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想要什么？
不但当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大加赞美，因为我们的权力已被见证和记录……我们勇敢而胆大，将每一片海洋和陆地踏在脚下，身后的任何地方，无论福祸，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
——修昔底德，“伯里克利在阵亡战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公元前431年
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石介，《中国论》，公元1040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2012年
习近平主席想要什么？一言以蔽之：“使中国再次伟大。”实际上，对于那些世界著名的中国观察家来说，他的这一雄心自从他成为国家主席的那一刻就已经显露无疑。李光耀非常了解习近平，而且知道中国极其渴望恢复往日的辉煌，并有着不屈不挠的决心。当中国学者被问及习近平和他的同僚是否认真地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可以取代美国作为亚洲的主导国家，他们一般会说些“这很复杂……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话。但在李光耀先生2015年去世前不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瞪大了眼睛，目光锐利，充满怀疑，仿佛在说：“你在开玩笑吧？”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当然，为什么不呢？他们怎么可能不渴望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头号强国呢？”[367]
在所有外国观察家中，李光耀是第一个对习近平发表看法的人，说“要关注这个人”。李光耀总理还拿自己与习近平主席作比较，这是他半个世纪以来唯一一次在评价外国领导人时这么做。他们两人都备受磨炼，在灵魂深处留下深深烙印。对于李光耀来说，当日本在1942年入侵新加坡时，“整个世界坍塌了”。“那是，”他回忆道，“我一生中受过的最重要的政治教育。”最重要的是，“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权力的意义”。[368]与此相似，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挣扎求生。反思这些经历后，李光耀指出：“几乎没有掌握过权力的人以及那些一直远离权力的人，很容易把权力看得很神秘。”与他们相比，习近平学会了“忽略肤浅的东西：鲜花、荣耀和掌声”。正如他所言：“我看到了看守所，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政治。”[369]
习近平有着李光耀所称的“钢铁般的内心”（iron in the soul）[370]，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脱颖而出。李光耀还将习近平比作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一个极能控制情绪的人，不让自己个人的不幸或者苦难影响自己的判断。”[371]无疑，这一比较是将习近平和国际领导人相比较中最与众不同的一次。
同样，对于中国的愿景，习近平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的“中国梦”结合了繁荣与权力——相当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对美国世纪的“秀肌肉”看法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充满活力的“新政”（New Deal）的结合。这一梦想抓住了亿万中国人求富、变强和受人尊敬的强烈渴望。习近平非常自信中国能实现三大目标：保持经济奇迹，培养出热爱国家的公民，以及在世界事务中不再向其他国家卑躬屈膝。尽管大多数观察家对这些远大抱负产生怀疑，但是李光耀与我都不会打赌习近平不可能实现。正如李光耀所说：“这种重新被唤醒的天命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372]
“使中国再次伟大”意味着：
●重回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是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就享有的。
●加强对“大中华”地区的控制力。
●恢复中国历史上沿着边界以及毗邻海洋的影响力，从而使其他国家遵从中国，这种遵从一直是大国都有的追求。
●赢得其他大国在处理世界各种事务中的尊重。
这些国家目标的核心是将中国视为宇宙中心的文明信条。在中文里，“中国”一词的意思是“中央王国”。“中央王国”不是指在其他的、敌对的王国中间，而是居于天地之间的所有王国的中间。李光耀曾这样总结中国人的世界观：他们都“记得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中国曾是主导国，其他国家是它的附庸，带着朝贡礼品前来北京朝贺”[373]。数百名曾经向李光耀寻求建议的中国官员（包括邓小平以来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拥有这种世界观。在他们这一叙事中，西方在近几个世纪的崛起只是历史的一个异常现象，反映出中国在面对帝国霸权时技术和军事上的薄弱。习近平已经向他的国民承诺：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中国的世界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有着一种独特的悠久历史感。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解释决策时会“援引千年历史事件中的战略原则”[374]。1969年，当胜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出乎所有人意料地选择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作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基辛格的新上司告诉他，自己想探索并开拓与中国的关系。基辛格自己之前的专业和著述主要是研究欧洲历史，而不是亚洲。由于知道自己需要速成，他首先从他的哈佛大学同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周末辅导课开始，后者是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创立者和泰斗。费正清总结道，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包括三个关键原则：要求取得区域“支配地位”，坚持邻国承认并尊重中国固有的“优越性”，愿意使用这一支配地位和优越性来协调与邻国“和谐共存”。[375]
