向，加上意外或误解可能会引发战争的方式的认识。[509]

今日的中国南海。如第七章所述，从海岸线向外遥望，中国领导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海。在他们看来，美国海军舰艇在其水域长期存在以及沿着其边界所进行的日常侦察飞行都是不正常的。这种不受欢迎的遗留习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中国逐渐具备了能力，它已经在试图迫使美国后退。因此，例如在2013年12月，当美国导弹巡洋舰“考本斯号”正在观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首次部署航行时，“考本斯号”舰长收到了来自“辽宁号”指挥官命令他们离开相关海域的严厉信息。“考本斯号”舰长回应称他们正在国际水域进行恰当且合法的操作，并忽略了该信息。几分钟后，一艘解放军海军船只截断了“考本斯号”的航线，留给其舰长两个选择：要么猛撞船只，要么采取规避行动，避免碰撞，但这么做会让中国人觉得美国似乎退缩了。这位舰长选择了后者。[510]

“考本斯号”事件是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船只和飞机采取的强势行动，冒着造成“意外”碰撞的危险，也要测试美国军官的极限。就美国海军而言，它已经指示其船只在面对这些战术动作时要避免对抗和形势升级。然而，美军并不总是能成功做到这样。在2001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与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当时这架战斗机正在拦截美国侦察机以展示中国对这些情报搜集飞行的抗议。中国飞行员遇难，而美国飞行员被迫在中国境内紧急着陆，这次事件引发了乔治·W.布什政府的第一次国际危机。紧急着陆后，美国飞行员被中国人拘留，于10天后被释放。但飞机被扣留的时间更长，以至于中国人有机会提取其绝密的监视技术。从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改变其邻近水域的格局和力量平衡。通过建造岛屿、部署导弹以及在中国南海建造飞机场，中国正在地面上创造新的事实，由此对美国在这些关键海上通道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总之，以上四个案例表明，在考虑中国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武力时，单纯考虑我们会采取何种行动是不够的。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军事力量只是多种交战方式中的一个工具，他们可以先发制人地突袭更强大的对手，而后者则通常不会那么做。

火花、背景条件、催化剂和升级阶梯

在战争情境中，分析者借用了美国森林管理局（US Forest Service）熟知的基本概念。纵火犯只是引起火灾的小部分原因。丢弃的香烟、闷燃的营火、工业事故和闪电是更常见的来源。幸运的是，在森林中以及在国家间的关系中，大多数火花都不会引发大火。

背景条件通常决定哪些火花将变成火灾。美国森林管理局使用“斯莫基熊”（Smoky the Bear）广告警告野营者和徒步旅行者“只有你能够防止森林火灾”。在注意防范火星的同时，该机构还会在长时间干旱或极端炎热时段发布额外的警告，甚至偶尔会关闭高风险区域。此外，它还管理着可燃化学品、丙烷罐和储气库的储存，随着条件的恶化，储存管理会变得越来越严格。

在如今的中美关系中，相关的背景条件从地理、文化和历史延伸到两国政府在最近的军事接触实例中吸取的教训。与德国和英国不同，美国和中国在地理上位于地球的两侧。中国战略家意识到这一事实，有时会提醒美国人，目前中美两国船只在加勒比地区几乎不可能发生意外碰撞。他们说，如果美国海军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效仿前例，只在自己的半球内活动，那么与中国船只相撞的风险就不复存在了。此外，五角大楼的规划者所称的“距离的障碍”（tyranny of distance）也引发了人们质疑美国能否在这些水域中支撑对中国的作战。

然而，最相关的背景条件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修昔底德综合征，这在中美之间已经完全显现。事实上，鉴于中国曾经历百年耻辱，尤其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占领者暴行之下所引起的愤怒，这些综合征特征就更加凸显了。因此，中日两国在中国东海的岛屿争端带来了特殊的风险。如果安倍晋三政府或其继任者成功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并加强其军事能力，包括以有力的登陆来夺取有争议的岛屿，中国将不仅仅是关注事态发展而已了。

“历史，”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书中观察到，“是国家的记忆。”[511]这种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国家决策。美国和中国军方都注意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参战的五次大型战争中有四场已经输掉，或者至少未能取胜。（朝鲜战争最多算平局，越南战争输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不太可能有好结果。只有乔治·H.W.布什总统在1991年的战争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明显的胜利，他迫使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从科威特撤退。）根据该记录，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明确地说道：“在我看来，未来任何一位建议总统再次派遣美国地面部队进入亚洲、中东或非洲的国防部长，都应该像麦克阿瑟将军如此巧妙的表达那样：‘应该好好检查一下大脑。’”[512]近几十年来，美国人以及派遣美国军队参与战争的政策制定者都越来越不能容忍在战斗中失去美国人的生命。这种伤亡情绪的影响是严重的：军事规划者现在因为考虑到士兵的风险而排除了所有类别的行动，而政治家们越来越少提及胜利，转而越来越多谈及保护军队。

