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
战争是邪恶的，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再做文章就显得有些乏味。没有人因为无知而被迫参与其中，也不会因为恐惧就能置身其外。如果双方都恰好选择了错误的时间采取行动，和平的建议将对此无济于事。如果我们给予了建议但却看到时局的恶化，这就是我们处在关键节点上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修昔底德，“赫莫克拉提斯对西西里人的演讲”，公元前424年
幸运的是，逃离修昔底德陷阱不仅仅是关于理论的问题。在过去的500年中，至少有4个成功的案例，其中崛起国和守成国成功地驾驭了各自国家的巨轮，从而在没有发生过战争的情况下穿过险滩。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当时的西班牙日益崛起并最终取代葡萄牙成为世界海上霸权。第二个案例，也是最新的案例，则是冷战结束后德国跃居欧洲主导地位。这些正面叙述中最具有启示性的另外两个案例发生在20世纪：其一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其二是苏联的崛起威胁了美国作为单极大国的地位。以上这四个案例，都为力图使中国成为第五个“不战”而崛起的案例的领导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让中国的这种情况成为了第五个案例。
西班牙与葡萄牙（15世纪后期）
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的舰队统治着海上贸易航线，使得其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对手和邻国——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the Kingdom of Castile）——被笼罩在其阴影之下。葡萄牙的盛极一时反映了它历史的发展。1249年，葡萄牙的子民成为第一批脱离了穆斯林统治的欧洲人，并建立了一个国家，其疆域大部分沿着当今葡萄牙的边界。此后，在1348年，黑死病夺去了该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仅留下些许体力劳动者去耕种这块多岩石的土地。[533]有进取心的葡萄牙人转向大西洋，并适时地成为了欧洲技术最强和最成功的渔民。葡萄牙的海上实力在1415年后得到进一步增强，此时葡萄牙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夺取了第一块海外领土。[534]为了积累国家实力并光耀故土，伟大的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支持新航海技术，包括轻型快捷帆船的发展，改进了船用索具并绘制详细的地图。[535]凭借着在航海科学领域的先锋影响，葡萄牙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发起了欧洲扩张运动”。[536]1488年，葡萄牙的探险者是第一批为了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道以及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而绕过好望角的欧洲人。
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可以自由地确立其优势地位，因为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正忙于内部冲突。[537]但是在1469年这一情况因年仅17岁的阿拉贡王国（the Kingdom of A-ragon）的斐迪南（Ferdinand）和年仅18岁的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Isabella）的联姻而发生了改变，这使两个王国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他们从摩尔人[538]手中夺回了被侵占的土地，夺回了格拉纳达（Granada）[539]，同时在1492年，他们将摩尔人彻底地从伊比利亚半岛驱逐出去——这一年，他们赞助的热那亚的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开始了他的首次航行。
随着内政的稳定，西班牙的经济开始增长。1474年到1504年间，西班牙王室的税收增长了30倍。[540]一个富裕、崛起的西班牙正大胆地在海外寻求黄金、香料并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正如它的邻国葡萄牙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西班牙的机遇是偶然的。随着1460年航海家亨利的去世，葡萄牙对于创新的资助下降，并且严格禁止出口造船和制图技术。在15世纪80年代，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技能，并且在对大西洋的掌控方面同葡萄牙旗鼓相当。当哥伦布找到亨利王子的继任者若昂二世（King John II），游说其出资支持向西航行，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道并为王室开疆增税时，若昂二世拒绝了这一提议。所以哥伦布转而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寻求帮助，请求赠予其三艘船，册封其为海军上将以及他所发现土地的总督，并索取该殖民地所产出税收的十分之一。[541]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同意了这一请求。[542]
当哥伦布凯旋时，若昂二世意识到自己犯了巨大的错误。由于哥伦布的发现，西班牙成为葡萄牙在海外和海上航线中的强势敌手，威胁到葡萄牙现实的垄断地位。两个国家都担心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因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担心这两个军事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将消耗巨大的人力和财富。[543]
幸运的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决定向上帝在人间的最高代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碰巧，教皇拥有西班牙血统，最近在西班牙的支持下当选）——上诉。作为仲裁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从南北极点出发划定了一条从北到南的线，把西半球分成两部分。其中边界以西的土地归西班牙所有，以东的领土归葡萄牙所有。这一不公平的安排偏袒西班牙，因此葡萄牙最初拒绝了教皇的提议。尽管如此，它还是促成了两国在1494年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该条约所划定的线路从今天的巴西穿过，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巴西人说葡萄牙语，而其他南美洲大部分人都说西班牙语。）两国领导人都宣称这是一次胜利，西班牙将其在探险项目中的股份合法化；葡萄牙也证实了其宣称的通往印度的首选路线。正如历史学家A.R.迪士尼所言（A.R.Disney），《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成为帝国的基本宪章，很好地定义了18世纪中各个领域里‘征服’的意义”。[544]
教皇对于这些势力范围的界定对条约中条款的遵守起到了激励的作用。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服从教皇的权威，教皇具有把国王逐出教会的最高权力。这些国家都把自己的殖民征服行为视作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使命。事实上，当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新殖民主义者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出现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把梵蒂冈认可的框架当作更为牢固的现状的守护者。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敌对关系。