从费正清那里，基辛格学到了“对武力胁迫的厌恶深深扎根于儒家教义”。对中国来说，“军队是最后的手段”。费正清还解释说，中国的国际秩序概念反映了其国内治理方式。他曾这样经典地总结道：“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所认为的对外关系与其内部倡导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着相同的原则，是后者的外化。”因此，“中国的对外关系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正如它压制了不同意见并要求所有人民屈服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样，它也期望地区大国屈服于北京膝下。[376]
最后，费正清还教导基辛格，中华文明从深层上来说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至上主义的文明，将自己视为所有有意义的人类活动的顶峰。“中国皇帝被认为是天下政治等级秩序的塔尖，所有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在理论上都作为附庸服务于他。”[377]在这个体系中，如同中国内部的儒家社会体系，秩序或者和谐源于等级制。国家与个人的根本义务是孔子的训教：“恪守本分。”因此，外邦的统治者必须承认他们（较低）的地位，行叩头大礼，将前额碰到地面。这一历史久远的规矩讲述了一段非常真实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主，它周边分布着“许多相对弱小的国家，它们吸收中国文化，赞赏中国的伟大”。基辛格了解到，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378]
中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其文明的向心性指向，传统上一直试图维持国际等级制度，而不是通过军事征服扩大边界。正如基辛格在离任之后所写，中国意识到它应该“超越它的地理范围……不一定意味着与周边民族的敌对关系”。同时，“像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但是，它“从未赞成美国的普遍主义，将其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相反，它“致力于直接将野蛮人控制在其家门口，争取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承认它的特殊地位，作为回报，赋予后者诸如边贸权利等好处”。总之，中国“通过文化渗透而扩大，而不是通过传教士的热情”。[379]
当19世纪上半叶清朝与工业化的西欧列强面对面相遇时，中国千年的统治地位就戛然而止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军事失败、受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内战争、经济殖民化和外部大国的领土占领——首先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然后是日本。
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力都大于中国政府。在19世纪30年代，当清朝政府试图禁止英国商人向中国人出售鸦片时，英国在1839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380]，迅速打败清朝军队，并给予其重创。当清政府来求和时，英国人利用优势逼迫他们签订了《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开辟五个与外国人通商的口岸，并且给予英国公民地方法律的豁免权。[381]随后的《虎门条约》强迫清政府承认英国是与中国平等的国家。13年后的1856年，法国人加入英国的行列，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最终在1860年将清朝皇家园林圆明园烧毁殆尽。被打败的中国人被迫将外国商人引诱他们吸食鸦片的活动合法化，并允许外国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382]
外国军舰也有权在中国河流上自由航行，深入中国的腹地。有一次，一艘炮舰深入中国内陆达975英里的长江上游。[383]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芮效俭（Stapleton Roy）出生于南京，在1991年至1995年间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曾这样回忆道：“从1854年到1941年，美国的炮舰在中国内河穿梭游弋，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就在1948年，当时正值中国国内战争时期，年仅13岁的我曾乘着一艘美国驱逐舰从南京撤离到上海。当时，这艘驱逐舰在长江上逆流而上，行驶了大约200英里，直达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384]
清政府通过发展军事来捍卫中国主权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把日本视为一个朝贡国（tributary state）。但在1894年，现代化的日本向中国发动进攻，夺取了中国东北、台湾以及藩属国朝鲜。五年后，中国的“义和团起义”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攻击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作为回应，一支由八个帝国主义列强组成的联军开始入侵中国的主要城市，并到处“烧杀抢掠”。[385]一个名叫司快尔（Herbert G.Squiers）的美国外交官将偷来的艺术品和瓷器装满了几列火车车厢，据传言其中一些现在还保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386]