就像汽油之于火柴，催化剂可以将意外碰撞或第三方挑衅转变为战争。有一组催化剂被克劳塞维茨称为“战争迷雾”。克劳塞维茨将修昔底德对战争的理解延展为“机会之事”（an af-fair of chances），在《战争论》（On War）一书中，他观察到“战争充满不确定性。四分之三决定战争行动的因素包裹在要么增加要么减少不确定性的迷雾中”[513]。不确定性意义深远，当大量事实建议指挥官或政策制定者谨慎行事时，不确定性会导致他们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反之亦然。

1964年，北越的船只在北部湾水域袭击了美国用于情报收集的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两天之后，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该舰遭到了第二次袭击。受到北越的大胆挑衅后，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说服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514]，实际上就是对北越宣战。几十年后，麦克纳马拉才得知有关这次袭击的报告并不正确。正如麦克纳马拉所写的那样：“最终，约翰逊总统授权进行轰炸，以回应他认为已经发生的第二次袭击。”虚假警报在使美国走上在越南战败的道路上发挥了关键作用。[515]

同时，让人“震惊和敬畏”的破坏性武器的出现使得迷雾和不确定性更加严重。随着对命令和控制系统的攻击，包括对于数据和通信定位必不可少的卫星的攻击，敌人可能会使一个国家的军事指挥系统瘫痪。在1991年与萨达姆·侯赛因的“沙漠风暴”战争中，美国军队展示了该选项的1.0版本。他们摧毁了萨达姆的情报系统，并切断了他与伊拉克指挥官之间的通信联系。萨达姆的军队孤立无援，只能原地待命，使得美国飞机能够攻击他们，就像一些飞行员所注意到那样，宛如“瓮中捉鳖”。

反卫星武器是军事规划者期望在任何美中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催化剂。它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主题，如今，这种武器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2007年，中国成功摧毁了一颗气象卫星，并以不那么戏剧性的方式定期测试其反卫星能力。卫星几乎在每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联络作用，从预警对手的导弹发射、提供图像和天气预报到规划行动，无处不在。全球定位卫星几乎为所有军队的精确制导武器提供“精准定位”（precision），并让船只、飞机和地面单位知道它们在战场上的位置。美国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更依赖这项技术。没有它，总司令不能将命令传递到地面上的作战单位、海上的船只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人。反卫星武器囊括所有区域，从在太空里丢弃轨道碎片，到能够物理性摧毁目标的“动能”物质，再到使用更静悄悄的系统——用激光来堵塞卫星或者使其“眼花缭乱”——从而使其无法工作。

网络空间为破坏性的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施展机会，这些技术一方面可以提供决定性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不受控制的风险升级。攻击性网络武器的细节仍然是高级机密并且在不断发展。但在某些情况下，公众已经对它们有了些许了解，例如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网络攻击。[516]美国主要的网络空间组织——美国国家安全局（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和美国网络司令部（US Cyber Command），以及中国的类似机构现在可以悄悄地使用网络武器关闭军事网络和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如电网。此外，通过使用代理和搭建由受控计算机（compromised computers）组成的国际网络，他们可以掩盖网络操作的起源，降低受害者识别攻击者的能力。

与反卫星武器一样，网络武器可以破坏指挥控制系统以及攻击现代军队所依赖的信息，从而在战斗中创造决定性优势，并且不会发生流血事件。不过，这提出了一个危险的悖论：攻击者认为将遏制冲突的行动对受害者来说可能是鲁莽和挑衅的。即使物理战场仍局限于中国南海，但网络能力允许每个战斗人员进入对方脆弱的基础设施——例如关闭电网、医院或部分金融系统。同样，扰乱沟通的网络攻击会加剧战争的迷雾，增加误判的可能性并造成混乱。

虽然美国和中国现在拥有的核武器库都可以使自身在对方的第一次攻击中幸存，并且仍然能进行报复，但两者都无法确定其网络武器库是否能够抵御一次严重的网络攻击。例如，中国发起的针对美国军方网络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可能会暂时削弱华盛顿应对其网络攻击的能力，甚至是指挥控制和监视系统的操作能力。这会产生一种危险的“要么使用，要么失去”的状态，在此情况下，每一方都会在被攻击之前，主动寻求攻击对方电脑网络中的关键链接。