方法1：更高的权威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帮助解决对抗。自从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17世纪创造了民族国家构成的单一的、全球性的社会这一理念以来，理论家们一直梦想着一个由国际法管辖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通过创建联合国来努力实现这一理念。《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一个国际法和组织的框架，从理论上来说，由安理会对其成员进行监督。然而，当时的五大国——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每个国家都坚持保留本国对安理会决定的单边否决权。
《联合国宪章》要求每一个成员国都接受对各自行为的限制，包括对其他成员国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然而，对这些限制进行解释的权利被留给了各成员国。《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各国“自卫权”。美国在2003年对该条款加以新的阐释，称其对伊拉克的攻击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行为，并声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最近，奥巴马总统延伸了这一条款，他单方面下令对7个国家中美国所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组织发动攻击。[545]
根据国际法支持者提供的说法，在过去的70年里，国际社会已逐渐稳定地认可了“基于规则的体系”。现实主义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尤其是当考虑到使用军事力量的时候。他们指出，当强国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作出选择时，便会一再藐视该体系。例如，2016年美国领导了大规模谴责中国的运动，指责中国全部驳回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关于推翻北京对中国南海主张的裁决。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此举是伪君子的作风，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央情报局炸毁尼加拉瓜港口，企图推翻当地的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时，华盛顿同样也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宣判。[546]显然，在这一点上，服从国际权威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在国家能被说服从而服从某一超国家权威或法律框架的约束和决议时，正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世纪所做的那样，这些因素能够在管理可能演化为战争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与英国、法国（20世纪90年代至今）
亨利·基辛格指出了命运的讽刺性转折：“在击败了妄想统治欧洲的德国70年后，当时的胜利者现在却出于经济原因，乞求德国领导欧洲。”[547]1989年，在柏林墙被推倒后，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敦促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阻止德国统一，警告说：“德国人将得到希特勒通过战争都无法得到的和平。”[548]事实上，尽管一个更强、更统一的德国有时会引起愤恨，但德国崛起并主导欧洲的势头已然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出现了，而且其与任何欧洲邻国都不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具有启发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苏联军队占领德国东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领德国西部而结束。这一划分为许多欧洲战略家提供了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法，这一问题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根源。正如丘吉尔所说，当铁幕“横跨欧洲大陆时”，苏联和“自由世界”间的竞争成为了欧洲的主要分裂线。作为回应，美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称北约）。北约第一任秘书长经常提到的俏皮话是：北约的使命是“把苏联人挡在外面，把美国人拉进来，把德国人压下去”。[549]
像让·莫内（Jean Monnet）、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等明智的欧洲领导人下决心不再重复国际政治的模式一样，这一模式曾让欧洲在20世纪成为屠宰场，他们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了深厚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之间。这一贸易网络很快发展成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在这一市场内，商品自由流通且免除关税。这一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宏大的欧洲项目的基石，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超国家的欧洲机构。在建立欧盟支柱之一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中，莫内将其描述为“奠定了维护和平而不可或缺的欧洲联盟的第一项切实的基础”[550]。一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策划了这一计划，甚至想象着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形式的统一欧洲。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每位成员似乎都同意，德国仅仅作为一个附属的合作伙伴。在反省了纳粹政权所犯下的大屠杀以及其他反人类罪行后，德国人也不信任自己，并且轻易地接受了自己在这一欧洲机构中的附属地位。
但是在冷战结束前夕，当柏林墙倒塌时，德国统一的前景出现了。西德的欧洲盟友们则坚决反对德国统一。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反复游说美国总统布什，敦促他阻止德国统一。正如法国驻德国大使公开宣称的那样，德国统一将“产生一个由德国主导的欧洲，不论是东方阵营还是西方阵营都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551]。尽管如此，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仍然推动这一计划向前发展。他们坚持认为，统一的德国仍然是北约的成员国，而非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所寻求的解除武装或成为中立国。对于布什来说，一个由德国领导的欧洲机构将成为其眼中“统一且自由的欧洲”的核心。[552]
正如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所预见的那样，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使其在欧洲大陆占据了主导地位。1989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如今，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英法的总和还要多出40%。[553]当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转变成欧盟（European Union）时，大多数成员国放弃本国货币并创造了共同的货币——欧元，欧洲央行也自然地选址在德国。虽然德国的崛起优势如此明显，但它很快就采取了睦邻团结的政策。正如德国著名学者海尔加·哈夫腾多恩教授（Helga Haftendorn）所说，欧盟允许德国的崛起并获取更大的利益，但要创造“一个‘欧洲化的德国’，而不是一个‘德国化的欧洲’”。[554]
