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消遣（省俭）——嘉道朝
（一）“总导演”嘉庆帝
嘉庆帝颙琰生长于清王朝全盛时期。乾隆六十年九月被册立为皇太子，翌年即位，改元嘉庆。退为太上皇的乾隆帝，仍居住在养心殿，照旧批阅奏章，内廷时宪书和档案仍使用乾隆年号。颙琰深知其父并没有真正放弃权力，处处小心回避，不去参与国事。于是当嗣皇帝期间，看戏成为嘉庆帝的重要活动。据敬事房档案记载，嘉庆元年正月，他共计看了十八天戏。
金墓杂剧砖雕
乾隆以降，宫廷戏曲演出开始走向低谷，常有论著推测颙琰没有兴趣看戏，其实从档案中可以发现，嘉庆朝内廷演剧频仍，颙琰对戏曲爱好十分执著。与后世清帝相比，他更懂行。一本嘉庆七年的旨意挡记载详尽，记录了颙琰从剧本、表演、演唱、音乐、锣鼓到舞台调度曾发表的很专业的意见，所传旨意堪称戏曲行家的见解，生动具体，切实可行。仔细读来，既是天子谕旨，又是饶有趣味的观剧随笔。
清王朝国运每况愈下，对于嘉庆帝来说，看戏是消遣，也是排解各方沉重压力的方式。这一时期宫廷演出相对适度，一些谄媚皇上的官员要在他五十寿辰时“广陈戏乐”、“巷舞衢歌”的建议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两年后又有御史景德上奏要在万寿节期间京城内演戏设剧十日，还要“岁以为例”，不仅受到训斥，还丢掉了官职。虽说嘉庆朝宫中演戏比较频繁，南府和景山基本上维持了乾隆朝原有的庞大编制，可是人员已有了大幅度的削减。在他执政的21年期间，内廷民籍伶人减少了一半以上，可以说是嘉庆帝对乾隆朝极度挥霍的无言纠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一册注明“无朝年”的旨意档，原封面早已无存。该档案七月二十六日记有：
长寿传旨与南府、景山总管、首领等，二十六日已到热河，就来喜报了，拿住逆匪苟文明，传与总管、首领等喜欢喜欢。再前次曾传旨，若拿住苟文明，着总管、首领等进如意，但在热河不便，着你们十月初二日驾还圆明园接驾进如意，不必着人道喜。钦此。
《清仁宗实录》卷一〇一载：嘉庆七年七月，“甲午，上至热河，诣文庙瞻礼。关帝庙、城隍庙拈香。诣永佑寺行礼。谕内阁。本日至避暑山庄。甫经下马，适递到额勒登保等六百里加紧奏报：官兵歼毙首逆苟文明，并擒斩余党。大喜捷音。此皆上天垂恩，皇考赐佑，欣慰之余，翻增感涕。”
根据这两段文字，可以确定这册档案为嘉庆七年旨意档，实为迄今所见到的年代最早、记录最详尽的演剧档案，是时距乾隆帝去世仅三年，结束二十七个月服期，开禁唱戏也才一年的时光，应当基本上保持了乾隆朝戏曲活动的状态。有关演戏谕旨、看戏内容乃至演出人员安排、赏罚、人事纠纷，等等，就连嘉庆帝对演出细节提出的修改和对太监之间纠纷的指责，一一记载明晰，内容生动形象，读来趣味盎然，超过其他任何一册清宫戏曲档案。其间也可以看到清前期内廷衙署管理比较严谨，档案记录远比清末详尽。
颙琰精通戏曲，内外学日常排戏、筹备排演新戏、分配角色、教习或学生的表演，改动唱词、舞台调度，他几乎事事过问，称之为总导演毫不为过，由此可看到其性格中遇事认真、严谨和执著的一面。
分派角色
清宫演戏角色分配一般由皇帝确定。由于对周围演剧的伶工（包括太监和外学艺人）十分熟悉，嘉庆帝常传旨命总管调换人选，选择他认为最合适的艺人扮演各种角色。排新戏的角色安排也要得到皇帝首肯。
七年四月“上交下《混元盒》一本至三本，着内头学、内二学写串关，上览分派”。《混元盒》演鄱阳湖水神金花圣母率蜈蚣精、蛤蟆精、蝎子精等与张天师斗法，被张天师将众妖收入混元盒内的故事。
嘉庆帝认可的剧本，由内头学、内二学写成包括唱念、表演身段、武打内容的串关，经他审阅后，再分派角色。五月初嘉庆分派《混元盒》角色如下：
第一出 玉皇：董玉、大刘进喜；金星：王麟祥、任玉；金花：彭禄寿、曹进喜。
第二出 天师：张良贵、黑子。
第三出 吕洞宾：孙魁、魏得禄；陶谦：大刘得、黄元。……
这三出戏的主要角色都派两名伶人学演，类似现在剧团演员的AB角制。一般谁学得好由谁演，必要时还有替补。
十四日又有长寿传旨：“将黄眉童一段学出来。上派黄眉童：张明德；弥勒：刘进喜；悟空：刘得升。钦此。”
内廷演剧绝对体现了颙琰的意愿，戏台上必定是他认为适当的形象。
《盘丝洞》角色也由皇帝分派：长寿传旨，《盘丝洞》上派──
