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导　言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我们对当今世界最流行，也最被认可的描述。经常有人问，百年大变局从何开始，又是如何形成当今这样的局面，大变局变了什么，还有哪些没有变。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世界的变化也一样。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的起点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算起。自近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大国间经常由于利益冲突而发生战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前的战争不同。这是一场参加国家和规模都空前的战争，3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亿以上人口卷入其中，参战国不仅有传统的欧洲强国，还包括亚洲的中国、日本和美洲的美国，战场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参战者达6500万人；这也是一场破坏性空前的战争，战争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将曾经繁盛的欧洲打得残破不堪，也造成严重的人力损失，1000多万人丧生，2000多万人受伤；这还是一场埋葬旧帝国催生新国家的战争，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沙俄帝国在战争中崩溃，在四大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许多新兴民族国家，战争还促进了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成为各种新式武器如飞机、毒气、坦克、远程大炮的试验场，并在战后催生了许多新兴产业，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等都迅速发展了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影响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被深深打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印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开端是无可争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的变化是以加速度进行的。现今我们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既有剧烈的变化，也有潜移默化的演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百年大变局的“变”

百年大变局的重要表现是世界上大国角色与地位的变换。在这百年里，最剧烈的变化是起主要作用大国的变化。20世纪之初，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法国也是欧洲强国，美国、德国、俄国等列强并起，各具优势，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国际格局。英国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战争的消耗使其威风不再，勉强维持着大国地位；德国战败，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在这场大战中，美国从隔岸观火到积极参与，成为战争的赢家，威尔逊总统信心满满，准备领导世界，怎奈美国国民还未摆脱孤立主义，并不愿过多卷入世界事务。沙皇俄国发生了革命，退出世界大战，没有参与瓜分胜利果实，一度被孤立，但到30年代中期，苏联成了欧洲实力最强的国家。在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下，英法实力进一步削弱，德国法西斯崛起，美国置身事外，大国关系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没有国家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没有挺身而出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传统的欧洲强国衰落，美国和苏联崛起成为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大航海时代开始以来，欧洲列强主宰世界命运的时代彻底结束。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与德国不同，美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没有直接向英国发起挑战。美国接过英国人曾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倡导门户开放，也就是要求各国都对美国开放，美国依靠自由贸易的力量称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建立了美元霸权，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形成了一系列同盟体系，完成了美国霸权的制度化。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的崛起、欧共体发展为欧盟，国际战略格局进一步演变，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需要面对一个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人口规模超过整个发达国家的、从富向强的中国。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与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钱撰文称：“国际体系正处于历史拐点。随着亚洲继续其经济崛起，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世界的主宰——先是在英国治下的和平，然后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西方不仅正在失去物质方面的主导地位，而且正在失去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1]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有强烈的焦虑感和危机感。中美建立什么样的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这两个实力超强国家如何相处成为影响世界大变局最重要的因素。

百年大变局变化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和经济之变。20世纪，人类不幸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战争造成的损失巨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但20世纪也是科技进步最快的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参加的国家和涵盖的范围，还是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都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战争也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产业的形成，作为强国经济支柱的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等的迅速发展，都与两次世界大战直接相关，这些工业带动了一系列产业的兴起，大大加快了各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的便利化程度。人类在这一百年取得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超过去几百年。人们不仅加速了在地球表面的运动，1924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机飞越大西洋花了33个小时。50年之后，协和式飞机飞越大西洋需要3个小时^[2]，还飞上了太空，遨游宇宙，下到深海，真正实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原社会主义国家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洪流，经济全球化真正具有了世界规模，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局面。经济之变还表现在世界经济重心的变化。一百年前，世界经济的重心在大西洋两岸，也就是欧美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东盟国家的发展，以及东盟与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加强，世界经济重心进一步东移，出现了“东升西降”的趋势。