目前，这个欧洲实验仍有不确定性。当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欧元中的矛盾（即空有一个共同货币政策，却没有一个共同财政机构），并迫使德国救助希腊以及其他国家时，许多人预测这将是欧洲共同货币的终结。然而欧元依旧存在。随着欧洲被来自“阿拉伯之春”运动的骚乱国家的难民包围时，欧元怀疑论者再次提出他们的口号，宣称“欧元即将终结”。2016年6月英国决定离开欧盟的“脱欧”公投，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后冷战全球秩序即将瓦解的最后征兆。但正如欧洲项目的设计者们所构想的那样，虽然威胁欧盟生存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欧盟并不会因此瓦解。事实上，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危机为强化因政治阻力而无法实现的一体化提供了机会，使政治一体化成为可能。
德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强国，并且其作为政治领导者也日益活跃，但在军事上仍然存在缺陷。1945年，作为消灭纳粹的一部分，德国被强制解除武装并进行去军事化。美国的安全保障，尤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仍然继续存在，通过消除德国提升军事能力的需求来安抚德国的邻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领导人通过接受国际秩序的后现代概念，将安全视为事物必然的一种自然状态，从而使这种状态合理化。与大多数的欧洲军队相比，今天的德国军队更具有象征性和仪式性，而非作战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军事上被“阉割”的德国在国际政治中并非一个“正常”的国家。
方法2：国家可以被内嵌在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中，这些制度约束了历史上所定义的“正常”行为。德国是一个集经济、政治巨人和军事侏儒于一体的典型代表。它与其邻国在经济上进行一体化，并受到美国霸主“核保护伞”的安全保障。如果经济压力、移民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使得欧盟分崩离析，那么一个日益强大的德国仍然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吗？如果美国削弱甚至撤回北约的安全措施，我们会看到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军事力量的重新国有化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会使德国与其邻国之间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吗？或者换句话说，德国文化的变迁是否内化得太深，使德国人不可能再恢复其军事传统了呢？[555]
美国与英国（20世纪早期）
西奥多·罗斯福成功带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国家反映了权力相关因素的变化。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美国从内战的灰烬中崛起，跃升为一个经济巨人。1850年，英美两国的人口大致相当。到了1900年，美国人口的数量是英国的两倍。[556]美国经济在1870年超越了英国，并在1914年增长至英国的两倍多。[557]1880年，英国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23%。到了1914年，英国的市场占有率跌落至13%，美国则增长至32%。[558]
英美关系在经过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依旧保持紧张态势。在1812年的战争中，英国人焚烧了白宫，而美国则袭击了英属加拿大。许多美国人（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在内）都没有忘记，英国曾在美国内战期间认真地考虑支持南方邦联州（Confedera-cy）。[559]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其对于被尊重和扩大影响力的诉求也随之增长。1895年，当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发生领土争端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要求英国接受美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仲裁，即承认“美国在这块大陆上拥有实际主权”[560]。英国一开始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坚称“英国是一个领土面积大于美国的美洲力量”。[561]但当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暗示以战争相逼时，英国最终同意了美国的仲裁。[562]
在收到克利夫兰的消息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对财政部长说，与美国的战争“在不远的将来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此他指示海军部进行预算审查，并警告说美国将是一个比法俄同盟更加可能的对手。[563]虽然美国海军相较于英国皇家海军来说规模仍然较小，但它正在不断壮大中，尤其是在美国西班牙战争以及罗斯福胜选后，这一发展势头更加强劲。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塞尔伯恩伯爵（Earl of Selborne）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场景：“如果美国人愿意为他们能轻易负担得起的东西花钱，他们就能逐步建立一支海军，并且远比英国的规模大。”[564]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者，同时深陷南非战争的泥沼，英国无法应对所有威胁。尽管美国是其最强大的敌手，但德国和俄国也对其构成了更近的威胁。而且，与此不同，在欧洲英国可以在竞争性大国中间充当平衡者的角色。而西半球没有美国的对手，因此英国难以指望寻找美国的对手作为英国的盟友。英国的加拿大自治领本身就没有能力保卫自己。[565]
这些艰难的境况使得英国领导人养成了适应性心态（ac-commodation mindset），其目的在于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哪怕是付出任何代价。海军部是当时英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总基地。在1904年，当时级别最高的海军军官，第一海军大臣杰克·费希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上司，英国应该“用一切手段来避免这样的战争”，他警告说：“英国几乎不可能逃过被美国击溃和羞辱的结局。”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羞辱的含义：“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争执或出于何种原因，加拿大都逃脱不了它的命运。”[566]正如塞尔伯恩伯爵总结的那样：“如果能避免的话，我永远不会跟美国发生争执。”[567]与英国要员们的态度相符的是，英国给予美国关于英国“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568]的豁免权，这一标准使英国维持了与两个最大竞争对手相媲美的战列舰数量。[569]
此外，英国海军部意识到，如果他们不减少其他地区（包括英国本土）的军事部署来把资源向美国倾斜，则无法撼动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因此英国海军部有意忽视了军方在对美战争中一再要求保卫加拿大的作战计划。相反，海军部建议维持良好的英美关系。[570]英国承认了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并对于西半球的争端作出了连续让步。因此，历史学家安妮·奥德总结道：“到1903年底……英国默许了美国从委内瑞拉到阿拉斯加的霸权地位。”[571]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愿意向美国屈服的行为反映了两国不仅共享同样的种族和语言的遗产，而且拥有同样的政治文化和治理模式。但是冰冷的现实主义是主要的驱动力。[572]
