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背景
数百年来，传统的本笃会修士都在修道院中保存、修订、评注古典时代的文献，进入12世纪后，他们仍在继续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做出重大贡献。不过此时，新兴修会的修士们也开始从事一些辅助工作。这些新修会强调修道时应当保持贫困，礼拜仪式应当简化，他们坚持亲手做工，也忠于圣母，因此，他们关于学术、默想和灵修的作品有其侧重点，和本笃会成员的作品多少有些不同。许多人会在这些不同点上大做文章。更糟的是，在某些学者笔下，似乎一切有趣、有创造力的内容都出自熙笃会和其他改革派修会，比如13世纪早期的托钵修会（friar，参见第14章）。甚至还有人说，在本笃会修道院完成保存古典时代遗产的任务后，修道院中的学问也渐渐消失了。上述说法有多不公正，只要看看12世纪本笃会主要作者的名单就知道了。在撰史领域，本笃会修士独领风骚。圣德尼修道院（Saint-Denis）的本笃会修士们为法兰西诸王撰写了官方历史。圣奥尔本斯（St Albans）的本笃会成员为英格兰国王做的事也差不多，他们的工作是在中世纪盛期中段开始的。
不过，新修会的扩张确实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每个新的修道院、教士团、修女院都需要书，包括一本或多本《圣经》，修会的章程，记录庄园、地租与契约义务的手册，礼拜和灵修用书，比如录有弥撒祭献经文、赞美诗和圣徒生平的日课经（breviary），当然，还会有一些通用的阐释手册，特别是解释基督教教义的书。无论加尔都西会或熙笃会的修道院在哪里建立，修士们都得买书或借书以抄写副本，因此，修会章程规定必须建立图书馆。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最小的修道院中藏书最少的图书馆，其规模也有所扩张，因为不断出现新的标准参考书，修士们也希望将之纳入收藏。重要的书，图书管理员不是每本都能买到，抄写员也没法每本都抄，但有些书是绝对必备的。修道院长如果想在法庭纠纷中保护自己的修道院，就可以雇律师或代理人，但至少对某些修士而言，熟悉教会法律仍是非常重要的技能。从12世纪40年代开始，格拉典（Gratian）的《教会法整理汇编》（Concordance of Discordant Canons）逐渐取代各式各样相互冲突的法律文献，成为教会的基本法典，各个修道院的图书管理员纷纷看到了保有这样一本书的必要性。12世纪中叶，伦巴都（Peter Lombard）完成了他的《四部语录》（Sentences），这四卷书总结了基督教的教义，成了教会学院的标准教材。毫无疑问，教会图书管理员们也会将这本书的抄本或摘抄本纳入收藏。
此时，一部分图书馆已经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另外一些也很快会取得这样的地位。德意志的富尔达（Fulda）成了学术研究中心的标准，那里有2000卷可供学者参阅的藏书。12世纪时，克吕尼修道院已经开始构建一个拥有近1000种书的图书馆，馆藏包括一本《古兰经》（伊斯兰教圣书）的拉丁文译本、重要信件集，以及哲学和神学小册子。同一时期，一批新兴的修道院也成了研究中心。武加大译本（Vulgate）的不同抄本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熙笃会的修士们深感困扰，遂组建了一个团队来确定《圣经》文本。他们努力的成果是《熙笃会圣经》（Cistercian Bible），这个版本的圣经文本有所改进。12世纪早期，熙笃会修道院的扩张速度甚至超过了抄写员为这本圣经制作抄本的速度；但这本书真正创作出来，还有赖于集中于熙笃会本部图书馆的大量武加大《圣经》抄本和其他资料。
比修道院图书馆的发展更令人瞩目的，是欧洲主要城镇中图书馆和书籍制作体系的建立发展。一些地方的图书馆和教士团有联系，比如奥古斯丁修会在巴黎的圣维克托修道院（St-Victor）就在城中拥有自己的图书馆。此外，每个主教座堂都有下属学院，其资产自然也包括藏书。
有的教会学院会因杰出的师生而获得巨大的名望。沙特尔（Chartres）大教堂的附属学院便永远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联系在了一起。约翰撰写了一本关于政治理论的伟大专著《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并在其中对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威进行了分析。巴黎的圣维克托修道院则吸引了大批贡献突出的伟大学者前往，其中多数都是神学家，包括休（Hugh）、安德烈（Andrew）与理查德（Richard），尽管从名字来看，这三位学者可能分别是德意志人、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但在记载中，他们的名字都被冠上了“圣维克托”的前缀。也许正是在这三位大家的小圈子中，诞生了对《圣经》的标准解读，即《标准注释》（Glossa Ordinaria此外，他们是最早一批通过参考犹太贤哲作品来理解《旧约》内容的学者，在这一点上圣维克托的安德烈尤为突出。不过，这种做法后来遭到了某些教士的恶意抨击。除了上述工作之外，圣维克托修道院中的学人还留下了许多研究圣礼、教育、灵修、密契结合（mystical union）与礼拜仪式的巨著。