北京或华盛顿的某些团体可能会要求进行小规模的网络攻击，向对手的武器平台（bow）进行隐蔽的射击，这样不会造成任何伤亡，也不会引起公众恐慌，但可以发出对军队或民用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的信号。但是，如果对手没有这样诠释这种行为，那么网络领域中针锋相对的升级就会随之而来。双方都抱着“要么使用，要么失去”的心态，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弱点，要么可能误解正在进行的攻击，要么在其自身网络武器仍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进行不正当的报复。

网络空间中一系列危险的催化剂可能会在无意中使美国和中国陷入冲突。首先，否认和干扰行动可以使调查人员充分相信中国没有参与任何一次攻击，从而让第三方对此负责。中国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虚假的人物，指派媒体组织或在恶意软件中指控虚假人员，以分散美国调查人员的注意力。如果这样做是有效的，它将使战争迷雾更加厚重。

另一个催化剂可能涉及危害敏感网络的保密性。有些网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那些核指挥控制的操作。然而，对于其他的，各方可能会看法非常不同。以中国的“长城防火墙”为例，这是一套硬件和软件的集合，使北京能够监控和限制大量的在线内容。华盛顿可以使对中国“长城防火墙”至关重要的一套系统瘫痪，将其作为一个适度的私人警告。但对于认为掌握控制公民信息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种行动可能会被误解为意在挑动政权更迭。

与最直接的战争工具，特别是核弹相比，网络武器给人不易察觉且精确的承诺，但这些承诺都是靠不住的。系统、设备和“事物”之间不断增加的联系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由于无法确定一个受黑客袭击的系统将如何影响其他系统，因此攻击者很难精确地量身打造其军事行动的效果以及避免行动意外升级。2016年，全球运行着180000个由互联网连接的工业控制系统。[517]随着所谓的物联网（包括全球约100亿台设备）的激增，可攻击的目标数量正在迅速增长。网络领域的间接损害所造成的致命性和破坏力可能与传统战争中的一样严重。例如，黑客攻击军事目标可能会在无意中使医疗或金融综合系统瘫痪。虽然美国网络指挥官多次断言，在网络攻击中，美国具有最强的攻击力，但是他们也承认美国处于最透明的玻璃房内。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的电影《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曾恶搞过这位冷战战略家]提出了一个从“次危机演习”到全面核战争的44个梯级升级阶梯。[518]卡恩的第一级是“表面上的危机”——火花。他解释说，在危机中，两国很少会参照理论所说的那样，按顺序攀登阶梯。背景条件和催化剂可能使它们跳级。当它们向上移动时，每个国家都将评估其相对于对手的每一级位置，并比较其与上方梯级的收益。这反过来可能会促成接受僵局或失败而不是升级到更具破坏性的战争水平。通常，一个国家在一些梯级拥有优势，但是在更高的梯级却处于劣势。虽然每个国家都更愿意停留在有优势的梯级，但是当敌人在冲突上升至更具破坏力的梯级才拥有优势时，它必须找到一个让对手可以接受的条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将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基本战略竞争比作“胆小鬼博弈”。[519]20世纪50年代在寻求刺激的青少年玩的经典游戏中，两个高速车改装者相互对抗，每个人都将他的汽车左轮放在道路的中心线上。他们全速相向而行，奔向对方。首先转向的是懦夫，另一个则取得胜利。如果双方都没有转向，那么汽车相撞，双方死亡。

各国可以通过舰船“挤撞”和飞机“盘旋”来占领，或者用建造岛屿等方式迫使对手玩这种致命的游戏：继续前进并冒着致命的碰撞风险，或者以屈服为代价来避免。一味妥协而不承受冲撞风险的国家会被一步一步地从道路或是海上通道上完全清理出去。每一方都知道这一点，并知道对方也都明白。因此，正如谢林告诉我们的那样，没有热战的战略冲突本质上是承担风险的竞赛。这种状态可以说服其对手更加致力于实现其目标，或者更加鲁莽地追求其目标，可以迫使对手更负责任，然后屈服。

海上的意外碰撞[520]

潜在的火花都是些稀松平常之事，但这更让人细思极恐。目前，美国及其盟友的战舰和飞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们的对手中国。在中国南海的争议水域，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定期在中国控制的岛屿附近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假设在例行行动中，一艘美国驱逐舰经过了中国建造的美济礁（Mischief Reef）附近，中国在该岛已经修建了飞机跑道并安装了防空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在想象这个场景以及接下来将发生的其他场景时，读者可能需要参考图8.1。）当驱逐舰靠近有争议的地点时，中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就像在“考本斯号”事件期间那样去拦截它。然而，与那次遭遇不同的是，美国驱逐舰拒绝转向（或是无法及时这样做），与一艘中国船发生碰撞，并将其击沉，造成全体船员丧生。