面对离自己更近、更为危险的威胁时，英国的选择是接受限制。如果俄国和德国在这一时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威胁性，英国会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吗？我们无从得知。但很明显的是，此时的权力平衡已被打破，英国没有把战争看作一种限制美国崛起的可行手段。正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902年深刻反省的那样：“这是非常悲哀的，但是我认为美国仍然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英美之间的鸿沟无法挽回了。如果我们当初干涉了美国内战，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力量降到可控的比例。但在国家的发展中，这种机会稍纵即逝，不会再有。”[573]
在比较英国对于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崛起国的反应时，20世纪最伟大的国际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认为“英国对美国作出的让步”是“导致后来一切发生的关键”，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则选择了将独立、发展海军和军事力量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虽然罗斯福总统可能对轻微冲突饶有兴致，但梅认为他“谨慎地避免犯下德皇威廉二世般的错误，不能威胁到英国的实际安全”。英国可以说服自己，美国海军可能会在西半球或东亚服务于英国的利益。这一决断显然是受到了两国间广袤的大西洋的推动，海洋将两国分割开来，削弱了美国对英国的直接安全威胁。相较之下，德国则更为接近英国本土，其发展海军显然意图阻止或打击英国。面对这样具有挑战性的情况，梅指出：“英国选择了必要的抉择，即在每一场争端中都向美国让步，并给予美国应有的尊重。”到了1906年，当英国新的自由党政府上台时，时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宣布，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已经成为英国的“基本国策”。[574]
英国领导人在不牺牲英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找到了满足美国不合理需求方式的技巧，这是一个娴熟外交技巧的教科书范例。以历史学家们所称的“伟大和解”为基础，英国弥合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敌意。因此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英国能指望美国成为其战争物资和资金的关键来源。在德国潜艇开始攻击美国舰艇时，华盛顿与伦敦一道加入了战争。如果英国没能获得美国的贷款和物资供应，以及后来与美国建立军事伙伴关系，德国很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在凡尔赛和谈中，英美两国也站在同一战线上。战后，美国制定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对每个国家的海军军舰数量进行了限制，英国在该条约中与美国有同等地位。但英国的战争债务使得其无法建立起一支能与美国相抗衡的海军。[575]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世界再次被战争所吞噬，英美两国仍然作为亲密的盟友并肩作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努力塑造和平，巩固了两国间仍可称为“特殊”的关系。
方法3：精明的政治家做应该做的事情，并能区分需求和欲望。残酷的事实很难被忽视。随着美国在所有的重要方面超越英国，美国人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变得更加明显。从在委内瑞拉的争端到与加拿大争夺阿拉斯加，英国可以精心挑选一场战争，或是随机发动战争。但是英国知道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胜利的可能性很小。此外，它还面临着邻近本土的其他更为严重的战略威胁。因此，英国明智地作出了最好的选择，在不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的情况下，设法满足美国的需求。英国此举给美国统治阶级留下了两国可以共同分享利益的印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它们在利益上的分歧，从而为未来的更大合作（以及伦敦的更大利益）铺平了道路。在其全球帝国如此坚定地与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英国可能很容易——也可能是错误地——认为其在美洲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把舰队从西半球转移的举措并没有削弱其国际地位或危害其安全体系，这一举动被证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身力量的及时重新平衡，同时延长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方法4：时机至关重要。机会之窗往往会出乎意料地打开，然而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关闭。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敏锐地观察并捕捉到了这一点。如果英国领导人在1861年得出结论说，崛起的大陆霸主美国将对英国的核心利益造成不可容忍的威胁，那么明智的选择可能是在美国内战中代表南方邦联进行干预，并将美国的实力“降低”到“可控制的比例”。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20世纪初在美国领土上可能存在两个较弱的、敌对的甚至是交战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拥有加拿大的制海权和安全位置，它可能发现美国领土内的两国在委内瑞拉、阿拉斯加和其他地区的领土争端中有更少的索求。但不论是在国家的历史还是个人的生活中，机会一旦错过就不能重来。
预防性干预对个人来说是一个经典难题，对于民主国家来说，这会变得尤其令人烦恼。当干预成本最低且行动效率最高时，行动的需要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在所有国家都看到了行动的必要性，且支持或默许开展行动时，有效干预的成本已经上升，有时甚至达到了令人望而却步的水平。对政府来说，尤其是对民主政府来说，许多政党在行动之前必须达成一致。因此无论是应对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还是频繁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预防性干预这一难题没有找到平衡点，反而是其更倾向于拖延，而不是真正起到预防作用。
方法5：文化的共性有助于防止冲突。因为英国和美国共享一种语言和政治文化，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可以以此安慰自己说，尽管英国在大多数领域都已雄风不再，但它的价值观将保持主导地位。他们可以驳斥那些认为英国要么与美国一战，要么面临自身生活方式和历史使命消亡的观点。恰恰相反，许多英国人抱着这样一种想法：“讲英语的民族”将继续统治世界。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所说的：“这些美国人代表了新罗马帝国，我们英国人则像古希腊人，必须教他们如何去变强。”[576]
苏联与美国（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https://www.daowen.com)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严重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想法对当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自从苏联在1991年解体后，美国人把俄罗斯看成一个衰落的力量：软弱又迷茫；最近，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像是被愤怒蒙蔽了双眼。命令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经济和政治模式一再表现出它们早已失效。因此，当我让哈佛大学的学生去读20世纪中旬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分析基础》（1964年版）时，他们都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这本书预测，到1980年中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将超过美国。[577]
