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
附录1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
下面是16个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主要案例。欲具体了解哈佛大学修昔底德陷阱项目并获取更多相关材料，请访问：http：//belfercenter.org/thucydides-trap/。
一、葡萄牙与西班牙
时间：15世纪后期
守成国：葡萄牙
崛起国：西班牙
竞争领域：全球帝国与贸易
结果：无战争
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依靠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使它的传统对手与邻居——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室黯然失色。但直至15世纪90年代，一个统一的、复苏的西班牙开始挑战葡萄牙的贸易主导地位，并且宣布其在新大陆的殖民霸权，这一度使这两股伊比利亚势力在战争边缘徘徊。最终教皇的干预和1494年签署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才勉强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冲突。
15世纪中期，航海家亨利（Henry），同时作为葡萄牙王子，成为了葡萄牙对外探索的主要支持者与推动者。他在新航海技术方面大量投入，同时派遣葡萄牙海军远征淘金，培养新的贸易伙伴关系，并且沿途传播基督教。因为葡萄牙的主要竞争对手——卡斯蒂利亚[639]——正全神贯注于王位继承所引发的战争，以及对伊比利亚半岛上剩余的伊斯兰据点的重新征服，所以葡萄牙的贸易优势是稳当的。亨利王子因此“可以不受干扰地执行他联动的扩张政策”[640]，覆盖地区包括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西非沿海地区。1488年，葡萄牙对海洋的主导达到了顶峰。当时葡萄牙著名的航海探险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欧洲人，为后来通往印度和富饶的东印度群岛开辟了一条新航路。
虽然葡萄牙帝国仍在继续扩张，但它的对手卡斯蒂利亚王国也摆正了自己位置，开始挑战葡萄牙的霸权。天主教君主、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一世和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二世于1469年举行了王朝联姻，使两个王国合二为一，在西语世界中迅速实现了权力的集中。21492年，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终于重新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公国——格拉纳达。
虽然葡萄牙在海外扩张中仍保持着优势（西班牙帝国的扩张最远只到加那利群岛），但没过多久西班牙的崛起就令葡萄牙统治势力感到担忧。1492年，西班牙重新夺回格拉纳达后，葡萄牙担心“胜利的卡斯蒂利亚家族可能会踏足北非，从而威胁到葡萄牙在那儿的布局”。[641]
尤其是在著名航海家克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后，葡萄牙的忧虑与日俱增。哥伦布首先向葡萄牙寻求支持，然而却遭时任国王若昂二世（John Ⅱ）拒绝。接着他转而求助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后者对哥伦布给予了极大支持，所取回报便是从他声称发现土地的收入中抽取十分之九。[642]这也使西班牙转向了海外帝国竞争的道路。
两方之间的均势格局顷刻间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祖卡（Alexander Zukas）认为：“很显然，因为这片从前被欧洲人称为无主的土地，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爆发。”[643]的确，当西班牙坊间开始传言葡萄牙国王约翰“认为哥伦布发现的大陆属于他……并即将率领舰队夺取”时，两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644]
15世纪70年代，卡斯蒂利亚家族王位继承战争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当时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葡萄牙之间的斗争持续五年陷入了僵局，西班牙最后求助作为西班牙后裔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Ⅵ）来进行裁决，以期获得同情。亚历山大在佛得角群岛的西部划分了一条长约320英里的界线，并且判定界线以东发现的新岛屿属于葡萄牙，以西则划归西班牙。[645]但因为在新大陆的获利太少，同时自己通往印度和非洲的贸易路线被限制，葡萄牙人怒不可遏，拒绝遵守这份裁决。[646]
作为避免战争的最后尝试，西葡双方最终同意修改教皇的提议并于1494年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条约将界线移至约西经46度的位置，穿过今天的巴西东部，有效保障了葡萄牙通往印度和非洲的贸易路线。历史学家A.R.迪士尼（A.R.Disney）称，该条约“成为约束帝国的基本宪章，划分了它们各自的领地范围，尤其在18世纪发挥了重要影响”[647]。尽管对这个广阔的美洲大陆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该协议仍然存在，并显示西班牙在美洲的交易得到了更好的结果。[648]
为什么葡萄牙在意识到西班牙的发现很可能打破均势格局后，双方仍未开战呢？原因之一便在于约翰二世很清楚，葡萄牙“无力与西班牙再打一场战争了”[649]。反之亦然，西班牙因刚重新夺回格拉纳达，在经济和军事上存在极大限制。而且卡斯蒂利亚继承战争无疑给本来决定性的胜利浇了一盆冷水。但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教皇对西葡以革出教会相威胁，此举对任何天主教君主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教皇最终能使双方规避战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相比均势格局，两国更在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也历经了时间的考验。[650]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后来仍不断进行竞争，但它们排除了新大陆的其他势力，实现了在该区域双方的利益共享。随着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被英、法、荷兰逐渐超越，西葡两国更加倾向于梵蒂冈核准的地位，成为现状的维护者。[651]
二、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
时间：16世纪上半叶
守成国：法国
崛起国：哈布斯堡王朝
竞争领域：西欧陆权
结果：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1519—1559年），包括意大利
战争（1521—1526年）
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King Charles）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标志着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并对法国在欧洲的主导权形成挑战。出于对哈布斯堡王朝合围之势的恐惧，同时为保证自己在西欧的影响力，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Ⅰ）联合盟友入侵了哈布斯堡控制的地区，从而开始了长达40年断断续续的陆权争夺战，最后以哈布斯堡王朝获胜而告终。
在分裂、吞并了近半个勃艮第公国（1477年）和布列塔尼公国（1491年）之后，法国在16世纪初成为西欧主导的陆权国家。它的繁荣兴旺甚至让利奥十世教皇（Pope LeoⅩ）在1519年宣称弗朗索瓦一世“拥有远超其他基督教国王的财富和权力”[652]。同年，弗朗索瓦一世还是继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Ⅰ）之后成为下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有力竞争者。但是竞选腐败致使这一头衔落到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继承者——查理五世——的头上。他的当选给崛起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而对弗朗索瓦而言，这是“战争的预兆——并非针对异教徒，而是他与查理二人之间的战争”[653]。
在弗朗索瓦看来，查理的当选带来了太多的恐惧。二人间一长串相互交织的矛盾冲突，包括纳瓦拉（弗朗索瓦声称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勃艮第（查理声称属于法国）和米兰公国的控制权，都意味着此次查理占据着新的优势，也给法国的势力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也极大地提高了其未来被哈布斯堡王朝土地包围的可能性。[654]
随着其对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哈布斯堡地区、荷兰、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现今的意大利地区和新大陆的西班牙帝国领土统治的巩固加强，查理五世，这位西班牙国王的影响力和他的邻居的焦虑都在与日俱增。历史学家约翰·林奇（John Lynch）评论道：“无论查理五世是否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事实是，即使不考虑存在争议的领土，例如米兰和勃艮第，他的领地已经太过广泛，损害了太多的利益，也激起了广泛的怨恨。”[655]历史学家罗伯特·克内克特（Robert Knecht）表示，弗朗索瓦在查理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前就已经表达过这些忧虑，而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如果查理会成功，扩张自己的国家和统治，那么这将对我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656]。
为遏制查理的崛起，弗朗索瓦敦促他的盟友们入侵纳瓦拉（部分位于今天西班牙的东北部和法国西南部）和卢森堡在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地区。针对这一行为，查理借助英格兰和教宗的支持来反击对法国的侵略，并成功入侵了法国在意大利的区域。弗朗索瓦本人则在1525年帕维亚战役中兵败被俘虏，后被囚禁于马德里。为获得释放，他不得不在1526年的《马德里条约》中宣布放弃对意大利、勃艮第、佛兰德斯和阿图瓦的所有权。查理日益增长的权力和对法国君主的侮辱性待遇给整个欧洲带去了震动，也使弗朗索瓦在回到巴黎之后更轻易地就和他国组成了反抗联盟。他的盟友甚至包括了一些几乎不会参与进来的伙伴：新任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Ⅶ）、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苏丹·苏莱曼（Sultan Suleiman）（见案例三）。然而，这对阻止查理1527年入侵意大利是远远不够的。随后便有了令人震惊的“罗马劫掠”（sack of Rome），同年5月克雷芒教皇本人也被俘获。
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斗争，断断续续持续到了16世纪50年代后期，甚至伴随着奥斯曼帝国崛起威胁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最终，因为都耗尽了国内的财政，双方才同意搁置敌对状态。这一段长时间的和平也为新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铺平了道路，让其享受到了“在一众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无可争议且至高无上的地位”[657]。而法国则花费数年平定本土的宗教战争。随着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逐渐意识到法国在路易十三（LouisⅩ Ⅲ）治下的崛起，双方的矛盾在17世纪早期仍旧延续着。在路易十三的继承者、“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Ⅹ Ⅳ）的领导下，法国再次成为了欧洲大陆的超级霸主。