月霞仙子：喜庆；
蜘蛛精：曹进喜、尚得、王双庆、刘保、杨清玉、张文得；
百眼大仙：刘得升；
悟空：张明德；
唐僧：魏得禄；
悟能：孙福喜；
悟净：刘得安；
土地：刘得；
浴泉妖：雨儿；
蜈蚣化身：王麟祥；
黎山老母：郭清泰；
毗蓝婆菩萨：曹进喜。
蜘蛛精曹进喜早下赶毗蓝婆菩萨。
嘉庆七年派角谕旨档案
《盘丝洞》由内学太监演出，从主角到六个蜘蛛精龙套，嘉庆帝一一点名确定，无一遗漏，就连太监曹进喜要兼演毗蓝婆菩萨和蜘蛛精，需要提前下场去换装的区区小事，都由皇帝预先安排妥当。
纠正伶人表演及舞台调度
艺人随意改动唱词念白或表演不够认真，嘉庆帝会予以纠正，绝不轻易放过。档案记有：“……在本子上的许念，不在本子上的不许念。钦此钦遵。”“孙福喜嘴里念唱忒快，以后谩谩（慢慢）的念唱。”“《劝农》张喜曲子话白念唱不沉重，着王麟祥、刘进喜学出。”
清宫藏戏曲人物画·无底洞
发现剧本不合乎情理、舞台调度欠妥，嘉庆帝也会予以修改：
《永平安》第五出“奉旨赏军”潘仁美定场白说的都是奸话，如何当着众将言此奸话。上改潘仁美一人吊场，报子不用上；中军传梆，上一院子问，中军白：“方才探子来报，圣旨临边，特来报知。”院子回禀，潘仁美心疑想是拿我，我有道理，吩咐开门，众上。钦此。
自报家门原是戏曲艺术传统的表演形式，嘉庆帝感到，让宋朝迫害杨家忠臣良将的潘仁美在众将官面前说些“奸话”不近情理，便传旨改成潘仁美一人在台上自白，由一中军在幕后与一院子（即家院，仆人）对话，然后向潘仁美回禀。嘉庆帝在谕旨里使用了“传梆”、“吊场”等一系列戏曲界的专业术语，足见他对于此道相当内行。不是真正懂得戏曲表演，也不可能如此调度舞台，使其更为简练，合乎常理。
指导服饰道具的使用及排练
嘉庆帝看戏很投入，就连伶人们的服饰乃至道具的使用和颜色都不会被忽视。太监们排练《三妖演法》时，他就传下圣旨，“跟狮精小妖头场拿青素旗，上换双斧，狮精大斧。跟象精小妖头场拿白素旗，换双刀。跟鹏精小妖头场拿黄素旗，换双锤”。不同精怪的随从小妖手执不同的兵器和不同色彩的旗帜，可使舞台形象更加鲜明。
十一月排练《混元盒》嘉庆帝更为留心：
初六日 长寿传旨，十一日早膳《混元盒》养心殿承应，因魏德禄连场，侯进喜、李进贵不能唱整出戏，杂角也不能上。钦此。
初十日 长寿传旨，《混元盒》头本十六出《拘魂辩明》内跟玄坛黑虎变四个化身，与黑石精白石怪也变四个化身，八个人对把子。二十八宿以后若有妖怪，总着天师请四个二十八宿内神将，若是火妖怪遣四个水宿，若是木怪遣四个火宿擒缚。《定太平》第六出于洪与刘金定斗法变石头、石匠、铙鬼、金甲将此四样不用换，或四头八臂、三头六臂，或变个别的神将妖怪都使的。钦此。
《定军山》中角色孔明
舞台上艺人的唱念做打、举手投足，时时都在皇帝的关注当中，类似记载缩短了时空差距，令后人看到了皇帝的嗜好和欢乐，细致入微的改戏谕旨富于人情味，展现一代帝王的常人之心。
一般观众不会注意的锣鼓敲击，嘉庆帝都非常在意。五月初五日莲庆、来喜传旨，“《混元盒》鼓板当起更，才是打了上场锣鼓，错了。莲庆、来喜亲看将高吉顺重责三十板，永远不许他迎请见面。再，百福教的好徒弟，革月银一个月，永远无赏”。
起更锣鼓和上场锣鼓敲击的区别，普通人很难分辨，鼓师高吉顺打错了锣鼓，没能逃过皇帝敏锐的耳朵。如此精通戏曲的帝王实属少见，高吉顺受到的惩罚……
修改唱词及剧本
嘉庆帝还多次亲自修改唱词，清宫各种喜庆内容剧目无计其数，本已充斥着歌功颂德词句，嘉庆还喜欢加入更为直接的颂扬。冬至节演出的杂剧《玉女献盆》，就奉旨“旧唱‘万年长庆’上改为‘万年嘉庆’”。
《瑶林香世界》也曾奉旨修正尾声唱词：“《瑶林香世界》尾声重华宫承应唱‘想重华胜似神仙境’，圆明园唱圆明，热河唱山庄。”唱词要依照演出地点不同而变更。万寿、节庆等戏要因时间、地点、贺喜的对象不同（皇帝、皇后或是皇太后、皇子、公主），唱词和念白都要临时改正。伶人演出需小心谨慎，稍有差误，错了唱词，即是犯上之罪。
有时嘉庆帝也给剧本增添些戏剧色彩：四月有“长寿传旨，《古迹岗》着莲庆学刘秀。旨意教道，《神虎报》靳德山白，小人这个靳不是进退之进，是远近之近，小人这个德不是得贺之得，是张明德之德。钦此钦遵”。
为了嘲弄剧中人物，嘉庆帝加入太监伶人张明德（习净行）的名字来取笑，虽然有些不伦不类，却反映出嘉庆帝改唱词时心情的愉悦。