巴黎教会学院的美名与恶名都和皮埃尔·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的生涯有关。阿伯拉尔在1100年前后抵达巴黎，以学识出众、态度傲慢著称。他的雇主富尔贝尔（Fulbert）是任职于主教座堂的教士，颇有影响力。阿伯拉尔受命成为富尔贝尔外甥女爱洛依丝（Héloïse）的教师。阿伯拉尔在公开场合大胆攻击其他教师，认为他们在智力方面远不及自己，他还引诱了自己年轻的学生爱洛依丝并使其怀孕。他的行为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自己也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险的道路。爱洛依丝的叔叔相信他能和阿伯拉尔达成协议，用一场世俗婚礼解决纠纷，爱洛依丝却反对这样的安排。富尔贝尔怀疑阿伯拉尔背叛了自己，便与朋友联手复仇，阉割了阿伯拉尔。整个巴黎都为此哀伤——至少受害者本人的自传《我的苦难史》（History of My Calamities）里是这么说的。但阿伯拉尔也在自传里承认：“上帝击打我犯罪的身体是公正的，我所背叛的人向我复仇也是公正的。”（Abelard，1974年，第75页）
阿伯拉尔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他通过一系列信件和爱洛依丝保持联系，给她各式各样的建议，甚至在她缓慢而痛苦地从双方罗曼史的失败中恢复之时也是如此。两人的孩子受洗时，用“艾斯特雷布”（Astrolabe，星盘）作为教名，以纪念当时新出现的一种航海设备。爱洛依丝似乎是将孩子托付给了其他家庭成员抚养，自己则在香槟省中一个被称为“保惠师”（Paraclete）的小修道院中以修女的身份生活，“保惠师”是圣灵的名字。这里一度成为阿伯拉尔躲避冲突的避难所，后来被翻修成修女院，成了阿伯拉尔继续向爱洛依丝授业的地方。尽管阿伯拉尔在管理修道院方面一向缺乏能力，但他的名望为他获得了高位，他得以继续创作诗歌，撰写哲学与神学专著。
倘若他们生活在一个世纪以前，阿伯拉尔和其他大师的作品可能只会在很小的圈子内传播。他们的作品也许会偶尔得到抄录，在修道院或主教座堂的图书馆间偶尔流动。口耳相传的传播手段也可能扭曲作者的本意。当然，这种情况在阿伯拉尔的时代多少还是存在的，但比起一个世纪之前，修道院和教士团的数量要多得多，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观点就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学者所在学院的名望也有助于推广他们的作品。但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专门化的书籍贸易，当时，这样的贸易已经在主要的城市学术中心出现了，为的是服务需要以平价购买或借阅图书的大量学生。书籍贸易出现后，才真正有了“出版”。通过书本学习成了教育的核心，效法出众人物的模仿式学习不再是主流。不过，某些圈子中对阿伯拉尔的吹捧，也体现了老旧模式在新环境中顽强存留的现象。在阿伯拉尔的敌人们看来，阿伯拉尔那些轻率得近乎异端的教导（“它们用黑暗取代光明”）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它们传播得太快了。“这些教导从这个民族传到那个民族，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甚至还“漂洋过海，飞跃阿尔卑斯……传遍了各个省份、各个王国”。（Jaeger，1994年，第239页）最终，阿伯拉尔被迫放弃写作，眼看着自己的许多理念和著作被当权者打入冷宫，但他思想的传播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
12世纪晚期，城镇知识界深受大学（universities）的影响。大部分大学都是从学院发展而来的，也或多或少受教会的控制。虽然许多学生十多岁时即已入学，吵吵闹闹也是出了名的，但大学的学生往往拥有司法豁免的特权，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被视为教士阶层的一部分或这个阶层的后备军。最早的大学之一建立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在那里，所谓的“团体”（universitas的字面意思）指的是学生团体，而非“magistri”（师傅，教士）的团体，事实上，有时后者和大学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大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团体”，它们也是综合性的学术机构。大学提供完整的七艺教育，包括“三艺”（trivium，语法、修辞、逻辑）和进阶的“四艺”（quadrivium，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此外还会传授更高等的专业性内容。