三、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
时间：16世纪至17世纪
守成国：哈布斯堡王朝
崛起国：奥斯曼帝国
竞争领域：中欧与东欧地区陆权、地中海地区海权
结果：奥斯曼哈布斯堡战争，包括苏莱曼一世战争（wars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526—1566年）、十五年战争（Long War）（1593—1606年）和土耳其扩张战争（Great Turkish War）（1683—1699年）
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资源在16世纪早期的迅速扩张对哈布斯堡主导的欧洲现状造成了威胁，特别是当土耳其扩大到东部欧洲和巴尔干的野心成为现实时。这种扩张使两个大国在一系列战争中相互对抗，这包括奥斯曼帝国夺取了东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确立了帝国崛起至大陆的主导地位。
1519年，凭借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个普遍的君主制似乎成为一种现实。在这个君主制中，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一个联合的、再次统一起来的天主教基督王国。”[658]五年后（见案例二），当查理在意大利战争中击败法国时，他在欧洲、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南部和今天的荷兰取得了主导地位。1525年，在绝望中，被征服的弗朗索瓦一世寻求与那些曾是敌人的欧洲大国建立同盟：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用历史学家哈里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的话来说，奥斯曼帝国对弗朗索瓦而言是“唯一能保证欧洲国家抗衡查理五世的力量”[659]。
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是不可否认的。在上一个世纪的中期，马哈穆德苏丹（Sultan Mehmed the Conqueror）已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首府洗劫一空，在整个基督教欧洲中灌输了对“更加激进的征服政策”[660]的恐惧。[661]世纪时，第二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将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到1515年，它拥有超过400艘船只，到1520年早期则在黑海建立了一百多个船坞。[662]在弗朗索瓦恳求的8年前，奥斯曼帝国完成了对马穆鲁克帝国的征服，吞并了现代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并将苏丹的领土和税基加倍。安德鲁·赫斯（Andrew Hess）说，这些征服“无法估量地强化了奥斯曼帝国”，也在伊斯兰世界中提供了经济利益和宗教合法性。[663]通过他们新建立的海军力量和财富，奥斯曼人将他们的影响范围扩展到地中海，并向西北扩展到维也纳。[664]在维也纳的城墙外，矗立着查理的神圣罗马帝国。
1526年，苏莱曼在莫哈奇之战（the Battle of Mohács）中袭击了匈牙利，占领了其领土的三分之一。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King Louis Ⅱ）在撤退期间死亡。正如理查德·麦克肯尼（Richard Mackeney）所说，随着苏莱曼走向奥地利边境，查理被似乎是“隐形的战无不胜的”侵略者抢占了先机。1527年，他召集了卡斯蒂尔议会（西班牙立法机关）“组织必要的防御手段，以对抗土耳其人”[665]。查理知道，这些人的最终目标是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历史学家布兰登·西姆斯（Brendan Simms）写道：“他们的主要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和支持他们的德国王子在那里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而且，只有占领德国，苏莱曼才能证明奥斯曼对罗马帝国遗产的主张是正确的。”[666]点燃了这两个大国之间战争的火花来得很快。在路易二世去世后，由于担心奥斯曼人利用匈牙利的权力真空乘虚而入，哈布斯堡大公斐迪南一世本人宣布自己为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国王。苏莱曼在斐迪南的匈牙利王位继承中的主要对手——特兰西瓦尼亚的佐波尧·亚诺什（John Zápolya）——的支持下，在1529年对维也纳进行围攻，以示回应。
斐迪南两次击退了奥斯曼在维也纳的进攻，但未能在匈牙利夺取更多的领土，也没能在地中海取得任何显著的海军胜利。在这之后，斐迪南于1547年被迫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签订令人屈辱的休战条约。其条款要求他放弃大多数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要求，并向名义上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些地方进贡。他们还提到查理五世不是“皇帝”，只是“西班牙之王”，允许苏莱曼宣称自己是世界上真正的“恺撒”。[667]
奥斯曼帝国的胜利巩固了它作为欧洲政治格局中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尽管在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中海军遇到了的挫折，帝国仍将在下一世纪继续测试其在中部欧洲和地中海扩张的极限。直到1699年那场土耳其扩张战争结束时，萨沃伊的尤金王子（Eugene of Savoy）设法夺回了匈牙利的大部分，并在欧洲决定性地逆转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奥斯曼帝国漫长的衰落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四、哈布斯堡王朝与瑞典
时间：17世纪上半叶
守成国：哈布斯堡王朝
崛起国：瑞典
竞争领域：北欧陆权与海权
结果：三十年战争的部分（瑞典的参与，1630—1648年）
在1619年他当选为罗马皇帝时，斐迪南二世是中欧最强大的统治者。他的帝国继承了教皇的权威，从地中海延伸到德国北部。然而，他攀向权力时恰逢帝国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之一：北部路德教的崛起。斐迪南试图摧毁孤立的路德宗教会叛乱（Lutheran rebellion）并重申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最终演变成了三十年战争。这也让他与该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瑞典发生了冲突。
在17世纪上半叶期间，为了应对德国北部省份的新生叛乱，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一些新教势力——包括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自愿为一个军事强大的新教国家提供资金，以对抗德国北部的帝国将军阿尔布雷赫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第一个得到机会的国王是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被打败后，克里斯蒂安一直被驱赶到丹麦群岛，使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二世更加强大，成为整个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统治力量。华伦斯坦抵达波罗的海沿岸后，计划通过建造哈布斯堡北部舰队来控制波罗的海，极大地令该地区崛起最迅速的大国瑞典极度震惊。
通过与丹麦、俄国和波兰的战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成为欧洲最有能力的指挥官之一。通过将经济增长、军事创新和领土扩张相结合，古斯塔夫把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590年至1630年，瑞典小的省级军队从15000人增加到45000人。[668]使用大炮和征兵制度（欧洲首例）的创新，帮助其建立了一台运转良好的军用机器。[669]他在1617年取得了对俄国的决定性胜利，并在1625年取得了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胜利，这使瑞典能够统一控制波罗的海。在1629年夺得波兰的一片土地之后，瑞典几乎控制了“波罗的海南岸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670]
瑞典扩张主义面临着哈布斯堡王朝的挑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加德纳（Samuel Gariner）所说，华伦斯坦“长期以来一直对此种危险——来自瑞典对他的威胁——保持着警惕……因为没有人会认为当波罗的海南部海岸正形成一股巨大的军事力量时，古斯塔夫会袖手旁观”。[671]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称，华伦斯坦“将帝国海军计划视为纯粹的防御”，以保护哈布斯堡在北欧的统治地位，因为他“真正担心的是瑞典的干预”。[672]
哈布斯堡家族认为防御措施比计划更具挑衅性。古斯塔夫游说国会在德国进行武装干涉，理由是哈布斯堡王朝试图遏制瑞典的增长并对瑞典安全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古斯塔夫开始认为军事僵局是“不可避免的”。[673]根据布兰登·西姆斯的说法，古斯塔夫在瑞典国会提出，最好“先发制人，以便快速切换，并将战争的负担转移到敌人身上”。[674]1627年，他告诉他的贵族们：“一波又一波的到来，天主教联盟距离我们越来越近。它们暴力地征服了丹麦的大部分地区，如果我们没能够及时有力地抵抗他们，我们必须要担心他们可能会大军压境。”[675]正如许多崛起大国面临被既有权力遏制一样，古斯塔夫指责敌人的理由正是他将要做的事情：继续扩张并制造军事威胁。
虽然主要是出于安全利益的动机，但古斯塔夫通过宣称自己是反对天主教帝国的新教徒的支持者而获得了财政支持。这种方法使他赢得了欧洲各地的资助。巴黎——试图中止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权，并希望能够在由瑞典主导的未来战后秩序中保持影响力——也提供了重要支持。[676]因此，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认为：“新教事业也成为了瑞典的事业；德国北部沿海地区也关乎瑞典的利益。”[677] 1630年7月，古斯塔夫在波兰德国边境附近的乌泽多姆开始了他的突袭。瑞典人享受了早期的成功，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并向内陆移动。古斯塔夫的野心随着他力量的增长而增长：他决心“阉割皇帝”，并“确保皇帝永远无法再次构成危险”。[678]
虽然古斯塔夫本人在行动中丧生，但瑞典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在1636年维特斯托克战役（the Battle of Wittstock）中。在战争期间，瑞典军队占领了德国的一半，其胜利反映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中。瑞典成为北欧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欧洲大陆第三大国（位于俄罗斯和西班牙之后）。历史学家称瑞典的伟大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
五、荷兰共和国与英格兰
时间：17世纪中后期
守成国：荷兰共和国
崛起国：英格兰