清宫每次演戏结束后均有赏赐，恩赏档详细记有“上赏”某伶人的物品和赏银数量。虽然档案不全，仍可发现嘉庆帝远不如后世咸丰帝、慈禧太后等出手大方，手巾一条、荷包一个、刮膘一块、扇子一把都是皇帝的恩典。得到五钱重银锞一个，是最多的赏赐，很少赏下一个一两重的银锞。赏品多为衣料，有时是屯绢袍料一块，有时是五丝褂料一块，有时是花机纱一件，太监和外学艺人大致相同。
赏罚严明
伶人出错的时候，嘉庆帝会十分认真地扣掉他们的赏银。来自南方的马双喜可能是为了在台上找噱头，忘记了皇上曾有不许在台上说方言的谕令，结果连累大家无赏。旨意档上载：
长寿传旨，《快活林》马双喜嘴里又说西话，久已传过，不许说山东、山西等话，今日为何又说？本当治安宁、约勒巴拉厮、马双喜不是，孤（姑）念尔等差事承应的吉祥，故饶过尔等，吉吉祥祥回去，若再要故犯，必重重治罪。再陆福寿、金狗等把子腿脚本好，今都不赏，若报（抱）怨只报（抱）怨马双喜。钦此。
清宫藏戏曲人物画·打擂
太监伶人不按规定的曲本演唱，也会引得皇帝动怒，招致皮肉之苦。档案记有长寿传旨：
《拿夫修城》魏得禄、雨儿发科不按本来，自己混说是首领于得麟、邵国泰、教习百福、永泰、张长、图善叫他每混说，治首领、教习不是。首领、教习并无叫他乱道拉时候，奴才、首领、教习已责过二十板，晚膳后，遵旨将雨儿、魏得禄再责二十板。钦此。
发科打诨是指演剧中加入一些滑稽戏谑的语言，民间演出中是允许的，尤其是丑角演员常要临场抓上一些噱头，引人发笑。而在内廷演戏，却是犯了大忌。从这道用总管的口气转达的谕旨看，雨儿等两次各挨了四十大板。不料一个月后雨儿不加留心，又没有照本念词。五月初五日是端阳节，演出后，长寿又传旨道：
内二学学生忒野，挨窗倚站唱戏，惟有张明德按本发科，其余雨儿、孙福喜不按本，口内混喷，重责二十大板。皆因首领不管之过，他才混喷，就是逃走，也是不管首领之过，以后紧紧的管。
太监为演戏挨打本是常事，但一个月之内，连续为不按本念词挨板子，也使得太监们较为小心，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再没见有乱念话白的记录。
对“侉戏”态度暧昧
嘉庆三年，朝廷曾颁发乱弹等腔禁令：
近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媟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所有京城地方，着交和珅严查饬禁，并着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体严行查禁。如再有仍前唱演者，惟该巡抚、盐政、织造是问。钦此。
戏曲史中，嘉庆帝颙琰也因此而留名；但不足一年，太上皇去世，乱弹禁令的执行者和珅被处以极刑，禁令未必产生了多大的效应。嘉庆四年有关禁止官员私养戏班优伶的谕旨中，再未提及一年前对乱弹等腔的禁止，也未见对某种腔调进行干预。
实际从乾隆年间开始，清宫戏台上就在演着昆弋腔之外的“侉戏”。乾嘉时期，民间最流行的乱弹、秦腔等戏曲腔调，清新淳朴，还保存有外乡口音，被内廷称作侉戏。嘉庆道光两朝戏曲档案中都曾提到侉戏的演出，宫廷档案中经常出现“乱弹”一称已经到了同光年间。
清帝后妃和寻常人一样，会喜欢听曲调新颖，唱词通俗的新戏，但又认为其尚存土气，难登大雅之堂，即便看了，却还要遮遮掩掩。侉戏出现，对原先只演昆、弋两腔的清宫戏剧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直到道光年间，皇家仍对侉戏演出有所限制，持保留态度。
七年五月，长寿传旨，“内二学既是侉戏，那有帮腔的，往后要改。如若不改，将侉戏全不要。钦此钦遵”。这是迄今所见最早提及“侉戏”的史料，比以往认为道光五年才见有侉戏记载要早二十三年。嘉庆帝提到侉戏的口气很随意，并不以演出侉戏而大惊小怪。传统戏曲只有弋阳腔体系才在演唱里加入帮腔，乱弹诸腔（或称侉戏）历来没有帮腔的唱法，嘉庆帝显然对侉戏已十分了解。
侉戏由内二学演出，而不是隶属外学的民间艺人所演的，可以推断侉戏在清宫已由外学艺人传授给太监们。内学演戏没有外学的规范，于是就借用了弋腔唱法，给侉戏唱腔也加上了帮腔。嘉庆帝看了之后指责说，要是不改就将侉戏全然不要了，言下之意就是只要不加帮腔，侉戏还可以要。
