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德国
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阻止任何国家发展舰队。否则的话，就选择最强的国家做朋友。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他们建立了海军，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件消遣之事，而对于我们来说，则事关存亡。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下议院演讲”，1914年3月
作为世界大国和文化大国，德意志的海上力量极其落后，如何弥补这一劣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海军元帅艾尔弗雷德·铁毕子上将，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建议，1899年
1911年10月24日，一位年仅36岁的非凡政治人物获任第一海军大臣，成为大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守护者。他出生于布莱尼姆宫，成长于英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求学于哈罗公学和英国皇家桑德赫斯特军校，在战场上接受了三场帝国战争的考验，他在25岁时便当选为议员，著有11本畅销书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可以说，温斯顿·丘吉尔体现了英国这个统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岛国的勇敢无畏。
在他上任后的第四天，丘吉尔向其他内阁成员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他们勿忘本职所在。丘吉尔写道：“只有备战才能保卫英国的财富、自然资源和领土。”这与古罗马的警世名言“想要和平，你就要作好战争的准备”不谋而合。充分备战需要正确理解三件大事：“可能引发的威胁”、应对威胁“历史上用以面对该威胁的最佳良策”，以及如何最高效地运用当代的“战争物资”。[152]
在1911年，上文所说的“可能的威胁”迫在眉睫，难以忽视：德国正在加快军事建设，尤其是海军建设的步伐，其舰队规模比十年前翻了一番。[153]而应对这一威胁的“最佳良策”也是显而易见的：保持英国的海军优势。根据1889年宣布的双强标准，英国要使舰队战舰的数量等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国舰队的数量之和。丘吉尔对于科技创新的开放心态以及将新科技用于海军的决心也确保了对“当代战争物资”“最高效的应用”。他不仅督造了更多战舰，而且通过应用先进科技使其更具杀伤力：装备更加精良，配备新的15英寸口径大炮，舰船速度更快，以石油而非煤炭为燃料，增加战斗的新式武器——飞机。[154]
在他递交备忘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0天内，丘吉尔以赫拉克勒斯式（Herculean）的努力保持了英国海上的霸主地位，同时，通过大胆的外交斡旋来缓和与德国的关系，并抓住一切有利条件以防备战争爆发。他的紧迫感源于他坚信，德国海上力量的猛增不仅是对英国国家安全的挑战，而且是对其存亡的威胁。丘吉尔认为，英国战舰“代表着大英帝国的力量、威严、统治权力和实力”。他随后还写道，如果英国海军被摧毁，那么大英帝国将“化为泡影”，整个欧洲将进入“日耳曼人的铁腕统治之下”。他认为，英国“只有”[155]（all we had）海军可以用来避免这样的灾难。
因此，英国陷入了一种痛苦的进退两难境地，对于这种处境，即使是现在的战略家在设计演习时也会极力避免。[156]一方面，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是不可讨论的，否则英国在印度、南非、加拿大等殖民地的前哨基地都将会非常脆弱，更不用说英国本土了。此外，要确保英国的长期安全还要求不能出现掌握西欧控制权的霸权国家。正如丘吉尔之后所说：“400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贯是对抗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和最具主导性的国家。”[157]在陆地上超过对手的霸权国会将其资源投入到建设一支比英国更强大的海军上，而英国海岸线旁的不列颠群岛为侵略英国提供了理想的着陆点。因此，英国政府不会容忍出现挑战其海上霸主地位的势力，也不会容忍任何尝试打破欧洲大陆均势的举动。另一方面，丘吉尔和英国其他领导人都认识到，阻止德国建立支配性的海军力量，或者防止它征服欧洲对手，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可怕战争。
英国人将他们的战略困境看得像世界末日似的，但这么悲观是正确的。回头来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一片废墟，500年来一直是世界政治中心的欧洲也陷入崩溃。
不过，这场灾难与其说是因为无知，还不如说是因为误判。欧洲领导人非常清楚战争可能会摧毁其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但是，一场过于理性的主导地位之争产生了结构性压力，这首先表现在德法之间，也存在于德俄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国家毁灭或者投降等选择相比，政治家们更倾向于冒战争的风险。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几个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式的冲突有着相同的路径和很多相同的情形。英国与许多守成国一样，被焦虑所困扰；而德国则与许多崛起国家（up-and-comers）一样，雄心勃勃，又满怀愤怒。它们之间的激烈对抗，再加上欧洲各国的鲁莽和短视，使萨拉热窝的一场暗杀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158]虽然英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攸关利益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它还是卷入了战火之中，部分是因为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但是更主要的则是因为英国担心强大的德国如果在欧洲大陆不受约束，就会威胁到它的生存。
后来，丘吉尔这样写道，尽管英国领导人不相信战争无法避免，并试图阻止战争发生，但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性“一直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他回顾称，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里，“那些肩负着保家卫国重任的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里”，他们既生活在“那个实际的、可见的世界中，心怀大同世界的理想目标，为和平而奔波”，也生活在“一个假想的‘看不见’的世界”中，看似梦幻，但似乎可以立马成真，阴影叠连，丑陋无比，痉挛不断，呈现出一幅幅深不可测的灾难图景。[159]
1914年8月，丘吉尔的噩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就在欧洲爆发战争的几天前，丘吉尔曾给妻子写信：“每件事都朝着灾难和崩溃的方向发展……一股疯狂的浪潮席卷了基督教世界……但我们都沉浸在一种迟钝的、僵硬的恍惚状态中。”[160]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将心甘情愿、满怀自豪地挺身而出，甚至如果需要的话，我愿付出我的生命，以保持这个国家的伟大、威名、繁荣与自由。但是，问题无比棘手，我们必须努力估量出那些不确定、难以计算的情况，以备应对。”[161]
《克劳备忘录》
实际上，在大战爆发的七年前，德法两国走向冲突的无情逻辑已经奠定。那份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克劳备忘录》（Crowe Memorandum）的文献生动地记录了这些。1905年末，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询问他的政府，为什么英国人“对德国一贯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而德皇威廉二世还恰巧是爱德华的侄子。爱德华七世希望了解，为什么英国对一个曾经被视作潜在盟友的国家如此疑心重重，而现在又如此“急切地追求法国”这一曾被视作英国最大敌人的国家。[162]