虽然精疲力尽的清政府统治者尽力苟延残喘，但是在1912年，这个让人备感耻辱的王朝终于崩溃，国家也陷入一片混乱。中国开始出现军阀割据，国内战争持续近40年。1937年，日本利用了这一弱点，侵略并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战争中野蛮残暴地杀死了多达两千多万中国人民。今天，中国的每一个高中生在课本上都会学到这些，都会为这个“百年耻辱”深感羞辱。这一历史教训是清楚无误的：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再重演！
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中国的受害者状态才最终结束。虽然此时这个曾经宏伟壮丽的国家已是满目疮痍，但至少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因此，毛泽东可以自豪地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尽管开展的“大跃进”运动造成饥荒，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成就依然是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核心：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从国外帝国主义的统治中拯救出来。而今天，在经历了3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相信它最终将回到自己在世界中的适当位置。但是，要恢复之前的地位，中国不仅要变得富有，更要变得强大，这样才有可能实现。
实现“中国梦”
按照新加坡国家领导人李光耀的观点，一个国家领导人必须“向他的人民描绘出他对未来的愿景，并将这一愿景转化为政策，说服人民这些政策值得他们支持，最后激励他们帮助他将此付诸实施”。[387]在勾勒出“中国梦”的大胆愿景之后，习近平积极地动员其支持者从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实施这项极其雄心勃勃的议程：
●恢复党的活力，清除腐败，重建使命感，重新树立其在中国人眼中的权威。
●复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灌输他们做中国人的自豪感。
●设计第三次经济革命。习近平知道，为了维持中国历史上不可持续的增长率，这一革命将必然要求进行结构性改革，会带来政治上的痛苦。
●重组与重建中国军队，以便其能如习近平所说，“能打仗，打胜仗”。
对于大多数国家元首来说，这些举措中的任何一项都要花不止十年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是，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已经选择同时解决这四个领域的问题，并认为它们是高度相互依赖的。许多西方参与讨论的人，包括对中国友好的顾问，都提醒中国领导人任务过重。事实上，一些严肃的学者断定中国不会在2017年秋季完成目标。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他从20世纪80年代时就认识习近平，当时两人还都是低级政府官员）所说，习近平有着“深深的国家使命感，对国家有清晰的政治愿景”，而且“是非常在乎效率的人”。[388]
中国官员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障碍。例如，习近平的主要经济顾问刘鹤——我已经认识他20年了，因为他曾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有一个超过20个问题的清单，其中包括：人口问题（中国会未富先老吗？）；培育创新面临的挑战；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在保持环境宜居的条件下满足能源需求。他对每个问题的分析都比我读过的任何一个西方观察家的分析更有深刻的见地，更细致入微。在意识到这些风险之后，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决定继续在各个方面全力推进。
在我与刘鹤长时间的交谈中，发现他的这种信心可以追溯到2008年华尔街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389]他回顾了中国应对这一挑战的表现，不带丝毫吹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是唯一成功渡过危机的，并在随后的大衰退中没有陷入负增长。[390]由于他们拒绝“华盛顿共识”去放开中国的金融市场，所以当2008年危机来袭时，中国领导人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应对——而且他们使用了这些工具。和奥巴马政府一样，2009年中国官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5860亿美元财政刺激[391]。结果，现在中国人在主要城市之间可以乘坐高速列车。相比之下，他们问，美国的9830亿美元注入资金得到了什么？[392]
为了说服中国领导层其他人和他的同胞“中国梦”并不仅仅是个口号，习近平还打破一条最重要的政治生存法则：不要在同一句话中提出明确的目标和完成日期。在2012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一个月内，习近平宣布了两个大胆的目标和具体的最后期限。为实现“中国梦”，中国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到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比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1万美元左右）。第二，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93]