中国政府现在有三种选择。温和的做法是，允许美国驱逐舰离开该地区并采取外交渠道抗议其行动，避免局势升级。另一极端做法是，中国可以采用一种以牙还牙的方法，使用驻扎在美济礁上的飞机或导弹击沉驱逐舰。但是，拒绝成为“胆小鬼”，同时也不想局势升级，北京可以选择其所谓的中间路线。当美国驱逐舰试图离开该地区时，一艘解放军海军巡洋舰挡住了它的路，坚持要求驱逐舰进入中国领海并要求其船员投降，并为海岸警卫队人员的死亡伸张正义。

中国可能会认为，通过采取与2001年海南附近撞机事件中释放美国飞行员类似的外交解决方案，局势将得到缓解。然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对驱逐舰的拦截首先造成了冲突。投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美国军方不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海军所进行的行动，那这将给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美国盟友发出什么信息呢？(https://www.daowen.com)

不愿意通过投降来破坏其可信度，驱逐舰本可以将挡道的中国舰船击沉。或者，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流血事件，美国可以选择通过炫耀武力使巡洋舰不战而退。在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协商后，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可以命令附近的飞机飞往该地区，派遣驻扎在日本的航空母舰进入中国南海，并将B-2轰炸机向前部署到关岛。美国官员认为，这些行动将表明他们的严肃态度，同时避免了升级的风险。

北京却不这么认为，特别是在战争迷雾的笼罩下。中国认为，美国已经击沉了中国船只。现在，数十架美国飞机高空盘旋，威胁要袭击中国巡洋舰、其他海军舰艇或附近岛屿的军事设施。考虑到公众的强烈抗议，中国领导人特别清楚美国造成的任何进一步流血事件都会迫使他们激烈地报复。

但事件超出了北京的控制范围。随着美国战斗机赶来协助处于困境的驱逐舰，中国的防空部队十分惊慌，向正在赶来的飞机开火。美国飞机采取绝望的闪避动作，驱逐舰开始向岛上的中国防空营地开火。遭到袭击后，该地的中国指挥官用岛上的反舰导弹轰炸了驱逐舰。这些导弹命中目标，杀死了数百名水手并击沉了这艘战舰。那些幸存的人现在被困在小型救生艇上。

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他们声称他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是防御性回应，因为击沉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的美国驱逐舰是侵略者。美国官员对中国击沉价值30亿美元的驱逐舰并杀死数百名美国水手的行为感到震惊。虽然对与中国开战持谨慎态度，但是白宫战情室的人却无法让步：在有线电视新闻和社交媒体上关于这艘舰船残骸的视频使让步变得不可能。国会中许多人呼吁政府根据之前被称为“空海一体战”的原则批准战争计划，对中国大陆的导弹和雷达系统进行大规模空袭。但是由于意识到对中国大陆的袭击会引发战争，所以取而代之的是，总统授权太平洋司令部摧毁中国在中国南海争议岛屿上的军事基地。总统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回应，因为这些岛屿对于击沉驱逐舰负有直接责任。此外，铲除这些军事基地将使美国船只能够营救在附近搁浅的水手们。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行动只针对中国的岛礁，大陆不受影响。

中国领导人却没有区分这些差别。多年来，他们告诉公众，中国对这些岛屿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对他们来说，这些岛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国刚刚攻击了它们。（美国人应该记得，日本袭击珍珠港既不会影响美国本土，也没有影响到美国任意一州，但是仍旧促使一个国家团结一致，发动了战争。）许多中国人要求中国领导人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毁美国在关岛、日本和其他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有些人希望中国攻击美国本土。没有人呼吁中国保持克制。数百万人民在社交媒体发帖提醒政府，在被其他主权国家羞辱了一个世纪后，执政的共产党曾经作出承诺：“没有下次。”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还是希望能够避免战争。但是，如果中国开始攻击美国在关岛或日本的军事基地，杀死士兵和平民，并引发对中国大陆的报复性攻击，战争将不可避免。为了对美国攻击中国岛屿基地的行为作出恰当的回应，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战略支援部队负责人提出的另一项计划：使用激光、电子和动能武器摧毁所有位于危机区域上空的美国军用卫星或使之瘫痪，并通过网络攻击来使整个亚太地区的美国指挥控制系统瘫痪。其目标是使局势降级：中国领导人希望美国能够退让。