负责回答爱德华七世的是英国外交部的顶尖德国问题专家艾尔·克劳（Eyre Crowe）。克劳是英德混血，在德国长大，与德国人成婚并且热爱德国文化。但他很痛恨影响德意志各邦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当时，“德意志”就是一个各州拼接的大杂烩。直到不久前，它们之间除了拥有共同的语言外鲜有其他共同点。直到1871年，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才将这些迥然不同的邦变成了由普鲁士国王（也是现在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祖父威廉一世领导下的统一国家。克劳对爱德华七世的问题研究了一年，然后在1907年元旦递交了这份外交史上的杰作。[163]
克劳承认，“强大德国的正常活动”对世界有益。他写道，英国应该为德国加入“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竞争而感到高兴，并且应该“加入这场竞争”，而不是害怕德国的海外扩张。但是，如果德国的最终目标是“瓦解并取代大英帝国”呢？克劳知道，德国领导人愤怒地否认了“任何颠覆性的阴谋”，而且也可能是德国并没有“有意识怀有”这些阴谋。与此同时，英国可能无法信任德国的保证。德国可能会寻求“一种普遍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来威胁其邻国的独立，并最终威胁到英国的生存。”
最后，克劳得出结论，德国的意图并不重要，其实力才至关重要。不透明的发展政策随时可能转变成获得政治和海上主导权的宏大规划。即使德国在逐步积累权力时并不是出于预先制定的取得主导权的计划，但是它最后获得地位本身也同样令人生畏、备感威胁。此外，无论德国是否有这样的计划，“很显然，建造一支与其国力匹配的强大海军都是明智之举。”德国与日俱增的财富和权力会刺激海军的扩张，而德国海军霸权又“与大英帝国格格不入”。因此，无论德国是否有意识地想要取代英国，英国都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地面对德国的入侵，并建造一支比德国海军扩张后还要强大的海军。[164]
大英帝国时代的终结？
英国人担心英国会衰落，这是情有可原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个距离欧洲大陆20英里的岛国建立了遍布所有大陆的帝国。到1900年，英国囊括了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以及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165]它对拉丁美洲、波斯湾和埃及也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可以说它控制了这些地区。通过难以匹敌的海军“控制海洋”，英国的确统治了一个“日不落的帝国”。
作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到1880年，英国占据了世界制造业产出和贸易的近四分之一。[166]它的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其舰队也为全球贸易提供了保障。正如我的同事尼尔·弗格森所言，英国是“世界警察和银行家……是第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167]因此，英国将自己视为第一，并期望其他国家将其视为第一。
但是，如果说英国毫无疑问地称霸了19世纪，那么一些英国人就在质疑这一断言在20世纪能否也成立。实际上，这种焦虑的暗流在1897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登基六十周年钻禧庆典时就在涌动。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作为英国正直和至高无上的化身，维多利亚女王一直稳坐英国王室王位，而她的后代也散布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皇室家族中。为了记录当时的情形，当时最著名的作家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创作了一首诗歌，歌颂英国为世界带来文明的帝国使命。然而，因时代所驱，它被吉卜林更加深思熟虑的作品《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取代，并引发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猜想：“我们的舰队消失在远洋；火光在沙丘、海岬熄灭：瞧，我们昨日所有的辉煌已归入了亚述、腓尼基之列！万邦的主宰，宽恕我们吧，让我们不要忘怀，永不忘怀！”[168]
就在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钻禧庆典的下一个月，22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首次正式政治演讲中直面了这种衰落的忧思。他站在一个小小的演讲台上，面对着英国民众坚称，英国人将“继续追求上帝为我们选定的路线，并继续履行我们的使命，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实现和平、文明和良政”。丘吉尔不理会那些声称“庆典时我们的帝国已经达到了荣耀和权力的顶峰，我们现在将开始像巴比伦、迦太基、罗马一样走向衰落”的人，说道“他们凄惨的呻吟在撒谎”。相反，英国公民应该团结一致，“用行动表明，我们的精神和活力毫发无损，我们决心维护我们英国人从父辈继承的帝国”。[169]
尽管如此，那些“呻吟者”的确有可以呻吟之处。有明显迹象表明，相对于其他大国，英国正在衰落。[170]1899年，英国与布尔人（南非荷兰殖民者后代）之间爆发战争。半个世纪以来，英国都没有用现代武器与训练有素的对手作战。但数量不足却意志坚定的布尔人给比他们更强大的敌人带来了一系列羞辱性的失败。正如之前在印度和苏丹一样，丘吉尔贸然参战，结果被布尔人俘虏。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关注他后来的逃亡和为自由而战的故事。[171]虽然英国最终赢得了战争，但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损害了它的帝国声誉。德国总参谋部仔细研究了布尔战争，得出的结论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英国将发现，它不可能保护印度不受俄军攻击”，“如果不彻底重组其军事体系，大英帝国将在20年内解体”。[172]
与此同时，许多竞争对手正在蚕食英国在科学和工业领域的诸多领先地位，而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英国才牢牢地巩固了1815年英国与拿破仑苦战之后取得的首要地位。美国内战结束以及1871年俾斯麦成功统一德国之后，英国目睹了其他国家采用其技术手段，快速发展经济，并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173]伦敦特别担心四个竞争对手：俄国、法国、美国和德国。
俄国拥有欧洲最庞大的陆军和世界第三大海军舰队，工业基础发展迅速，国土面积雄踞第一，因此给英国构成了不小的威胁。新建的铁路使莫斯科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投射力量，其不断扩张的边界也在逐步接近英国在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势力范围。[174]更重要的是，俄国与法国结盟可能使英国不得不同时与两个对手在欧洲和印度多线作战。
法国的工业基础虽然薄弱，但它仍然是英国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它是世界第二大帝国。英法的殖民地争端导致两国冲突频发，有时甚至造成战争恐慌。1898年，当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赢得海战时，法国被迫放弃争夺法绍达（现南苏丹）。但是，在法俄不断扩张海军实力的情况下，维持两强标准依然使英国的预算压力与日俱增。[175]