然而到了十一月，嘉庆帝忽然口气大变，令内殿总管梁进喜传旨斥责内学首领道：“于得麟胆大，罚月银一个月，旨意下在先，不许学侉戏，今《双麒麟》又是侉，不治罪你们，以后都要学昆弋，不许侉戏。”这与五月份的旨意大相径庭，半年之前嘉庆帝并没有说过不许学侉戏，为何变卦呢？南府等处总管、首领太监绝对不敢有意违抗圣命，擅自指令内学太监学演侉戏，必定是嘉庆帝自己对乱弹戏的态度暧昧，新腔动听，甚有魅力，皇帝也未尝不想享受一下在宫中听听时兴腔调的乐趣，因此并不曾见嘉庆帝当场制止演唱侉戏。
据《燕兰小谱》（成书于乾隆五十年）载：近日歌楼老剧冶艳成风，凡报条有《大闹销金帐》者是日坐客必满。魏三（即著名秦腔艺人魏长生）《滚楼》之后，银儿（陈银儿）、玉官皆效之。又刘有《桂花亭》，王有《葫芦架》，究未若银儿之《双麒麟》，裸裎揭帐令人如观大体双也。未演之前，场上先社帷榻花亭，如结青庐以待新妇者，使年少神驰目润，罔念作狂，淫靡之习，伊胡底欤？
《镇潭州》中角色岳飞
乾隆五十年前后，魏长生之徒陈银儿在京城以擅演此剧名声大噪，当然，宫廷演出中未必会出现类似民间的色情表演。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首领林清的部下九十余人在信教太监接应下攻进了紫禁城，有人因此推断清宫戏曲活动大为减少。礼亲王昭梿曾写道“嘉庆癸酉，上以教匪事，特命罢演诸连台，上元日惟以月令承应代之，其放除声色至矣”，给后人造成天理会起义使清宫戏剧转入低潮的印象。然而根据事件以后的戏曲档案分析，顶多在事发之初曾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为大。几年后，已经看不出演剧与以往有任何区别，连台本戏不仅没有“罢演”，有时反而演得更加集中了。嘉庆二十三年（1818）（天理教攻入紫禁城后的第四年），旨意档内常有嘉庆帝安排的演出日程，如：
正月初六日 禄喜传旨，二月初十日 漱芳斋 内大学 晚班
十二日 漱芳斋 内大学 晚班
十五日 敷春堂 大班 外三学
十六日 同乐园 外头学 小班
二十八日 漱芳斋 小内学 十番学
三月初二日 漱芳斋 小内学 十番学。钦此。
十月初八日是嘉庆帝的寿辰，档案上记有：
七月初十日，禄喜传旨，
九月二十五日 重华宫外头学小班承应。
十月初一日 重华宫内大学小内学承应。
初二日 同乐园外众节戏。
初三日 鉴古斋外二学、外三学。
初四日至初七日 同乐园承应《九九大庆》。
初八日 敷春堂大班、小班。
初十日 同乐园承应《千秋和庆》外众、内大学。
十二日 同乐园外头学、外三学。
十三日 重华宫内大学承应。
十五日 重华宫外二学、小班承应。钦此。
普庆昇平图之五音大鼓
故宫藏剧照·京剧《虹霓关》中的东方氏、王伯党（余玉琴、朱素方饰）
万寿节的演戏活动从三个月前开始筹备，一次就安排了十三天承应戏。以上日程安排中，看不出曾受到几年前天理教攻进紫禁城的干扰。十月初四日到初七日所演的《九九大庆》就是连台本大戏。内廷不仅照旧演戏，南府和景山编制也未曾缩减。起码有内大学、小内学、大班、小班以及外头学、外二学、外三学、十番学等轮流值班给皇帝演戏或奏乐。其演出剧目、人员都有所不同，演出的剧目通常由皇帝自己选定，也时时传旨更换班次和剧目。有时一次演两三出戏，有时只演一出戏，时间长短和角色安排都看嘉庆帝的兴趣。
嘉庆二十四（1819）年正月，除了初一的宴戏外，一共演了十五天戏，有时每天演上一出至七出杂剧。这一个月里，在圆明园的同乐园演完了全本的《鼎峙春秋》，共十本二百四十出，有时看完一本二十四出《鼎峙春秋》，还要添上一两出《万花向荣》、《绣房》之类的杂剧。
这一年五月演戏十六天，六月演戏十四天。九月里共演了十八天戏，从头到尾演完了《升平宝筏》，十二月还演了一遍十本《劝善金科》。
《劝善金科》、《阐道除邪》等戏不仅都长达二百余本，而且动用人员、切末极多，南府等处要演出这些剧目，必须在上演前面部分的同时，排后面部分，很是费功。一年之中，能够几次在一个月内上演全本的连台本大戏，这种场面、排场后世清帝再也无法办到了。
然而嘉庆帝对戏曲兴趣虽极浓厚，内廷演剧规模却是大大缩减了，南府和景山的基本没有大变动，但也不事声张地缩小了演戏的规模。南府总太监禄喜道光元年奉旨裁退外学艺人时称“今现在南府、景山外边学生等虽有三百余名，较比嘉庆四年之数不及其半。若承应大戏等差，实不敷用”。历经嘉庆朝年，内廷伶人已减少了一半，演出一些大戏已人手不足。这种作法实为嘉庆对乾隆朝极度奢侈的无言纠正。
故宫藏剧照《武家坡》
