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
1315年春，饥荒降临欧洲北部，这是千年来最大的灾难。灾难是由春雨带来的，雨下个不停，从春季到夏季，再到深秋。在那之后，是中世纪历史上天气最恶劣的冬天（关于天气的记录来自当时的编年史作者，以及对树木年轮的研究）。1316年的情形更糟，雨连着下了150天。这种灾害性天气一直持续到1322年，夏季往往雨水不断，冬季的天气总是十分恶劣，而经历这样的一年之后，下一年的夏季要么同样潮湿异常，要么便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反常的干旱情况。
恶劣天气的直接后果是农产品的生产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役用畜类和肉用畜类的短缺。雪上加霜的是，在不列颠群岛、德意志北部、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北部和佛兰德爆发了一系列冲突，还伴有海盗活动，这导致了旷日持久的分配危机。小麦、大麦、燕麦、黑麦，所有重要谷物的生产都陷入了困境，连葡萄和其他作物都受了影响。一些统计学材料表明，这一轮灾难性天气让欧洲北部一些地区的粮食产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一。1315至1322年期间的气候导致了一场生态灾难，在那之前，欧洲北部的人口正处于中世纪时期的顶峰，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农作物收成减少三分之一，意味着欧洲北部将有3000万名居民面临营养不良的危险。
粮食总体产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但不同类型谷物受天气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作物较能耐受湿润的土壤，但不大适应干燥环境，另一些则正好相反。此外，各个地区的情况也有差别。尽管如此，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了危机。极端天气出现，人类耕作也受到了影响（土壤不管是被雨水浸透，还是干硬如砖石，都非常不利于耕作），粮食产量因此大幅下降，各个地区的下降幅度从12%到100%不等。在某些地区，农民在种植季节之初播下了100蒲式耳[1]的种子，但最终收获的还不及原先播下的多。
在大饥荒开始的那些年里，连绵不断的阴雨天也对葡萄产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葡萄要么在葡萄藤上烂掉，要么因为环境湿度过高而染上霜霉病。统计学证据表明，饥荒期间葡萄产量比正常年份下降了约80%。用染病、发育不良的葡萄酿出的酒不但量少，而且品质糟糕，当时的人多有抱怨，这也记录在大量文献中。
关于其他种类水果和作物生产情况的证据，以及根据现代农业状况对这类天气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推测，都表明当时农产品收获量大幅减少了。在诺曼底和德文郡（Devonshire）这样的地方，农民通常会喝营养丰富的苹果酒。但如果苹果收成少得可怜，人们不得用烂苹果酿酒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当地人的健康状况会受到多大影响。在一连串的灾害之外，我们还得加上天气对工业原料作物的影响，人们在农场和庄园种植这类作物，然后卖给制造业者，比如，他们出售亚麻用于编织亚麻布，也出售靛蓝，那是纺织业中蓝色染料的原料。
天气也极大影响了牲畜的数量。有的人说，农民很少吃肉，也很少食用其他动物产品。17或18世纪的那些只能种植单一作物的农民或许是这样，但14世纪早期的农民并非如此。14世纪早期的农民也会养羊、养牛，用牛羊奶来做奶酪。当农民不再需要牛或牛不再产奶时，他们还能用牛皮赚一笔钱。羊毛能制成纺织品，这又是一笔收入。许多农民自家养了公牛，也有的是几家共用，有的学者认为当时没有这种事，但这在欧洲大陆的许多文献中是有据可查的。公牛能拉车、犁地，老得动不了的牛还能成为农民的盘中餐。
此外，马匹也得到了广泛使用。人们会用马犁地，用马运送工具和农产品，也会骑马。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是不会吃马肉的。农民和庄园管理者会精心盘算，决定每种役畜保留多少，但他们不会只留一种，因为担心役畜染病。在欧洲北部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庄园中，人们通常都养着不同种类的牲畜。
当时的农民吃鱼很多。鱼塘——用于蓄养鲤鱼的人造池塘——在欧洲北部简直无处不在，虽然鱼塘的出产主要供应给贵族，但有的农民也会吃鱼塘里养的鱼。磨坊的蓄水池中也可以养鱼，当时的英格兰有近1万个水磨，法国和德意志则各有约4万个类似的设施。在河流的河口处，人们每年都能捕获大量鳗鱼。近岸渔场中还有规模庞大的鱼群可供渔村居民捕捞，其中有许多沙丁鱼和鲱鱼。
农民和庄园管理者会养兔子，农民在笼子里养，庄园里则有类似于公园的养兔场，往往是庄园中圈起来的一片荒地。人们还养蜂，以获得蜂蜜和蜂蜡。鸽子要么养在阁楼的鸽舍里，要么养在大庄园里的独立建筑物中，大人物庄园里的大型鸽舍能容纳超过1000只鸽子。但最常见的还是猪。各处的人都养猪，一个基督徒所需的几乎全部生活用品都可以从猪身上来：猪皮可以制成皮革制品，猪身上的脂肪可以做肥皂和廉价蜡烛，猪油能用于烹饪和生产，猪鬃可以做刷子，当然，还有食物——火腿、熏肉、肋条肉、烤肉、猪肚和猪肉肠。
