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
然而，一代人之后，上帝的怒火似乎又临到了。这一次的灾难比大饥荒严重得多，影响范围也远远超出欧洲北部地区。灾难波及基督教世界的每个角落，也在伊斯兰教势力控制的地区肆虐。这场灾难就是黑死病（Black Death）。这种重创欧洲的疾病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家尚有争议，但他们都认为当时发生的是一场瘟疫。
引起这场瘟疫的鼠疫菌（Yersenia pestis）是一种通过跳蚤传播的病原体。这种疫病原本是亚洲特有的，却在中世纪时期两度通过船上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到了亚欧大陆的西部地区和北非地区。第一次瘟疫爆发于6世纪，当时统治罗马帝国的是查士丁尼，第二次瘟疫则在1347年爆发。
鼠疫菌生存在跳蚤身上，跳蚤喜欢寄生在老鼠身上，如果宿主死于疾病，跳蚤便会寻找另一个温血动物当宿主，比如人类和猫（在当今的美洲则是土拨鼠）。跳蚤靠吸宿主的血为生，宿主也被感染。这类瘟疫有三种表现形式：腺鼠疫（bubonic）、肺鼠疫（pneumonic）和败血症（septicaemic）。腺鼠疫患者会出现淋巴结肿大的情况，主要是腋下和腹股沟的淋巴结，但其他部位的淋巴结也会肿大。引起疼痛的脓肿就是炎性淋巴腺肿（buboes），因此这种疾病被称为腺鼠疫。脓肿溃烂时，脓水会发出恶臭。这种疾病的死亡率很高，但从抗生素出现前的现代医疗经验判断，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染上腺鼠疫的人中，有许多人最终康复了。
肺鼠疫和败血症这两个变种的致死率要高得多。顾名思义，肺鼠疫患者会出现肺炎症状，他们有肺部积液，在咳嗽或打喷嚏时可能将这种液体传播到空气中，传染健康人。鼠疫败血症的症状则是皮肤颜色变深，这是因为病原体产生的毒素感染了血液［“败血症”（septicaemia）的意思就是血液中毒］。这场瘟疫之所以被称作“黑死病”，就是因为败血症患者的皮肤会变黑，一些腺鼠疫患者的脓肿呈深色。
针对鼠疫的灵丹妙药直到20世纪才出现，在那之前，人们对鼠疫束手无策。人们很快发现，倘若能从拥挤不堪的城市中将人口疏散到乡村，便能减少感染的可能性。于是，在这场瘟疫于1347年到1351年第一次席卷欧洲之后，富人和中产阶级在瘟疫反复爆发的间歇期中抓住了机会，设法自保。人们尝试用草药来治疗黑死病，但没有效果。缓解症状的办法包括戳破脓肿、手工放血和用水蛭吸血。然而，由于人们对黑死病的病原学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没能采取有效手段消灭老鼠等携带跳蚤的宿主生物。
1347年将瘟疫带到意大利的似乎是一艘来自黑海的船。瘟疫从意大利沿商路扩散到法国，又在1348年传到了英格兰。瘟疫也蔓延到了西班牙，可能是从意大利和法国传去的，也可能从北非传去，也可能两路并进。在北欧，黑死病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深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部分。1351年，连俄罗斯的土地上都出现了这种疫病的踪影。格陵兰也未能幸免，因为该岛和挪威有贸易往来。
奇怪的是，佛兰德和波兰的部分地区没有受到第一波黑死病的侵袭。不过，当瘟疫在14世纪60年代及之后卷土重来时，这些地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1348年到1485年，黑死病在英格兰有过31次大规模爆发，一直到17世纪，局部疫情都时有出现。到1630年为止，瘟疫造访威尼斯多达21次。到1500年为止，佛罗伦萨人经历了20次瘟疫爆发。到1596年为止，巴黎人经历了22次瘟疫爆发。事实上，在欧洲，从1347年到1782年，每年都有一些地区成为瘟疫肆虐之处。不过，受影响地区的范围在稳步缩小，可能是因为病菌逐渐变得不那么致命，也可能是因为欧洲人的免疫力提高了。
如果在黑死病爆发之前的1346年，欧洲人口是8000万，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出，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达2500万人殒命。另外，尽管本书只涉及瘟疫第一次造访带来的影响，但事实上此后周期性的瘟疫、战争与其他疾病的危害范围更广，危害也更大，以至于欧洲人口一直没办法恢复到瘟疫降临之前的数量。设瘟疫前的诺曼底人口规模指数为100，14世纪50年代，该指数降到了约75，还不是最低值，最低值出现在15世纪20年代，几乎降到了25。直到1600年之后，诺曼底的人口规模才恢复到瘟疫前的水平。英格兰和挪威两地的人口规模最低点可能在1450年前后，并且分别到1600年（英格兰）和1750年（挪威）才恢复到瘟疫前的水平。