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成为陆上强国，威胁着英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将在第五章和第九章详细讨论）。美国的人口约为英国的两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并且增长欲望强烈，所以其工业实力超过英国是理所当然的。[176]在1870年左右，美国经济超过了英国（虽然不包括整个大英帝国），并持续保持优势。截至1913年，英国制造业产出仅占全球产出的13%，低于1880年的23%。相比之下，美国则上升至32%。[177]在现代化海军的支持下，华盛顿开始更为激进地在西半球提出诉求。1895年，英美在委内瑞拉边境几乎兵戎相见（见第五章）后，英国首相向财政部长建议，英美之间的战争“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爆发；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仔细测算海军的预算”。他警告称，与美国的战争“比未来的俄法联盟更有可能成为现实”。[178]
另一个工业发展非凡的大国离英国更近，其海军野心也在不断膨胀。普法战争胜利和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德国就成了欧洲最强大的陆上强国，其经济实力也非常强大。德英两国出口产品竞争激烈，德国成为英国难以对付的商业对手。不过，在1900年之前，大英帝国还只是将德国视为经济而非战略威胁。事实上，当时很多英国政客支持与德国结盟，部分人还试图从中搭桥撮合。[179]
到1914年，伦敦的推算完全变了。英国开始与之前的竞争对手俄国和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一起阻止德国在欧洲获得战略优势。在众多竞争者中，德国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180]这一演变过程证实了守成国会对崛起国将威胁其安全产生恐惧。以英国为例，这种恐惧主要集中在不断壮大的德国舰队，因为这些舰队只可能是用来对付英国的皇家海军。
“风生水起”的德国
德国的崛起以及其建立海军的决定让英国人寝食难安，但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相反在很多方面很简单。德国崛起的故事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经历了快速甚至是以几乎让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它通往全球大国的道路却被它所认为的不公和贪婪的现有主导大国所阻挡。
自俾斯麦在战胜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后将几十个邦拼连成德意志帝国以来，德国就已经是主导欧洲大陆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大国。日耳曼人再也不是其他民族历史中的从属对象，而是他们自己民族伟大故事的主角。
正如美国最伟大的冷战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解释的那样，俾斯麦娴熟的外交手腕使德国总是在涉及欧洲利益冲突和结盟时站在多数阵营。他用尽手段使复仇心切的法国被孤立起来，同时和俄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81]虽然俄国仍然拥有欧洲最庞大的军队，但总体来说，德国拥有最强大和最训练有素的作战部队。[182]
此外，德国和英国实力的跷跷板正在无情地反转。到1914年，德国人口达到6500万，比英国多50%。[183]早在1910年，德国就成为欧洲主要经济体，并超过了英国。[184]到1913年，德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14.8%，超过占比13.6%的英国。[185]在统一之前，德国的钢铁产量只有英国的一半；但到1914年，其产量翻了一番。保罗·肯尼迪在中国崛起之前的1980年写道：“到目前为止还有哪两个相邻国家的相对生产力以及综合实力能像英国和德国一样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吗？”[186]
英国立即感受到了德国的工业增长，德国出口产品已经在英国国内及国外取代了英国产品。从1890年到1913年，虽然英国对德国的出口翻了一番，但仍只相当于其从德国进口的一半价值，后者则增加了两倍。[187]1896年的畅销书《德国制造》提醒称：“一个巨大的商业国家正在崛起，威胁我们的繁荣，并与我们争夺世界贸易。”[188]
德国不仅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重工业和工厂制品方面超过英国，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形成的电力和石油化工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来源：麦迪逊数据库。
图4.1 德国和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860—1913年）
到20世纪初，德国的有机化学工业已经控制了全球90%的市场。[189]1913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生产和消费的电力总和仅占德国的80%。[190]到1914年，德国的电话数量是英国的两倍，铁路的数量也几乎是英国的两倍。[191]在政府的支持下和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投入下，德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192]从1901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发到1914年，德国共获得18个奖项，数量是英国的2倍、美国的4倍。单在物理和化学两个领域，德国就获得了10项诺贝尔奖，数量几乎是英国和美国之和的两倍。[193]
虽然德国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许多德国人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认为，未来不应局限于成为欧洲的“大国”，而应成为人们所说的“世界大国”，即成为拥有足够领土面积、人口和资源的超级大国，这样才能在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和俄国是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英国是拥有庞大舰队保护的巨型海上帝国。为了与这些国家竞争，德国需要一些自己的殖民地，并有相应的手段获得和保护这些殖民地。[194]
当时，包括日本、意大利、美国甚至比利时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都走上了帝国之路。然而，德国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渴望改变殖民地的现状，也有与其匹配的国家实力，还强烈地认为自己在迅速瓜分世界过程中晚来一步而被骗，未能得到它应得的那份。[195]
在所有人中，没有人比1888年登基的德国新皇帝威廉二世更能体现这种充满怨恨和傲慢的复杂情绪。俾斯麦私下曾把这位君主比作气球：“如果你不紧紧抓住绳子，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哪里。”[196]两年后，威廉二世放开手脚，解雇了统一德国的俾斯麦，并且使柏林成为欧洲强国的首都。[197]新政府破坏了俾斯麦与俄国谈判达成的秘密条约，该条约要求俄国不得加入任何法国针对德国的袭击。随后，巴黎便通过与莫斯科结盟而结束了孤立状态。[198]
为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并将注意力投向欧洲以外的地区，威廉二世要求德国需要世界政策（Weltpolitik）或者说是全球性对外政策。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夏天，威廉二世任命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作为外交部长，并称“比洛将是我的俾斯麦”[199]。比洛对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毫不讳言，他称：“德国把土地和海洋割给邻国，把纯正教义所在的天空留给自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想把任何人置于阴影之下，但我们也要求在阳光下拥有自己的位置。”[200]