恶劣天气导致大量家畜死亡，捕鱼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在饥荒年代晚期的干旱年份里，淡水鱼和生活在河口的鱼大量死亡，英格兰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等地的渔获数量大大减少，而东盎格利亚沼泽中的鱼一度是当地人的重要生活来源。恶劣天气给海岸地区的捕鱼作业造成了极大困难，人们的收获也非常有限。潮湿加剧了家养蜜蜂受寄生虫侵袭的状况，虽然养蜂人认识到了潮湿气候对蜜蜂养殖的不利影响，进而为人工蜂房增加了像野生蜂房一样的遮蔽所，但情况也没能改善。此外，根据现代养蜂的经验，严酷的冬季也会减小蜂群的规模，削弱其生产蜂蜡、蜂蜜的能力，而蜜蜂数量减少也不利于来年春季水果作物的授粉。不过，上述这些关于鱼类、蜜蜂和其他小型动物及副产品的问题，恐怕都不及大型家畜受到的影响后果严重。
这也是农民有必要蓄养多个种类动物的原因。在饥荒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马和猪似乎都没有受到大面积疾病传播的影响，至少在头几年里是这样，但绵羊和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此，马的存在缓解了公牛大量死亡所带来的驮兽短缺问题。而因为猪得到了广泛的养殖且用途广泛，所以牛羊疾病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有所减轻。
无论如何，从统计学的证据看，恶劣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许多畜群受疾病影响，牲畜数量减少了90%甚至更多，而造成这一后果的罪魁祸首包括牛瘟（rinderpest）和极度潮湿天气下的肝吸虫感染（绵羊受的影响最大）。在此之后，炭疽热（anthrax，根据留存至今的描述判断得出）通过皮肤表面的溃疡广为传播，导致大批牛羊死亡。在历史记载中，人们往往把“畜瘟”（murrain）当作这些瘟疫的统称，畜瘟意味着大规模死亡。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特别是城镇地区，染上瘟疫的人死亡率高达10%，但因疫病而死的动物要多得多，对动物而言，大饥荒也是大畜瘟，或者说，是大规模的死亡侵袭。
城镇和村庄中的居民是如何应对这些灾害的？可想而知，他们会使用替代品，粮食、羊肉、牛肉产量越来越少，他们饮食中猪肉的比例就越来越高；公牛少了，他们就用马来犁地和运货。吃猪肉多了，猪群的规模就急剧减小。有个地方的人不得不杀掉一群猪中的95%，以弥补作物歉收、牛羊死于疾病带来的食物短缺。人们越来越依赖马来劳作，马往往会劳累过度，而且，在这场饥荒的晚期，似乎也有部分疾病侵袭了马群，结果，健康（但未必健壮的）马匹的价格飙升，那些在1315年之前不得不被廉价出售的老马，此时也身价陡增。
庄园里幸存的牲畜和逃过瘟疫的野生动物成了窃贼和偷猎者的目标。鹿肉通常是贵族的食物，但在欧洲北部的一些森林村庄中，要么出于习俗，要么因为享有特权，农民也能吃到大量鹿肉。但习俗和特权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吃鹿肉，一方面也施加了限制，贵族有时允许平民狩猎，但也限制狩猎行为。在1315—1322年的情况下，拥有特权的村民们尝试超过限额捕猎，没有狩猎特权又迫切需要食物的村民则开始了盗猎。当然，盗猎活动也招致了报复，加剧了村庄社会中的对立，对立双方是领主及其代理人（往往也是村民），以及在饥饿中挣扎的家庭。
富人们从贸易和地产中获得的收入往往会受到很大影响，但他们不必忍饥挨饿。在城镇中，富人们花大价钱买食物；在乡村里，他们能从庄园的可怜出产中留下足够自己吃的部分。穷人只能用奇奇怪怪的东西果腹，生活艰难。大量贫民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对疾病的抵抗力很弱。穷人的死亡率极高，但有时城镇中的富人也会染病。食品价格限制等善意举措要么完全无效，要么促使持有食品者囤积居奇，等待价格控制取消（或者拖延到类似政策不再得到严格执行）。在伦敦、巴黎等大城市和佛兰德的大型纺织业中心里，人们想办法从南欧进口了一些谷物，以王室或市政府的名义将其分发下去，这确实使情况有所改善，但并未彻底缓解城镇贫民面临的生存压力。据说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这说明城镇和一些乡村地区的社会纽带失去了效力。
所有相关资料都表明，当时的人认为这场饥荒是上帝降下的，为要惩罚犯下深重罪孽的世人。因此，面对作物歉收、死亡和瘟疫，他们虔诚悔过。各处的人都祷告、游行，以期好天气重现，基督教世界恢复元气。此外，当时也兴起了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往往针对特定的群体，比如犹太人和麻风病患者，有人认为这些人是“遭到污染”的，对他们存在的容忍引发了上帝的怒火（参见第20章）。最终，布道者们断定，人们的悔罪努力获得了成效，上帝减轻了惩罚——不过是在经过7年的可怕岁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