略显仓促的是，第一个目标的截止日期是在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如果中国达到这一目标，其经济规模将比美国（以购买力平价衡量）高出40%。[394]如果中国在2049年达到第二个目标，其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三倍。而且，在习近平的计划中，经济发展只是“中国梦”的基础。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是能够跟中国领导人交往的西方人之一。库恩指出，当他们彼此交谈时，习近平的团队强调排名第一不仅是指在经济方面，而且还包括国防、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395]让中国再次伟大并不仅仅是让它变得富有的问题。习近平的意思是让它变得强大，让人为它感到骄傲，并使党成为整个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再次成为人民尊敬的先锋队。
习近平的担忧
在掌权后不久，习近平向他亲密的同僚们提出了一个反问：“为什么苏联会解体？”正如他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时所说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经过仔细分析，习近平得出了结论，戈尔巴乔夫犯了三个致命错误。他在改革国家经济之前放松了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他和他的前任允许共产党腐败，最终内部塌陷。他将苏联军队“国有化”，要求指挥官宣誓效忠国家，而不是党及其领导人。结果，这“解除了党的武装”。当反对者起来推翻这个制度时，按照习近平的说法，没有人“有胆量站起来进行抵抗”。[396]
习近平看到，在“致富光荣”成为这个时代的口号之后，几乎每个致力于获取财富的人都变得富有了。这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军官。随着奢华炫富之风使这种财富变得显而易见，人民理所当然地开始质疑党的核心道德价值观和对其使命的忠诚度。正如习近平警告党的官员所说的：“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397]它还会破坏公众的信心和信任。
在讨论戈尔巴乔夫的命运时，习近平和李光耀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用李光耀的话说：“当天，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对群众说：不要害怕克格勃，我深吸了一口气。他坐在一个由一堆该死的东西堆成的恐怖机器的顶部，然后他说：不要害怕。”李光耀对戈尔巴乔夫的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没有学会游泳就跳进了泳池的深水区”。为了表达得更全面些，李光耀进而补充道：“在被爱戴和被害怕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是对的。如果没有人害怕我，我将毫无意义。”[398](https://www.daowen.com)
实现习近平“中国梦”的第一要务是要使强大的共产党成为中国的先锋队和守护者。上任后不久，习近平告诉他的政治局同事，“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他直言不讳地告诫他们：“腐败可以亡党。”他还引用孔子的话，发誓要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399]习近平并不是随便说说，吓唬人。他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活动，由王岐山领导。在王岐山的领导下，由值得信赖的助手领导的18个工作组直接向习近平报告。自2012年以来，共有90多万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4.2万名被开除党籍和刑事起诉。这包括170名高级别的“大老虎”，其中包括数十名军队高官，18名现任或者曾任由15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甚至包括前常委。[400]在开展这项运动时，习近平和他的内部圈子也在制定一项战略，以推进依法治国的方式将其制度化。
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性思想（glasnost）——思想的开放——形成鲜明对照，习近平要求意识形态上统一，加强对政治话语的控制。他坚持媒体应该大力倡导党的利益。同时，习近平着手巩固党在中国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习近平执政后不久，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署名评论阐述了他的观点：“在中国做好事情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于党。”[401]
让中国再次骄傲
习近平知道只有一个廉洁的党是不够的。即使在邓小平1989年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提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时，党仍然在努力阐释其存在的理由。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允许党管理他们呢？党的答案是习近平“中国梦”的第二个要点：重建十几亿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自豪感。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新人”概念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事实证明，民族主义是一个更加有效、持久的本土概念。[402]
习近平正在将党重新塑造为21世纪的传统文明的继承者——一个有着让人骄傲的文明的守护者，认为历史注定他们就是来统治众生的。“几千年前，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习近平说道，“我们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是巧合，而是由我国历史遗产决定的。”[403]汉学家欧立德（Mark Elliott）强调：“从帝国到共和国有着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清朝的继承者。”[404]