20世纪带有一系列世界大战的烙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后者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战争。在最后一场战争中，交战方都认为胜利的赌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个国家都准备冒着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死亡的危险去击败另一个国家。经过近40年斗争，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了；华沙条约组织于1990年解体；在1991年的圣诞日，苏联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冷战最终以苏联的悲鸣而告终，而不是以双方所想的最后一次核战争而终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次罕见的胜利。自1945年以来美国所投入的热战其进展都一塌糊涂，冷战缘何能如此成功地被化解？政治家们能从中得到何种启示呢？
“冷战”这个词是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著作《1984》里面创造的。在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之后，美国和苏联都精疲力竭了。这场冲突迫使它们作为盟友作战，因为战胜纳粹德国需要合作。（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他“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578]）很明显，在把东欧国家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后，苏联军队将留在那里。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努力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策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它的盟友正成为其最大的敌人。
这一战略的基础是对苏联的摩尼教徒式的看法。政治家们引用了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的话，把苏联描述成“和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一样的与民主不相容的敌人”。[579]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的九个月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当时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代办）从莫斯科向美国发回一封“长电报”（Long Telegram），在电报中他警告说，信奉扩张主义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是一种“狂热的政治力量，它认为与美国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凯南说，苏联共产党认为“如果要保存苏联的力量，那么破坏美国社会、抛弃美国传统方式、摧毁美国国际权威都是必要的”。[580]面对这样的对手，美国只能摧毁它或者改造它，才能得以生存。
战后初期苏联的侵略行动验证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这一假设。1948年苏联支持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变、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以及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这一系列活动中都有共产主义的影子。1949年，苏联测试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对“绝对武器”的垄断控制。[581]尽管苏联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破坏，但苏联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的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快得多。[58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苏联经济翻了一番，在下一个十年内又增加了一半。[583]苏联经济增长带来的新财富主要用于军事开支。正如冷战期间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而后任国防部长一职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所说：“苏联在25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建设，对国际权力平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84]结果是，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演讲“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将埋葬你”的时候，没有人因此发笑。
在核时代之前，这样的威胁将引发全面战争——一场热战，像美国、英国及其盟友刚刚与纳粹德国进行的那场激烈的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敌人的无条件投降是最低的作战目标。但是，尽管美国声称有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进攻并击败苏联——事实上美国也认真考虑了这一选择——但它最终没有这么做。[585]在苏联试射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战略家们开始苦苦思索与苏联的竞争，他们知道之前所熟悉的战争形式很快就会过时。[586]
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美国外交史上出现了最大的战略想象力的飞跃，从凯南的“长电报”和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毕业演讲（后来发展为“马歇尔计划”），到保罗·尼采（Paul Nitze）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一份奠定了美苏军备竞赛基础的绝密备忘录）。我们现在称之为“智者”的美国领导人为了准备一场从未面对过的新形式战争，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战略。[587]克劳塞维茨教导我们，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其他手段的延伸。[588]当对外政策、外交和谈判手段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确保国家的利益之后，陆军、海军和空军可以用其他手段继续施加影响。但是如果军队的直接干涉会有导致国家灭亡的风险呢？在此情形之下，必须探索替代性方案。因此，他们发明了“冷战”作为战争的新手段，想方设法减少主要战斗人员之间的直接交火。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美国和苏联在每一个方位上都进行了系统且持续的互相攻击。这些攻击包括经济战、信息战、隐蔽行动，甚至韩国的代理人战争（苏联飞行员对美国部队进行秘密轰炸）、越南（苏联士兵在那里操纵空中防御系统击落数十架美国飞机）、安哥拉和阿富汗（其中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地方穆斯林游击队秘密地与苏联军队作战）。