竞争领域：全球帝国、海权与贸易
结果：英荷战争（1652—1674年）
当荷兰共和国的独立性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充分承认时，它已经成为欧洲最杰出的贸易大国。它在海洋和新生殖民帝国的统治地位很快使自己与英国人爆发冲突，英国人扩大了他们在北美的财产以及他们在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影响。在海上的几次英荷战争中，荷兰共和国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两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联合起来。
借助贸易站遍及丝绸之路沿线、南美洲、西非、日本和太平洋岛屿以及印度的殖民地和后来成为纽约的地方，17世纪中叶的荷兰共和国在国际商贸领域是世界领导者。它利用这种力量构建了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秩序，这一世界秩序使小小的荷兰能够将高生产力和效率转化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因此，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使国有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在全球香料贸易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可以说作为欧洲大陆最先进的海员，荷兰人建立了一支海军，以配合他们庞大的海外贸易帝国。然而，英国试图扩大自己的贸易份额和海洋控制权，不久之前它在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建立了竞争殖民地。英国人还开始寻找机会与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进行香料贸易，同时扩大他们的海军舰队（从1649年的39艘主要船只到1651年的80艘）以保护英国航运。到了17世纪50年代，英国的军事人员（从1470年到1600年一直保持在2万人到3万人）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7万人，并且在英国内战之后更加趋于专业化。[679]
英格兰关于荷兰经济霸权的设计是显而易见的。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之前，英国将军乔治·蒙克（George Monck）就与荷兰人作战问题说道：“这个或那个原因有什么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是比现在的荷兰拥有更多的贸易。”[680]正如历史学家J.R.琼斯（J.R.Jones）解释的那样，“激进的外国和商业政策”也是查理二世的部长们“增强权力、加强皇室权威”的一种方式。[681]
荷兰官方准确感知到了英国对商业力量和军事手段的不懈追求，这使他们极度担忧。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荷兰力量“牢牢地扎根于贸易、工业和金融世界”[682]。若不加控制，英国可能会减少荷兰对海洋的控制并威胁这个小国的大国地位。[683]
因此，表面上的经济冲突演变成地缘政治冲突。根据政治学家杰克·利维（Jack Levy）的说法，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商业竞争向战略竞争转化从而引发战争……尽管有人将前两次英荷海战作为‘纯粹商业化’来解读，但纯经济的解释有误导性。事实上，经济冲突的升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和战略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684]历史学家乔治·埃德蒙森同意这一观点，并这样写道，两国都“本能地意识到海洋决定命运，掌握海洋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685]。
1651年，荷兰人拒绝了英国在一项协议中联合反对大陆天主教势力的意图，这项协议可能是为了获得进入荷兰的贸易。作为回应，一个越来越有信心的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航海法案》，禁止任何由第三方船只携带的进入英国的欧洲进口商品，并禁止外国船只从英国或其亚洲、非洲或美洲的殖民地进口产品。这个立法的目标在伦敦或海牙都不是秘密：大部分荷兰航运都专注于这类活动。
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描述英格兰的行为时解释说：“由于荷兰人实际上是霸权主义，因此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来加强英国商业：国家对英国商人的援助或国家对外国商人的限制……很难看出如何避免对力量的军事考验。即使英国人认为他们是防御性的，对荷兰人的挑衅也太大了。”[686]第二年，两国在北海的紧张局势加剧，当时的对抗状态使英国对荷兰宣战，开始了1652年和1674年间三次英荷海战的第一次。尽管冲突的结果是英格兰获得了纽约，海军也得到急剧扩张（从查理一世1649年执政到1660年恢复，增加了200艘以上的军舰），[687]但荷兰海军仍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在1667年突袭梅德韦港（Raid on the Medway），重创了英格兰。
最终，荷兰海洋与贸易的霸权地位保持稳固，英荷冲突随着荷兰王子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入侵以及随后的1688年“光荣革命”而结束。两国继续共同反对威廉的大敌——法国的路易十四。
六、法国与大不列颠
时间：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
守成国：法国
崛起国：大不列颠
竞争领域：全球帝国与欧洲陆权
结果：九年战争（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
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成为欧洲的“卓越权力”。[688]然而，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在繁荣的美洲殖民地和“光荣革命”的鼓舞下，很快就在一系列战争中挑战法国的优势地位。起初，英国的力量和其与法国的斗争主要来自它与荷兰共和国的联盟。但是随着英国继续成长为一个威胁法国大陆和殖民地优势的贸易和海军力量，它们的冲突延伸到全球，并以大不列颠获得无可争辩的帝国霸权结束。
尽管路易十四17世纪后期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但他对法国绝对安全的不断追求使他与欧洲各国的大反抗联盟发生冲突。虽然严格来说，他与邻居和平相处，但路易十四在16世纪80年代通过夺取境外的斯特拉斯堡、卢森堡和卡萨莱缓冲区系统地强化了自己的地位。这些成果加上军备增强，表明了他进一步征服的野心。虽然已拥有欧洲最大的军队（到1689年，也是其最大的海军），但路易十四仍强化了法国堡垒，准备了36个步兵营，并且通知了另外14万人作为备用。[689]
他的野心让他的邻居们感到警惕。1686年，荷兰王子奥兰治亲王威廉（1650—1702年）鼓励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Ⅰ）组建奥格斯堡联盟，旨在进一步遏制法国扩张。1688年9月，法国人跨过莱茵河进入菲利普斯堡。威廉担心法国人会影响他的岳父，即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the Catholic James Ⅱ），其中许多国民都对这个天主教王朝的前景感到忧虑。他也知道，没有詹姆斯的英格兰可能成为压制法国崛起的强大盟友。在路易十四横渡莱茵河不到6周后，威廉在众多英国同情者的支持下入侵英格兰。詹姆斯逃离，1689年，新教徒威廉成为英格兰国王，他的妻子成为玛丽王后（Queen Mary）。
1689年初，为回应路易十四在上个秋季跨过莱茵河，奥格斯堡联盟开始行动起来。英国现在通过共同领导与荷兰共和国结盟，成为奥格斯堡联盟在对抗法国的九年战争（1689—1697年）中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用历史学家德里克·麦凯（Derek McKay）和H.M.斯科特（H.M.Scott）的话来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威廉的“光荣革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让英国以军事力量以及外交和海上力量出现在大陆舞台上。[690]
根据历史学家乔治·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Clark）的说法，威廉和他的奥格斯堡领导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把这场战争视作一次契机，将法国的权力降低到欧洲其他国家可以接受的水平”。[691]尽管战争最终成功地阻止了路易十四的领土规划，但1701年的敌对状态仍在继续，威廉和哈布斯堡重新联合起来阻止路易十四让一位波旁王子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企图。该联盟无法阻止路易十四的孙子登上王位，但它成功地迫使路易十四在《乌德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中将新大陆的领土割让给了英国。
部分是因为其对乌德勒支的收购，英国在18世纪初从其殖民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历史学家劳伦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的说法，“英国对北美出口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平均每年52.5万英镑上升到20年后超过100万英镑”[692]。英国也受益于根据荷兰模式所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改革。[693]英国的增长让其竞争对手法国非常担忧。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和伊莎贝尔·图姆斯（Isabelle Tombs）所写的那样，“法国官员”被英国的金融力量“吓呆”了，并对其“深深着迷”。[694]这种经济增长也被证明是英国进一步军事扩张的序幕：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英国海军舰队的实力超过了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实力的总和。[695]英国的金融力量使其能够在冲突发生时迅速筹集资金。正如罗伯特和伊莎贝尔·图姆斯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法国拥有强大的陆地部队，英国“可以在必要时超越法国，把国民生产总值中战争开支比例提升至其敌人的五倍”。[696]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帝国的迅速发展导致与法国在贸易和领土权利方面的冲突日益加剧。因此，1740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中欧冲突中，法国为摧毁其长期敌人哈布斯堡王朝而战，而英国则为捍卫哈布斯堡王朝而战。）蔓延到美洲大陆。1748年，埃克斯拉沙佩勒以哈布斯堡和英国的胜利结束了这场冲突，但这场胜利并没有减少法英竞争，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詹姆斯的观点，这种竞争“在1748年后持续并加深。法国人仍然相信，他们对手的长期目标是扼杀他们的贸易并征服他们的殖民地”。[697]使法国人恐惧的是，英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和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在1740年至1760年间军费开支增加了500%，而法国只增加了150%。[698]
1756年，法国和英国的竞争在七年战争中被重新点燃。1763年英国击败法国结束这场战争，导致了北美和欧洲均势格局的重新调整。即使它很快就会失去大部分美洲帝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法国的干预——英国已然超过了法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帝国力量，这个地位将维持到拿破仑时代。