虽然大学课程的涵盖范围很广，但某些大学是因特定学科而出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因其法学院而名扬四海。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的情况也相似，该校虽然是综合性学术机构，但最有名是法学院和医学院。巴黎大学在学界地位方面也可以与前两所大学比肩，但巴黎大学的法律教育因为官方管控而受到了限制。尽管巴黎大学1200年才从法王那里获得执照，但在这之前巴黎大学就已经作为教师团体存在了数十年之久。该大学拥有多个学院，其中声望最高的是神学院。13世纪初，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也相继建立，成了自然哲学与神学的重要研究中心。
在12世纪和13世纪上半叶，另有多所大学得以建立并兴盛一时，不过其中一些大学并没有存留很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德意志和西班牙都没有建立起大学，虽然西班牙有过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但是这两个地方建起大学，还要等到很久以后的中世纪晚期。尽管如此，西班牙和德意志依然通过其他类型的机构对12世纪的知识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机构包括修道院（老派修道院、改革派修道院和新兴修道院）、托钵会修道院［（德意志托钵会修道院出了不少顶尖学者，比如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主教座堂学院，以及贵族宫室［特别是在卡斯提尔（Castile）和阿拉贡］。由于西班牙和德意志境内没有大学，因此这两个地方想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会前往博洛尼亚、巴黎等地求学，这样一来，大学里就有了更浓的国际化氛围，精英教士阶层也更倾向于世界主义。
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教育机构，不管是大学还是本地的学院，基本上都只对男性开放，而且全是基督教机构。因此我们自然会问，妇女和犹太人是否也经历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爱洛依丝所接受的教育说明，12世纪学术界的一些发展趋势可能已经对精英阶层女性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此外，12世纪时，修女院中的传统学术模式似乎也经历了变革并焕发光彩。这样的进步可能是历史学家们根据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推断出的。虽说与男性学术机构中诞生的浩如烟海的材料相比，女性著作相当稀少，但比起之前几个世纪的女性作品，这样的数量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尽管女性通常只能在家庭、修女院学院等有限场合接受教育，但我们依然能够在医学、小说、诗歌等领域看到她们做出的杰出贡献。
至于犹太人，他们早就有传统的入门学院和高等学府了。学生们要么以门徒的身份在私宅里向导师学习，要么在专为教育建造的建筑中求学。名声在外的导师会吸引远方的学生前来寻求指引，就好像阿伯拉尔凭借魅力吸引基督徒学生一样。犹太人的教育可以不受当地语言的限制，因为最高等教学机构的教学语言是希伯来文，而每个心智正常的犹太男性都多少懂一些希伯来文。事实上，许多人都能娴熟地使用这门语言。
不过，当时究竟是出现了整体性的文艺复兴，还是仅仅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尚有争议。12世纪之初的确出现了一批思想巨擘，比如在香槟的特鲁瓦（Troyes）定居的犹太教拉比所罗门·便·以撒［（Solomon ben Isaac，即拉希（Rashi）］。他是伟大的《圣经》注释者，其作品间接对圣维克托的安德烈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个类似的人物是拉比摩西·便·迈蒙［Moses ben Maimon，一般简称为郎班（Rambam）或迈蒙尼德（Maimonides）］，尽管此人终其一生都活在伊斯兰教统治者控制的国家中，但他的作品对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犹太学者用的一些方法和基督徒同行颇有相似之处，他们的观点往往也都直接、间接或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在某些领域中，基督徒和犹太人思想家之间也进行了直接交流并相互促进。关于《圣经》注释的讨论在这两个群体中都催生出高水平的论证法，而对哲学文本的翻译（这些文本此后将被大量引用）则预示了一场思想革命。
学院、城市教育中心、部分修女院和犹太学校中发生的那种思想动荡，在王公贵族的宫室中自然也有所体现，西班牙就是一个例子。贵族宫室中也有大量藏书，吸引着学者前往。有的学者身兼数职，担任王宫贵族的顾问、行政官和宣传大使。跟修道院、教士团和主教座堂的图书馆相比，贵族宫室图书馆中的世俗著作和俗语作品更多。另外，大量的历史作品也在贵族的帮助之下得以写就，其中包括受地方领主委托而写的家族历史，这些历史作品用俗语写成，用于纪念贵族的家系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