“世界政策”要求对于德国边境以外世界的关注不亚于对国内政治的关注。尽管在接下来20年中，德国获得的殖民地很不起眼，[201]但世界扩张的愿景激发了德国人的想象力。1897年，德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本广受欢迎的杂志的编辑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在面向众多同胞发表演讲时称：“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各个角落的大量土地都将被瓜分。而那些仍然空手而归的民族，将在下一代被排除出决定人类精神走向的伟大民族之列。”[202]比洛甚至更直接地指出：“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想要殖民。”他解释说：“而在于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必须殖民。”[203]
德尔布吕克表示，德国在“大国之林”中的“全部未来”主要依靠其成为世界强国，但有一个国家挡住了德国的强国之路。“我们可以与英国一起实行[殖民]政策，也可以不与英国一起，”他断言道，“和英国一起意味着和平，与英国抗衡则意味着战争。”无论哪种情况，德国都不可能“让步”。[204]德国将不会再被迫接受曾经的强权，而将会在未来世界中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比洛在1899年对德国国会称，德国不能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任何外国庇护神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世界已经被瓜分了’”。他宣布：“在未来的世纪里，德国要么就是铁锤，要么就是铁砧。”同年，在为一艘战舰首次下水所作的演讲中，威廉二世同样毫不掩饰地表示：“旧帝国已经衰落，新的帝国正在形成之中。”[205]迈克尔·霍华德写道：“寻求世界强国地位的德国最终将不会忌惮他们是在一个英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扩张。而恰恰正是这一体系让他们无法忍受，所以他们才下决心要挑战这一体系，与英国平起平坐。”[206]
一想到德国可能会把英国挤下世界第一的位子，或至少会和英国平起平坐，德国皇帝就有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感。威廉二世对英国——他的母亲，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长女的出生地，以及他称之为“该死的家庭”的所在之处——显然怀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非常敬爱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当女王授予他皇家海军荣誉上将时，他感到非常激动，并且只要一有机会便会自豪地穿着皇家海军的制服。就在1910年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访问德国时，他还向罗斯福说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他激动地表示：“我在英国长大……我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个英国人。”随后他又对罗斯福说：“我崇拜英格兰！”[207]
同时，威廉二世也无法掩饰他对英国的怨恨以及与其竞争的野心。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2013年的著作《终结和平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颇富洞见，揭示了威廉二世的极度不安全感，将其刻画成“一个暗自怀疑自己无法胜任自己必须扮演的超难角色”。他的左臂在出生时就受到了损伤，并在他的余生持续萎缩。他憎恨他的英国母亲坚持认为她的祖国天生就比许多人优越。因此，他为赢得其英国皇室亲戚尊重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虽然威廉二世在位于考斯的皇家游艇俱乐部年度赛事中总是最受欢迎，但他的舅舅（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却被他盛气凌人的举止激怒，称他为“史上最辉煌的失败”。为了与之竞争，威廉自己在基尔创立了一个更精致的赛船会，以供包括他的侄子沙皇尼古拉在内的欧洲皇室娱乐。[208]但西奥多·罗斯福指出：“这位拥有当时最强大军队的帝国领导人其实很在意英国人的看法，充满嫉妒，这就如同一个身价几百万的暴发户试图闯入伦敦的上流社会一样。”[209]
在英国不断衰落这一认知的激励下，威廉二世越来越坚定地要确保德国在阳光下的应有地位。然而，他总结道，统治世界的大英帝国不会给予他或他的国民应有的尊敬，也不会承认德国应有的影响力，除非德国能证明它与英国是平等的，不仅在举办最好的帆船比赛方面如此，在建设海军方面亦应如此。[210]
“我们的未来在海上”(https://www.daowen.com)
1890年，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T.马汉（Alfred T.Mahan）出版《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马汉以英国为例，将海军力量视为大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是军事胜利、获得殖民地和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这本书迅速流行，从华盛顿传到了东京、柏林和圣彼得堡。没有人比威廉二世本人更热衷于阅读这本书，他在1894年表示正在“试图用心去学（此书）”。他要求每一支舰队上的人都阅读此书。[211]马汉的思想塑造了威廉二世对于德国的未来“取决于海洋”的信念。用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的话来说，“对威廉二世来说，大海和海军是大英帝国伟大的象征，他既钦佩又嫉妒”[212]。建立与英国相匹敌的海军不仅能使德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使命，而且也能结束它在英国舰队高压下的脆弱地位。
1896年，威廉二世给南非布尔地区领导人发了一封祝贺胜利的电报，暗示他可以为对抗英国提供支持。此举非常具有挑战性，他很快感受到了英国的重压。伦敦非常愤怒，正如一位英国高级外交官对德国大使所说，任何干预都可能导致战争及“对汉堡和不来梅的封锁”。他还在伤口上撒盐，警告道：“消灭德国商船对英国舰队来说易如反掌。”[213]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残酷事实。德国的战舰还不到英国的一半，当英国舰队能够迫使德国让步时，德国又怎能指望在全球发挥作用呢？1895年至1896年间英美在委内瑞拉边界问题的危机再次说明了这一点。用威廉二世的话来说：“只有当我们能够用拳头直击它的脸时，英国这头狮子才会退缩，就像它最近在面临美国的威胁时所做的那样。”[214]
1897年，威廉二世任命艾尔弗雷德·铁毕子为海军负责人，来打造德国的“拳头”。铁毕子向威廉二世表示，如果想让德国与美国、俄国和英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就需要拥有与之匹敌的强大海军。他警告说，“弥补差距”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215]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认为，铁毕子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信决定论，认为历史就是一系列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过程。德国需要扩张，而英国作为主导力量，注定要阻止德国”。[216]铁毕子将这种斗争生动地比喻为商业竞争：“那些老牌、实力更强的公司必然会尽早扼杀新兴公司。”在布尔战争后，他指出“这是英德冲突的关键”。[217]
在公开场合，铁毕子强调德国需要扩大海军以保护本国的商业贸易，[218]但私底下，威廉二世和铁毕子都认为德国海军的主要目标应是对抗英国的统治地位。1897年6月，就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当月，铁毕子指出：“德国目前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它也是我们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加强海军力量以提升政治权力的原因。”[219]