在进行这种新形式的战争时，双方都认识到，“冷”冲突很容易变成“热”战争。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它们暂时接受了许多不可接受的事实，这些包括苏联影响下，东欧国家、中国、古巴和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此外，双方围绕美苏竞争编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限制性网络——肯尼迪总统称之为“关于现状的不稳定规则”。[589]例如，为了降低突然进行核打击的风险，双方通过军控谈判提高透明度，并增加了双方对于对方不会发动第一次打击的信心。为了避免飞机或船只的意外交火，双方商定空中和海上的精确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竞争者默契地同意“三不原则”：不使用核武器，不直接攻击对方的武装力量，不在对方公认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军事干涉。[590]
对于21世纪的美国学生来说，也许冷战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居然有一个持续了40年之久的、连贯的、两党共同的大战略。现在大多数人都记得“遏制”战略。事实上，美国有一个复杂的冷战战略，它建立在三大理念之上。第一个理念认为苏联是美国核心利益的存在性威胁——或者说是对美国的国家存亡的威胁。苏联军队威胁要吞没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就像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势力如野火般蔓延一样。苏联不仅巩固了作为帝国外部疆域被控制的东欧国家，而且威胁要颠覆和破坏美国的欧洲盟友（包括希腊、法国和意大利）的内部团结和政权稳定。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说：“苏联不同于以前的追求霸权的国家，它被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所激发，与我们美国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并试图把它的绝对权威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尽管缺乏积极的反应，美国战略家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扩张很快会引发毁灭性的战争和社会经济的消耗殆尽。
美国冷战战略的第二大理念回答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根本问题。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直截了当地指出的那样，冷战的目的是“保持美国作为一个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完整的自由国家”。这句话值得我们驻足反思。在一个许多国家将“美国领导权”视为一种需求的世界中，美国需要作为全球警察来保卫那些不能或不愿意去保卫自己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冷战专家对“美国第一”的明确承诺将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且对国际主义者具有强烈冒犯性的辞令。但是这些政治家没有对此道歉：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和成功不仅仅是美国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而且是美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这是美国实力在世界上实现任何更大目标的必要前提。
第三个理念建立在第二个理念的基础之上。它呼吁美国转变其历史上对于纠缠错落的同盟关系的厌恶态度。虽然美国可以选择撤退到美国本土这一堡垒里，正如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前几个世纪所做的那样，但冷战专家判断这条道路在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不再可行。美国为其生存和福祉考虑，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威尔逊总统的浪漫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尔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可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冷战战略家们认识到，从苏联的威胁中幸存下来将是一个长期工程——非常长期的工程。
冷战事业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和战略（两个）重心：欧洲和日本。在一系列措施涌现出来的时候，这些务实且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创造了“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提供基本的全球经济秩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同盟（确保欧洲和日本深深地融入到反对苏联的运动中）；以及联合国——它们都是一个全球秩序的组成部分，它们试图一步步地花上几十年时间来建立全球秩序。这一秩序旨在击败苏联这一对手，从而首先推动美国的和平、繁荣和自由事业的发展，然后扩展到它的盟友，最后惠及其他国家。
在对抗苏联时，这一战略寻求同时在三线作战中赢得胜利：遏制苏联扩张，阻止苏联破坏美国重要利益，破坏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实践。遏制，即阻止苏联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遏制的目的是击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发展的言论。苏联的扩张可以被阻止，这种阻止可以不采取与苏联军队直接对抗的方式，而是通过威慑来达成——使用威胁手段来报复苏联的侵略，将会给其增加不可接受的损失。
对苏联这个对手的破坏开始表现在美国领导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胜过苏联命令控制型经济和政治模式，比独裁政治更好地满足公民的需求。它也试图通过干预苏联盟国的内政来放大苏联战略中的矛盾，例如鼓励像波兰这样的苏联邻国或中国这种盟国发展民族主义——美国相信国家认同比“社会主义新人类”的梦想更持久。此外，通过劝说苏联领导人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赫尔辛基协定》中对普世观念作出书面承诺，美国的战略提升了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自信地认为这些都是人类应有的财富。为了给这些努力锦上添花，美国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内部进行了公开和隐蔽的行动，以破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591]
方法6：除了核武器之外，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些观察家称21世纪与过去的日子有太大的不同，以至于先前的经验教训已经不再适用。当然，此前很难找到像当前一样高度发展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和无所不在的全球传播的先例，或者是从全球气候变化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全球性威胁。但是正如我的同事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戈夫（Ken-neth Rogoff）在对过去8个世纪中350次金融危机的分析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此前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遭遇的这次危机是不同于以往的。[592]莱因哈特和罗戈夫支持修昔底德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人类社会尚存，我们就可以预见人类事务的重复模式。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欧洲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就是英国作家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的《伟大的幻觉》（The Great Illusion）。它说服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包括许多像伊舍子爵（Viscount Esher，因英军在1902年底结束的布尔战争中表现不佳，他受命负责重建英国军队）这样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书中的观点阐述到，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战争成为一种幻觉：此事“无关紧要”，因为“好战的人并不会在地球上传承”。[593]
