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未来如果不是过去简单的镜像，至少与过去是相似的。如果我写的历史对那些想要知道过去真相来理解未来的人有几分用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在哈佛大学任教50年以来，我看着数以千计富有智慧的学生与教授来了又离去。数以百计命中注定伟大之人碌碌无为，不过又有数以百计看似天资平庸之人获得了成功。第一印象经常是不准确的，人生路上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曲折和转变。

亨利·基辛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1964年在哈佛大学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业时，他是我的导师。基辛格出生于德国一个小镇上的犹太家庭，他为了逃离纳粹的统治来到美国，加入了美国军队，后因《退伍军人法》（G.I Bill）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并最终成为一名教授。他注定有一天会成为与尼克松一道策划向中国打开大门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吗？任何在20世纪40年代或者50年代有这样想法的人简直是疯了。同样，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完成两年学业后退学，追寻自己的计算机梦，这样的热情最终成就了微软公司（Microsoft）。马克·扎克伯格这样一名普通的学生，为了室友之间的交流，耗费他大部分的时间创造了一款线上工具，这个工具被爆炸式传播，变成了脸书。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结果？希腊伟大的剧作家，如索福克勒斯，他的悲剧作品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认为命运就是（一切结果的）答案。在他们的剧作中，俄狄浦斯被众神设定要弑父娶母。他在剧中的角色别无选择。不过修昔底德不这么认为。他对待人类事务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事实上，他重新定义了历史学——人才是主要行为体，而不是神。命运掌控着双手，但人才是游戏的玩家。

他记载的历史客观地记录了伯里克利和他的雅典同胞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作出的选择。如果当初作出不同的选择，其结果也会大不相同。的确，他重构同盟代表大会的目的是要教导未来的政治家们不要轻易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要作出更明智的选择。雅典人不必在公元前430年向斯巴达开战。事实上，公民大会几乎有一半人投票反对会引发战争的结盟。难道参与过《三十年和约》谈判的伯里克利没有预见到科林斯和科西拉之间的冲突吗？难道伯里克利不知道应该采取行动化解它们的冲突，避免它们陷入战争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时任德皇威廉二世宰相的贝特曼·霍尔韦格试图以“德英战争注定要发生”的说法来开脱自己的责任。但在处理同一件事时，一位精明如俾斯麦的政治家可能会找到与俄国维持秘密同盟的办法，或许甚至与英国结盟，以避免冲突。

在1936年，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并派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以威胁欧洲。如果英国和法国派遣一个师的军队来维护该条约——就像丘吉尔当时大力支持的那样——德国军队可能就会撤退，那么德国的军官（那些曾经强烈反对希特勒鲁莽行动的军官）可能就会推翻他的统治，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古巴导弹危机展现出了一种与过往历史明显不同的事实——这个教训是与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境最相关的。从当时美国与苏联所采取行动的记录来看，不难发现有数十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会导致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爆发核战争。[630]例如，来自土耳其或者德国的北约飞行员，开着可能搭载核弹的F 100轰炸机——有可能由于错误操作或是精神问题——自发驾机飞向莫斯科并将核弹抛下；一艘游弋在加勒比海、搭载了核弹头的苏联潜艇可能会将美国的反潜艇行动视为全面进攻。那位指挥官要求莫斯科允许其在没有取得进一步授权或者密码的情况下，向美国城市发射武器（核弹）。

为了应对这种不可避免的核对抗风险，肯尼迪不顾他的顾问们的一再要求，选择给赫鲁晓夫更多的时间来考虑、适应和调整。因此，当美国的一架U 2间谍飞机在危机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在古巴上空被击落时，肯尼迪为尝试通过最后的外交策略化解危机，推迟了报复性攻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精心调制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鸡尾酒”，“配方”包含公开协议、私下的最后通牒和秘密的“甜头”——所有这些都违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多数成员的建议。如果赫鲁晓夫同意从古巴撤出导弹（他声称这是保护古巴免受美国入侵所必需的），美国将保证不入侵古巴。私人的最后通牒是给赫鲁晓夫24小时的时间作出回应，之后美国威胁要以空袭清除导弹。秘密的“甜头”则是，尽管（双方声称）不会有交换条件，但是如果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将在6个月内撤离。