铁毕子的最终目标是让德国海军能“与英国海军实力相当”。[220]但是，意识到建设与英国相当规模的海军需要时间，他认为即使是小型舰队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权力因素”。因为英国过度扩张，不得不派遣舰队在世界各地巡航，还要防范德国迅速袭击其沿海城镇，这就会让它更加尊重德国。[221]此外，根据铁毕子所说的“风险理论”，如果德国舰队强大到足以重创英国皇家海军，使它容易受到其他大国的攻击，便可以阻止英国攻击德国。这一战略的核心在德国《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中得到了清晰的解释：“德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舰队，使得即使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在与德国作战后也难以保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222]比洛认为，从德国开始建设海军到舰队能够抵御英国攻击之间将存在一个“危险地带”[223]，“我们必须像毛毛虫那样小心行事，直到化蛹为蝶”[224]。
在舰队足够强大之前，德国将尽力避免与英国发生战争。而且，在新舰队能迫使英国承认德国的新地位之前，任何安全安排都毫无意义。同时，比洛希望英国能与俄国开战，这样英国就无暇顾及德国增强经济和海军实力的举动。最终，一旦德国的海军实力成为既定事实，英国将被迫接受新的现实。[225]
铁毕子向威廉二世保证，庞大的舰队将激发德国的爱国主义并使国家团结。他善于调动公众舆论支持拟议的海军计划，并游说国会支持该决定。1898年，德国通过《第一次海军扩军法案》，计划建造19艘战舰。翌年，铁毕子向威廉二世建议加快海军扩张项目，并向他描述了一个诱人的前景：英国将会失去任何“攻击我们的意愿，并将会对陛下的海军力量作出让步……以执行海外大政策”。威廉二世听后，欣然同意。因此，1900年签署了《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将德国舰队的未来规模扩大了一倍，总共达到38艘。[226]
1904年6月，当国王爱德华七世参加基尔赛舟会访问德国时，他的侄子在帝国游艇俱乐部为他举办了一次晚宴。与铁毕子努力掩饰德国的野心不同，威廉二世很乐于向他的舅舅展示德国海军。很明显，德国的造舰计划正朝着能够与英国匹敌的方向前进。他在祝酒辞中对他的舅舅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被允许参观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两座港口蔚为壮观，里面停泊的英国舰船让人骄傲，我很羡慕。后来我就希望建造这样的舰队，在长大后拥有和英国一样优秀的海军。”[227]就在威廉二世一番炫耀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就制定了第一套正式对德战争计划。[228]
“大多数国家都恃强凌弱”
早在1900年，英国海军部就承认德国将在几年内超越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英国海军部意识到，这意味着英国需要重新考虑两强标准，并在北海部署舰队来平衡德国。[229]
1902年，英国第一任海军部长援引德国1900年《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对内阁称：“我确信，新的强大的德国海军正在以与我们一战为目标周密地进行扩充。”[230]同年，海军情报主任得出结论，英国将“不得不为北海的控制权而战，就像我们在17世纪与荷兰作战那样”。尽管一些英国人和德国人一度接受铁毕子关于德国舰队是出于保护德国商业的理由，但这的确只是借口。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当伦敦意识到德国舰队的真正目标是英国自己时，“其对英德关系产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且是不可挽回的”[231]。
英德关系恶化的同时，欧洲内外的权力格局也正在迅速变化，英国也在重新评估其在全球的地位。[232]面对越来越多的崛起国，英国逐渐承认它再也不能做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保持海上霸权了。美国、日本、俄国等国家的舰队都在日益增多，但只有德国的海军仅隔英国几百海里。[233]英国海军默默地将西半球霸主地位让给美国，并于1902年结束了“光荣孤立”政策，与日本建立防务同盟关系，以减轻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压力。[234]
虽然英日同盟主要针对俄国，但同时也使英德不再需要就德国的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并开启了英法更大合作的大门。英国和法国都意识到日俄已经在战争边缘，双方也都不希望自己被各自的盟友拖入这场冲突中。[235]它们还都看到了解决两国间其他长期争端的机会，于1904年签署了解决殖民地问题的《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英法并未形成联盟，但德国仍认为这威胁到了其外交地位。因此，德国非常不明智地试图通过在摩洛哥的挑衅离间英国和法国。但是不出所料，反而适得其反，使伦敦和巴黎走得更近。
与此同时，在远东地区，日本于1905年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争夺中击败了俄国。俄国舰队的覆灭意味着德国在世界海军强国中排名上升至第三，仅次于英国和法国。[236]俄国的衰落起初对英国来说似乎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莫斯科对伦敦的利益构成的威胁减少了。但同时也意味着，俄国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帮助法国对抗德国。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很有可能会打破欧洲均势。[237]
英国是会让德国改写欧洲秩序，还是会捍卫现状呢？安全利益决定了英国会选择后者。艾尔·克劳曾经这样描述英国在保持欧洲均势中的角色——防止出现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大陆，并几乎视之为一种“自然法则”。负责英国军事规划的一个高级官员曾警告：“毫无疑问，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和欧洲之间会为争夺控制权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斗争。”[238]英国开始采取行动，以使这种斗争的结果更加有利于自己。《英法协约》并没有规定英国要保护法国，但是在1905年至1906年间，伦敦和巴黎便开始了秘密的军事会谈。1907年，英国与俄国签署了一项搁置殖民地争端的协定，从而在英国和法俄同盟之间建立了一个三边同盟，即所谓的《三国协约》。
因此，在日俄战争之后，英国的关注重心是崛起中的德国成为欧洲霸主的可能性。如果德国控制了欧洲大陆，那么它将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使英国容易受到他国入侵。[239]正如爱德华七世在1909年所说，如果英国在未来的斗争中孤军奋战，“德国将有能力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它的敌人，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它之后还是可能会攻击我们”[240]。
