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何去何从？
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
——修昔底德，“雅典人对尼罗斯人的演讲”，公元前416年
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科学怪物。
——理查德·尼克松
根据华盛顿的计划，本章应该为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提出一个新战略，包括一份承诺与北京建立和平与繁荣关系的待办事项清单（to-do list）。但试图将这一挑战勉强套用于该模式只能说明一件事：未能理解本书所讨论的困境的本质。
美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国战略”——或者这些日子华盛顿所采取的战略——而是应该认真地停顿反思。如果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结构性转变引发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那么呼吁“更强大”或“肌肉发达”的战略转向将会比服用特强装阿司匹林来治愈癌症更没什么价值。如果美国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美国的“战略”与英国、德国和俄国的领导人在梦游一般进入1914年时的幻想进行对比。
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5000年文明来说，没有“解决方案”可以使其迅速复苏。这是一种状况，一个必须经过一代人管理的长期状况。构建一个与此挑战相匹配的战略方针需要多年的、甚至是多方面的努力。其战略难度将不低于从凯南的“长电报”到尼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四年辩论，直到最终形成美国的冷战战略。这将需要像“智者”头脑那样敏锐的洞察力。简而言之，它将要求一些远远超出我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看到的任何东西。这本书希望在今天引发类似的争论。为此，本章为那些寻求逃离修昔底德的陷阱、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提供了一系列原则和战略选择。
从结构性现实出发
俾斯麦夸大了他所说的治国之道，即实质上是要倾听上帝的脚步，然后在他走过的时候抓住他的衣服。但是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跟随历史的潮流而不是制造历史潮流。领导者越明确地了解潜在的趋势，他们越能成功地塑造历史。
在华盛顿，官员们在碰到问题时提出的第一个疑问是：该怎么办？但“不要只站在那里，做点什么”是政治条件反射，而不是战略思考。战略思维要求先诊断后开方。如果外科医生在首次讨论您的症状后，立即准备将您送入手术室，您一定会反对。同样，尽管危机的紧急情况反复出现，而且政治压力显得很明确，但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应该认真对待那些尚未首先深刻理解当前挑战的政策顾问的建议。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探索通往中国的开放之路时，没有人想到，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中国能构建出一个像美国一样强大的经济体。他们关注的重点在美国的对手苏联身上，他们的目的是扩大中苏在共产主义集团中的分裂。这一策略奏效了。但是当尼克松接近生命的尽头、反思事件的进程时，他向他的朋友和前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透露：“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科学怪物。”[605]
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庞然大物。以衡量经济表现的最佳标准来看，在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后的35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从美国经济规模的10%，飙升至2007年的60%，2014年美中经济规模同等，而如今则上升至115%。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3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比美国大50%。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经济规模的近3倍。[606]这将意味着中国拥有三倍的资源用于影响国际关系。
这种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将创造一个超越美国政策制定者现在能够想象的世界。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念始于美国军事的霸主地位。但是，为什么华盛顿拥有当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呢？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它在国防上的投入比所有竞争对手多几倍。2016年美国国防预算超过了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的国防预算总和。美国为什么能够主导并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则呢？虽然许多美国人都想夸耀是因为他们的智慧、美德或魅力，但事实是，国家的压倒性实力是决定性因素。
全球经济的巨大变化正在使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的几年里，各国领导人都坚持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增长。然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率已经暴跌。美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平均仅为2%。欧盟经济表现更糟，直到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仍低于衰退前的水平。
唯有一个主要的经济体保持增长。尽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仍然超过7%。因此，自2007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40%都来自一个国家。在比较两个竞争对手的力量时，最重要的不是绝对增长，而是相对增长：你成长的速度比我快多少。通过这种“增长差距”，中国的表现更令人印象深刻。自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之间的这种差距实际上已经扩大——从2007年之前的10年平均比美国快6%，到此后几年的7%以上。