七、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法国
时间：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
守成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崛起国：法国
竞争领域：欧洲海权与陆权
结果：法国革命战争（1792—1802年）、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
通过独创性和对海洋的控制，英国在18世纪末期已经领先其竞争对手，成为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之一。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重新焕发活力的法国军事机器再次崛起。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法国接管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威胁到英国的霸权地位，这导致英国和法国陷入暴力对抗。然而，通过为欧洲的反拿破仑军队提供资金，并在海上出色地战斗，英国成功地避免了法国的入侵，加速拿破仑最终的下野。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创新浪潮加速了国内工业化和殖民贸易的蓬勃发展，商船运输在1782年到1788年间翻了一番。[699]到了1793年，英国可以依靠这条线上的113艘船来保护这些贸易利益，压制着法国76艘同样负责欧洲主要商业经济的船只。[700]然而，没过多久，这个小岛国就迎来了英吉利海峡另一侧对手的新挑战。
虽然法国经济在1789年革命后的几年里依然落后，但其非凡的政治发展和军国主义的高涨对欧洲的现状构成威胁。[701]出于对日益激进的革命和路易十六国王（King LouisⅩ Ⅵ）及其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安全的忧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和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Ⅱ）于1791年发布了《皮尔尼茨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呼吁欧洲列强在皇室成员处于危险之中时向法国宣战。作为一个警告，这个宣言可能会加速冲突，因为法国激进分子感到受到威胁，于4月宣布战争并成功入侵奥属尼德兰。
尤其因为法国“宣称要以疏远和警告君主及其权力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等级制度为目标”[702]，这场运动在欧洲君主制国家引起了恐慌。法国军事组织、意识形态和侵略性的相应转变证实了欧洲的担心：该国的激进主义无法被遏制。法国从贵族向军事领导的转变使委员会获得了新的人才，并提高了服役的积极性；仅在1792年，军队就招募了18万名新兵，而第二年的普遍征兵计划则进一步扩大了队伍并提高了革命热情。[703]
这种崛起中的军事力量和激进政治的结合在英国引起了特别的恐慌。在1793年向众议院发出的一封信中，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Ⅲ）要求“进一步扩大他的海上和陆地部队”，作为反制法国的一种手段，“法国所表现出的扩张野心，将始终对欧洲的整体利益构成威胁，尤其是当它那些完全颠覆所有公民社会和平与秩序的主义开始散播时。”[704]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所说，虽然法国入侵低地国家已引起英国的注意，但1793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是最后一根稻草，激励英国人采取行动，促使英国“设计一个反对法国的大联盟”。[705]到了1793年初，这个欧洲大国联盟参与到战争中，试图扭转法国不断占领领土的局面。这些努力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法国通过吞并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对美国路易斯安那领土的短暂收购，在18世纪90年代仍扩大了其领土范围。
当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在1799年“雾月政变”（Coup of 18 Brumaire）中夺取政权，并开始试图控制整个欧洲时，英国人对法国扩张主义的担忧升至了生存威胁的高度。[706]具体而言，拿破仑于1797年告诉督政府，法国“必须摧毁英国君主制，或者等着被它摧毁”，并承诺“歼灭英格兰。这样做，欧洲就在我们脚下”。[707]英国也严肃对待这些威胁。“我们每天都认为波拿巴会尝试他的威胁入侵，”[708]乔治三世（George Ⅲ）在1803年坦白说。即使拿破仑近期未能入侵，他在欧洲大陆的进步也加强了英国长久以来的信念，即英国自身安全需要避免一个欧洲霸权的形成，在欧洲陆地缺乏竞争对手会使其将资源投入转向海上舰队。正如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莱吉尔（Michael Leggiere）所说，总理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采取的策略不仅要“通过迫使法国放弃征服这些低地国家来恢复欧洲的均势”，而且还要使英国成为“垄断全球贸易的海上大国”。[709]
对英国来说幸运的是，拿破仑从未发展过可以取代英国在海上统治地位的海军。1805年，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中将在特拉法尔加打败了法国舰队，使拿破仑入侵英国的希望破灭，保证了英国作为欧洲反拿破仑的财力支持者的安全。此后，随着拿破仑继续在欧洲大陆扩张，同时导致大量公共债务堆积，英国的经济和外交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伦敦成为欧洲反拿破仑的伟大希望。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解释的那样：“只要英国提供补贴、弹药，甚至部队可以保持独立，巴黎政府就永远不能确定其他大陆国家会永远接受法国的统治。”[710]拿破仑的地位第一次被撼动是在1812年入侵俄国失败。随后他遭遇了更大规模的失败，并于1815年在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军的滑铁卢战役中最终战败。
八、法国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俄国
时间：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
守成国：法国（陆地）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海洋）
崛起国：俄国
竞争领域：全球帝国、中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影响力
结果：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
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稳步获得领土和军事力量的同时，给欧洲带来了恐惧。法国和英国作为在中东和南亚区域网络的全球贸易的既定参与者，尤其对圣彼得堡借奥斯曼帝国之机努力进行发展感到震惊。这些紧张局势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达到了高潮，这场冲突证明了英国和法国的统治地位，揭示了俄国崛起背后的潜在弱点。
在俄国土耳其战争（1806—1812年和1828—1829年）之后，俄国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定居点，增加了它在东欧和高加索的保护地，并扩大了进入黑海的通道。这些战争以及俄国在波斯和东欧的战役促成了其领土的大规模扩张：俄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半期收购了全部或部分现代芬兰、波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危险地逼近欧洲权力中心。[711]随着俄国领土的增长，其军事力量也在增长：到了1820年，其军事规模已经是法国或英国的两倍，1853年，俄国军事规模已远超二者总和。[712]俄国每前进一步，人们便会愈发害怕俄国可能会把欧洲的“病人”（沙皇称呼奥斯曼帝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威胁全球均势格局。[713]1829年，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签订的《亚得里亚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使英国驻俄大使海特斯伯里勋爵（Lord Heytesbury）相信，俄国将很快使奥斯曼帝国“像任何印度王子顺从（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顺从沙皇的命令”。[714]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英国和法国在1831年至1833年的埃及奥斯曼战争中对奥斯曼帝国方面进行了外交干预，它们担心奥斯曼帝国可能会在俄国的压力下变得脆弱。(https://www.daowen.com)
俄国屡屡企图夺取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并在东欧宣称其影响力，正如历史学家布伦丹·西姆斯所说的，这一举措使英国相信，俄国不仅要“分割奥斯曼帝国，而且要统治整个欧洲”[715]，并确保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从而使俄国黑海舰队在地中海占有一席之地。这个所谓的“东方问题”对英国海军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强烈威胁。英国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俄国可能挑战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力量。[716]
亨利·基辛格对英国和法国的焦虑给出了一个解释：“关于俄国的一切——它的绝对主义，它的规模，它的全球野心和不安全感——对传统的欧洲国际秩序概念构成了潜在的挑战。”[717]基辛格认为，这种焦虑也明显地存在于法国和英国的公众之中。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当时流行的法国旅游出版物描述俄国拥有“过度和巨大”的野心，“设计对其他国家实行暴政”。[718]直到它在战争的熔炉中被测试，俄国和其竞争对手才认识到这些描述是完全站不住脚的。[719]
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要求阿卜杜勒米吉德苏丹（Sultan Abdulmejid）承认俄国作为对君士坦丁堡和圣地东正教徒的保护地位。英国外交官试图调解这一争端，但最终未能达成《奥斯曼协议》的和解协议。当外交手段失败时，苏丹向俄国宣战。沙皇迅速采取攻势，派出部队占领多瑙河公国（当今的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并在克里米亚首都塞瓦斯托波尔建立他的黑海舰队。在俄国人成功摧毁了锡诺普的奥斯曼舰队之后，英国和法国已经打算停止观望。尽管沙皇的声明与此相反，但两国都担心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以及之后的权力真空期俄国将乘虚而入。对于英国来说，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将对其在地中海的地位构成不可容忍的威胁。出于对俄国扩张的恐惧，英国和法国开始联合起来，包括派遣一支舰队进入黑海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退出多瑙河公国。在俄国拒绝后，法国和英国对俄国宣战并派遣一支远征军到克里米亚。
技术和组织的落后在战斗中拖了俄国的后腿。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国部队最终战败。这不仅打破了俄国军事优势的幻想，提升了法国和英国的威望和信心，而且挽救了奥斯曼帝国的又一个65年。正如海军历史学家亚当·兰伯特（Adam Lam-bert）所总结的那样：“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全球范围内为控制欧洲而战，这一殊荣暂时归法国。而世界在英国人手里又停留了两代人的时间。”[720]