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盲目的”攻击与第一阶段协同攻击美国航空母舰及从日本赶来的打击群毫无分别——对于后者，中国人民解放军花费了数十年来研发“航母杀手”反舰弹道导弹。这艘9万吨级的航空母舰是一个由5500名水手组成的漂浮城市，美国称之为美国主权领土，它实在是太大以至于美国无法承受失去其的代价。总统不愿意承担风险。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总统不情愿地批准了能够在短时间内随时拯救航母的唯一计划——一个基于“空海一体战”原则的战争计划。在中国袭击后，通过仍能使用的卫星，美国军方开始摧毁中国的“杀伤链”[521]，即北京能够通过多种卫星和监视系统，精确地用反舰导弹瞄准美国航母。美国还使用大规模巡航导弹和隐形轰炸机对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导弹基地和空军基地进行攻击，因为它们随时能够用来击沉处于第一岛链内的美国舰艇。

这些攻击恰恰引起了他们打算避免的事情。中国大陆正受到攻击，可能就要失去用于操作反舰武器的瞄准系统，中国要么使用它们，否则就会失去它们。中国领导人批准攻击射程内的所有美国战舰，包括航母群。美国飞机和海军护航拦截了飞向航空母舰的中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但对是蜂拥而至的DF-21D弹道导弹，即所谓的“航母杀手”，由于太多而无法应对。这些导弹足够达到击沉航母的目标，杀死船上5500名船员中的大部分人——远远超过珍珠港事件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南海上，通过网络和太空武器进行“胆小鬼博弈”已经使星星之火变成了咆哮之火。

台湾寻求“独立”

在台湾，辛勤工作的人口达到了2300万，他们将台湾的市场经济规模发展到菲律宾、泰国或越南的两倍。虽然台湾想要“独立”，但北京尽一切努力阻止它这么做。没有其他国家准备就此问题与中国作战。

假设台湾地区领导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宣布台湾将申请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动），并拒绝所谓的“九二共识”，即双方已同意“一个中国”概念，但是允许各自表述。对此，中国大陆采取了加强版的台海危机应对措施，通过向台湾海域进行密集炮火进攻来“测试”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严重破坏了台湾岛通向世界的商业航运，而这是该岛的生命线。当台湾当局仍然拒绝撤回其会员申请时，中国使用包括布雷无人机在内的其他武器，进一步扰乱进出台湾的航运。

作为一个小岛，台湾70%的粮食和包括能源在内的大部分自然资源都依靠进口。[522]持续的封锁将导致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并导致大规模粮食短缺。尽管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但是美国政府认为自身仍然有义务阻止台湾被扼死。许多亲台的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白宫派遣航空母舰到台湾援助，就像比尔·克林顿在1995—1996年危机期间所做的那样。[523]但是美国政府知道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现在会对任何进入该地区的美国航母构成严重威胁，并且美国公众无法再承受另一场战争了。

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为经过受影响海域的商业航运提供护航，展现了一种支持台湾但不愿意战斗的姿态。（读者会记得，这种象征性的策略是如何让雅典事与愿违的，当时它以最小的威慑来支持科西拉。）护航活动使美国军舰有可能被中国导弹火力蓄意或意外地击沉，这有可能将至少一千名美军立刻杀死，并引发报复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反舰导弹——表面上是正在进行的拦截试验的一部分——击沉为民用船舶进行护航的美国两栖船坞运输舰穆萨号（John P.Murtha）。近800名船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因此全部牺牲——超过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第一年失去的人数。

中国坚持认为击沉是偶然的；穆萨号只是被飞向随机目标海域的导弹射中。但在华盛顿，国防部长和联合参谋长敦促总统不要被这种解释所欺骗，授权太平洋司令部执行其海空一体作战计划，以打击解放军部署在大陆的反舰导弹发射场。

在这个或相关案例中，美国近期军事干预和战斗伤亡史将在塑造华盛顿反应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考虑到其前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深陷泥潭的情况，总统可能会反对战争。而且，敏感地察觉到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的抬头，总统可能不愿意尊重国家对台湾的承诺。即便如此，8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一次戏剧性事故中丧生很有可能震惊美国民众，促使美国人要求进行报复。

面对穆萨号的沉没，总统承受着来自军事和政治顾问的压力，并同意向中国大陆上的反舰和其他弹道导弹系统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由于中国的常规导弹和核导弹都被保存在同一地点，并且他们的指挥控制系统是相互串联的，北京错误地认为美国正试图通过首次突然核打击清除其核武库。

中国尝试“通过升级来降级紧张局势”——这是奥威尔学说（Orwellian doctrine），仍旧是俄罗斯军事战略的一大支柱——向冲绳以南的一片空海域发射了一枚陆基核弹道导弹。核门槛已经跨过。虽然在此次打击中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从这里将走向全面核战争。