治国方略中最根本的挑战是认识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很有可能会破坏国家安全，无论是何种威胁形式或表面看起来多么合法，都必须抵制它”[607]。更强大更有实力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个挑战吗？“军事首要地位”对于保障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是否至关重要？美国能否在一个由中国制定规则的世界中茁壮成长？一个由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世界？当我们认识到新的结构性现实时，我们不仅愿意提问，而且愿意回答那些激进而且肯定令人不安的问题。
应用历史
应用历史是一门新兴学科，试图通过分析历史先例和类比来阐明当前的困境和选择。主流历史学家从一个事件或时代开始，试图提供事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应用历史学家从当前的选择或困境开始，分析历史记录，以提供观点、激发想象力，找到揭示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的线索，提出合理的干预措施，并评估可能出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应用历史是衍生出来的：依赖主流历史，就像工程学依赖物理学或医学依赖生物化学一样。在我们编写的《应用历史宣言》中，我的同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向我提议，白宫应建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类似于经济顾问委员会。[608]它的第一个任务是回答关于中国崛起的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美中竞争是什么样的？在犹如患有失忆症的美国，一切都被宣布为“史无前例”。但应用历史学家们问：我们曾经见过这样的事吗？如果是的话，在早期的事件中发生了什么？从这些案例中我们能得出什么见解或方法来处理当前的问题？这些历史学家当然会告诫繁忙的政策制定者不要轻率地进行类比。想要找到一个引人入胜的先例（例如，德国的崛起），断定中国的崛起“就像那样”，并直接采用这种药方，这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正如我已故的同事欧内斯特·梅不厌其烦说的那样，差异至少与相似之处一样重要。[609]
虽然21世纪确实带来了一些独特的问题（而本书认为，中国崛起的规模、速度和幅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前所未有的），但它们都存在重要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文件中的例子。作为应用历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实践者，亨利·基辛格警告说：“历史当然不是一本提供预先测试食谱的烹饪书。”它可以“阐明行为在类似情况下的后果”，但“每一代人都必须发现，对于自己来说，事实上哪些情况具有可比性”。[610]
我们白宫历史顾问委员会应该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迎来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挑战”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一张快照而已，如果让我们看完整部电影的话，我们对此问题还会这么想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竞争有助于揭示问题的复杂性。它还提醒我们，即使问题已经“解决”，潜在的问题可能会持续数年。回顾将我们带到这现状的一系列场景，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抵制一种美国倾向，这种倾向只关注他们当下看到的事情，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只着眼于未来，立即寻求问题的答案：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是，外国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同样的事件演变？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所指出的：“我们对现在的所有信念都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看法。”[611]政策制定者不仅有责任在行动前理解即将到来的问题的相关历史，他们还必须试着了解外国同行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认清美国冷战后对华战略的本质矛盾
虽然“转向亚洲”是奥巴马政府最引人瞩目的外交政策举措之一，但事实上，这主要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下，对中国采取的策略的一种修辞性的重新包装。[612]这种策略被称为“既接触又提防”（engage but hedge）。[613]它的根本缺陷是它准许一切，无一禁止。
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说，这种主义允许每个政府部门都遵循其自然倾向。一方面，国务院和财政部进行“接触”——从贸易、金融和技术转移到教育和气候，热烈欢迎中国成为国际协议和机构的一员。有时，它们指责中国的做法不公平，但他们最为优先的事情仍然是与中国建立关系。因此，美国官员通常会忽略中国持续的人为操控行为，或者接受北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许条款的要求。另一方面，国防部和情报界“提防”。他们努力保持军事优势，加强与关键盟友和朋友的联系，特别是日本、韩国和印度，开发情报资产，并准备好会与对手产生冲突，他们不允许发言，但他们开发特定的武器系统并制定作战计划。
本质上，这一战略设想了一个跟随德国和日本脚步的中国。与这些国家一样，中国有望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接受其地位。当被要求解释他们的理论时，支持者们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它将在其获得认可的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从而及时成为“利益攸关者”。[614]此外，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在自我管理方面，他们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为我们在日本、韩国等地看到的那种民主改革铺平道路。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间，当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是击败苏联时，通过支持其经济增长，甚至帮助其建立军事和情报能力来强化中国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但是，当冷战结束以及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美国战略家应该听取基辛格所提出的基本挑战，并反思国际环境的根本变化将如何损害美国的重要利益。[615]然而，大多数人都沉浸于胜利之后的庆祝与遗忘之中。在新的“单极时代”的宣言和“历史终结”的宣言中，其中所有国家都会接受美国的安排，在美国设计的国际秩序中扮演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角色。在这张宏图上，中国只是一个被抛在脑后的想法。