柏林则从日俄战争中吸取了不少教训。日本在旅顺港对俄国舰队先发制人的打击（40年后珍珠港事件的前兆）让德国人看到了英国偷袭基尔北海舰队时可能采取的模式。他们还反复分析了1807年英国在哥本哈根的突袭，当时英国赶在拿破仑之前俘获了丹麦舰队。正如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坦伯格指出的那样，威廉二世“毫无保留地相信”这种攻击的可能性。1904年底，德国驻英国大使都不得不亲自向他保证这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1907年初，当基尔传出英国即将发动袭击的谣言时，紧张的父母纷纷带着孩子离开了学校。不过，德国人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套用亨利·基辛格的话来说，即便是偏执狂也有敌人。1904年10月上任的第一海军大臣——海军上将约翰·“杰基”·费希尔（John“Jacky”Fisher）确实在许多场合建议英国海军应该像当年先发制人打击丹麦海军那样摧毁德国舰队。1904年底，他第一次向爱德华七世提出该建议，当时国王的回答是：“我的上帝，费希尔，你一定是疯了！”但是四年后，当费希尔再次解释这个想法时，爱德华七世比之前更认真听了。费希尔认为用好战的言辞来威慑对手是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但这样做却使德国领导人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加倍增加海军投入。[241]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海军司令基本上还是误判了他的行为对对手的影响。铁毕子原以为，英国不会意识到德国在北海军力的不断增长，也无法通过外交上的重新结盟来使其他对手保持中立，以及避免向德国作出让步。这两个假设都被证明是错误的。[242]铁毕子还认为，英国既不能把自己的舰队集中起来对付德国，也不愿意投入与德国海军造舰项目相当的预算。在这一点上，他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243]
实际上，英国做了德国认为它不会做的所有事情，而且做得更多。费希尔领导了皇家海军的重组，集中力量应对德国威胁。1906年，他写信给爱德华七世：“我们唯一可能的敌人是德国。德国的全部舰队都集中在距离英国仅几个小时航程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必须在距离德国几个小时航程的范围内保持强于德国两倍的舰队。”[244]与法国、日本和美国（以一种不太正式的方式）结盟意味着，费希尔能够安全地实施他的海军再平衡政策，投入英国75%的战舰去对抗德国的舰队。[245]
在1907年的备忘录中，克劳建议单方面要求德国停止其海军扩张只会鼓励德国以更快的速度建设海军。德国人只懂一种语言：行动。英国应该表现出超越德国的决心，迫使其认为实施的海军计划是徒劳的。无疑，这种做法与爱德华七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曾经这样评论他的侄子：“威廉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而大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旦被制服，都是懦夫。”[246]
英国不仅扩大了舰队的规模，而且费希尔还发展出了一种新型战舰——“无畏号”（Dreadnought）战舰。“无畏号”战舰于1906年首次下水，比任何之前的战舰都速度更快、排水量更大、装甲更坚固，其12英寸口径的大炮更是使火力和打击距离增加了一倍。[247]其他国家如果想要与英国竞争的话，必须建造自己的“无畏号”战舰。铁毕子在1905年初获悉了英国的新武器计划。当年秋天，他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新的扩军补充计划，要求将海军开支在1900年《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的基础上增加35%，并规定每年建造两艘“无畏号”战舰。此外，他还靡费巨资，开始为扩建基尔运河作准备，以便德国能够迅速地将“无畏号”战舰从波罗的海部署到计划中的北海战场。[248]
费希尔犀利地指出了走向冲突过程中将要发生的重要事件。[249]1911年，他预言，随着基尔运河的扩建，英德之间将会爆发战争。他认为，德国会在一个有三天假的周末突然袭击，并预测“世界末日之战”的日期是1914年10月21日。（事实上，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早于该日期的两个月前——1914年8月，即基尔运河开通一个月后的一个假日周末[250]。）[251]
在两国民众日益高涨的狂热和焦虑的驱动下，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愈演愈烈。德国多次颁布海军扩军法案，扩大舰队规模，加快舰船建造速度。德国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紧跟英国的脚步，例如发展“无畏号”战舰等；抑或是由于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羞辱，比如1906年的丹吉尔危机，1908年德国对“被包围”的担忧，1912年的阿加迪尔危机。[252]
1908年至1909年，英国指责德国以高于其公开宣称的速度秘密建造海军。德国拒绝了双方相互监督的提议，引发了英国的担忧，因为它只能通过估测其造船能力来判断德国的威胁。现在轮到英国被可能遭受突袭的恐惧所笼罩了。同时应本国热衷于“入侵文学”（invasion literature）的英国民众的要求加快海军建设。[253]尽管帝国国防委员会曾在1903年和1908年称皇家海军仍能保卫本土，但公众还是要求英国建造更多“无畏号”级别的舰船。经过了最初的疑虑后，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最终提出通过加税来支持海军建设，他指出：“我们并不打算让英国的海上霸权受到威胁，因为它不仅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而且在我们看来，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切身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254]
来源：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图4.2 德国和英国战舰吨位：1880—1914年
《克劳备忘录》警告称，德国在殖民地就像一个“职业的勒索者”，让步只会使其得寸进尺。英国只有像在东非法绍达危机后对法国所做的那样，保持“坚定立场”，才有可能改善英德关系。[255]但是，由于铁毕子的“风险舰队”（克劳认为该舰队将威胁英国并最终迫使英国承认德国的全球地位）也是如此认为，英国的坚定立场和外交调整最终未能产生预期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越来越热衷于宣扬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和即将到来的灾难。[256]在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中，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引起国际社会反弹，迫使德国对其在维也纳的盟友进行援助。德国媒体称，“爱好和平”的德国被英、俄、法同盟包围，它只能依赖于当时急需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257]当时，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分歧越来越严重，巴尔干半岛的纠纷威胁到奥地利的领土，而塞尔维亚——维也纳最大的心病——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与英国一样，德国也担心其盟友的垮台会使德国容易受到对手的侵略。1907年，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拉拢其他国家、对抗德国爱德华七世访问欧洲，而威廉二世则对着300名听众说，他的舅舅是“撒旦，你无法想象他是一个怎样的撒旦！”[258]
比较爱德华七世和威廉二世对英国决心抵制德国入侵所产生后果的理解非常有价值。两人都认为英德对抗不是基于民族界限而划线的，而且都把对抗归因于对方的嫉妒。1908年，爱德华七世认为英国继续保持强大和时刻警惕将使德国“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从而与英国友好相处”。但他错了：到1912年，威廉二世的观点更为致命，他愤怒地称，出于对“我们日益壮大的恐惧”，英国将支持德国的对手，与“欧洲的日耳曼民族”展开“即将到来的生存之战”。[259]因此，国家之间的联盟变得更加紧密，成为亨利·基辛格所称的“末日外交机器”，最终导致后来的巴尔干暗杀事件（萨拉热窝事件）演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1911年夏天，英德两国已经濒临战争边缘。当时德国向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口派出海军舰艇“黑豹号”，以建立位于大西洋的海军基地，因而挑战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地位。法国请求英国给予支持。英国内阁担心德国的目的是让巴黎难堪，破坏英法关系。在一次演讲中，劳合·乔治明确表示，战争比不光彩的投降更可取，后者将削弱英国的大国地位。德国最终作出了让步，维持了和平，但许多德国人觉得英国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让步，由此对英国的失望和愤怒情绪与日俱增。[260]德国的大部分民众和领导人相信殖民地对于国家存亡至关重要，而目前似乎攸关德国生死的扩张计划可能会受阻，并带来致命的后果。[261]