然而，最关键的是，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早期与先前的任何时代都不一样：核武器这种东西从未有过先例。爱因斯坦在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之后说到，核武器“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对核武器负有责任的人们的想法在改变。政治家们知道，如今装有核弹的军火库，其威力将会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中使用的所有炸弹。他们知道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可以真正消灭地球上的生命。因此，核武器拥有国际关系研究者所说的“水晶球效应”。[594]任何一个考虑对具有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发动核攻击的领导人，都必须面对本国数亿国民被杀的惨状。无可厚非，这一点已经反复地迫使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决断。[595]
方法7：“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AD）[596]使全面战争变得疯狂。在1949年试爆了第一颗核弹之后，苏联迅速发展出了一个庞大和复杂的核武器库，并创造了核战略家们公认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这说明了美国和苏联都不可能在敌人发动致命的核反击之前，用首次核打击摧毁对手所有的核武器。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击败另一个国家的决定是一种自杀性的选择。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实际上，美国和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是一对不可分割的连体双胞胎。虽然每个人都有头脑和思维，而且想要自主行动，但他们的骨干已经融合成一体。在他们共同的胸膛中跳动着一颗共用的心脏。在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天，二者会毫无疑问地同时死亡。正如这个比喻所带来的尴尬和不适感一样，它抓住了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决定性事件，并且它仍然是许多21世纪的美国人不知道冷战为何结束的决定性事实。美国和俄罗斯都保留着超级大国时期的核武器库。因此，无论俄罗斯多么危险、多么应该被扼杀在襁褓中，美国都必须努力找到与之共存的方法，否则就面临共同的死亡。里根总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一场核战争是不可能赢的，因此核战争永远不应该被发动。”[597]
如今，中国也发展出了强大的核武器库，并且参照美国，也创造了一个21世纪版本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美国在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时认识到了这一现实，即不得不移除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防御系统（在当前条件下，针对中俄两国部署更多的防御武器是不可行的）。[598]因此，在第二种情况下，正如丘吉尔关于苏联的评论那样，一个“极度的讽刺使安全将会变成‘恐怖’之子，并将成为‘灭绝’的孪生兄弟”。[599]
方法8：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在美苏竞争间所施加的约束与美国的战略家们对如今的中国的思考息息相关。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向超级大国地位的迈进创造了一个被公认为“两极世界”的概念。两个国家都认为保全自己的生存需要消除或转化对方。但如果里根总统是对的，这一点必须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实现。
不论是此前的对苏战略还是现在的对华战略，有一点是让美国不愿接受但又无法否认的：一旦两个国家拥有无懈可击的核武库，热战就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两国必须在外交政策中将这一残酷的事实考虑进去。重要的事情需要重复一遍：我们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婴儿。这意味着双方都必须妥协，即使它们会觉得无法忍受，但还是必须限制自己和盟友采取可能升级到全面战争的行动。
冷战将这一真理渗透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面对苏联时的心理和行动中。但是如今，许多政策制定者把这看作“古代历史”。当代美国领导人中没有人参与过那次历史。很少有人有过这种经历。虽然中国在建造超级大国核武器库方面进展缓慢，但不像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那样，中国近年来从未进行过核试验。不过个别中国军官仍然引用毛泽东主席当年的大胆声明，声称即使在核交战中失去了3亿名公民，中国仍然能存活。[600]
美中两国需要在领导人之间进行反复的、坦诚的对话——在军事官员之间开展交流讨论，使得双方意识到双方威胁或使用核武器会引起战争——借此帮助双方领导人理解战争不再是可行选项这一不自然的事实。如何使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这一重大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方法9：超级核大国的领导人仍然必须准备冒着打一场他们可能不会赢的战争的风险。“核悖论”是无可避免的。在一个被“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约束的竞争中，没有国家可以赢得核战争，但这不是问题的终结。自相矛盾的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表现出愿意冒着输了这场战争的风险，否则就会在博弈中成为输家。回顾第八章所提到的“小鸡博弈”，而且考虑这一悖论中的每一种条件。一方面，如果战争爆发，两个国家都会输。对于理性领导人来说，选择让亿万人民死亡是毫无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主席是在防止共同灾难的挣扎中成为了伙伴。这是两国的约束，两国领导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另一方面，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冒险发动（或输掉）一场核战争，那么它的对手可以通过创造条件，即迫使更负责任的大国在妥协或冒着升级为战争的风险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从而实现任何目标。因此，为了保障核心利益和价值，领导者必须愿意选择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