百年大变局的变还包括世界思潮之变。20世纪初，随着几大帝国的解体，民族主义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新独立国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的衰落，亚非拉的民族主义迅速发展，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20世纪，影响百年大变局的最重要思潮当属社会主义。1917年的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随着1919年共产国际的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得到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也影响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资本主义受经济大危机困扰之时，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成为欧洲工业强国。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依靠国家的力量迅速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严重冲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威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但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模式面临危机，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在过去一百年中对世界影响大的思潮还有法西斯主义，这是最反动的社会思潮，德日意法西斯陷人类于战火之中，给人类带来了严重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主义思潮迅速发展，防止战争成为人们的共同诉求。进入21世纪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也很突出。近年来，欧洲的右翼力量发展较快，战后力量曾经很强的社会民主党影响力下降。在2021年9月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25.7%，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经过近3个月的谈判，12月与绿党、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弱势的主要执政党”，社民党获得总理、国防部长、劳动部长等职，自民党和绿党则分别获得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等职。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等右翼力量的影响在增强。

百年大变局的重要之变是全球治理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试图通过建立一些国际机制来调解国家之间的矛盾，防止战争再次爆发，没有成功。建立的国际联盟、签署的非战公约都没能有效约束侵略者。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强国——美英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建立了维护国际秩序的政治经济机制，试图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秩序，但由于美苏很快从联盟走向了冷战，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全球治理大打折扣。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全球治理才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全球治理的议题也日益广泛，从维护和平、调解经济矛盾、维护政治经济秩序发展到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与挑战，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应对传染病的大流行、气候变化、粮食危机，制定新兴领域如网络安全、防止太空军事化等领域的规则等。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大国关系的不和谐和大国对国际秩序的破坏。随着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下降，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频繁“退群”，限制WTO（世界贸易组织）作用的发挥，影响着全球治理的效能，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就与此有很大关系。拜登上任后虽然在回归全球治理体系，但其把中俄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合作伙伴，热衷于搞所谓民主共同体，奉行小集团的多边主义，不利于通过全球治理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

百年大变局之变还表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这两种制度如何相处，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欧美强国曾经武装干涉苏俄，想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苏联曾计划通过世界革命埋葬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是谁也消灭不了谁，二者只能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压力下，资本主义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国内政策上，发展福利国家制度，改善工人处境，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发生革命；在对外政策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团结，缓和了彼此之间的矛盾。英美法等战胜国对德国、日本等战败国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那样严厉处罚。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开始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成功的做法，在这方面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在加入WTO的进程中，中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焕发了社会主义生机与活力。冷战结束之时，美国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认为“美国赢得冷战”，战胜了社会主义苏联，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但历史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还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因素仍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

百年大变局之变表现在民众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增强。英国著名学者卡尔在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时，把国家在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分为三类：（1）军事力量；（2）经济力量；（3）支配舆论力量。^[3]军事和经济力量都是大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手段，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扩张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两大力量。“军事力量是国家生活中的核心因素。它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人们说战争刻意寻求的目的是扩大贸易和扩张领土。但在过去100年里，几乎没有什么重大战争是因为这类目的而爆发的。最重大的战争为的是加强本国的军事实力，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防止另外一个国家加强军事实力。”^[4]军事力量背后是经济实力，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依赖的是工业优势。20世纪相较过去有个明显的变化——舆论的力量增强了。随着政治活动基础的扩大，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提高，获得民众的支持需要舆论。1919年在强大舆论的反对下，中国政府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舆论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例证。“当代政治实际上依赖于具有一定政治意识的广大民众的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宣传对德国的崩溃起了重要作用，“1918年的胜利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这三种因素成功结合的结果”。^[5]在苏联影响扩大、冷战结束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舆论的力量。在中国由富向强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二、中国成为影响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因素