李光耀评估了美国的“既接触又提防”策略，发现了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它这样做，就会崩溃”。其次，将中国与德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忽略了后两者先在热战中被击败，之后被美国军队占领，并统治了一段时间，美国高级指挥官甚至制定了它们的宪法。相反，用李光耀的话来说，中国将坚持“作为中国被接纳，而不是西方的荣誉成员”[616]。
反思所有的战略选择——包括那些丑陋的选择
只有在政治和官僚机构中扎根，一个“战略”（在一案例中，即“既接触又提防”）才能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的三届政府中存活下来。无疑，与中国接触，对于雇用低成本中国工人生产商品的美国公司以及购买商品的美国消费者来说，都有巨大的利益。以防备这样一个巨大对手为理由，五角大楼能够维持600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和军事服务所依赖的主要武器系统。(https://www.daowen.com)
问题是，是否存在明显不同的战略备选方案，这些方案与当前的战略相比可能是可行的和可取的。为了激发读者、国家安全官员以及其他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界人士的想象力，本章最后简要介绍了四种潜在的战略选择。这些战略从容纳（基本上是从20世纪英国政策到美国的指针）延伸到政权更迭，甚至国家分裂（正如英国可能与美国打交道，在内战中协助南方邦联一样，以及有些人认为美国正在鼓励乌克兰进入西方的怀抱一样）。大多数的战略选择可能看起来有些失礼或不明智，但总的来说，它们为美国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来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
容纳
容纳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反对者试图将其与绥靖政策混为一谈。但这两者在战略领域并不是同义词。容纳是通过调整与严肃竞争者的关系来适应新的权力平衡的一种有力的措施——实际上，这是在不诉诸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不利的趋势。容纳有两种：特别的和谈判的。
英国政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美国的政策——在政府断定它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容纳”的例子。它展示了如何能带着一种清晰的优先感优雅地进行特别容纳，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新兴的超级大国意识到重叠利益的方式。正如我们在第九章所看到的，英国对美国的“宽容选择”是避免战争的关键因素。例如，在委内瑞拉的领土争端中，英国最终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即英国接受门罗主义下的仲裁。同样，英国也免除了美国的“两强标准”，该标准要求英国承诺维持海军力量等于下两个最大竞争对手的总和。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协议》中绘制了战后欧洲边界，该协议说明了谈判性调节的可能性（和陷阱）。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基本上当场接受了军事事实。预料到公众对他们给苏联太多的让步的批评，丘吉尔和罗斯福说服斯大林接受《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一项大国承诺允许东欧国家自由选举和进行民主治理的声明——以换取各国对苏联1941年的边界和莫斯科在波兰组织的卢布林政府的承认。[617]但是，当一个从未允许在自己国家举行选举的独裁者不出所料地违反该协议时，罗斯福被指控背叛。
如果它正在探索容纳战略，美国会同意吗？例如，减少其对台湾的承诺，以换取中国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让步？[618]美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未来上能达成共识吗？即美国将从韩国撤军，以换取中国在朝鲜的无核化，并承认首尔权威下的统一半岛？美国会承认中国在其周边的实际影响力吗？
削弱
在一国内部煽动政权更迭，甚至是使其自身分裂的策略，将要求华盛顿领导人提出更多的设想。如果美国试图削弱其崛起的对手，它会采用什么手段？它会公开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就像罗纳德·里根在1983年直率地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一样？这可能不像听起来那么极端。正如陆克文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华盛顿永远不会真正接受中共政府的合法性。[619]那么华盛顿为什么要假装接受呢？如果美国领导人甚至宣称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根本反对，为什么不进一步采取行动，尝试对此做一些事情呢？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智能手机使中国人能够看到超越国界的世界，像旅游业和国外的新兴精英教育一样。当给定一个选择，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去任何他们选择的网站，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随意旅行。华盛顿可以利用这种新生的政治自由倾向。在冷战期间，美国发动了一场公然和秘密的运动，削弱了苏联政府及其意识形态基础的合法性。如今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借鉴以往的经验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可以在中国培养和鼓励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就像冷战期间对苏联占领的欧洲或苏联本身所做的一样。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自然会被自由、人权和法治等概念所感染。当他们回到中国时，可以鼓励他们发动政治变革。