嘉庆二十五（1820）年七月，嘉庆帝猝死于避暑山庄，39岁的皇子旻宁继承皇位，年号道光。在位期间旻宁也曾期望提倡实政，整顿吏治，重振朝纲，均未见成效，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大清帝国更是步步走向衰落。
（三）简朴宽容的道光帝
裁撤伶人及景山南府
道光帝相对简朴，乾隆以后内廷演剧之奢靡和过于庞大的机构早已引起他的关注，登基不久，便着手削减外学伶人。道光元年（1821）正月，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和向南府和景山传旨：“将南府、景山外边旗籍、民籍学生有年老之人并学艺不成，不能当差者，著革退。其民籍学生著交苏州织造便船带回，旗籍学生著交本旗当差。钦此。”南府总管禄喜等上奏小心翼翼地表示承应大戏人手实不敷用，希望多留下一些伶工，但道光帝丝毫不予理会，近百名外学的民籍、旗籍学生在正月里即被革退。
同年六月英和奉旨撤销景山：“……其景山大小班著归并在南府，永远不许提景山之名。再大戏有一百二十余人之戏，可矣（以）减去一百名，上二十名皆可。”
景山与南府同建立于康熙年间，一向自诩“咸遵旧制”的道光帝没有因循定例，断然将其撤销。原来120多人演出的大戏改用20人，致使清宫演剧与前朝产生了天壤之别，有些剧目即使能够勉强开戏，但演戏质量及场面、声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后人对此传说纷纭，或说道光帝对看戏不感兴趣；或说因为担心再有天理教徒林清等攻入紫禁城一类事件发生；还有说道光帝为皇子之时，外省贡品中有三件貂皮褂，他甚喜欢，曾向其父讨要，而嘉庆帝将其中上好的两件给了外学民籍学生，一件成色较差的给了他。道光帝对此耿耿于怀，所以一朝即位，便革退了全部民籍伶人（参看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
三种说法的可靠性都得怀疑。道光朝的戏曲档案保存最为完整，这一时期清宫演戏次数与其他各朝大体相同，道光帝经常传昇平署到寝宫养心殿“帽儿排”，闲暇时听太监唱几出小戏作为消遣，不能说是不爱看戏。天理教教徒攻进紫禁城已过去数年，影响早已淡化，何况当时是由太监作内应，与出入宫禁的民间艺人并无相干，而留在清宫唱戏的是太监伶工。
“三件貂皮褂”的故事，无从考证，其实皇帝想处置几个艺人易如反掌，何须为了两件貂皮衣与地位极其微贱的优伶计较呢，更不必因此便心存芥蒂，进而裁退所有外学艺人。
客观而言，裁抑外学是出自道光帝力图崇简黜华的本意。嘉庆末年外学尚有外头、外二、外三学，内学有内大学、小内学、大班、小班、中和乐、十番乐以及钱粮处、档案房，机构庞大。外学艺人自江南选送京城花费很多，江南织造要给他们置办北上的衣物，抵京后还要发给每人绫罗绸缎、皮衣、银两等，这些嘉庆年间都留有详细的记录。伶人在宫里当差，拖家带口都住在北京。死了一名外学学生，需要织造处便船带回家眷数口乃至十数口，灵柩也常多至十余具。道光三年（1823）三月，八品官学生马双喜病故，按例恩赏银25两，其妻儿家眷17人，祖父母、父母灵柩17口，织造处便船带回南去。一个民籍学生的后事尚且如此，数百名外学艺人会有多少繁杂事物？遣散外学实为有识之策。
道光二年（1822），总管禄喜等陆续查点了宫内和圆明园贮存的行头和切末，从衣箱、靠箱、盔箱、杂箱里共清除了无用的衣物道具一万四千多件。
由于苏州为昆山腔的发源之地，随手（即乐队伴奏）技艺较高，清宫历来缺人就在苏州地区挑选。道光五年（1825）八月，禄喜因演戏随手人手不够，又求恩往苏州去要随手。英和面奉谕旨：“万岁爷先下给过织造旨意，永不往苏州要人，今若短鼓板、笛，着现在当差之弟男子侄学习。”道光帝结束了过去百余年间不断由江南织造挑选伶人送往宫廷的历史，只准从宫中当差随手的亲属之中选人补充。此后清廷再没有恢复南府，也再未到苏州一带挑选各类伶工。咸丰以后，著名戏班和伶人云集北京，更没有必要远到江南去选进伶人了。
道光帝虽然也曾查阅乾隆新年演剧旧制，但在变更演戏机构和旧习时，全然不顾以往定例。雍正和乾隆朝都曾传旨四月初八日释迦牟尼寿辰要在永宁寺和弘仁寺唱戏，他却在道光二年十月传旨“嗣后每年正月初一日、四月初八日、八月初十日、十月二十五日等日各寺庙均著停止献戏。钦此”。道光六年（1826）二月初六日又有“平安传旨，著旨传与南府总管禄喜，自今年为始，嗣后每遇二月十五日花神庙所有南府应伺候之各项差事均著裁减，不必伺候。著为例。钦此”。道光帝相继取消了所有寺庙祭祀性质的演戏活动。