在阿加迪尔危机发生之前，丘吉尔曾担任内政大臣，他认为，如果法国受到德国的攻击，英国应当保护法国。他赞同劳合·乔治直截了当的说法，并很高兴地看到“那个恃强凌弱的家伙正在让步”。英国的实力和对抗侵略的决心似乎阻止了德国人在危机中有“任何新的挑衅行为”，正如丘吉尔对他的妻子所说，“一切都将变得顺利和令人欢欣鼓舞”。但是，战争的危险仍然真实存在。丘吉尔知道，对英国来说，这场冲突的真正利害关系并不是摩洛哥或比利时的独立，而是防止“法国被普鲁士容克贵族蹂躏和掠夺，这对整个世界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对英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262]。
在1911年危机的几个月后，丘吉尔被任命为第一海军大臣，他对于政府的准备不足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弥补英国的弱点。他的“脑海里充满了战争的危险”，用之后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话来说，他完全致力于使英国“在海上无懈可击……每一个缺陷都必须得到改善，每一个缺口都必须得到填补，每一个意外都必须事先预料到”。但对丘吉尔来说，准备并不意味着宿命论。虽然他尽其所能使英国随时准备战斗，但他绝不认可“战争无法避免理论”，而是希望通过推迟“邪恶之日”的到来以阻止冲突发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围社会积极力量的发展可能会起到作用，比如更和平的“民主力量”可能取代德国政府中的容克贵族。[263]
因此，丘吉尔竭尽全力地减缓或阻止英德海军军备竞赛。1908年，威廉二世拒绝了英国限制军备竞赛的建议；从1909年到1911年，英德之间的相关讨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丘吉尔并没有打消这一念头。1912年1月，他告诉威廉二世的信使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如果德国放缓发展海军的步伐，将会带来“立刻的缓和”。卡塞尔建议威廉二世承认英国海军的优势，放缓海军计划，以换取英国保障德国的殖民地诉求，英德也可以避免相互攻击。当卡塞尔回国向威廉二世汇报这些时，威廉二世听了之后“像孩子一样被迷住了”。但是，当英国战时外交部长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对德国进行后续访问时，德国只愿意放缓海军项目的建设步伐来换取英国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英国无法同意德国这一改变均势的做法。尽管英国愿意保证不加入任何针对德国的进攻，但威廉二世愤然拒绝了英国的立场。[264]
1912年3月12日，威廉二世批准了一项增加三艘战舰并要求德国舰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的海军扩军补充法案。一周后，丘吉尔向议会宣布，英国将取消两强标准。此后，英国将在“无畏号”战舰领域保持与主要竞争对手16:10的优势。此外，丘吉尔还宣布，德国《海军扩军法》的补充法案每增加一艘战舰，英国就会新建两艘。他还提出“海军假日”暂停计划，以对德国暂停其海军项目的举动作出相应回应。例如，丘吉尔曾公开假设称，如果1913年德国放弃建造三艘船，英国就会放弃建造五艘船来回应德国的举动。德国拒绝了丘吉尔的提议（他在次年重申了这一提议），认为英国企图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削弱德国国内对海军的支持。尽管如此，一年后的1913年2月，由于缺乏增加海军开支的政治支持，铁毕子不得不宣布基本上接受英国提出的16:10的标准。[265]
海军竞赛似乎已经结束。尽管德国成功地大幅缩小了其军舰吨位与英国的差距，即从1880年的7.4:1，到1890年的3.6:1，再到1914年的2.1:1，[266]但在战争发生时，英国仍有20艘“无畏舰”，而德国只有13艘。[267]尽管德国在财政和外交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的海军建设并没能赶超英国。事实上，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言，德国的海军计划“缩小了协约国之间的分歧。铁毕子把铆钉钉进他的战船时，英国人的意见也统一起来……基尔和威廉港的锤子正在打造出一个反对德国并最终将其推翻的国家联盟”[268]。
英德的海军竞赛是否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并没有，军备竞赛并不必然产生冲突。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言，“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或许也是最激烈的军备竞赛”是1815年以后英法两国海军之间长达90年的较量，但那次竞赛不是以战争，而是以《英法协约》的方式结束的。[269]
然而，英德军备竞赛的确在许多方面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础。虽然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挑战并没有使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可避免（或阻止英国精英们将德国视为可能的盟友），但德国海军的发展及其接近英国的地理位置对英国构成了一种特有的生存威胁。英国人对德国海军计划的不信任和担忧促使伦敦将柏林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一旦这一概念确立，便塑造了英国对德国其他举动的认知。虽然英国有着许多竞争对手，但只有德国有能力打破欧洲的平衡，并打造威胁英国生存的海军力量。[270]虽然铁毕子在1913年接受了英国在北海的优势，但英国清楚他的让步主要是由于国内和财政上的限制，因此如果条件发生变化，他的计划也会发生相应变化。[271]有人说英国在海军竞赛中取得了“胜利”，但这并没有减轻英国对德国威胁的担忧。因此，当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和其他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时，战争可能使德国在欧洲大陆取得统治地位，进而威胁英国的生存。
另外，将其与修昔底德式的互动变化相对照是理解1914年英德为何爆发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德国的崛起正在引起英国的恐惧，而另一方面，德国会发现俄国对自己的利益也构成了愈加紧迫的威胁，因为俄国的崛起对德国作为欧洲陆上最强国家的地位构成了挑战。[272]虽然之前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和一段时间内的国内革命动乱给俄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它此时正在成为德国边境上一支已经恢复元气的现代化军事力量。1913年，俄国宣布开展扩大军队规模的“宏伟计划”。可以预料，照此发展到1917年，俄国军队的数量将是德国的三倍。德国计划通过两场战争迅速击败法国，然后再转向东方应对缓慢移动的俄国这一庞然大物。到1914年，法国的大量投资会使俄国铁路系统得以发展，其军队动员周期将缩短至两周，而非德国计划中估计的六周。[273]
俄国的快速发展和流行的“欧洲终有一战”的宿命论使许多德国领导人保持激进态度。一些领导人支持预防性战争，认为德国仍有机会打败俄国，并可以借此打破欧洲对德国形成的“包围”。1914年机会降临了，德国可以选择要么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要么军事上提前打败俄国。[274]
