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

人们往往将教会自由视为战斗口号，这一口号集合起教会人士与信徒，号召他们保卫教会，抵御敌人进犯。城市自由则是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口号。捍卫城市特权的人说到自由，最先想到的便是意大利北部相对于帝国和教皇的政治独立。

教皇对城市独立理念的敌视根深蒂固，对罗马想要独立尤为不满。有时，教皇国强有力的官僚政府似乎能有效遏制意大利中部的城市独立趋势。但另一些时候，遭到抑制的城市寡头会重新抬头，威胁社会的安定，当教廷在德意志皇帝的威胁下逃离罗马时更是如此。意大利中部城镇对统治者持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被教廷官员们视同叛逆。

相比之下，在12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南意大利和西西里都受稳定而充满活力的中央政府控制（这些地区隶属于西西里王国），而这样的政府并不会把独立的特权授予城镇。不过，在墨西拿这样的城市中，人们也开始追求某种程度的城市自治。对此，西西里王国的政府仅仅在少数情况下表现出模糊的态度，而在通常情况下，上述要求都遭到了严厉拒绝。因此，意大利城市追求自由，真正取得胜利的舞台在北部。

即便在意大利北部，独立也只是相对的。12世纪时，那里的许多公社（北意大利城邦）都有本地的世俗和教会领主，帝国一方则试图在这些地区恢复控制权，特别是在“红胡子”腓特烈在位期间。在这些公社中，政治是外交和公开战争的混合体。公社开战，依靠的是城市民兵、雇佣军和公债收入。这些战事至少能阻止地方领主与帝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甚至还能限制他们的权力。有位历史学家说：“在意大利公社中，最早的著名俗语诗歌是一些洋溢着爱国热情的诗句段落，这些诗句为伦巴第的自由辩护，抵挡来自德意志、霍亨施陶芬家族和帝国的侵犯。”（Jones，1997年，第457页）这样的爱国情绪多少限制了城邦的自治，因为在面临危机时，城邦的领袖知道各个城邦需要一致行动。几个意大利城邦群体结为联盟，比如1167年、1185年和1195年的伦巴第联盟（Lombard League），以及1198年的托斯卡纳联盟（Tuscan League）。在这样的联盟中，城邦通常不会交出主权，而是自愿在特定的领域内协调对外政策，以抵御卷土重来的帝国势力对自治的威胁。

帝国施加的短期压力促成了反帝国联盟的形成，帝国长期虚弱则使城邦有机会扩张自己的领地。当法兰西的王权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衰落下去时，在诺曼底和安茹这样的独立封地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不过在意大利，帝国的权威从未像法兰西王权那样得到稳步恢复，也没能像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国王那样，在混乱之后重新恢复其治下的统一。北意大利也没有一个城邦联合体能吞并其他城邦的领地，在自己名下建立统一的国家。12世纪时，佛罗伦萨和米兰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政权，这样的政权能够主宰一些较小的公社及其内陆腹地，将这些地区并入国家机器，但这两个小国都不够强大，无法成为整个北意大利毫无争议的霸主。

北意大利之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还是因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而经济领域的强大又改变了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社会组织架构，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第12章中详细讨论。包括北意大利、半岛南部地区和附属岛屿在内的整个意大利仍是重要的商品转运站，整个中世纪世界的货物（包括奴隶），无论是来自基督教地区、拜占庭人的帝国，还是来自伊斯兰教势力的控制范围，都在这里转运和交换。当时的意大利是个巨大的商业中心。

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等地的经济发展仰赖与北意大利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两个当时的重要奴隶贸易中转站被拖入了热那亚和比萨争夺西地中海霸主地位的政治旋涡。（1195年，比萨在这场竞争中落败。）西西里岛的情况则不同。在这里，某几任国王的声誉颇为奇特，尤其是罗杰二世。罗杰被外人视为暴君，对穆斯林较为温和，但在他作为伯爵（1105—1130年）和国王（1130—1154年）统治的时期，以及继承其王位的威廉一世（1154—1166年在位）和威廉二世（1166—1189年在位）统治期间，西西里王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达到了中世纪时期的巅峰。谷物是西西里王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但该国也生产和消费丝绸、优质羊毛纺织品等大量不同种类的特殊商品。不过，出口商品的运输主要掌握在北意大利的船主手中，这也预示了未来的走向。

像西班牙的君主们一样，西西里的国王们并非狭义上的十字军支持者。他们并没有亲自领兵前往圣地，但也留下了好名声，因为他们成功挑战了伊斯兰教势力，始终保护海上航线，使其免遭抬头的穆斯林和拜占庭势力攻击。此外，为了实现其商业与政治目标，西西里的统治者还派兵袭击了位于北非的穆斯林据点。他们作为基督教战士国王的名声无可辩驳。尽管如此，基督徒在圣地面临的局势却不断恶化。当地的十字军国家如果想生存下去，就需要某些势力的介入。假如西西里无法提供帮助，那么其他西方势力就必须施以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