故宫藏荀慧生《十三妹》剧照
这仅仅是最初的变革。道光七年（1827）二月，清宫实行了最为彻底的改革举措，裁退了全部外学民籍和旗籍伶人，改南府为昇平署，此后内廷演剧的太监伶人一直保持在百名左右。恩赏日记档记录了清宫演戏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变更：“奉旨，将南府民籍学生全数退出。”
南方伶人进入清宫演戏已有百年之久，把他们一律裁退，不仅违背祖制，演戏质量也会大大下降，给皇家看戏带来诸多不便。同一天包衣昂邦禧恩、穆彰阿还传下旨意：“南府著改为昇平署，不准有大差处名目。”
初十日，总管禄喜奉旨：
原南府自开禁以来，差事狠（很）齐整，外边人艺业比太监本强，究属太监，当差事毕，无别事故。外边人别项事故，朕已难传究竟，往后无益事出难办，莫若全数退出。并不是为省这点钱粮，况学生等又不是白吃钱粮，当差又好，总言往后无益。
其昇平署仍在太平村归拢居住，开一随墙门，出入西爽村门，究竟是园内，为的是管事严紧。不走太平村门何故，以先昼夜任其闲杂人出入，深究难传。其昇平署太监，每逢皇太后、万岁爷万寿与年节不能无戏，若连台大戏，一场上七八十人者亦难，无非归拢开团场、小轴子、小戏就是了。其钱粮处、档案房现退出民籍人去，著加恩每处加添三两缺一分。俟后如有首领缺出，就著食三两太监好挑补首领之缺。再内学所定大粮之缺不得过几分者，亦毋庸拟人引见。万岁爷瞧谁好就放谁，裁添出自上恩。其太监若有不法之人，著禄喜只管奏请裁去大粮办理。再城内伊等仍住南池子，仍开通西苑随墙门，出入西苑门，所为严紧。著总管首领用心严加约束。其中和乐礼节差事亦少不得，著加恩再添三两缺一分。
今改总名昇平署者，如同膳房之类，不过是个小衙署就是了。原先总名南府，唱戏之处不必称府。其昇平署总管定例七品官职，其禄喜伺候先皇多年，自道光三四五六等年差事狠好，又无别故，所以不裁钱粮官职，往后有总管缺出，按七品官为例。钦此。
这一谕旨十分口语化，经总管禄喜转述，明确地表达了撤销南府的初衷。把一个管理演戏的大机构南府化成了一个和膳房相同等级的“小衙署”，还禁止这个“唱戏之处”称为“府”。道光帝有些言辞闪烁，似另有难言之隐。如果说民籍伶人出入宫廷会带来许多的麻烦，应当早已司空见惯。以往曾有多种揣测，譬如传闻民籍伶人和京城官僚私下往来等，但未见任何可靠的文字依据。
撤销了南府，宫中太监伶人一直保持在百名左右，喜庆仪典戏规模大受局限。道光帝选定二月十九日由昇平署开始唱戏，还指派祥庆传旨说是“其昇平署头一次承应戏，万岁爷赏个好日子”。
内务府总管大臣禧恩、穆彰阿负责处理南府善后事宜，上奏称：“查伊等所食钱粮，向系由崇文门税务处每年交广储司库银九千两……嗣后旗籍人役及乐署史所食钱粮无多，应请每年崇文门交广储司银库二千两，足敷支放，存有盈余，仍归另款收贮，所有该税务处每年节省七千两，即归于正项奏报。”这是改昇平署所省钱粮数目的准确说明，每年演戏开支从白银九千两减少到二千两，省下七千两。或许这些钱在宫中算不上大数目，但毕竟客观反映出道光帝相对注重俭省。
清宫藏戏曲人物画·阳平关
清宫藏戏曲人物画·取荥阳
据道光九年“昇平署人等花名档”统计，连同总管、首领在内，上场人69名，后台人34名，总共103名，人数不及乾隆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嘉庆末年，也就是道光元年裁员前，景山、南府内外学伶人（包括唱戏、奏乐、管理钱粮和档案人等）尚有五百六十余名，改昇平署后人数不足当时的百分之二十。清宫这种演剧状态持续了三十余年，咸丰十年才重新召入民间艺人。
内廷伶人大量减少，使得大型剧目无法上演，一切只能从简。三月十五日，祥庆传旨，“皇太后正圣寿原系承应五天戏，今改承应三天戏。常年圣寿原承应三天戏，今改承应两天戏。嗣后初一日、十五日听记载再承应戏。所有承应宴戏，若能按旧宴戏承应更好，若不能按旧宴戏时刻，就换新宴戏。有宴戏之日俟同乐园、重华宫承应戏，至午初站住戏。万岁爷别处少座（坐），容伊等扮宴戏。皇太后圣寿、万岁爷圣寿俱不必唱大戏，人亦不够开团场，要寿戏，其中间唱小戏轴子”。道光帝首先缩减了皇太后和自己的万寿规模，此举不失为英明之策。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载，道光帝有件黑狐皮袍因衬缎稍宽，命太监拿去四周添皮子，内务府说要银一千两，他也就不改，将就穿了，以致大臣们认为是时兴的式样。此后十多年间，京城都兴穿缎边很宽的皮袍。虽只是小节，一国之君，也算节俭了。