肯尼迪知道，为避免这种僵局而采取的积极步骤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在政治敏感问题上作出妥协，推迟一些虽然不是必要但却很重要的倡议。但他的结论是，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用他的话说，古巴导弹危机的持久教训是：“最重要的是，核大国在捍卫我们自己重大利益的同时，必须避免迫使对手在屈辱的撤退和核战争之间作出选择。”[631]

为了作出类似的明智选择，美国领导人需要把认真思考和努力工作结合起来。他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核心思想开始。

明确重大利益。捍卫美国的切身利益首先取决于对这些利益的定义。把每件事都当作最重要的就等于没有一件事是重要的。然而，这是华盛顿的自然反应。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中，美国领导人必须分清哪些是生死攸关的，哪些只是点缀搭配的。[632]例如，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首要地位真的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利益吗？美国人愿意为阻止中国在南海岛屿的行动，或者甚至为阻止中国统一台湾而“承受压力”吗？这些可不是反问句。与国家优先事项脱节的地缘政治项目——甚至是危机应对措施——必定失败。

德国哲学家尼采教导我们：“忘了自己原本的目标是人类最常见的一种愚蠢表现。”在清楚地思考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时，我们无法改进智者们在冷战时期所下达的命令。正如在第九章中提到的，这意味着要保持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基本制度和价值观的自由国家不受到破坏”。美国（要做到这点）并不需要为菲律宾或越南在南海的每一项主张辩护，甚至不需要保卫菲律宾。但是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核战争。

理解中国正在努力做什么。按照肯尼迪的建议，美国领导人还必须更好地理解和领会中国的核心利益。直面冲突时，平日里言辞强硬的赫鲁晓夫也得出结论——他可以在古巴的核武器问题上妥协。同样，思想家毛泽东在为中国利益服务时，也善于让步。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开始都主张利益最大化。美国政府越了解中国的目标，就越能为解决分歧作好准备。问题仍然在于心理投射：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经常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切身利益是美国切身利益的镜像（mirror）。他们最好去读读《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633](https://www.daowen.com)

在国际关系中，冷战已被视为一种不可行的选择——这是一种几乎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选择。但在苏联解体25年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重现焦虑之时），旧的美苏关系中相互信赖的因素值得我们反思。装腔作势会制造模糊，坦率则会使事情变得清晰。“我们会埋葬你！”和“邪恶帝国”表明的立场非常鲜明，但这种刻薄的描述并没有使有意义的接触、坦率的对话甚至是建设性的妥协停止。如果说（这些描述）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们使领导人得以从道德制高点上安全地进行谈判。

中美两国不应被动、激进地进行“应该外交”（呼吁对方表现出更好的行为），也不应冠冕堂皇地谈论地缘政治准则，而是应该毫不留情地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高风险的关系中，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不是友谊——最为重要。美国应该停止玩“让我们伪装自己”的游戏。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一直在假装中国的崛起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么惊人。他们还一直没有正视中国关注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的崛起——以及它成为世界第一的愿望——不仅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一种与中国认同紧密相关的至上主义世界观。在他的“给我孩子的信”中，惠特克·钱伯斯发现了他认为的革命共产主义的哲学动力：“这是人类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伟大信仰……这是一种相信人的心智能够取代上帝，成为世间创造性智慧的愿景。它相信人的理性智慧是解放人类心智的唯一力量，它重新定位了人的命运，改造了人类的生活和这个世界。”[634][635]第七章强调了将中国和西方隔开的截然不同的文明价值观，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礼貌的外交往往掩盖了这一现实。

作好战略规划。在如今的华盛顿，战略思维被边缘化，甚至被嘲笑。克林顿总统曾经深思过，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外交政策已经成为爵士乐的一个版本：即兴创作的艺术。美国最聪明的总统之一——巴拉克·奥巴马——最愚蠢的言论之一是，他声称，考虑到今天的变化速度，“我甚至不需要乔治·凯南”[636]。尽管精心制定战略并不能保证成功，但缺乏连贯、可持续的战略必将导致失败。