九、法国与德国
时间：19世纪中期
守成国：法国
崛起国：德国
竞争领域：欧洲陆权
结果：普法战争（1870—1871年）
在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统治下，用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说，法国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西欧首屈一指的陆地强国，表现出“强大和自信”[721]。但不久，普鲁士的奥托·冯·俾斯麦，一位掌握着加速经济增长的罕见技能的政治家，追求建立统一的德国并夺取法国的地位。虽然俾斯麦认为必要的战争是为了团结德国各州，但法国却将冲突视为限制普鲁士崛起的手段。一年的战争证明了俾斯麦的战略远见，巩固了德国作为一个伟大统一的国家的地位。
1850年，法国的殖民帝国遍布世界各地，从太平洋群岛和加勒比地区到西非和东南亚。其国内制造业经济是欧洲大陆最具活力的。[722]到了1860年，其军事开支超过了除俄国以外的其他所有竞争对手，其海军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保罗·肯尼迪指出：“有时候……这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都会引起恐慌。”[723]同样到1860年，法国对克里米亚的军事干预和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使巴黎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安全守护者。然而，这种卓越被证明是短暂的。10年后，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会面临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机器之一：奥托·冯·俾斯麦的普鲁士。
在1864年击败丹麦、1866年击败奥地利后，如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所说的：“法国处于一种危险的情绪中，作为一个强国它看到自己的实力下降至第二位。”[724]虽然普鲁士在1820年的人口只有法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19世纪60年代的兼并使这一比例在1870年达到了近五分之四。“多亏了普鲁士人对普遍征兵制的使用”，俾斯麦也积累了“一支比法国规模大三分之一的军队”。[725]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后来称，自薛西斯[726]的传奇军队以来，从未看到一支类似于俾斯麦这样的有着120万士兵的部队。[727]普鲁士的工业崛起同样令人生畏，其钢铁产量从1860年是法国的一半增长到10年后超过了它。[728]俾斯麦还开发了轨道铁路运输系统。根据历史学家杰弗里·瓦沃（Geoffrey Wawro）的说法，这些快速发展“是令人震惊的，它对法国权威构成了威胁，并预示着未来法国权力的全面消亡”。[729]因此，“普鲁士在1866年后统治（法国）的内政外交”，这并不是什么秘密。[730]
俾斯麦的目标是将普鲁士主导的北德意志联邦和南德意志的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区域联合起来。[731]作为战略大师，他总结说，对法国的战争会使独立的南德意志诸邦投入普鲁士的怀抱，这将是朝向德国统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如俾斯麦后来声称的那样，“我并不怀疑在建立统一德国之前必须发生一场法德战争。”[732]
普鲁士所要做的就是挑起战争。意识到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东部崛起的警惕，俾斯麦找到了一个契机，即通过威胁将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House of Hohenzollern）的亲王推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来进一步激起法国人的恐慌。[733]若是如此，法国将腹背受敌。
霍亨索伦的王位候选人和埃姆斯电报（俾斯麦曾经操纵的一个半真半假的新闻，其暗示了普鲁士国王和法国大使之间的对峙）促成了拿破仑三世决定在1870年7月向普鲁士宣战。在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法国犯了一个在守成国中常见的战略错误：它认为迅速采取行动将会阻止崛起国超越其地位，但实际上加速了它最担心的命运逆转。1870年，法国对它可以消除普鲁士的威胁仍然有信心（事实证明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在普鲁士进一步崛起之前，它需要进行一场预防性战争。[734]就像俾斯麦预料的那样，因为德国南部各邦国认为法国是侵略者，所以它们加入了北德意志邦联。“毫无疑问，”迈克尔·霍华德认为，“法国是直接的侵略者，俾斯麦并没有直接挑拨法国发动战争。”[735]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一个统一的德国出现了，它拥有整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正如布兰登·西姆斯所写的那样：“以任何标准衡量，它都是庞然大物。”[736]因此，一场让俾斯麦一举跻身伟大政治家行列，但最终导致拿破仑三世被捕和流亡的战争，最初看起来似乎是法国的一个好选择，其对于普鲁士也是一样的。
十、中国和俄国与日本
时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
守成国：中国和俄国
崛起国：日本
竞争领域：东亚地区海权与陆权
结果：甲午战争（1894—1895年）和日俄战争（1904—1905年）
进入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两个大国统治了亚洲大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地区大国，还有俄罗斯帝国——一个在亚太地区长期存在野心的欧洲大国。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迅速现代化的岛国——日本——所带来的新威胁。到1905年，中国和俄国已经分别在两场对抗野心勃勃的日本的破坏性战争中遭到挫折。双方都不得不与一个新兴的太平洋国家抗衡，而后者的增长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军事的进步促进了日本在19世纪后期的崛起：国民生产总值在1885年至1899年间几乎增长了两倍，随着明治天皇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和海军，军费开支急剧增加。[737]1880年，军费支出占日本年度财政预算的19%；到了188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5%；而在1890年，军费支出占比上升到了31%。[738]
与西方大国和中国相比，日本日益强大的实力强化了其领导层对其在该地区从属地位的不满，这鼓励他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以扩大日本的影响力。[739]军事力量的增强使得日本领导人认真考虑在太平洋岛屿和亚洲大陆扩张领土，这将直接挑战中国的地位以及俄国在该地区众所周知的布局。但为了有效地投放自己的力量，日本人需要一个大陆的立足点：那就是朝鲜半岛。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对朝鲜的政策不断演变成为了反映日本政府作为一股崛起力量的日益增强的信心和自信的晴雨表。起初，这些政策主要侧重于推动朝鲜改革，加强朝鲜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来反对中国干预，扩大日本的影响力，同时逐渐地让朝鲜疏远中国。正如日本历史学家彼得·达斯（Peter Duus）写道，朝鲜的战略意义“不仅仅因为它毗邻日本，而且因为它无法抵御外敌……如果朝鲜仍然‘落后’或‘不文明’，它将继续孱弱下去，如果它继续孱弱下去，它将会成为吸引外国捕食者的猎物”[740]。然而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指出，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目标“不再是维持中日之间的平衡，而是瞄准了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741]。
日本对西方（特别是俄国）在东亚影响力的长期担忧，坚定了其日益强烈的决心。天皇担心俄国可能对日本的迅速崛起作出反应，利用其新建的西伯利亚铁路（1891年开始建造）来干预朝鲜半岛，甚至入侵日本。[742]日本陆军元帅、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在1893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和朝鲜都不是我们的敌人，英国、法国和俄国才是。”[743]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这迫使朝鲜高宗请求清朝军队帮助平息暴乱。日本自然不愿看到其在朝鲜苦心经营的势力影响被中国压过一头，随即派遣自己的军队与清朝军队发生直接冲突。随着天皇的军队迅速将清朝军队从平壤赶出去，接着在与清朝的北洋水师的对抗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并到达中国东北，向西北进军中国领土[744]，他的对手们被日本军方充足的战争准备所震惊。一年后，中日甲午战争在北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后落下了帷幕，该条约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名义上是这样，实际上是让朝鲜脱离与清朝的藩属关系转为日本的附庸国），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日本对俄罗斯试图遏制其实力扩张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俄国、法国和德国三国对日本压倒性的胜利以及条约中激进的条款内容感到不安，它们在条约签订之后立即展开三国干涉，陷入难堪中的日本勉强同意了三国的干预，被迫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从而让俄国避免遭受日本扩张的威胁。
但是，它也使日本坚定了消除俄国威胁的决心。“自遭受1895年俄国干预的耻辱以来，”历史学家J.N.韦斯特伍德（J.N.Westwood）写道，日本政府“一直慎重地准备着与俄国进行最终的决战”。[745]日本的准备工作做得极其充分，在甲午战争后的十年里，天皇海军的兵力几乎增加了3倍，而陆军人数增加了9倍。[746]作为对俄国在三国干涉中获得了法国和德国的支持的回应，日本试图通过在1902年与英国结成英日同盟以避免欧洲对日本的进一步牵制。此时的日本已经决心将俄国势力从中国东北剔除。
由于无法就俄国撤军问题达成一致，日本于1904年2月在旅顺港（位于中国东北沿海）对俄国舰队进行突然袭击，为期一年半的日俄战争就此爆发。日本军队再次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并在为此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中，顺利实现了让俄国势力退出中国东北的目标。随着在中国东北战胜俄国，日本在其通往太平洋霸权的道路上又清除了一个障碍。
十一、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美国
时间：20世纪早期
守成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崛起国：美国
竞争领域：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与西半球的制海权