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的一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只是国际社会的被动参加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很小，主要受国际社会的影响。以往大国地位更迭也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也罢，基本与中国无关。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开始了全球殖民的时代，中国沦为被西方宰割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象地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被列强强行纳入西方国际体系中，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但中国也因此接触到了工业文明，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进入20世纪，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以及列强的侵略干涉，中国并没有走上富强之路。中国虽然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站在了胜利者一方，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德国战败，其在中国的权益却被英法让与了日本，中国代表愤而没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第一次在世界上说“不”。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者决定的《巴黎和约》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说明中国的弱国地位并未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中国因进行战争时间最长、付出的牺牲最大以及在亚洲地区维护和平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但是国家地位是无法与美英苏相比的。美苏两大强国背着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拿中国利益做交易，达成雅尔塔秘密协定。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崛起与发展成为世界变局的新因素。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成为世界重要国家引起的。对于当今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来说，中国是其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美国崛起之时，面对的英国与其体制和文化相同；冷战时期的对手苏联，与美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参与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双方争夺势力范围，意识形态成为对立的借口。现在完全不同。中国虽然与美国文化与社会制度不同，但两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两国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长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世界上有许多共同利益。在特朗普发起贸易争端前，中美之间每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平均每天1.4万人来往。中国留学生是美国国际学生最大群体，近33万人，几乎是第二名印度的两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每年至少给美国带来了100亿美元的收入，约12万个工作机会。中美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不仅影响两国关系，还将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多次警告，除非中美之间相互理解并实现共存，否则一个充斥核武器并为人工智能所支配的世界，将面临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灭顶之灾。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个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中美对抗是危险的，将危及人类的生存。

在中国崛起的21世纪，美国仍然以传统的权力转移范式看待中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很流行，认为中美还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拒绝接受与中国的平等关系，拜登在就任后第一个外交政策演说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称，在他任内中国不会超过美国。确实，中国不会在拜登的4年任期内超过美国，但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是早晚的事。即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也不意味着中国要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成为另一个世界霸主。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各国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是合作的伙伴，全球的事务由各国依据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解决，因此，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并不意味着下一次“权力转移”。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与苏联不同，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国际社会推行世界革命和自己的制度模式。中国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是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发展的，中国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提出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推动现行国际秩序向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并不是推倒重来。美国一些政客为了阻止中国崛起，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重启冷战，是不会成功的。

三、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与百年变局相交织，加强了世界的不确定性

2020年伊始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仍然没有消退的迹象。尽管有了疫苗，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病毒不断变异，阿尔法、贝塔、德尔塔、伽马、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使感染者和死亡者每天都在增加，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2月15日，全球确诊病例达到4.1057亿，死亡达到581.088万人。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发表演讲时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6]此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不亚于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全球化在退潮。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快速下滑，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其他均为负增长，美国经济下降了3.5%，欧盟下降了6.2%。2021年各国经济普遍回暖，但复苏之路仍是不确定、不平衡的，中国经济增长超过8%，美国达到5.7%，欧盟疫情不断反复，影响了经济复苏。虽然2021年经济增长普遍好于2020年，但不断推升的通货膨胀率让民众感受不到经济的好转。2021年，美国通胀率同比增长6.8%，达到了近40年来的新高，民众认为2021年是最差的一年。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德国2021年的全年通胀率上升至3.1%，达到1993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欧元区2021年11月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了4.9%，接近欧洲央行预期的2.5倍。未来的经济发展仍具高度的不确定性，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新的产业革命并未带来新兴工业部门的大量出现，发展中国家受疫情等影响，除中国外，经济增长比发达国家更差，面临的问题更多，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趋势受到抑制。同时，全球化进程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冷战结束以来，在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中，传统产业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这一进程中，发达国家获利的主要是企业家和投资者，传统工业地区的衰落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从而影响了社会稳定。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欧洲的右翼力量崛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发展等均与此有很大关系。新冠肺炎疫情使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在反思全球化：发达国家认识到传统产业转移带来的风险，防疫物资和基本药物原料的缺乏，让执政者开始重视经济安全问题，努力争取使传统产业回归本国；民众的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给政府施加更大压力；各国封锁停工导致的产业链断裂，客观上也影响着全球化。全球化退潮、多经济中心的发展将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之际，俄乌冲突爆发，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最为严厉的经济金融制裁。战事与经济制裁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飞涨，各国通货膨胀水平升高，股市、债市普遍遭受冲击，供应链、产业链再次受到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受阻。综合各权威机构的预测，受俄乌冲突的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将下降1～2个百分点。