如今，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在对待战略时，甚至常常连假装认真对待都不愿意了。相反，他们强调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兰激进主义带来的挑战，他们说：“我们的努力路线是……”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被忽视。在过去的10年里，我还没有遇到过读过他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美国国家安全团队高级官员。

因此，如今指导华盛顿关于中国事务议程的不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也不是里根政府的修订版——“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第75号文件”（NSDD-75），而是宏大的、具有政治吸引力的、并附有一系列行动清单的政治理想。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认真的策略家都会判断，美国所能作出的任何合理承诺，都无法实现既定目标。因此，目前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本质上是坚持现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华盛顿一再准确地提醒中国人，这是有史以来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经济上也取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当潜在的经济力量平衡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急剧倾斜时，这种现状是无法维持的。因此说实话，美国真正的战略其实是给予希望。

构思和制定一项与这一挑战相称的大战略，不仅需要政府高级官员投入政治资本，而且需要他们的聪明才智。与奥巴马的言论相反，如今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实需要凯南，以及当代与马歇尔、艾奇逊、范登堡、尼采和杜鲁门同样水平的人物。

把国内的挑战放在核心位置。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听取李光耀的意见，他们将首先关注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各自的国内问题。当今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中找到。而问中国同样的问题，所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治理的“失败”。两国社会中诚实的观察者越来越能认识到，无论是“衰微的”（西方）民主制度，还是“反应式”权威主义，都无法经受21世纪最严峻的考验。

谈到美国，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我担心美国的民主正在显现出致命的症状。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的“DC”已成为“功能失调的首都”（Dysfunctional Capital）的首字母缩略词：在这片沼泽地里，党派之争变得有害，白宫和国会之间的关系使预算和对外协议等基本职能瘫痪，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几乎消失。这些症状的根源在于公共道德的衰落、合法化和制度化的腐败、教育程度低和注意力分散的选民以及目标是“博眼球”的媒体——所有这些根源都因数字设备和平台而恶化了，这些数字媒介哗众取宠，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预言的那样：“一个自相纷争的家庭不会长久。”如果总统没有展现更强有力和更坚定的领导，统治阶层不能恢复公民责任感，美国可能会步欧洲的后尘，走上衰落的道路。

同时，我也赞同李光耀对中国“治理系统”的“批评”。技术正在使其目前的治理制度过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年轻城市居民不会接受中国官员持续的管理，这些官员把追踪每一个公民作为无处不在的“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李光耀指出了中国不易改变的一系列障碍：法治的缺失；对地方的过度控制；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化习惯；一种“通过警句和4000年来的文字来塑造思维，让人以为所有值得说的话都已经被说过了，古人说得更好”的语言；以及无法“吸引和吸收来自其他社会的人才”。[637]他给出的处方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他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崩溃），而是在一个有着强大领导人的政府中恢复传统的为官之德（mandarin virtues）。

进一步套用这一“数字隐喻”（digital metaphor），这两位竞争对手还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应用程序（apps）在21世纪的适用性。尼尔·弗格森在他的《文明》一书中指出了六种“杀手级应用”——在1500年后使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在社会繁荣程度上存在差异的理念和制度。它们分别是竞争、科学革命、产权、现代医学、消费型社会和职业道德。[638]尽管注意到自1970年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大融合，但是如果缺乏第三款“杀手级应用程序”——保障私人产权，中国能否继续发展，尼尔对此表示怀疑。我担心美国的职业道德已变得平庸，同时消费社会也正在衰落。

如果每个社会的领导人都能意识到他们在国内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并给予这些问题应有的优先地位，官员们就会发现，设计一种“在亚洲共享21世纪”的道路并不是他们最严峻的挑战。

他们会认识到这一现实吗？其中一个或者这两个国家都会鼓起想象力和毅力来迎接国内的挑战吗？在这样做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技巧在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同时避免走向战争？想要这样做的政治家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比重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好的开始了。

他们会成功吗？哎，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然而，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是对的：我们的命运“不由星星决定，而在于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