第三方挑起的战争

中美冲突的火花不一定由美国或中国的军事力量所挑起。相反，它可能是因与第三方盟友发生冲突或者是第三方盟友内部发生冲突造成的。2010年就接近这种情况，当时朝鲜击沉了韩国战舰“天安号”，造成46名韩国船员丧生。中国支持朝鲜与此事无关的声明。与此同时，首尔坚持要求平壤承担责任。最终，朝鲜和韩国及其盟友都从冲突边缘退了回来。但是，在如今新的背景条件和催化剂条件下，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如此容易地避免战争，特别是在如果涉及的第三方对朝鲜半岛几十年来缓慢但无休止的紧张局势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除了韩国之外，在中国附近的另一个主要的美国盟友是日本，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和平主义历史的国家，近年来其政治却变得越来越军事化。保守派日本政界人士对于修改美国强加给他们的和平宪法，措辞愈加强烈。他们也一直在反对中国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主张。东京与北京在历史上就是竞争对手，在它与北京的危机中，东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被这些历史记忆以及日本政府对军事化的态度转变所塑造。

有可能造成一触即发的爆发点是钓鱼岛。它位于中国东海，周围有着宝贵的渔场、贸易路线和潜在的石油储备资源。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暂时控制了这些岛屿，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将这些岛屿送给日本。日本声称自19世纪以来一直拥有这些岛屿。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也声称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中国船只定期通过这些水域，使北京和东京的紧张局势升级，并冒着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碰撞风险。

考虑一下兰德公司最近研发的战争游戏所提供的故事情节场景吧。[524]一群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乘坐民用船只前往钓鱼岛。在社交媒体上，他们解释说他们将前往黄尾屿，即其中一个较小的岛屿，他们打算代表日本政府声索和占领该岛。他们登岛并开始建造不明建筑。他们企图改写中国的剧本，并将自己的活动直播到世界各地。中国迅速作出反应，海岸警卫队在数小时内抵达，逮捕了这些异议者并将他们带回中国大陆接受审判。日本会允许他们在中国法院接受审判吗？它可以。但与丢脸相比，日本向该地区派遣了一些自己的海岸警卫队船只，以拦截载有被捕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船只，并阻止他们被带到中国。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向该地区部署战舰和战斗机，事态不断升级。任何一方都不会后退。更糟糕的是，一些日本船只运来陆战两栖部队，登陆占领黄尾屿，为民族主义行为双倍下注。小规模冲突已经演化为军事上的对抗。日本首相紧急与美国总统通话，提醒美国总统，东京希望美国维护70年之久的《美日共同防御条约》，并指出美国高级官员一再确认美国的承诺适用于钓鱼岛。[525]

随着对峙进入第三天，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作出决定：美国是否全心全意地支持日本的请求，在有争议的岛屿上空投放空军力量来保护地面上的日军？还是有一个更加克制的手段，既能满足日本人，又不会激怒中国而进一步加剧紧张的海军对峙？总统选择后者，指示总部设在日本的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占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基航母杀手导弹射程之外的巡逻站，同时保持飞机和潜艇与日本船只保持足够近的距离，以便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给予援助。

事态确实变得更糟了。第二天早上，在钓鱼岛拥挤的水域，一艘中国驱逐舰与一艘日本渔船发生碰撞，不久，双方的战斗机都嗡嗡地向对方战舰发出挑衅。当日本船长因担忧其船舶安全，射杀了正在低空飞行的中国飞行员后，对峙爆发成了一场短暂而血腥的海战，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作为回应，击沉了日本船只。

此时，双方都处于战争的边缘，美国也是如此，它能够利用其隐藏的攻击潜艇击沉中国船只，或者将其航空母舰的空军部队投入行动。然而，在此关键时刻，在作出下一个决定之前，意外发生了。占领钓鱼岛和在其周围的日军突然间和总部失去了所有联系。

网络攻击严重扰乱了日本军方的指挥控制系统。美国和日本立即指责中国。袭击者甚至留下了相关黑客进攻留下的迹象。华盛顿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几乎没有犹豫。为了防止日本海军在无法与外界沟通的情况下被歼灭，美国潜艇用鱼雷将钓鱼岛海域的三艘解放军海军战舰击沉。至此，战争开始了。

但是，如果不是解放军发起了网络攻击呢？如果这是俄罗斯精心安排的一次虚假行动，试图让美国和中国卷入冲突，以便使华盛顿与其在乌克兰的博弈中分心呢？当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了解真相时，为时已晚。莫斯科的表现非常出色。

从钓鱼岛开始，随着中国在中国东海其他海域对日本船只进行越来越多的攻击，战争区域开始蔓延。东京迫切希望美国履行派遣航母打击群参战的承诺。如果华盛顿这么做了，那么事态将无法挽回：美国海军皇冠上的宝石被摧毁了，船上所有生命都将丧生，这些悲剧将迫使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军队的报复性攻击，造成全面的太平洋战争。