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的侄子、王位第二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被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在随后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对抗中，俄国支持塞尔维亚。7月，德国政府给维也纳开出了一张臭名昭著的“空头支票”，即奥匈帝国可以放心，德国将会“全力支持”对塞尔维亚的报复，即使这将导致“严重的欧洲问题”。[275]
1914年，德国愿意冒与俄国和法国开战的风险，主要是因为担心如果奥匈帝国不击溃其在巴尔干半岛的敌人，那么德国唯一的盟友将会崩溃，在之后与俄国的战争中德国可能将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由于德国的支持，奥匈帝国在7月23日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严厉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要求塞尔维亚允许奥匈帝国特工进入其领土追捕暗杀者的团伙网络。德国知道奥匈帝国是故意将最后通牒设计成让人无法接受的。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收到指示，无论塞尔维亚如何回复，“一定会爆发战争”。经过一周断断续续的外交努力，事件不断发酵，人们开始担心之前决定的后果，变得不知所措。当威廉二世度假回来，得知塞尔维亚接受了奥匈帝国的所有要求时，他告诉战争部长，这消除了“所有开战的理由”。战争部长则回应道，他的国王“再也不能将事件玩弄于股掌之间了”。[276]同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了。
在如今被称为“七月危机”的事件中，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之间都呈现出修昔底德式互动，彼此相互叠加，交错联动。德国决定支持自己的盟友，以防止崛起中的俄国的威胁，这进而导致德国对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宣战。为了迅速击败法国，德国司令部制定的迅速击败法国的作战计划要求德国进攻卢森堡和比利时。但是，德国通过入侵比利时借道打垮法国的做法触及了英国的底线。
德国可能打败法国这件事又让英国担心其几个世纪一直试图阻止的欧洲霸权将会出现。德国公然无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让英国的公众舆论大为震动，因为英国于1839年签订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要求英国保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同时这也使之前对是否参战存在分歧的执政党自由党团结一致。不过，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如果德国成功地成为欧洲霸主，英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将会受到侵犯。显而易见，安全因素是将英国和德国卷入战争的重要因素。正如8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向议会发表声明时所说的，英国不能容忍“整个西欧……在一个单一的力量统治之下”[277]。
正如保罗·肯尼迪巧妙描述的那样，英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认为1914年的冲突“已经进行了至少15年或20年”，冲突的开端是“因为前者希望保持现状，而后者则出于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动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278]
“扭转致命潮流”
1914年事件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欧洲各国多年来战争警告不断，积极备战，但另一方面又对欧洲大陆如此迅速地陷入混乱十分震惊，两者错位严重。[279]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7月9日，英国外交部最高级别的官员则怀疑“奥地利是否会采取任何严肃的行动”，并预计“风暴（将）会过去”。直到7月25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之前，丘吉尔和内阁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爱尔兰内战的威胁上。[280]不到两周之后，欧洲已经陷入战争。
德国于8月2日入侵卢森堡，8月4日入侵比利时。当天，英国要求德国在伦敦时间晚上11点之前从比利时撤军，丘吉尔也在海军部等待最后通牒时间的到来。当大本钟敲响11下，英国并没有收到德国保证信守比利时中立地位的承诺后，丘吉尔马上采取行动，“开战电报”飞向世界各地的英国海军舰艇，要求“开始对德国作战”。[281]
虽然结构性压力使得毁灭欧洲的战争更有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避免。尽管许多政治家后来相信欧洲必有一战，但丘吉尔并非其中之一。不过，即使像丘吉尔这样深厚造诣的历史学家和决策者，也很难理解他和同僚们的所作所为。在发出“开战电报”的十年后，丘吉尔出版了多卷本的《世界危机》。他的分析精辟，文字优美，详尽解释了“我是如何竭尽全力完成这些危险职责中自己所肩负的那部分职责的”。[282]
战争本可以避免吗？丘吉尔承认思考这一冲突根源时“会让人普遍感受到个人是无法掌控国际事务的”。但是，他不相信决定论。他指出，各方本有机会缓解合理的安全担忧，以防止“或至少（推迟）完全放弃外交手段”，并可能阻止卷入战争的“致命潮流”。他进一步想象到：“通过多花些努力，牺牲一些物质利益，采取一些让人着迷的姿态，软硬兼施，我们英国就能实现让法德最终和解以及形成一个巨大联盟从而保证欧洲的和平与繁荣吗？”他表示：“我无法回答。”[283]
在丘吉尔反思这种困境的一个世纪之后，对于英国如何能够在保护英国重要利益的同时也能阻止这股潮流将欧洲拖入战争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简单确切的答案。[284]虽然将英德的情况套用到当代中美关系上肯定不太准确，但却仍然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与德国一样，中国也觉得自己曾在弱势时被强国欺骗，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同时，中国也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和手段。
与此同时，与英国一样，美国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并决心抵抗中国试图改变全球政治秩序的企图。两国都自然地认为自己的行为公正且合理，而对方则是可疑和危险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了解到，如果美国人意识到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下的崛起中的美国在这个发展阶段其实更加贪婪和好战，那么他们或许更能理解中国。
尽管美国咄咄逼人，但英国还是成功地避免了与崛起中的美国发生战争，不但两国旧伤得到弥合，而且还为两国未来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轻易相信产生这种幸运结果的不寻常因素会重演是很不明智的。现在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都存在一种不恰当的乐观情绪，认为一切正常，这反而很有可能会导致两国的结局更接近英国和德国的遭遇，而非英国和美国的“大和解”。
在当今世界，巨大灾难降临欧洲，大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也可能重蹈覆辙，这些都在促使我们效仿丘吉尔的模式。我们应该发挥想象力问问两国领导人，改变他们所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能否“扭转我们所处时代的致命潮流”。我们应该祈祷，我们将能够避免重蹈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关于欧洲战争起因的可悲答案：“啊，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