第二，大国战略博弈明显加剧，大国关系向传统竞争回归。疫情的发展并没有促进大国的合作，大国地缘政治的争夺在加剧。美国为了维持霸主地位，不断强化冷战时期建立的北约、美日、美韩等军事政治同盟，同时又与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了“奥库斯”联盟，并努力使印太战略机制化。美国在欧洲不断推进北约东扩的行为，特别是承诺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2021年下半年以来，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争斗激烈，许多人担心乌克兰东部会重燃战火，西方媒体声称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普京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俄罗斯不接受、美国不能碰的“红线”，俄方提出了与北约就地区安全进行谈判的具体方案。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不具有现实性，鉴于俄乌存在领土争端，北约不会贸然接纳乌克兰，但会从各方面支持乌克兰，特别是增强乌克兰的军事力量。俄罗斯利用乌克兰危机向西部地区增兵，也是向西方施压的手段，迫使西方与其谈欧洲东部地区的安全问题。在美国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后，俄罗斯用出兵乌克兰的方式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俄乌武装冲突爆发。美国和北约不会因此与俄罗斯发生战争，但会全力援助乌克兰，促使乌克兰顶住俄罗斯的进攻。欧美国家借机努力削弱俄罗斯，增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能力，俄乌战事比俄罗斯预期的要长得多。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欧洲发展军备的势头增强。在冷战时期美苏进行的激烈的军备竞赛让双方都遭受严重伤害，最终双方坐下来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限制和削减军备的条约。但特朗普上台后，在令美国再次伟大的名义下，加强了大国间的军事竞争，美俄间原有的削减和限制军备的条约失去了效用。拜登上任以来，继续加强大国竞争。俄乌冲突发生后，一直低调的德国明确表示要增加1000亿欧元的国防预算，未来的年度国防预算比重将不低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欧洲一些非北约成员加入北约的愿望增强，还有些国家明确要求加入欧盟。欧美国家在对俄问题上形成了立场一致的阵线，欧洲分裂为俄罗斯与反俄罗斯两个对立方。在后俄乌冲突时代， 大国相处的方式将是合作、竞争与对抗并存，在涉及双边层面及地缘政治的问题时，竞争与对抗的倾向明显，在涉及诸如气候变化、传染病的防治、核扩散等全球性议题时，合作的比重更大一些。但双边的竞争肯定影响多边的合作，未来世界向何处去，主要取决于大国领导人的选择。

第三，政治极化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交织，影响国家稳定。疫情的持续冲击着经济的发展，造成许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2021年6月2日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1年趋势》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失业人口总数预计将达到2.05亿，大大超过2019年的1.87亿，全球失业率将达到5.7%。2022年1月初，哈萨克斯坦因提高天然气价格引发民众抗议，最后发展成席卷全国主要大城市的暴乱，导致200多人死亡，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哈萨克斯坦事件是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一起灰犀牛事件，其根源在于疫情造成的困难与此前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公相叠加，引燃了社会早已积聚的不满。类似的事件在其他国家也许还会出现。2022年是多国的大选之年。韩国新总统尹锡悦表现出了与文在寅不同的风格；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得已连任，面临的挑战不小；10月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卢拉有可能再次当选；日本迎来参议院改选，248个议席中的一半要进行改选；美国将在11月迎来中期选举。在疫情反复、阿富汗撤军不利、通胀压力等诸多因素影响下，拜登的支持率快速下滑，民主党的选情不乐观。乌克兰难民大量涌入欧洲，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沉重负担，加之居民消费的油气等商品价格高涨，社会不稳定性升高。大选会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放大社会矛盾，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提供表演的舞台，发达国家是否能很好地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和非理性的民粹主义，避免政治的极化，关系着许多国家的未来稳定与发展，也必将影响国际形势。(https://www.daowen.com)

第四，世界大变局演进速度加快，挑战增多。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曾引起大国内政外交的剧烈变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在疫情影响下，原有的矛盾被放大，新的问题与冲突增多，要避免重蹈历史覆辙，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更需要大国的协调与合作。20世纪30年代恰恰是各大国都不愿承担责任，世界陷入了“金德尔伯格陷阱”，没有大国出面遏制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和战争的风险，最终使世界遭受了空前劫难。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习近平主席强调：“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必须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主要经济体要树立共同体意识，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政策信息透明和共享，协调好财政、货币政策目标、力度、节奏，防止世界经济再次探底。主要发达国家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凝聚国际共识，增强政策协同，防范系统性风险。”^[7]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顾及世界的共同利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当今世界已经是个“地球村”，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加强合作，但2022年2月12日美国公布的《印太战略文件》表明，美国的战略重心在于应对“中国的挑战”，要重组产业链和制定新规则。俄罗斯对乌克兰用兵，则直接向国际秩序发起了挑战，进一步激化了美俄、俄欧矛盾。大国的不合作难以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增强了世界的不确定性。