在一个极端的选择中，美国军队可以暗中训练和支持分离主义叛乱分子。在中国，裂缝已经存在。新疆，中国西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已经有一个活跃的维吾尔分离主义活动，负责对北京发动低级叛乱活动。美国对这些分离主义者的支持是否会使北京陷入与整个中亚和中东的激进伊斯兰组织的冲突？如果是这样，这些可能会变成类似苏联干涉阿富汗时，美国支持的圣战组织“自由战士”耗尽苏联的困境？
美国以一种微妙而集中的努力来强调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削弱政权，鼓动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的“独立”运动。通过分裂中国内部，并让北京卷入维持国内稳定的挑战，美国可以避免或至少大幅延迟中国对美国统治地位的挑战。
通过谈判获得“长和平”
若可谈判，美国和中国会同意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在一些竞争领域施加相当大的限制，让双方都可以自由地在其他领域寻求优势。从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人签署的《三十年和约》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苏缓和，历史上的竞争对手已经找到了接受无法忍受（但暂时不可改变）的情况的方法，以便把重点放在更紧迫的优先事项上，特别是它们的内政。
尼克松和基辛格通过谈判达成一系列协议，才产生了美国和苏联政府称之为“缓和”的意愿，这反映出他们意识到了美国需要喘息的空间来修复由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驱动的国内分裂。这些安排包括《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该条约冻结了竞争对手建造的最致命的核导弹；《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其要求每个竞争者放弃对抗对手导弹的防御，从而默许其社会处于脆弱的、容易受到对方破坏的状态；以及《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使得欧洲协议合法化。正如基辛格解释的那样，缓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联合：美国在苏联认为重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例如承认民主德国，莫斯科则对华盛顿认为重要的问题保持克制——包括进入西柏林和容忍美国在越南爆炸事件的升级。
这些协议的政治成本是巨大的。分析者仍然对这些协议的优点存在分歧。有些人庆祝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下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放弃了推翻对方政权的野心。然而，其他人认为这些协议主要是争取了时间来证明哪个社会和政府制度更优越。1981年加入里根政府的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在与苏联领导人谈判进一步协议的同时，试图削弱邪恶帝国的制度，这不矛盾。
在中美对抗的现阶段，两国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需求。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进步是在几十年和几个世纪内达成的，而不是几天和几个月。在历史上，它展现出在较长时期内搁置争议的能力，就像在1978年邓小平向日本提出将东海岛屿的争议搁置一代人的时间。[620]美国人往往不那么耐心。然而，潜在共识的选单是漫长而丰富：一个条约，旨在冻结中国南海和东海的争端，确认在所有国际水域中所有船舶的航行自由，将网络攻击限制在商定的领域并排除其他领域（例如，关键基础设施），或禁止彼此用特定形式干扰对方内政。
与冷战期间缓和的情况一样，美国和中国可以将议题联系起来，达成协议，在对方更重视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例如，美国可以同意通过结束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年度人权报告以缓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以及停止与达赖喇嘛的高层会晤，以换取中国限制为了得到经济收益而进行的间谍活动。如果北京准备从中国南海的岛屿上拆除反舰和防空导弹，华盛顿可以停止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所要求的限制美国沿中国边境，特别是在中国海南岛的军事设施附近的监视行动。中国可以同意结束在中国东海钓鱼岛附近的定期巡逻，以换取美国停止在中国南海的挑衅性自由航行活动。美国可以建议中国停止在中国南海的岛屿建设，接受对其潜艇舰队和反卫星武器现代化的限制，并减少其两栖作战能力，以换取美国减缓甚至停止发展常规全球即时打击能力，推迟部署或去除在韩国和日本的先进导弹防御系统，并承认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如果中国迫使平壤结束对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进一步试验，美国可以限制甚至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从韩国撤军。[621]
重新定义关系
2012年，习近平向奥巴马总统提议，共同发展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其中中国和美国将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对于习近平而言，“核心利益”意味着尊重彼此的实际影响范围，他认为这不仅包括台湾和西藏，还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奥巴马政府不愿意接受这些条款，否决了这一提法，特朗普总统也同样冷漠无情。[622]但是，美国可以提出自己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
在冷战的最后几年里，在只有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以及他们的翻译出席的私人散步中，里根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地球被敌对的火星人入侵，那么苏联和美国将如何应对？最初，苏联的翻译误解了里根的意思，他的翻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里根是否告诉戈尔巴乔夫，火星人刚刚入侵地球？在困惑被厘清之后，里根追问了这个问题。他的目的是强调其他致命对手共同的核心利益。
如果我们追随里根的领导，美国和中国如今面临类似外星人入侵的威胁吗——挑战如此严峻，以至于双方被迫共同合作？一个人不用多想就能肯定地回答。所有人都面临四大主要威胁：核战争、核无政府状态、全球恐怖主义（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和气候变化。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两个大国所共享的重要国家利益要比分裂两国的利益大得多。