结果：无战争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世界上居于首位的帝国——大英帝国，而它不断壮大的舰队是英国皇家海军令人不安的潜在对手。随着美国开始在西半球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英国要维持影响深远的殖民帝国，不得不面对着更加紧迫的威胁和挑战，最终英国接受了美国的崛起。英国的让步使美国能够在西半球和平地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伟大的和解为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美英联盟奠定了基础，两国之间旷日持久的“特殊关系”现在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美国已经从内战的废墟中复苏，成为经济大国。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世纪70年代初超过了不列颠，并于1916年超过整个大英帝国的经济总量。[747]在1890年至1914年间，快速发展的美国的能源消耗和钢铁生产水平相较于英国提高了两倍，其所有关键的工业化指标都是如此。[748]美国的信心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升，华盛顿在西半球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坚持介入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争端的仲裁。美国不断膨胀的区域性角色引起了对即将发生大国冲突的担忧。1895年末，美国卷入英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领土争端，对于此举将招致英美战争的担忧，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引发了恐慌。[749]1896年1月，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警告他的财政部长：“与美国的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可能发生，战争不会在今年爆发，但会在不远的将来爆发。”[750]
与皇家海军相比，美国海军仍然很弱小，但它正在成长，特别是在美西战争期间以及在强硬的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之后，美国海军船只的总吨位在1900年至1910年之间几乎增加了两倍。[751]英国第一海军大臣在1901年承认：“如果美国人选择为他们轻易就能买得起的东西付钱，他们可以逐渐建立一支和我们规模相当的海军，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超越我们。”考虑到这一现实，他认为“如果我能尽量避免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和美国发生争吵”[752]。
令英国陆军部惊愕不已的是，英国海军部悄悄地将美国排除在“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753]之外，这一标准要求皇家海军实力必须至少与第二大和第三大海军实力总和相当。海军部忙于应对离本土更近的威胁，并尽其所能避免制定与美国开战的应急计划。1904年，第一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告诉他的文职长官，英国应该“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避免这样的战争”，因为“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中，它都无法逆转美国的压倒性优势，无法逃脱耻辱的失败”。因此，为战争作准备完全是在浪费时间。[754]
索尔兹伯里表示，许多英国人深感遗憾的是未能及早处理美国的威胁：“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但我担心美国一定会继续发展，没有什么能恢复我们之间的平衡。如果我们当时插手了美国内战，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美国的力量削弱到可以控制的范围。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机会稍纵即逝。”[755]
英国不是通过战争来挑战美国的崛起，而是通过适应美国的崛起，创造了“伟大的和解”。因为在其他地方，英国要面对更多凶险和临近的威胁；而在整个西半球，没有任何美国的竞争对手可以作为英国的盟友，为了保卫大英帝国的财产，英国别无选择，只能迁就美国人。许多英国人认为，美国对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主权争端的领土要求，对利润丰厚的捕鱼权的获取，以及对未来巴拿马运河的控制都是不合理的。根据历史学家安妮·奥德的说法，“到1903年时，在英国作出一系列妥协的情况下，美国也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英国只能默许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从阿拉斯加到委内瑞拉”[756]。
英国人反感美国人是有道理的，美国对整整一个世纪的自由安全缺乏感激之情。[757]但伦敦愿意选择妥协来弥合两国之间的长期敌意，这足以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可以成为英国物资和战争经费的基本来源。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贷款和支持，以及华盛顿作为英国盟友最终派兵加入战争，这在击败德国的过程中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因素。
十二、英国与德国
时期：20世纪早期
守成国：受到法国、俄国支持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崛起国：德国
竞争领域：欧洲陆权与全球海权
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在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军事和经济大国。它的进一步崛起威胁到英国的工业和海军霸权地位，并有可能使欧洲均势失衡。尽管最初的目的是赢得英国的尊重，但德国不断上升的海上力量引发了与英国激烈的海军竞赛。英德两国的对抗，以及东方崛起的俄国与德国之间的又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在巴尔干地区冲突转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60年至1913年间，德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从4.8%上升到14.8%，超过了其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其份额从19.9%下降到13.6%。[758]在1870年统一之前，德国的钢铁产量仅仅是英国的一半；到1914年，它的产量便上升至英国的两倍。[759]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在非洲得到了殖民地的财富，在中国、新几内亚和南太平洋的几个岛屿上也建立了贸易前哨站。这些资产与英国或曾经的法兰西帝国所拥有的规模完全不能相比，可俾斯麦自己也不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但是，德国新皇帝威廉二世在1890年赶走了俾斯麦，并决定让他的国家成为“世界大国”——而谋求这一地位，必然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为德国海军挑战欧洲最强海军力量——英国的地位设定了一条发展路线。虽然德国的意图仅仅是确保英国人对其的尊重，但其海军建设还是激起了英国领导人的恐慌，并引发了激烈的军备竞赛。第一海军大臣塞尔伯恩伯爵在1902年强调了这种担忧：“我确信，强大且焕然一新的德国海军正在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和我们作战……（英国驻德国大使认为）在决定海军政策时，我们不能忽略德国人的恶毒仇恨或德国海军昭然若揭的野心。”[760]
德国的新舰队不仅影响英国的海军政策，还影响到整个国际前景。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所说：“德国打算将海军竞赛作为迫使英国展现友好的一种手段，但它不仅促使英国超过德国，而且还让英国放弃了它的‘光荣孤立’政策，选择与法国和俄国结盟。”[761]德国日益强大的力量使其不仅能够消灭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还能控制英国的海岸线——与任何对英国海军霸权的挑战一样，英国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威胁。
在俄国力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柏林面临着第二个修昔底德陷阱。到1910年左右，俄国已经从早先日俄战争的失败和国内不断酝酿的革命动乱中恢复过来。在德国的边界上，现在的俄国似乎正在崛起为一个复兴的现代军事力量。1913年，俄国宣布扩大军队的“总体规划”（grand program），并于次年正式颁布实施。据其预计，到1917年俄国军队的数量将是德国的三倍。德国的双线作战计划打算先速战速决击败法国，然后才开始处理行军缓慢的俄国军队的威胁。但法国对俄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所给予的支持，已经威胁到德国的整个战争计划。到1914年，法国的大量投资使俄国铁路系统快速发展完善，俄国军队的动员时间缩短到两周，而不是德国原计划的六个星期。[762]
俄国的迅速崛起，以及普遍关于欧洲最终战争的宿命论，激发了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的狂热态度。许多人提出了趁着仍有机会击败俄国的时候，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特别是战争的胜利可能会让德国摆脱俄国、法国和英国的“围剿”。[763]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后，德国向维也纳开了一张臭名昭著的“空白支票”。而这张支票表达了在奥匈帝国没有粉碎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敌人，以及未来与俄国的冲突中无能为力的前景下，对德国唯一盟友垮台的担忧。[764]
自战争爆发以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如何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有些人甚至完全无视这个问题。[765]虽然直接指出罪魁祸首必然过分简化了问题，但一组修昔底德式的对手（德国和英国，德国和俄国）对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地区冲突演变成一场持续多年的大陆冲突负有主要责任。
1914年，伦敦和柏林之间、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修昔底德式的同步行为，开始相互交错。德国决心支持其盟友、应对俄国崛起的威胁，从而确保自己的生存，这导致其对沙皇及其盟友法国宣战。在威胁要摧毁法国和推翻欧洲均势的情况下，德国越过了英国的红线。用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说：“就英国和德国政府而言，1914—1918年的冲突基本上是由于前任大国试图维持现状，而后续大国出于进攻和防御的目的采取措施来改变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讲，伦敦与柏林之间的战争，不过是至少15年、20年前发生事件的延续。”[766]在诸多引发战争的原因中，没有一个像修昔底德陷阱一样具有破坏性。
十三、苏联、法国、英国与德国
时间：20世纪中期
守成国：苏联、法国、英国
崛起国：德国
竞争领域：欧洲海权与陆权