习近平掀起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复兴，命令全国官员参加对孔子和其他中国哲学家思想有“精彩解读”的讲座，以鼓励“民族自信心”的建立，同时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405]就像罗马帝国的辉煌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灵感一样，中华民族的“盛世”辉煌，即清朝衰落之前的那个时代，现在已成为当代中国自豪感的源泉。因此，这个具有强烈回首过去意味的用语“复兴”（rejuve-nation）——对习近平的“中国梦”来说如此重要——也可以翻译为文艺复兴的“复兴”（renaissance），这并非巧合。
与此同时，“勿忘国耻”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口头禅，用来培养以受害者身份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党通过唤起人们对过去在日本和西方铁蹄之下的耻辱“来创造团结感。同时，它还通过激起这种耻辱感来界定中国人的身份，这种身份与美国现代性完全不容”。[406]
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西方思想领袖欢庆“历史的终结”，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一些观察家相信中国也走上了民主政府的道路。然而，今天中国很少有人会说政治自由比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更重要。正如李光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认为中国会出现某种民主革命，那么你错了。”然后，他直言不讳地答道：“中国人希望看到一个复兴的中国。”[407]只要习近平能履行承诺，恢复中国往日的辉煌，党的未来（和他自己）似乎就是安全的。
维持不可持续
习近平知道中国人民对党的全方位统治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实现高水平经济增长的能力，那种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取得过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要继续实现非凡的经济表现需要一直保持着独特的“走钢丝”状态。习近平明确承诺，到2021年每年6.5%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人将这个目标形容为“维持不可持续”。
对于中国必须采取什么措施在未来多年维持这样的速度增长是有共识的。这一共识的主要部分在中国最近的五年经济计划中作了阐述，包括：加快向国内消费驱动需求的转变；重组或关闭低效的国有企业；加强科技基础以推动创新；培育中国企业家精神；避免出现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
以中国现在所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还需要更多年的高速增长才能赶上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生活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不到韩国或西班牙的三分之一，是新加坡或美国的五分之一。不过，随着它稳步地从基础产品的生产逐步走向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其收入应该会增加。习近平对“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高度警惕，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陷入这种陷阱，因为工资上涨削弱了它们在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这是他所谓的“供给侧改革”的动力，其目的是通过国内消费和服务来重新平衡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事实上，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长8%，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首次超过50%。[408]
为了减少国有企业中的低效率现象，北京已经承诺将“无情地对僵尸企业开刀”。“僵尸企业”即那些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无力偿还债务但仍在运营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将裁减400万个工作机会。[409]与此同时，“中国制造2025”计划要求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
习近平还下定决心，力争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他加大研发投入，孵化科技初创企业，并要求进行“机器人革命”。（2016年，中国雇用的机器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410]他认为，中国政府的集权使它比西方竞争对手更具内在优势，因为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411]与近年来的美国不同，如果需要的话，中国可以维持长达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投入，正如它在成为高铁、太阳能、超级计算机和其他领域领导者过程所展现的那样。