其他方面能够节省的开支同样尽量从简。道光七年有谕旨称：“嗣后昇平署应用乐器、弦索。不交苏州制办，由造办处照制。”苏州一带乐器制造历史悠久，质量胜于北方，造办处仿制当然不可能有苏州的水平。自道光初年开始，苏州织造当是省去了很多琐碎的差事。
道光朝几乎未见添加戏衣、切末、行头的旨意，以致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道：“宣庙俭德，三十年中，凡遇筵宴观剧，一二出即止，伶人衣服，破如蛱蝶。”
大刀阔斧撤销南府、景山，裁退了由南方选进的优秀伶工，是不是道光帝真正不喜欢看戏呢？实际上“晚膳之后”，道光帝常传太监到寝宫养心殿（驻圆明园则多在慎德堂、半亩园）帽儿排、上排或花排（都是简单化妆演出折子戏），所谓晚膳相当于现在的午餐，通常在未初左右开演（下午1:00到2:00），演上几出折子，有时规定时间为十二刻（三小时），几乎要演一个下午。
鸦片战争当使道光帝心力交瘁，这一时期宫廷演戏基本如常，时间和次数与平日基本持平。忧患之中，以看戏作为排遣，也较适度，并不为过。
戏曲档案中道光帝谕旨多是点戏和确定看戏时间。如“来寿传旨，初五日涵月楼帽儿排，要《山伯访友》，着花排”；“禄儿传旨，着陈进朝、大曹进喜、长清每名唱一出戏。《华容释曹》、《古城相会》、《灞桥饯别》此三出写本子上览”；“禄喜奉旨，三十日晚膳后帽儿排要时刻短些。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晚膳后养心殿帽儿排要时刻长些。钦此”等等。
与其父颙琰相同的是，道光帝看戏也很仔细，太监人数虽然不多，但演戏角色要由他本人安排。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关注着宫廷大戏演出。道光二十九年（1849）九月初一日“禄喜奉旨，《鼎峙春秋》伺候毕，伺候《升平宝筏》。悟空着杨进升学，张明德教。元奘（按：即玄奘，清中后期为避康熙帝玄烨讳）白兴泰学，安福教。悟能张春和、杨玉升二人学，谁好谁上。悟净蓝廷喜仍上”。而这些连台本大戏已不可能像乾隆、嘉庆年间那样分为十次，连续十天演完，一般要演上二十多次，断断续续要演上一年多，甚至两年时光。道光帝刚刚即位时，每年元旦宴戏《膺受多福》用一百名福判，裁退外学后，减少到六十名，至道光末年，已减到四十名。
道光朝也有侉戏演出，道光五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圆明园同乐园早膳后赏仪亲王及群臣听戏，戏毕后禄喜奉旨：“俟后有王大臣听戏之日不准承应侉戏。”从当天演出的剧目看，所演的一出侉戏为《贾家楼》。演出侉戏道光帝不以为怪，只是传旨说有王大臣听戏时，不许承应，言下之意是王大臣等不在座，侉戏是可以演出的。
道光四年（1824）二月，档案上也记有“祥庆传旨，今日晚间着内学伺候上排戏三出，先十番学吹打侉腔《锦上花》，后接排《前拆》、《刺字》、《招商》”。由此看来，不仅是侉腔戏受到青睐，就是侉腔曲牌也算得曲调新颖，悦耳动听。
清宫藏剧照·昆剧《四杰村》中的胡理、廖世冲
道光六年（1826）十二月二十三日，即每年“祭灶”之时，重华宫承应了《灶神既醉》、《敬德闯宴》、《请美猴王》等，其中有一出《定天山》后注明是昆弋腔，有一出《淤泥河》后用小字写明“外学、四出、乱”。“乱”字只有一种可能是指乱弹戏，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早在宫廷档案中提及的“乱弹”称谓。“侉戏”一称逐渐淡出了清宫，内廷与民间一样，开始称其为乱弹了。
裁退了外学，新剧目和新腔调失去了进入内廷的渠道，太监演出基本上都是旧有剧目。以往内廷戏台上演员众多，布景复杂的大型连台本戏如《劝善金科》已无法全本演出，只有其中的单折、片段时常演唱。《升平宝筏》演过两次，但时间拖得很长，演上一年多才结束。《鼎峙春秋》演过一次，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闰四月开始演出头本，直到二十三（1843）年三月才演完第十本，前后用了两年的时光。