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带领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民族自豪感同时复苏，违反《凡尔赛条约》并蔑视法国和英国维持的战后秩序。在寻求生存空间（Lebensraum）[767]时，希特勒有条不紊地扩大了纳粹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法国和英国认识到德国野心的过程太过缓慢，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才对其宣战。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数百万的苏联和美国军队扭转战局，它们将无法阻止德国对欧洲大陆的统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后，法国和英国的统治阶层花费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来重建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德国不得不服从于两国，其实力的发展因《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而受阻。该条约规定了严厉的经济赔偿，并对德国军事力量施加了严格的限制，禁止它拥有飞机、坦克，以及禁止其军队人数超过10万。德国被迫放弃其海外殖民地和13%的欧洲领土（以及其人口的10%），并同意盟国占领其工业核心区——莱茵。[768]对德国人的骄傲最具破坏性的是“战争罪责条款”，该条款将战争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虽然“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非常愤慨”[769]，但所谓的“奴隶条约”[770]“基本保持了德国经济和地理上的完好，并保持了国内的政治团结和再次成为一个大国的潜力”[771]。在20年后的世界大战中，阿道夫·希特勒将利用这种力量再次推翻欧洲秩序。
希特勒“不遗余力”地推动德国崛起。[772]1933年，在他的国家社会党赢得选举后，希特勒开始通过非民主的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为自己辩护，呼吁将“德国举国之力”集中在重整军备的单一目标上，以确保他眼中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的那样：“他想要整个中欧和整个俄国，直到伏尔加河畔的土地来作为德国的生存空间，从而为德国的自给自足和强国地位提供保证。”[773]德国的军事建设进行得很快，当希特勒成为总理时，法国和英国在国防方面的投入是德国的两倍，到了1937年德国便扭转了这一比例，其国防支出相当于英法总和的两倍。[774]德国迅速的装备整顿体现在其军用飞机的生产上：1933年，德国生产了368架飞机，但到1938年，其产量增加到5235架，超过法国和英国的总产量。[775]德国军队从1936年的39个师扩展到1939年的103个师，总数为276万人。[776]
起初，德国重整军备遭到了其未来对手“漫不经心”[777]的回应，它们“几乎没有立即认识到危险”[778]。尽管温斯顿·丘吉尔进行了反复严正的警告，德国“不惧怕任何国家”，并且“在以某种德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方式武装起来”，但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认为希特勒只是试图纠正在凡尔赛犯下的错误，并默许了1938年9月德国在慕尼黑吞并苏台德地区。[779]然而在1939年3月，希特勒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时，张伯伦的焦虑与日俱增——这表明了希特勒的野心不止于此。张伯伦反问道：“这是一次旧危机的结束，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对一个小国家的最后一击，还是对其他国家故技重施？这实际上是朝着试图用武力统治世界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吗？”[780]然而，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解释的那样，法国“变得如此消极，以至于无法行动起来”[781]。斯大林认为，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能让苏联的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一项关于瓜分东欧的秘密协议。[782]
在同意与斯大林达成协议一周后，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随即于1939年9月3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自此开始。不到一年，希特勒就占领了法国以及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尽管英国挫败了德国的空袭，但它还是在欧洲大陆上一败涂地。1941年6月，希特勒背叛了斯大林并入侵了苏联。四年之后，当德国被击败时，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摧毁，而它的东半部将在接下来的40年里，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如果没有美国，西欧不可能得到解放，而它们将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希特勒发动的战争，就此成为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为血腥的战争。
十四、美国与日本
时期：20世纪中期
守成国：美国
崛起国：日本
竞争领域：海权与亚太地区影响力
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1945年）
日本帝国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且拥有着包括朝鲜和中国台湾在内的日益增长的势力范围，这使其势力不断增强，在20世纪成为侵略型霸权主义国家。随着日本的扩张，特别是其势力进入中国后，威胁到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越来越敌视日本。在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原材料进口来遏制日本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将迄今为止仍不情愿参战的美国人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915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利用日本新近获得的影响力，向中国征收“二十一条”关税，以求增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属地霸权。这些要求不仅对中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对1899年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后所建立的地区秩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担心日本的要求将威胁到这种秩序以及依赖于此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783]
为了追求“东亚新秩序”，日本在1931年无缘无故发起了一场挑衅战争，以此夺取中国东北。这场战争延伸到了中国的心脏地带，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虽然美国认为日本对其盟友的侵略令人惊愕，但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初保持克制，即使日本轰炸了美国一艘在南京附近营救美国人的船只，也未采取行动。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并对日本实施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由于岛国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关键原材料，如石油、橡胶和废铁，而且因为它认为领土扩张对于获得自然资源和未来成为强国至关重要，所以日本的领导层认为这种遏制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如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Kichisaburo Nomura）于1941年12月2日告诉华盛顿的那样：“日本人认为……他们正被美国置于严峻的压力下，至屈从于美国的立场；而这样的话，与其屈服于压力，不如打仗。”[784]
因为日本与欧洲的轴心国、维希法国和苏联就殖民地问题进行了谈判，这将使得它们在东南亚更容易进行扩张，所以美国中止了与日本的谈判。根据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托里（Richard Storry）的说法，华盛顿确信日本正在“重新划分亚洲的势力范围，以此将西方排除在外”。[785]随着制裁收紧，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他的日记中深刻地指出：“恶性循环的报复与反报复正在进行中……显然最终的结果是战争。”[786]
罗斯福在1941年8月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被证明是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前国务院官员查尔斯·马希林（Charles Maechling）解释说：“虽然石油不是造成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但一旦被作为外交武器使用，它将使得敌对状态不可避免。美国在没有充分考虑可预见的爆炸性后果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切断了强大对手的补给生命线。”[787]绝望中，日本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对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淘汰打击”，为夺取东南亚和荷属东印度资源丰富的领土扫清障碍。正如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战略反映了它“不进则退”的信念，而且鉴于美国“固有的贪婪本性”，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788]
回顾过去，美国政治家们意识到了石油禁运政策的鲁莽。正如后来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所说，美国对日本意图的误解并不是基于“日本政府在亚洲的企图，不是我们的禁运激起的敌意，而是东条英机（General Tojo）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将要承担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风险。华盛顿没有人意识到，东条英机和他的政权不是将征服亚洲视作其个人野心的达成，而是将其视为政权的生存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789]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在短期内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日本继续享受着对美国和英国的巨大战术胜利，但战争最终导致它在1945年几乎完全被摧毁，而日本在东亚的战争造成了数千万人丧生。
十五、美国与苏联
时期：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
守成国：美国
崛起国：苏联
竞争领域：全球大国