朝鲜问题

所有人都认识到朝鲜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在任何时候，朝鲜都可能崩溃，国家陷入混乱，这不仅仅威胁着美国和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还有韩国和日本的。朝鲜政权每在位一年，其核武库就会越来越大。目前平壤被认为有大约20枚弹头，到2020年可能达到100枚。[526]与此同时，朝鲜的导弹计划继续推进，并且正迅速获得将一个或更多核弹头射向韩国、日本、位于关岛和冲绳的美军基地，甚至是夏威夷的能力。对于许多美国战略家来说，这是绝不允许朝鲜穿越的红线。对于中国而言，韩国打败朝鲜并将美军带到中国边境的情景在如今与在1950年一样无法接受。但如果平壤政府垮台，很难想象一位拒绝派遣军队恢复半岛和平的韩国总统可以生存下来。事实上，据报道，美国目前的战争计划要求美国和韩国军队向北进军，以稳定朝鲜并最终重新达到国家统一。

虽然这些问题已在之前的美国和中国官员的“第二轨道”对话中进行了详细讨论，两国政府却没有认真考虑降低因应急计划竞争所带来的风险，这些计划可能使美国和中国军队互相攻击。分析人士已经确定了十几条战争路径，这些路径始于朝鲜政权的崩溃。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将分析其中三个。

首先，如果朝鲜在政权更迭时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军方可能会出现权力争夺，引发内战并使国家陷入混乱。在随后的权力真空中，控制着沿韩国边界部署的数千门火炮的朝鲜军事指挥官可能会指责首尔，并威胁要摧毁距离边境仅30英里的首都。由于担心朝鲜军事指挥官真的会这么做，美国飞机将寻求先发制人地打击摧毁其控制下的炮兵。与此同时，中国担心绝望的朝鲜指挥官对首尔的轰炸将为美国和韩国军队提供借口，使美韩联军入侵并重新统一半岛。在华盛顿不知情的情况下，焦虑的北京决定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该区域——一个他们可能会被美国大炮攻击的区域——以控制朝鲜。北京将认为美国对其部队的攻击是蓄意的和报复性的。在不知道他们杀害了中国军队的情况下，美国指挥官会作出升级局势的回应。

朝鲜日益复杂的中程导弹将导致第二阶段的发展。随着朝鲜在政权更迭时陷入混乱，美国人竭尽全力摧毁能够向韩国、日本或美国领土关岛发射核弹头的武器系统。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长久以来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失控核武器”（loose nukes）的安全，并且训练他们在那些缺乏控制的朝鲜指挥官将这些武器倒卖到国际武器市场之前进入朝鲜，控制他们的核武设施。但由于这些武器所在的地点被认为靠近中国的边界，很有可能在美军到达时，他们会发现中国的特种部队已经在那里。正如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前负责人雷蒙德·托马斯将军（Raymond Thomas）警告的那样，试图确保朝鲜的核武器安全将导致中国和美韩军队之间的“垂直运动会”（vertical track meet）。[527]每个国家的特种作战部队在不知道对方存在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交火中。尽管这一结果是偶然的，但每一方都将这种交战视为有必要的报复，以回应另一方的蓄意伏击。

最后，由于担心其边境不稳定，中国可能派遣大量军队进入朝鲜，以稳定该地区，并在其与美国及其盟友韩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韩国政府受到了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希望以自己的政治方式改变朝鲜政权，因此也可能向北进军。由于驻扎在韩国的美国军队和飞机与韩国军队在军事行动计划中融为一体，因此美国和中国军队将像1950年那样直接交战。原因无需解释。

从经济冲突到军事战争

贸易冲突可以升级为一场最后以核武器在对手领土上爆炸而结束的热战吗？不太可能，但又并非不可能：想想珍珠港吧。

想象一下，一个刚刚上任的美国政府，决定要扭转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的趋势。新总统的经济团队为他作了分析，明确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在贸易协议、货币、知识产权、工业补贴和低价出口上采取人为措施。为了公平竞争，总统命令他的财政部长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者”，这需要华盛顿与中国进行谈判。随着谈判的开始，总统发推文称，自2001年中国首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双边贸易逆差增长了250%以上，现在已经超过了3450亿美元。[528]在当天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发布了一份来自其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称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获得的特许权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为3.86万亿美元。他说“现在不仅需要改变，还需要补偿”，同时要求中国承诺在两年内消除盈余。随着财政部官员之间的谈判破裂，国务卿也提醒他对应级别的中国官员，1930年的“贸易法案”允许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国家的特定进口产品实施高达50%的制裁。