乱弹戏《两狼山》剧照
除了照旧例演出喜庆戏、宴戏、寿戏外，演唱昆弋腔的杂剧、传奇名著仍是内廷戏台上的主要内容，《连环记》、《琵琶记》、《红梅记》、《长生殿》、《义侠记》、《钗钏记》等剧中的选段都曾多次上演。《如是观》中的《刺字》、《邯郸梦》中的《扫花三醉》等则是经常演出的折子戏。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玩笑戏，例如《瞎子拜年》、《花鼓》、《懒妇烧锅》等也曾一演再演。
宽容的道光帝
很少看到道光帝对某一伶人、某一出戏的表演加以斥责，多数是听之任之，对违反宫律的太监伶人，一般也不予深究。演出中太监有何不当之处，通常只发表简单意见：
吕远亭教徒弟张长保、陆顺喜狠（很）好，惟嗓子过尖，听不出字音来，以后教徒弟字唱念真着些。钦此。
有时还会表扬道：
孔得福教的好，比陆顺喜还强，着吉祥好好教。钦此。
太监们字音念得不合规范，他会加以纠正，如档案记有：
禄喜奉旨，昇平署“署”字按去声念，不准混念。钦此。
常禄传旨，头段《鼎峙春秋》第一出，如来佛唱佛偈第一句“於”字改念“乌”字。钦此。
禄喜奉旨，《慈容衍庆》话白内“渐”字上改平声念“尖”。
嘉庆朝经常因为演戏出错重责太监几十大板一类的事，在道光朝少有发生。光绪朝常见慈禧动辄责罚伶人，苛扣总管、首领、太监们三个月、半年月银之类情况，更不曾出现在道光时期。即便有时按旧例处罚，过后也多为适当减免。道光四年，中和乐太监犯赌，禄喜被罚月银四个月，不久，宽免二个月，后又宽免一个月。
太监们演出中出了差错，通常由昇平署总管禄喜按例上奏要求处理，他提出要扣罚太监月银或打板子，有时则“奉旨宽免”。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演戏，太监竟然误场（即该上场时误了上场），这在民间戏曲演出中也算是大事故，想必当时台上乱了章法，不知该如何继续演下去。演出后禄喜诚惶诚恐地上奏：“……十二日内学承应《太平王会》内第五出《谬索乘龙》刘五儿误场，实属不恭敬。请旨革去二两五钱钱粮，责三十板。管看单太监陈向荣、李玉每名各责三十板，首领曹进喜、雨儿、王麟祥、安福各罚月银二个月。谨此奏请。”
昆剧《铁笼山》中的姜维
道光帝没有大惊小怪地责罚太监，仅传旨禄喜：“刘五儿革去实二两五钱钱粮，食新二两五钱钱粮，免责三十板。陈向荣、李玉免责十板，各责二十板。首领曹进喜、雨儿、王麟祥、安福各罚月银二个月宽免。钦此。”结果是误场的人被减少了一些钱粮，负责看单催场的太监各挨了二十板，首领们被宽免，相形之下，处于奴才地位的总管禄喜倒更严酷苛刻。
《千秋岭》之 秦琼（吴赣生提供）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初一日，乾清宫午宴承应《膺受多福》，“都福星话白未完，韩得禄鼓板起曲起早了，总管禄喜参奏，将韩得禄重责三十板”。元旦大宴群臣的重要时刻，锣鼓敲击出错，很可能引起皇上震怒，而道光帝也只是听任禄喜处理而已。
升任某一太监为首领，给某一太监添加钱粮，却必定要道光帝自己作决定，对于每名太监每月食月银钱粮的数量，也十分在意，谁食四两钱粮，谁食三两钱粮，他都过问得很仔细。唱戏后的赏银发放及处罚十分明细，一笔赏银具体分配也要上奏，得到批准才能发放。
十五年（1835），有谕旨称“姚喜因嗓子不好，着裁去月银五钱，每月食实二两五钱。马士成每月食三两钱粮。钦此”。二十年（1840）十一月禄喜奉旨“沈进喜年老不能唱戏了，养老罢，赏给食新二两五钱钱粮。所遗四两之缺赏给吉祥食，吉祥所遗三两之缺赏给长清食，长清遗二两五钱之缺，李长喜嗓子不好，戏好，赏给李长喜食。钦此”。
逃走过的太监也可回宫唱戏，道光帝会记得要削减去他们的钱粮：“禄喜奉旨，内学食二两五钱太监马庆寿因逃走革去大粮，食新二两五钱，将伊所食头等白米降至三等，所遗头等之米给当好差使之人食用，以后为例，永远遵行。嗣后如有食大粮太监逃走，交进时仍食行二两五钱。钦此。”对于给每个太监伶人发放了多少钱粮，计算十分精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