说来奇怪，历史学家们总是不大情愿说黑死病爆发周期在欧洲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担心这么解释历史变迁过于简单，因此偏向于认为黑死病在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影响有限。考虑到现今相关研究的情况，这种犹豫其实没有必要。周期性出现的瘟疫确实敲响了中世纪欧洲文明的丧钟。黑死病肆虐之后的欧洲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欧洲、近代早期欧洲，也有按地域被称为都铎王朝时代的，无论如何，那时的欧洲社会都已经和黑死病之前的完全不同了。
教会则遇到了极大的人员危机。首先，无论是修士、教士、修女群体，还是生活在大教堂和大学中的教会人士，都特别容易受到瘟疫的侵袭。如果有修士死于瘟疫，教会中的成员就会集合起来，为其清洗身体、祷告，咏唱圣诗，之后再下葬。这时，跳蚤大可以离开死者渐渐冷却的身体，在教会成员身上找到合适的寄生之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教会人士的死亡率是高于整体人群的。我们无法获得普遍的统计数据，但确实有一大批宗教群体在瘟疫中失去了60%甚至更多的成员。
面对如此规模的人员损失，教会的第一反应是大举招募，用新成员填补职位的空缺，派他们履行宗教职责，比如主持悼念死者的弥撒，为死者祈福，管理祭坛，分发救济品，在必要时帮助广大世俗人士，收取费用。世俗人士加入教士阶层是有利可图的。越来越多的人身兼数职，在教会中承担多份有油水的工作。只要空缺的职位能找到人填上，让他们从捐赠中创造收入，就有发财的机会。主教、院长、修会会长、顾问等高级教士不得不提拔年轻教士（也许还要比以往提拔得更快）和世俗人士，而许多世俗人士恐怕更想赚钱，而不是投身于虔诚的宗教生活。一些学者还发现，1350年之后，教会人士的拉丁语知识和书写能力都下降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数千名掌握拉丁语的教士在瘟疫中死去了，跟新招募人员的规模相比，能教他们拉丁语的幸存教士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用在学习拉丁语、掌握优美书法上的时间也少了。俗语运动在这场危机中兴起了。
教会征召受到的阻力加剧了教会的人员危机。贵族家庭一直有人口问题，因为少年和青年男性在激烈竞赛和战争中的死亡率很高，如何保证有人继承家业往往是个难题。虽然说起继承人，人们通常会想到男性，但是在中世纪盛期，女性继承封地的情况也颇为常见。黑死病及其余波给贵族家庭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许多贵族没能留下继承人就死去了，还有很多家族的男女继承人几乎全因黑死病而死。因此，究竟是该成为神职人员，然后身兼数职获利，还是应该继承世俗封地，许多人摇摆不定。
至少在14世纪50年代时，手忙脚乱的教士和贵族都觉得这些麻烦只是暂时的。领主们你争我夺，试图保证自己名下的领地依然能够有所产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将能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束缚在自己的领地上，并在瘟疫致人大批死亡的情况下找到新的人，让他们接管因瘟疫侵袭而失去佃农的农场。问题在于，新来的工人和佃农知道自己有资格讨价还价，因此他们会要求更高的酬劳和更宽松的租约。如果领主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劳动力恐怕就要流向那些领主不那么刻板的庄园了。
在欧洲西部，劳动力价值的变化、劳工人群的迁移使农奴制面临崩溃。对这一变化的抵制很激烈。有时，封建主们似乎认识到领主阶层是有共同利益的，他们应当保护农奴制度，限制工资上涨。1350年之后，符合这一立场的法令越来越多，但许多领主都各自面临困境，很难保证整个阶层铁板一块。拥有劳工的领主自然会设法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土地上。某些庄园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从其他庄园那里挖人便成了合理的策略，而最能保证成功的办法就是提供更高的薪水、更宽松的租约。从封建主们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恶性循环。