因“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所不可避免的逻辑，如果美国和中国陷入发动全部核武器的战争中，两国都将从地图上消失。因此，它们最重要的利益是避免这样的战争。此外，它们必须寻找妥协和约束的组合，避免可能会无意中导致这种可怕结果的重复的“小鸡博弈”。
核无政府状态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一个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庞大的核武库的世界意味着一些冲突将动用到核武器，而且一些核武器将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核战争可能造成数亿人死亡，造成全球环境的破坏。朝鲜出售核武器给下一个类似“基地”组织的分子，以及该装置于纽约或北京爆炸，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
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认识到了这种威胁，并预测到了20世纪70年代将会有25个或30个核武器国家。了解到这对美国的生存和繁荣发展意味着什么，他启动了一系列围绕《核不扩散条约》的倡议。[623]这些努力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如今没有25个或30个国家，但只有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多亏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谈判成功地将伊朗的核野心搁置了10年或更长时间。尽管如此，核武器和核材料的积累，特别是在朝鲜和巴基斯坦，正大大增加了核恐怖主义的风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中国和美国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尤其是如果它们一致行动并能说服俄罗斯加入它们。解决朝鲜和巴基斯坦的扩散威胁，不仅可以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还可以减少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国家级核扩散危险。但如果它们不这样做，我们应该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某个时刻，在孟买、雅加达、洛杉矶或上海这样的城市看到核弹爆炸。[624]
其他类型的大型恐怖主义对美国和中国构成的威胁较小但仍然是非同寻常的。[625]20世纪下半叶驱动技术的发展是工程和物理的整合，产生了从计算机芯片到以网络控制核弹的一切。在21世纪，工程学与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的结合与其类似，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针对特定癌症的奇迹药物，而且还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被一个暴戾的科学家用来杀死数十万人的生物武器。[626]在2003年的“非典”和2014年的非洲埃博拉瘟疫中，大自然本身提供了对于这种危险的预演。现在想象在生物技术实验室的恐怖分子，创造对抗生素有抗性的天花病原体并把它释放在昆明或是芝加哥的一个机场。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都无法应对这种危险。通过双边情报共享、国际刑警组织等多边组织以及制定全球标准来进行广泛合作至关重要。[627]
这个未来启示录的第四个启示是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以至于全球气候变得与人类正常生活不相容。科学家警告说，当温室气体的浓度达到百分之450时，我们可能会看到全球平均温度升高3华氏度，造成灾难性后果。若单独行动，美国和中国无法在自己的境内做任何事情来应对这场慢性灾难。虽然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主要的碳排放国，但如果它们其中一国将碳排放量减少到零而其他所有国家继续目前的进程，那么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将仅推迟几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制定促成2016年巴黎协议的美中协议时承认了这一事实，该协议要求各国在2030年之前限制碳排放，并在此后开始减少碳排放。虽然世界都在庆祝这一协议，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也突出了两个严酷的现实。首先，利用现有技术，实现这些目标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所有国家都履行了承诺，全球变暖也会加剧（尽管速度比我们什么都不做要慢）。[628]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负有特殊的责任以及优势，领导国际社会走出这场生存危机。
这四个挑战似乎令人畏惧，甚至不可逾越。但幸运的是，一系列双赢的机会可以证明合作的好处，并激励美国和中国应对更大的威胁。全球贸易和投资已经毫无疑问地制造了更大的馅饼，而两国也能分到更大一块的收益。在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在它们自己的社会中，如何分这个馅饼是另一个争论正在加剧的问题。对经济一体化的支持不再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已经遗忘了他们，于是产生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尽管有很多差异，美国和中国都有共同利益来管理这些新兴力量，确保它们不会破坏全球经济结构。
这个星球上最活跃的“十亿黄金”居民中新兴的全球意识是难以捉摸的，但无疑是真实的。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他们已经开始分享认知、规范和实践。无处不在的通信网络已经缩小了全球范围，让各地的精英们几乎可以立即了解到所有事情。智能手机带来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图像和文字。任何地方的爆炸、飓风和发现都会影响各地的意识。全球精英和普通公民都有国际旅行的经历，这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大约80万中国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出国接受教育，30万人在美国留学。如何让新生代的“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与其同胞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倾向协调一致，是一个难题。寻找能够将国际主义者对世界的了解转化为新的合作形式的方法仍然是最吸引人的机会。[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