结果：无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据着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拥有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并且垄断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手段：核弹。然而，美国的霸权很快就受到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苏联——的挑战。虽然两国经常关系紧张，但冷战却成为历史上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成功的案例之一。通过发展武装冲突之外的军备竞争，美苏两大国和平地控制着历史上风险最高的大国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人以极大的代价从纳粹统治中解放了东欧国家，这让他们觉得有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废墟中划出一个势力范围。通过部署军事顾问和情报官员来指派当地政客，建立全新的共产主义政党，策划政变并镇压不同政见，苏联建立了一个延伸到德国中部的帝国。用丘吉尔的话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特里亚斯特，一个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很快就明白，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所写的那样，苏联寻求的“不是在欧洲恢复权力平衡，而是像希特勒一样彻底地统治这个大陆”[790]。在欧洲拥有了支配一切的至高地位，斯大林可以轻松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他的“革命帝国”共产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后的9个月，1946年2月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出炉；不到两周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确定将苏联共产主义视作西方的生存威胁。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代表了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他写道，苏联共产主义“与民主不相容，因为它依赖于用武力实现目标的意愿”。[791]
到1949年，苏联通过试验自己的原子弹成功地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局面。8年后，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是第一颗进入太空的人造卫星，击破了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假定的领先优势。与此同时，苏联经济开始飙升：到1950年，其工业生产水平比战前增加了173%，而1950年至1970年间，每年平均经济增长（至少如官方报告显示）为7%，[792]这使人们担心苏联可能在经济上与美国相匹敌甚至超过美国。[793]保罗·萨缪尔森在20世纪60年代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预测，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过美国。[794]虽然萨缪尔森的预测从未实现过，但苏联在军费开支和钢铁生产两个关键领域确实超过了美国，其均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795]
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采用了除炸弹和子弹之外的所有传统战争工具，以及许多非传统的战争工具。这种对抗因此被称为冷战。[796]尽管有一些千钧一发之际（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和几次代理人战争（发生在韩国、越南、阿富汗和其他地方），但双方之间避免了公然的直接冲突。[797]历史学家就冷战从未走向热战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解释，大多数人都将之归因于核毁灭带来的恐惧[798]，而有些则强调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地理距离[799]，或者是侦察计划的增加减少了发生危险误解的可能性[800]。许多人指出，两国共同认可了双方竞争之上的限制条件，这使它们能够利用除直接冲突之外的各种形式相互打击。[801]使两大国脱离战争的另一个因素是围绕核武器而开展的合作文化，其始于1972年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Treaty），并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戈尔巴乔夫峰会达到高潮。这些峰会不仅降低了核事故的风险，而且还建立了两国间信任的基准。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持续40多年的遏制战略取得了成功。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与提倡命令控制的独裁主义内部矛盾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几十年内掏空了苏联政权。在“大炮和黄油”[802]都无法提供的情况下，苏联在1991年解体，20世纪后期最典型的修昔底德式冲突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了。
十六、英国和法国与德国
时间：20世纪90年代至今
守成国：英国与法国
崛起国：德国
竞争领域：欧洲的政治影响力
结果：无战争
在冷战结束时许多人预计，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恢复昔日的霸权野心。尽管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注定要恢复自己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但它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良性的。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让他们的国家陷入泥潭后，德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施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领导一个统一的经济秩序，而不是以军事为主导。
当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冷战结束提出德国统一问题时，欧洲的领袖——英国和法国，在面对一个新兴强大的德国出现的前景时，显得犹豫不决。对于许多战略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分割德国，可以永久解决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问题”。在描述北约对欧洲的三重使命时，有句玩笑话经常被提到，就是“把苏联人赶走，让美国人进来，让德国人倒下”[803]。
英国和法国的焦虑很容易理解：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成为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欧洲的经济发动机。依照此种想法，法国驻德国大使在1989年辩称，德国的重新统一“将产生一个由德国统治的欧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804]。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则想得更远，她私下向老布什总统提出了这些担忧，她担心“德国人会在和平中得到希特勒在战争中无法得到的东西”[805]。为了对抗这种威胁，撒切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讨论了加强英法联盟的问题。例如，密特朗认为“英法双边的军事甚至是核能方面的合作，对于德国是一种平衡”[806]。根据前外交官、学者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和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说法，“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认为德国的任何复兴都必须与欧洲的体系相结合，这才能使德国不会危及法国”[807]。
正如欧洲领导人所预见的那样，德国确实能够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迸发出欧洲最为强大的政治声音，其填补了苏联解体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复兴和平地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和法国也站到了德国的一边。正如亨利·基辛格最近观察到的那样：“在击败德国、宣称支配欧洲70年后，如今的战胜国们正在恳求德国领导欧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原因。”[808]那么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德国的和平崛起主要得益于其宏伟远大的战略，即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善意和寻求与昔日对手的相互依赖，来消解欧洲的怀疑。最重要的是，德国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不去重新发展本该与国家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存在。
随着德国实现经济霸权，成为欧洲一体化市场的主导者，领导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这条新路径变得尤为明显。正如前英国贸易大臣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将其权力主要用于影响欧洲的政治经济：“德国绝没有表现出在国际外交事务中扮演任何战略角色的意愿，而英国和法国都认为扮演这种角色是理所当然的。”[809]正如国际关系学者赫尔加·哈夫腾多恩所描述的那样，一体化战略“通过强调将德国复兴的潜力融入一个新欧洲的重要性，来抵消德国在势力和主权方面的扩张，创造一个‘欧洲化的德国’而不是‘德国化的欧洲’”[810]。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统一之前就开始追求经济一体化。[811]此外，德国决定放弃军事扩张以适应其经济影响力，无疑受到了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保障和欧洲稳定力量的影响。然而无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德国最终向它昔日的对手证明了自己的可靠，正如政策分析家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在《德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所描述的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即“一种经济自信和军事节制的奇怪混合……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德国是一个良性因素”[812]。
最近，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来自叙利亚和中东的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造成了欧洲的不稳定，这使得现有的欧洲体系和德国的领导地位受到质疑。然而，无论欧洲的未来如何，或者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安全存在出现了异于历史的情况，德国在权力过渡的关键时刻的做法，为寻求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提供了持久而重要的教训。德国已经认识到，增加国防开支以适应经济发展很容易引发冲突，而且需要持续的善意姿态才能克服敌对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恐惧。通过展现自己的稳定和开放、追求与昔日对手的融合，以及放弃更传统的炫耀权力的意愿，德国迄今为止成功地逃脱了修昔底德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