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后记
一、作者生平考证及成书
朱震亨，字彦修，婺州（今浙江省金华）乌伤（今义乌市）人，因居丹溪而被尊称为“丹溪翁”和“丹溪先生”。生于元代至元十八年（1282），卒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享年78岁。朱丹溪是元代著名医家，通儒精医，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等。丹溪倡言“王道医学”，提出“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临床上主张滋阴降火，善用滋阴降火药，故后世称其学为“滋阴派”。丹溪是典型的大器晚成者。30岁为救治母病，自学医学，除研读《素问》等经典外，主要修习当时盛行的《局方》之学；36岁赴东阳从许谦攻儒学，这不仅是丹溪道德修养的转折，也是其思想方法的进步，为其援理入医、阐述医学理论的思想基础；泰定乙丑夏往武林，其后师从罗知悌，乃得“学医之要”；47岁学成归故里，以精湛的医技，开拓了新局面，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丹溪乃一代大师，被传颂千秋。
《本草衍义补遗》（以下简称《补遗》）是朱丹溪对寇宗奭《本草衍义》（以下简称《衍义》）的补遗和阐发，是其研究中药的代表作。有关该书的书名，明·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及戴良《丹溪翁传》中均有记载。所以认定其为丹溪自撰之作是没有问题的。而原书正文中多处由分隔号“○”“●”“
”隔开，被分成两个部分，且后一部分多引用前人资料，或对丹溪药论予以评述，如“菊花”条中有“丹溪所言苦者勿用”，“薏苡仁”条中有“丹溪先生详矣”等语，这说明该书中有部分内容并非丹溪所撰。明·王鏊《姑苏志》谓丹溪弟子赵良仁编有《丹溪药要》，明·郑沂书写戴思恭《行状》及曹昌所撰《墓志铭》均记载，丹溪弟子戴原礼有《本草摘抄》一书传世，而明·叶盛（1420—1474）撰的《菉竹堂书目》载有丹溪《本草摘抄》一卷，与上戴原礼书名相同，故这部分内容疑为丹溪门人所补。所以可知，《补遗》作者应该为朱丹溪，其后经过门人修订增补。且根据丹溪论药是以阴阳五行属性来阐述药理的特点，书中前一部分“凡一百五十三种”大多记载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而后一部分“新增补四十三种”则无此内容，其中的药物品种也不是对《衍义》的增补，因此可考虑为门人增补的内容。
丹溪撰写《补遗》的原因亦未曾有人分析过。《衍义》为北宋末年寇宗奭所编，该书虽说是对《嘉祐本草》的修订，其实并非唐慎微《证类本草》那样，是在前人本草的基础上加入新补充的资料，即后一部书包含前一部书，而是依据医学理论，并结合寇氏自己的实际经验，对具体药物进行药理方面的解释，重点阐发了药物基原、药材质量、炮炙制剂、用药方法，开创了药性理论研究之先河，在本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金元时期药物研究影响巨大，故后世对其书有较高的评价。明代医家李时珍赞其为“援引辨证，发明良多”（《本草纲目》）。清人杨守敬评价为“本草之学，自此一变”（《日本访书志》）。在丹溪之前已有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等人对药性理论的探讨。如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本草论》中论述了常用药物的性味归经；张元素的《珍珠囊》建立了药物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引经体系；李东垣的《用药心法》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药物气味厚薄归类的“药类法象”，为临床医生用药指南。朱丹溪之师罗知悌虽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又旁通张、李二说，但丹溪却没有像王好古的《汤液本草》那样，补充发挥李东垣的“药类法象”，而是针对寇宗奭的《衍义》进行了“补遗”。这主要原因是朱丹溪深研理学，因此，他在论药时非常注意探求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并据此来解释药物的命名义理、性味归经及功效主治，这与寇宗奭在《衍义》中以阴阳五行来归类和阐解药性的观点相吻合，而与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等较多地着眼于药物气味厚薄阴阳、升降浮沉归经的做法完全不同。此外，丹溪重视临床，主张以研究医经医理来结合医疗实践，而《衍义》能密切联系临床实际，阐发药理、药性，故为丹溪所推崇。这就是丹溪选择《衍义》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有关《补遗》的成书年代无考，一般都附于丹溪卒年（1358）之后的著作中。