幸运的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网络竞争中可以看到类似的、不那么致命的互动。在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宣布：“在我当选总统的第一天，我将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采取适当的对抗措施。”[601]政治和经济建制派拒绝了他的威胁，认为鲁莽的言论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贸易战。该机构同样拒绝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的类似威胁。但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华盛顿都不愿意与中国进行贸易对抗的话，中国领导人怎么会停止“像拉小提琴一样玩弄美国，一路微笑着去银行”（用罗姆尼的混合隐喻）[602]或“掠夺我们的国家”（正如特朗普所说）[603]，如货币贬值、补贴国内生产商、保护他们自己的市场。正如美国必须愿意冒险与中国进行经济战，以激励保护其经济利益的约束因素，华盛顿也必须保留核战争的选择，以可靠地阻止像中国这样的真正的、潜在的对手。
通过整理以上案例，又可以延伸出另外三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方法。
方法10：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加剧了战争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变得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一方不能在不伤害自身的情况下将经济创伤强加给另一方。许多人希望这紧密的贸易和投资网络能防止战争，但他们错了。当战争真的爆发时，柏林和伦敦所遭遇的经济后果是非同寻常的。
同样地，当前美中经济关系如此互相依赖，以至于它们创造了类似“相互确保摧毁”的局面，而其被称为“经济‘相互确保摧毁’”（MAED, 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604]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战争阻止美国购买中国商品，中国也不买美元，那么对双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几乎肯定会超过战争所能带来的任何收益。在安杰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提出的类似论点的基础上，“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支持者提出了两个进一步的考虑。一些人认为安杰尔的观点是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胜利者所获得的收益。如果给予他们重复选择的机会，没有人会选择战争。既然现在已经清楚了，下一次政治家们会更聪明。另一些人则强调了之前的事例与目前美中经济关系的差异。贸易和投资水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相当，但供应链将不可或缺的生产商与不可替代的消费者联系得更加紧密，几乎所有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从苹果手机到波音飞机，都是由中国的零部件制造而成的。
此外，中国政府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上下了“宇宙赌注”，它可以出售其产品，并在每天抵达的油轮上运送石油，为工厂、汽车和飞机提供动力。所有这些都是维持经济增长率所必需的。美国不仅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市场。三分之二的中国石油进口横跨美国海军为监护人和最终仲裁者的海洋，而且美国的这种地位将会持续到长远的未来。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必将意味着两个经济体的终结。即使那些认为“经济‘相互确保摧毁’”夸张的人也会同意这一观点，即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在这两个社会中创造了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它们在生产关系中拥有巨大的利益，这也鼓励它们成为提倡和平的游说团体。
方法11：联盟可能是致命的吸引力。从斯巴达对雅典的反应到英国对德国的反应，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文件中的例子显示了挑战规则的崛起国动态使得各方寻求盟友作为平衡。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自信心提升所产生的负面反应感到惊讶。日本、韩国、越南甚至印度，不仅对美国更加关心，而且它们之间也更加合作。历史上，这样的联盟力求建立均势，以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但这种联盟也会产生风险——因为联盟关系是双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更是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如第四章所述，欧洲政治家在试图防止流血事件时，建造了一个“世界末日机器”，这种机器可以引发一场无关紧要的暗杀，进而引发一场大战。
历史记录也告诉我们，并非所有条约都是平等的。防御性联盟是有条件的，例如雅典向科西拉承诺，若科西拉受到非挑衅性攻击，它将帮忙科西拉进行防守。另一端，德皇给奥地利皇帝的“空白支票”为他在1914年引发战争的鲁莽冒险壮胆。虽然《美日共同防御条约》第5条中美国的承诺并不等同于德皇对奥地利的保证，但要求大多数美国外交官解释为什么这样承诺的问题就能让他们一筹莫展。鉴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在该地区创造了对美国保护更大的需求，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仔细审查在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协议中美国必须要承担的是什么。
方法12：国内的绩效表现是决定性的。国内事务比国际事务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其中三个因素最重要：经济表现创造国家权力的子结构；治理能力让国家为达到目标调动资源；而国家的精神维持前两个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更强大、政府更有能力和团结一致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选择和行动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戴蒙·鲁尼恩（Damon Runyon）提道：虽然比赛并不总是偏向迅速者，战斗不总是偏向强者，但这应该是下赌注的方式。
英国见证了美国的经济规模从1840年英国的一半增长到19世纪70年代的平等规模，到1914年成为英国经济的两倍。如前所述，这推动了海军部的现实主义者采取了妥协政策。如果美国经济蹒跚，国家分裂为二，或者其政府腐败或其政治因分歧而瘫痪、爆发内战，英国在西半球的角色可能一直会持续到20世纪。
如果苏联能够保持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成为世界上领先的经济强国，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证明有能力克服民族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人”。莫斯科就不仅可以巩固在欧洲的地位，而且可以巩固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如果它的伙伴——中国——通过“解放战争”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先锋，正如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看待越南战争一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巨无霸可能会掩盖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如果资本主义的危机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里持续大萧条的原因，一方面，西欧国家可能会屈服于社会主义明显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们可能被克格勃颠覆。
幸运的是，这些只是如果。相反，正如凯南所预见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证明了其更有能力给人们提供想要的经济、政治和个人利益。尽管经历了几十年惊险和可怕的崛起，苏联的失败是因为它所坚守的命令控制型经济和缺乏竞争性的极权主义政治。
有了这些过去的方法，我们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