习近平同样致力于恢复宜居生活环境，解决猖獗的环境污染。有人估计环境污染每天造成4000名中国人死亡。[412]北京的雾霾在一些季节变得非常糟糕，政府在像奥运会或二十国集团会议这些大事之前都不得不关闭煤炭发电厂和工厂。一些河流饱含工业废物，2014年温州的一条河居然着起了火。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环境越来越不宜居，每年造成国内生产总值几个百分点的损失。[413]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中国已经着手实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所称的“最绿色的五年计划”：33个目标中有16个与环境有关，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强制性的。[4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企业债称为“中国经济中的一条重要断层线”，目前其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5%。[415]但是，这些债务中的一部分可以转移到政府，后者有着低得多的债务率，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416]中国也谨慎地朝着货币更加自由流动的方向迈进，对资本的管制变得更少。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人认为西方式的那种不受管制的赌场方式很危险，它使得全球金融系统对国家经济政策影响过大，因此在试图避免出现这种危险。
许多西方分析家也强调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虽然该政策有助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五亿人从赤贫中解脱出来，但却使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习近平在2015年终止了独生子女政策）。尽管如此，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在2041年前仍将持续增加。随着另外3亿中国人从农村贫穷地区迁移到新城市，以及工人生产生活的日益延长，中国仍有数十年来缓解这一风险。[417]
对于习近平计划的范围之广和抱负之高，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和许多投资者都对此不看好。但是，正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过去30年里都赌跌中国，损失了不少钱。正如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所说：“并非所有这些政策都必须取得成功……如果有足够多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未来几年6.5%的增长并非不可能。”[418]
与国内改革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也发生了类似的戏剧性变化。2013年，习近平宣布了一项时间长达数十年、耗资高达几万亿美元的倡议——“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简称OBOR）。该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遍及欧亚大陆以及大多数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运输和技术网络。这一计划将会有效地出口一部分中国超额产能，为建筑、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提供缓冲。因为随着中国陆续完成许多重大优先基础设施项目，这些行业近年来一直处在勉强维持的挣扎状态。该倡议规划的海外项目非常庞大：从长达1800英里、耗资460亿美元、贯穿巴基斯坦的公路、铁路和管道走廊，到缅甸的水电大坝和锡矿，再到位于非洲之角吉布提的新建海军基地，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这些国家推进。
但是，“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简单地（改道）输出过剩工业产能。正如原来的丝绸之路不仅刺激贸易，还刺激了地缘政治的竞争（包括19世纪使英国与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伟大的游戏”）一样，“一带一路”将允许中国将权力投射到多个大陆。“一带一路”承诺将欧亚大陆上的国家整合为一体，反映了地缘战略权力平衡转向亚洲的愿景。对于这一点，这与一个世纪前地缘政治创始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主张不谋而合。1919年，麦金德将欧亚大陆命名为“世界岛”，并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419]到2030年，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目前的目标，麦金德的欧亚大陆构想可能会首次成为现实。“一带一路”高铁将缩短时间，从鹿特丹到北京的货运时间将从一个月缩短到两天。麦金德的远见甚至可能会让马汉（Mahan）海权中心地位的论断黯然失色，后者支配战略家的思维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
传递给美国的信息：别管闲事
一旦中国主导的经济市场与实体基础设施将邻国融入到中国较大的共同繁荣区域中，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确立的地位将无法维系。当被问到中国想要传递给美国什么样的信息时，一位中国同行答道：避让。他的同事则给出了更坦率的两字总结：别管闲事（Butt out）。
作为谙熟历史的务实主义者，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扮演着地区稳定与安全的维护者角色，而这对于亚洲崛起至关重要，包括中国自己。但他们认为，随着将美国带到亚洲的潮水消退，美国必须随其离去。就像20世纪初英国在西半球的角色逐渐消失一样，美国在亚洲必须担负起地区内有历史性影响的超级大国角色。正如2014年习近平在欧亚领导人会议上所说的：“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420]
最近，试图说服美国接受新现实的尝试在中国南海表现得最为激烈。该海域面积约与加勒比海相当，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六个国家接壤，包括数百个岛屿、珊瑚礁和其他地形地貌，其中许多岛屿在涨潮时处于水下。在20世纪中叶，当中国主要聚焦内部事务时，其他国家宣称拥有中国南海的岛屿，并在那里从事建设项目。例如，1973年9月，南越正式吞并南沙群岛的十个岛，并派出数百人部队捍卫其主张。[421]
由于担心其利益遭到邻国的破坏，1974年中国从南越手中夺回了离其边境最近的西沙群岛。[422]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夺回了黄岩岛（Scarborough Shoal）的控制权。自那时起，中国一直在主张对整个南海独自拥有所有权，并重新划定了该地区，再次强调包含90%区域的“九段线”。如果这被其他国家承认，其邻国注意到这将创造出一个“南中国湖”。