二、版本情况
《本草衍义补遗》无单刻本，据《丹溪心法附余》凡例云：“丹溪《本草衍义补遗》虽另成一书，然陕板、蜀板、闽板《丹溪心法》咸载之。程用光重订《丹溪心法》，而徽板乃削去之，反不美。今仍取载书首，使人得见丹溪用药之旨也。”（《丹溪心法附余·凡例》）故其书最早应可见于陕板、蜀板、闽板的《丹溪心法》。从目前的版本调研情况来看，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见于明代杨珣所辑的《丹溪心法类集》，明正德三年（1508）卢翊刻本，即上文所指陕本《丹溪心法》的重刻本。其后见于为明代方广所辑的《丹溪心法附余》，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姚文清、陈讲刻本之中。
杨珣所辑的《丹溪心法类集》目前仅见明正德三年（1508）卢翊刻本一种。方广《丹溪心法附余》流传广泛，版本众多，据《中国医籍考》《中国医籍通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三百种医籍录》等所载信息，本书传世版本有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姚文清、陈讲刻本，明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刻本，明嘉靖大业堂刻本，明隆庆六年壬申（1572）施笃臣刻本，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沈九畴刻本，明万历天启金陵唐鲤耀刻本，明崇祯八年乙亥（1635）彭堣刻本，明步月楼刻本，明书林四知馆杨君临刻本，日本宽文十一年辛亥（1671）喜左卫门刻本，清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大兴堂刻本，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古越徐氏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杭州衢樽书局石印本，清大文堂刻本，清书林德让堂刻本，清福建多文堂刻本，清尚俭堂刻本，清慎修堂刻本，清福建宝章堂刻本，1912年上海文瑞楼石印本，1920年浙江绍兴墨润堂石印本，1924年泸江海左书局石印本等二十余种。
三、主要学术特点及贡献
《补遗》全书不分卷，共一册，其体例亦与《衍义》相仿，类似笔记形式，内容繁简不等，有的详细论述药理及药材鉴别，如其论石膏谓：“尝观药命名，固有不可晓者，中间亦多有意义，学者不可不察。如以色而名者，大黄、红花、白前、青黛、乌梅之类是也；以气而名者，木香、沉香、檀香、麝香、南香之类是也；以质而名者，厚朴、干姜、茯苓、生地黄之类是也；以味而名者，甘草、苦参、龙胆草、淡竹叶、苦酒之类是也；以能而名者，百合、当归、升麻、防风、硝石之类是也。石膏，火煅细研，醋调封丹炉，其固密甚于石脂，苟非有膏，焉能为用？此兼质为能而得名，正与石脂同意。阎孝忠妄以方解石为石膏。况石膏甘辛，本阳明经药。阳明主肌肉。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上行至头。又入手太阴、手少阳。彼方解石止有体重质坚性寒而已，求其所谓石膏，而可谓三经之主者焉在哉？医欲责效，不可难乎？又云：软石膏可研为末，醋研，丸如绿豆大，以泻胃火、痰火、食积，殊验。生钱塘者，如棋子，白澈，最佳。彭城者亦好。又有一种玉火石，医人常用之，云味甘微辛温，治伤寒，发汗，止头痛、目昏眩，功与石膏等，故附之。”（《本草衍义补遗》）先从石膏的色泽、气味、质地来分析其命名及功能，再提出其与方解石的鉴别依据。而某些药物仅以数十字言，一笔带过。如乌桕木“解蛇毒”，郁李仁“阴中之阳，破血润燥”等，仅言数字。由此可见，《补遗》可能是丹溪阅读《衍义》时的读书笔记，也有可能是丹溪讲授中药的备课笔记。