常有人说，黑死病导致的人口数量下降提升了农民阶层的生活水平。因为缺乏劳动力，所以农民不需要在贫瘠的土地上耕作。从导致人口锐减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积累下好几处土地，于是村庄中出现了上层的自由农民阶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为新资源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同样是幸存者，本来就比较富裕的农民和穷人相比，能租用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贫富差距的扩大让乡村生活的氛围紧张起来，尽管在14世纪50年代的瘟疫之后，所有幸存农民的生活跟14世纪初期时比，都不同程度地变好了。家里需要养活的人少了，城镇需求下降，农民可以自由支配的生产盈余多了，他们的营养状况因而得到了提升。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人口锐减的情况将得到反转。
然而，14世纪60年代，上述乐观的估计落了空，瘟疫两度降临，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跟1347—1351年发生的事相比，14世纪60年代的灾难对中世纪盛期人们的情感冲击更大。当然，1347—1351年的岁月十分可怕。历史学家们发现了14世纪50年代经济领域的亮点，但这不能抵消欧洲在短短时间内失去三分之一人口带来的情感冲击。尽管如此，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那一系列流毒甚广的混乱病态现象，却不是1347—1351年的事件足以引发的。
我们可以想象，1348年时，生活在英格兰村庄中的一名年轻男子失去了妻子，独生子刚出生就夭折了，他许多一生的挚友和可以仰赖的血亲也因瘟疫去世。到了1355年，这名年轻人已经再婚，生了两个孩子，生活也比第一段婚姻生活更富足。随着时间的流逝，对1348年这个可怕年头的记忆也逐渐模糊起来。然而在1362年，瘟疫又一次临到他所在的村庄。更多的孩童、朋友和亲人被死神带走。故事的主角再次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却在1369年又一次面临灾难，眼看着瘟疫侵袭自己的村庄。
像在大饥荒岁月中一样，人们也开始相信，反反复复的瘟疫是上帝在惩罚他们这些罪人。在艺术和戏剧表演中，人们开始将人类存在的最终状态表现为黑死病死者在恶魔（或携带镰刀的骷髅）引导下，迈向永恒地狱的可怕舞蹈。也有人不愿意接受这就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的态度显明在鞭笞者运动中。鞭笞者运动实际上是一系列定期发生的运动，这些狂乱的朝圣者在瘟疫肆虐的岁月里聚集游行，有时，他们光着脚甚至赤身露体，一连游行33天——因为耶稣在世的时间是33年。参加游行者用鞭子和铁链抽打自己的身体直至流血，认为这样可以替人类赎罪，让瘟疫早日结束，让基督教世界获得道德复兴。这些人想要拯救整个世界。
中世纪时，每当危机出现，人们都会找出替罪羊，这次也不例外。他们找出的是据称和基督徒住在一起却玷污了圣洁群体的男男女女。当替罪羊的还是从前那些人。大饥荒时，人们责怪麻风病患者和犹太人。至少自第一次十字军运动以来，每当社会出现危机，每当人们宗教热情高涨，犹太人就会成为人们施暴的对象。在14世纪中期瘟疫横行的年代，麻风病患者和犹太人在狂热者的暴力活动中遭到了可怕的对待。
此时，在人们的诸多偏见之外又加上了一个，那就是女巫。人们相信，长久以来好女巫和坏女巫都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中。女巫（或令人害怕，或遭人憎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例子很多。但14世纪末到15世纪的情感环境首次引发了真正意义上的猎巫狂热。猎巫将持续数十年，而那些最终撕裂了天主教世界的宗教纷争，也一次又一次地给猎巫活动煽风点火。
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说，暴力对待麻风病患者、屠杀犹太人和狂热猎巫的行为是黑死病和一次次瘟疫的结果。事实上，许多学者主张，猎巫狂热和瘟疫（及大规模死亡侵袭）的可怕经历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学家往往将在那之后出现的新情况都归结为瘟疫的直接后果，后来一些较为清醒的学者为表示反对，主张瘟疫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现在这种为反对而提出的学术观点已经有些过时了。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14世纪中期鼠疫菌（和其他极具破坏力的病原体）引发那场致命的灾难之后，欧洲——基督教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
【注释】
[1]100蒲式耳约为3524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