中国还在该海域的岛礁上着手重要建设项目，在南沙群岛七种不同地貌上建设了前哨基地。到2015年6月，相比于越南的80英亩、马来西亚的70英亩、菲律宾的14英亩，中国已经收回了超过2900英亩的土地。[423]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建造了相应的港口、简易机场、雷达设施、灯塔和辅助建筑（support buildings），55所有这些都扩大了中国船只和军用飞机的覆盖范围，并使中国能够使用雷达和监视设施覆盖整个地区。
五角大楼非常清楚推动这些工作的动因。正如国防部最近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最新的填海造地和建设将使它在这些前哨基地停泊吃水更深的船只；将其在中国南海执法和海军存在的范围进一步向南扩张；并且有可能用于飞机作战——可能是作为航空母舰飞机的替代跑道（divert airstrip）——这使中国在该海域的航空母舰拥有持续战斗能力”[424]。
中国的长期目标也很明确。几十年来，它一直对美国间谍船在其边界附近水域的行动感到恼火。中国声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船只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时必须获得中国的许可，该专属经济区指从中国海岸线延伸200海里的地区——美国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尽管如此，这些建在中国南海地貌上的雷达设施、跑道和港口将使中国更容易跟踪美国执行监视任务的船只。同时，在该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也将使中国对每年通过中国南海的5.3万亿美元的贸易活动拥有更大的影响力。[425]随着美国力量逐渐被排挤出这些水域，中国也正在将东南亚国家纳入其经济轨道，并将日本和澳大利亚吸引过来。到目前为止，未动一枪一弹，中国一直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有必要打的话，习近平打算打赢。
“能打仗，打胜仗”
尽管在他的议程上还有其他挑战，但习近平同时也在重组和重建中国军队。俄罗斯最重要的中国军事专家安德烈·科科欣（Andrei Kokoshin）称其“规模和深度前所未有”。[426]
但是，习近平认为有必要确保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特别是对其领导人的忠诚。预料到他其他的影响深远的举措会遇到阻力，习近平需要知道他可以依靠哪些手握枪杆子的人，因为政治权力来自枪杆子。正如汉学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指出的那样：“在现代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转折点，军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27]习近平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军队指挥体系，能够对党的军队施加有效的控制。他希望指挥官“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特别是司令官。[428]在反腐运动的混乱中以及随后的重组高层军事将领中，他仔细挑选了他信任的、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和他站在一起的忠诚军官。
习近平还相信，“能打仗，打胜仗”（fight and win）的军队对于实现“中国梦”的其他方面至关重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主张，“我们必须确保国家繁荣和军队强大的统一。”[429]所有大国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强军梦”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谋求能够克服外国势力插手中国带来的屈辱。
1991年，在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中国领导人对美军的破坏性效果感到震惊。这种观点在1999年北约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隐形轰炸机意外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得到了加强。中国军方持续研究美国在战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包括使用无人机进行情报收集和空袭。1991年，美国在一个月内击败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军队，战斗死亡人数不到150人。在这场短暂的、双方差距悬殊的战争中，美国人享有军事规划者所称的“全光谱技术优势”，整合了天基导航和监视系统等新技术、远程精确制导炸弹以及防雷达的隐形飞机。组织方式的变革也为美国利用这些新工具的能力提供了支持，使三军——陆军、海军和空军——得以更好地协同行动。美国还采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将伊拉克军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作为攻击目标，基本上让伊拉克指挥官失明和失聪。[430]看到这种奇观，中国领导人决心要获得技术能力以应对并最终超越他们有时称之为“美国魔术”的东西。这些军事抱负在中国研究学者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为国防部所作的那份经常被引用的评估报告中有所体现。[431]
1996年台海危机也给了中国军方一些经验教训。由于担心台湾正在走向“独立”，中国的“导弹试验”将台湾包含在内，威胁台湾经济所依赖的商业航运。对此，克林顿总统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到达该地区。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部署。最后，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撤退。这件事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多大波澜。但是在中国，它激起了百年屈辱的痛苦回忆，导致军方领导人发誓，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避免这种侮辱再次发生。