四、世界大变局中没变的因素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多，但人们经常会问，是不是还存在着不变的因素，存在着确定性。答案是肯定的，不变的因素实际上强于变的因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仍在发挥作用。现行国际秩序是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等维系的，这些虽然主要是在西方大国主导下形成和创设的，但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与以往的国际秩序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传统强国，还是后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甚至冷战后出现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哪个国家挑战这一秩序，基本上都认同这一秩序，是现有国际秩序与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都不同程度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分工，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发展自己。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联合国成员国，都拥护《联合国宪章》弘扬的主权平等原则，维护现行国际秩序与体系。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个别国家热衷于对其他国家进行单边制裁，热衷于搞小集团，破坏着现行国际秩序，但要想再建一套新秩序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也没有变。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8]现在虽然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并未变。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维系国家间关系的规范与制度纽带越强大，国家间关系就越密切，国家防止体系解体的利害关系就更大，国家就有更多的途径防止冲突失控并解决冲突”^[9]。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恐怖主义的危害、气候异常变化的影响等，都说明世界已经连成一体。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明确要求各国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核武器的出现使大规模的战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经历过战争的人民更渴望和平，“最坏的和平也比最好的战争好”，和平解决争端成为国际共识。维护持久和平，需要经济发展做保障，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和平。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和世界经济遭受的严重冲击，以及大国间关系的不睦，再次凸显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10]未来的世界大国间不可能发生战争，和平是有保障的，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没有变。虽然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初严重下滑，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被迫放弃金本位，但美国的盟友——德国和日本经济复苏和起飞，大大加强了西方的整体实力。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体系真正具有了全球规模，全球化迅猛发展，中国和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实力整体下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接近40%，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发达国家全球治理的意愿下降，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抬头，冲击着全球化进程。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已经形成，美国、日本等出台了不少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收效不大，资本的力量强于政治家的意志，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是难以改变的。

第四，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主体。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主权国家便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随着全球化的扩展，跨国公司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在增强，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现实告诉人们，主权国家的作用不可忽视，国际关系的主体仍是主权国家。在抗击疫情、开发疫苗、国际合作抗疫、经济恢复等一系列问题上，国家的组织动员作用显得十分重要。行动能力强的国家往往做得更有效率，效果更好。

第五，国内治理先于国际治理的状况也没有变。大国对国际社会有特殊责任，但参与全球治理首先需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老布什在1992年大选时，曾以“赢得冷战”为竞选口号。对此，美国的“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予以驳斥：如果任何一届政府宣称，它可以对地球另一面的一个大国内部的混乱不堪施以决定性的影响，那一定是十分幼稚的……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赢得”了冷战。孟德斯鸠曾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断言：小国亡于外敌，大国毁于内乱。大国兴衰的事实也证明，国内治理好了，才有国际作为的根基，否则像苏联那样长期把目光投向外部，忽视解决本国的问题，最后国内爆发的总危机摧毁了联盟的大厦，在国际上获得的成果也化为乌有。大国自身的衰弱与危机，有利于竞争对手，正如管子所说“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大国自身的失误会为对手提供机会，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建立了单极霸权，美国的相对衰落也有利于其他战略力量发挥作用，促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因此，做好自己的事，提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保障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是大国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并非一夜之间完成的，有一个从渐变到质变的过程。本书以宽广的视角观察世界百年的沧桑巨变，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立体地考察世界大变局“变”的进程。在世界发生巨变的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中国适应世界的变化到世界要适应中国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从百年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未来世界的百年变局，会使人有许多感悟，得到有益的启迪。

【注释】

[1]转引自徐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评论》2021年第4期。

[2]［美］小约瑟夫·奈、［加拿大］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3]［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4]［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5]［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24页。

[6]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1月18日。

[7]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1月18日。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05页。

[9]［美］小约瑟夫·奈、［加拿大］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

[10]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