作为对这一威胁的回应，中国同意停止干预货币市场。但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在回购人民币，因此收回对人民币的支持会导致该货币价值大幅下跌，进一步阻碍美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与此同时，中国海关官员开始有选择性地延迟美国食品的通关，声称它们未通过卫生检疫——迫使美国将其运回国内或让它们烂在码头上。一些在华的美国工厂开始出现“自发性”怠工、停工和抗议活动。中国还开始抛售一些其持有的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引发债券市场动荡和利率上升。

当投资者开始抛售美股时，全球市场作出反应，主要指数急剧下跌，债券市场波动性大幅上升。尽管市场出现动荡，华盛顿仍坚持在贸易中对抗中国，要求“平等贸易，消除赤字”。

为了支撑这一立场，白宫发布了两份报告，媒体称之为经济炸弹。第一份报告来自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详细介绍了中国通过购买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技术许可、投资硅谷初创企业和与关键买家来建立市场关系等方式来主导半导体产业。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已经找到了绕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的办法。该委员会是一个秘密的跨部门小组，旨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免受外国经济干预。第二份报告是美国财政部关于中国大规模网络经济“窃取”的报告。基于美国情报数据，该报告评估了被“窃取”的知识产权价值为1.23万亿美元。总统要求全额赔偿。他宣布，直到收到付款，他才停止对正在利用被盗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征收关税，包括电信公司华为和家电制造商美的。中国进行了报复，对美国同等价值产品征收关税。

随着制裁不断升级，美国金融市场遭遇了一系列类似于2010年“闪电崩盘”的网络故障，当时高频交易员导致股市在半小时内损失了1万亿美元（虽然它很快得到恢复）。[529]与那个单一事件不同，这种“闪电崩盘”在一周内反复发生，尽管每次市场都得以恢复，但他们都没有收回损失。在调查原因时，联邦调查局（FBI）发现恶意软件已插入关键财务系统。虽然数字签名指向中国，但调查局不能忽视伪装的可能性。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如果恶意软件被激活，其损害将不仅仅是暂时的服务暂停，还会造成交易记录和财务账户丢失。

财政部长告诉总统，即使是有关恶意软件的谣言也可能引发对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完整性的质疑，并引起恐慌。对于总统来说，这让人联想起2008年美国政府对金融业的拯救，因为它担心一家大银行的失败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系统崩溃。[530]

当白宫正在审议时，外国黑客在美国三大银行的网络中激活了恶意软件。这则消息是毁灭性的：成千上万客户的账户信息被永久删除。他们在网上查询余额，发现他们的账户已经消失——实际上，他们破产了。他们的故事被社交媒体和电视节目传播出去。由于担心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数百万美国人试图从银行和共有基金中提取他们的终身积蓄。这甚至使那些没有受到攻击的金融机构陷入瘫痪。总统和他的顾问开始以预警式的方式思考，有些人回忆起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08年发出的警告，除非立即采取果断行动，“我们可能在周一失去经济”。[531]

为了阻止中国的网络战士制造更多的伤害，总统决定对其进行网络攻击。但是，尽管美国网络司令部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攻击仍只是部分有效，更多的金融机构仍遭到了黑客攻击。总统的军事顾问建议空袭摧毁所有已知的中国网络战部队地点。

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热战，总统对五角大楼的秘密作战能力进行了深入了解。他命令军方使用迄今为止尚未公开的无人机袭击中国最出色的网络部队。除了隐身，无人机还使用了被设计师形容为哈利·波特隐形斗篷的“自适应伪装”，使其融入周围环境。[532]通过使用此选项，美国试图创造“看似合理的、不知情的推诿理由”。

总统的愿望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人已经彻底渗透到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网络中，他们不仅知道隐形无人机，而且还知道它们被预先部署在了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Kadena Air Base）。确信美国是这次袭击的根源，北京反击了，对嘉手纳发动了导弹袭击，杀死了大量美国军人（以及一些他们的家人）以及周围社区的数百名平民。

日本公众坚持要其政府——以及美国盟友——对中国这一无端的袭击作出回应。随着事件的螺旋式升级超出了华盛顿和北京的控制，贸易战已经成为一场热战。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它还是有可能发生的。确实，正如这些情景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潜在压力为那些偶然的、无足轻重的事件引发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在面对反霸凌、履行长期以来的条约承诺或者要求获得应得到的国家尊重等时，双方领导人所作出的抉择可能陷入他们知道其存在但认为自己可以避免的陷阱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从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武器到那些名称处于保密的其他技术，直到它们在实际冲突中被运用，人们才会完全了解它们的倍增效益。就目前的发展轨迹来看，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灾难性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我们大多数人所预见的更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