有关《补遗》收载的药物及新增补数目，目前说法不一，尚志均等编著《历代中药文献精华》认为载药153种，后新增补43种，共196种。也有人认为，载药153种，后新增补33种，共189种［刘玉玮.《本草衍义补遗》对本草学的贡献.天津中医学院学报.1993，（1）：35-36］。我们在点校该书的过程中，经与《衍义》仔细核对，确定前一部分药物条目153种，但其中“蜜”与前之“石蜜”“糖”内容重复，又“防风、黄芪”一条应为二味药物，“灯笼草”一条中有“佛耳”，故实际载药为154种；后一部分原书题“新增补四十三种”，实际药物条目42种，但其中“熟地黄”一条中收载“生地黄”，故实际载药43种，两者相加，共197种。有关本书“新增补”的品种，经笔者考证，其所录新增补的43种药物中，《衍义》已收载的有：当归、细辛、天麻、赤箭、柴胡、旋覆花、泽泻、熟地黄（在“地黄”条中）、草豆蔻（在“豆蔻”条中）、茴香（作“香子”）、连翘、甘遂、天门冬、桑白皮（在“桑螵蛸”条中）、青皮、桃仁（作“桃核仁”）、生姜、赤石脂、款冬花、麻黄、郁李仁、豉、瞿麦、牡蛎等共24种，后一部分实际新增补仅19种药物，而前一部分药物中《衍义》没有收载的有：灯心、竹沥、羚羊角、面、缩砂、黄芩、天南星、锁阳、水萍浮芹、马鞭草、灯笼草、佛耳、山楂子、漏芦、姜黄、御米壳、乌桕木、卤碱、缫丝汤、麻沸汤、潦水、败龟版、蛤粉、人中白、人中黄等共25种，两者相加，实际新增补药物为44种。此外，《补遗》中药物名称与《衍义》不同，而实际药物基原一致的有：荪（兰荪）、松（松黄）、皂角刺（皂荚）、凌霄花（紫葳草）、香附子（莎草）、蜀椒（秦椒）6种；药物基原虽一致，但扩大了药用部位的有：苋（苋实）、犬（犬胆）、鸡（丹雄鸡）3种；将《衍义》数种药物合并为一种的有：硝（朴硝、芒硝、硝石、英硝）、蛤蟆（蛤蟆、蛙）2种。
丹溪在《补遗》中补遗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品种：增加了《衍义》没有收载的药物品种如防己、升麻、藁本、苏木、前胡、知母、贝母、玄胡、大戟、麦门冬、牡丹皮、槟榔、玄参、芦根、广荗、京三棱、草龙胆、车前子、灯心、竹沥、羚羊角、面、缩砂、黄芩、天南星、锁阳、水萍浮芹、马鞭草、灯笼草、佛耳、山楂子、漏芦、姜黄、御米壳、乌桕木、卤碱、缫丝汤、麻沸汤、潦水、败龟版、蛤粉、人中白、人中黄等44种。
2.扩大部位：如《衍义》中“苋”仅用苋实，《补遗》扩大为全株；“犬”仅用犬胆，《补遗》又增加了犬肉；鸡仅用“丹雄鸡”，《补遗》不拘雌雄。
3.补充药性：《补遗》针对《衍义》中部分药物没有以阴阳五行来阐解药性的遗漏或疏忽进行了补充。如山药，《衍义》仅有释名、炮制方法和宜忌，而《补遗》则补充了其药性为“属土，而有金与水、火，补阳气，生者能消肿硬。经曰：虚之所在，邪必凑之而不去。其病为实，非肿硬之谓乎？故补其则留滞，自不容不行”。
4.发掘功能：《衍义》中有许多药只言辨药物产地或药形、色味，而未言功能。而《补遗》则进行了大量地增补。如决明子，《衍义》云：“苗高四五尺，春亦为蔬，秋深结角，其子生角中，如羊肾。今湖南北人家圃所种甚多，或在村野成段种。《蜀本图经》言：叶似苜蓿而阔大，甚为尤当。”仅言药形、产地，而《补遗》则论述云：“能解蛇毒。贴脑止鼻洪，作枕胜黑豆，治头痛，明目也。”
5.拓宽主治：丹溪重视用药实践，并广引其他医学文献，努力拓宽《衍义》中的药物主治范围，如诃子，《衍义》谓：“气虚人亦宜缓缓煨熟，少服。此物虽涩肠而又泄气，盖其味苦涩。”《补遗》论述为：“此物虽涩肠，又泄气，盖其味苦涩。又其子未熟时风飘堕者，谓之随风子，尤珍贵，小者益佳。治痰嗽，咽喉不利，含三数枚，殊胜。又云：治肺气因火伤极，遂郁遏胀满，盖其味酸苦，有收敛降火之功也。”
6.纠正舛误：《补遗》还对《衍义》中的一些舛误进行了纠正，并提出独到的见解。如肉苁蓉，《本草图经》称其“皮如松子有鳞”，《衍义》沿袭认为“于义为允”。丹溪见过肉苁蓉的真形，谓“何曾有鳞甲者？”又如“《衍义》以柚为橘，有无穷之患”；饴糖“属土，成于火，大发湿中之热。《衍义》云动脾风，是言其末而遗其本也”。
7.重视炮制：炮制的目的除使药物适应临床需求外，还能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保证用药的安全和有效。丹溪在这方面比较重视。在《补遗》中常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一些毒性药物的炮制方法。如论及附子，言“每以童便煮而浸之，以杀其毒，且可助下行之力，入盐尤捷”。
8.强调禁忌：丹溪针对《衍义》在用药禁忌方面缺略的情况，特别强调药物使用的注意事项。如浆水“宜作粥，薄暮啜之，解烦去睡，调理脏腑。妇人怀妊，不可食之。”人参“与藜芦相反，若服一两参，入芦一钱，其一两参虚费矣，戒之！”葶苈“属火属木，性急，善逐水，病人稍涉虚者，宜远之。且杀人甚捷，何必久服而后致虚也”。
李时珍曾评论《补遗》时说：“此书盖因寇氏《衍义》之义而推衍之，近二百种，多所发明。但兰草之为兰花，胡粉之为锡粉，未免泥于旧说。而以诸药分属五行，失之牵强耳！”（《本草纲目》）指出了该书在药物辨识上尚存在不足之处。此外，由于丹溪对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没有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因此在临床也就缺乏实用价值。但应该肯定的是，《补遗》虽收药不足二百味，文字不及万余，内容简短，但却凝结着丹溪依据自己精通理学和临床实践所得的经验，为后世研究本草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