习近平如今的军事改革基本上是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的翻版，在海湾战争和20世纪90年代其他军事冲突之前，美国就成功实施了该法案，以此来提升联合作战水平。中国正在将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整合到陆、空、海全部武器的谱系上。而且，它已经用其五个新的战区司令部取代了传统的七个以内部为重点的军区，来负责对外部敌人进行联合行动。[432]
习近平将腐败视为对军队的生存威胁，采取了大胆的措施，打击猖獗的贪污行为，其中包括买卖军衔。在这一旗帜下，习近平让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之前是自治的——权力中心再次完全对党负责。他取消了军队的四个总部。这次大调整将四个总部重组为十五个独立的机构，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而习近平是中央军委主席。
这样的官僚机构改组通常不是一件对未来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但是在习近平的改革中，中国是极其认真的，这次改革的重点是致力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能够接受所有敌人——特别是美国——的挑战，并击败它们。虽然中国的军事规划者们没有预测要发生战争，但是他们正在准备的战争是中美在海上的对抗。在屈辱百年中统治中国的列强都是依赖海军霸权做到的。正如一位中国的分析家警告说：“无视海洋是我们犯下的一个历史性错误。现在甚至在未来，我们……会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433]习近平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加强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这些对于控制海洋至关重要的力量，同时裁减30万军队，削弱陆军（ground force）在军队内的传统支配地位。[434]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战略家正在为海上冲突战略作准备，采取“前沿防御”战略，控制住“第一岛链”内的海域，该岛链上起日本，穿过台湾岛，延伸至菲律宾和中国南海。[435]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教授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和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指出，与之前的德皇威廉二世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那种认为国家的伟大源自海权的马汉式想法迷住了很多中国战略家”。因此，他们总结道，我们应该预料到中国“高度重视在近海海域作战并赢得胜利”。[436]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是第一位解释1996年美国航母迫使中国撤退造成中国屈辱后果的人。中国之后的军事采购清单是可以预见的：武器系统要确保，如果再次与美国发生这种对抗，北京将占上风。如今，中国的武器库中有一千多枚舰载和路基反舰导弹，使任何美国军舰都无法在中国海岸线千里之内采取军事行动。[437]62艘潜艇在附近水域巡逻，装备鱼雷和导弹，可以攻击水面舰艇。一系列反卫星武器使中国有能力干扰甚至摧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情报收集、监视和通信卫星。这些能力汇合到一起削弱了美国自1942年中途岛战役以来就长期拥有的太平洋军事优势地位。美国不再完全控制着中国沿海长达数千英里宽海洋的水域和空域。通过发挥不对称的优势，中国还充分利用了接近战场的地理优势，正如一名海军规划人员所指出的，这相当于给100万艘航母提供了陆地。使用数百万美元的导弹，它就可以攻击和击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航母。
中国通过部署“反介入/区域拒止”军事能力来威胁美军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军舰，不断地将美国海军推出中国临近海域。美国舰队仍然继续宣示他们的军事存在，偶尔在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进行自由航行巡逻。美国也发出信号，发生战争时，其航母将保持在“第一岛链”之外——使它们超出中国陆基导弹的射程范围。从这个距离来看，舰载机将无法达到中国大陆的目标。因此，美国海军一直在努力寻找使这些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发挥作用的方式。五角大楼这样做的主要努力体现在“空海一体战”的学说中。[438]它要求空军派遣装备防空导弹的远距离轰炸机摧毁中国陆基反舰导弹的电池——从而使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够安全地靠近中国的边界加入战斗。正如在第八章中进一步讨论的那样，空海一体战有许多缺点，比如导致僵局的急剧升级。
正如在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2015年兰德公司的权威研究“美中军事记分卡”发现，到2017年，在9个常规军事能力方面，中国将在6个对台湾摊牌至关重要的方面具有“优势”或“近似对等”，而在中国南海冲突中将有4个方面具有“优势”或“近似对等”。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接下来的5到15年间，“亚洲将会见证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的边界逐渐后退”。[439]这将会给美国带来一场实际上可能会失败的传统冲突。
当然，仅仅因为中国希望能够“能打仗和打胜仗”并不意味着它想要打仗。而且，很显然，它不想。但是追求其目标时，它与美国的竞争会因文化差异而加剧。这种文化冲突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