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本章对由反对话和对话模式演变而来的文化行动理论进行分析，会经常引用前几章中所涉及的许多观点，无论是为了扩展那些观点还是为了阐明新的主张。
首先我要再肯定的是，人类，作为实践的存在，跟只能从事本能活动的动物是有区别的。动物无法认知世界，只能淹没于其中。与此相反，人类从世界之中脱颖而出，使世界客观具体化，人类就能认识世界，并能通过自身的劳动来改造世界。
不会劳动的动物，生活在一个它们无法超越的环境中。因此，每一种动物都生活在与之相对应的环境中。而这些环境，虽然人类都能参与，却无法相通。
但是人类活动是由行动和反思构成的：这就是实践，这就是对世界的改造。同时，作为实践，它也需要理论来指引。人类活动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反思和行动的结合。正如我在第二章所强调的那样，不能把人类活动降格为空话或行为主义。
列宁有句名言：“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1]它指的是革命既不是单靠口头说一说，也不是单靠纯行为，而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是通过针对要改造的结构的反思和行动来实现的。从本质上来说，改造这些结构的革命努力不能把革命领袖界定为思想家，把被压迫者界定为纯粹的行为者。
真正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是要改造人民所遭受压迫的现实，因而需要一套指导改造行动的理论。这一理论必须在改造过程中赋予人民一个基本的任务。领导者不能仅仅把被压迫者视为单纯的行为主义者，只能有行动的幻想，不能有反思的机会，而实际上，他们继续被操纵摆布——这时，操纵他们的是假想敌。
领袖们确实要对协调，有时也要对前进方向担当责任。但有些领袖因为否定被压迫者的实践，从而也就使自己的实践失去效力。把自己的词强加于别人，他们就等于曲解了这个词，使自己的方法与目标间产生了矛盾。假如他们想真正致力于解放，离开了他人的行动和反思，他们自身的行动和反思就无法取得进展。
革命实践必须是站在统治阶层的实践的对立面，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相互对立的。革命实践无法认同一种荒诞的二分法理论。根据此理论，人民的实践纯粹是追随领袖决策的实践。此二分法理论反映了统治阶层所规定的方法。革命实践是一个统一联盟，领袖们不能把被压迫者视为自己的附属物。
幕后操纵、专喊口号、“灌输”、严格控制及制定规章等都不是革命实践的组成部分，恰恰是因为这些都是专制统治实践的组成部分。为了专制统治，统治者别无他法，他们只能否认广大人民的真正实践，否认广大人民发表自由言论和进行独立思考的权力。他们无法与人民进行对话，因为这样做不是意味着他们放弃统治的权力并加入到被压迫者的事业中来，就意味着他们将由于打错算盘而丧失统治权力。
显而易见，那些不能与人民进行对话的革命领袖，要么因仍保留着统治者的特性而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要么因完全被自己所构想的角色误导，成为自己的宗派主义的俘虏，同样也成不了革命者。他们也许甚至能取得权力，但是任何通过反对话行动取得胜利的革命所具有的有效性都完全令人怀疑。
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被压迫者必须加入到革命行列中来，而且要不断批判性地意识到自己在改造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假如他们是作为模棱两可的存在参与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他们自己，另一方面则是隐藏在他们内心的压迫者——而且如果他们最终掌权的时候还紧抱着这种由压迫局面而导致的双重性——我的看法是他们只能臆想他们已夺取了政权。[2]他们的存在所具有的双重性甚至会刺激宗派风气的产生，产生官僚作风，暗中破坏革命。假如被压迫者在革命过程中不能认识到这一双重性，他们就更可能以复仇而不是革命的精神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3]他们就会渴望把革命当作是夺取统治权力的手段，而不是获取解放的道路。
如果说那些体现真正人道主义的革命领袖会遇到困难和问题，那么，对那些想替人民进行革命（哪怕是出于最美好的意图）的领袖来说，他们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大得多。这样做无异于进行一场没有人民参加的革命，因为人民是被用来压迫他们的相同方法和步骤拉入到革命进程之中的。
与人民进行对话是每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基本要求。这就是使之成为一场革命，有别于一场军事政变。人们不能期望政变进行对话——政变只有欺骗（为了获取其“合法性”）和武力（用于镇压）。终有一天，真正的革命必然会勇敢地与人民进行对话。它的真正合法性就在于这一对话。[4]革命不能害怕人民，不能害怕人民的声音，不能害怕人民有效的参政。它必须对人民负责，必须向人民坦言其得失成败及困难。
对话开始得越早，这场运动就越具有真正的革命性。革命所必需的对话也符合另一基本需求：那就是男男女女作为人的需求。离开了交流，他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交流的生灵。阻止交流就等于把人降格为“物”——这是压迫者而不是革命者做的事情。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为实践辩解，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实践进行二分——即实践可被分为前一阶段的反思和后一阶段的行动。行动和反思是同时发生的。然而，只要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某种特定模式的行动在当前是行不通的或不合适的。对那些通过反思觉察到某一行动方式是不可行或不合适（这一行动应作相应的推迟或替代）的人，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没有采取行动。批判性的反思也是一种行动。
我前面说过，在教育中，教师学生想理解某一可认知物体的努力不会在这一物体上用尽，因为这一行为会延伸到其他的学生教师们身上，从而使这一可认知的物体成为他们的理解能力的中介。革命行动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被压迫者和领袖们一样，都是革命行动的主体，而现实在这两个群体的改造行动中起媒介的作用。在这一行动理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指称一个行动者（an actor）或简单地指称行动者群体（actors），而是相互交往中的行动者群体（actors in intercommunication）。
这一主张看起来好像意味着革命力量的分离、二分和破裂，但实际上，它却反映了截然相反的意思：即革命力量的团结一致。离开这一团结力量，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二分：一边是领袖，另一边是人民，这与压迫关系一模一样。在革命进程中，以组织人民、加强革命力量或保证统一战线为借口，否定团结和逃避与人民对话，这些实际上都是对自由的恐惧。这就是对人民的恐慌或对人民缺乏信任。但是如果对人民不信任，就根本没有理由去解放；由此一来，革命甚至不是为了人民而进行的，而是“靠”人民为领袖而进行的：这是一种彻底的自我否定。
革命不是由领袖为了人民，也不是由人民为了领袖而发动的。革命靠两者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协同作战。这种团结只有在领导者与人民进行谦逊、友爱、勇敢的接触时才能产生。并非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有这种接触的勇气——但当他们逃避这一接触时，他们就变得很固执，把别人只当作“物”来对待；他们在扼杀生命，而不是在滋育生命；他们在逃避生活，而不是在寻求生活。而这些都是压迫者的特性。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肯定对话——为了改造世界而进行的接触——理想主义得近乎天真、主观。[5]然而，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存在于世界中并与世界共存的人类更真实、更具体的了，没有什么会比人与人之间——以及某些人对立于另一些人，正如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那样——更真实、更具体的了。
真正的革命是试图去改造这一导致非人性化状况的现实。那些受益于这一现实的人是不会去进行这种改造的；它必须由那些被统治者和领导他们的人一起去改造。然而这一真理必须成为必然的结果；那就是，领袖们必须通过与人民的交往体现这一真理。在这交往过程中，两个群体一起壮大，领袖们不是通过简单的自我任命，而是在其与人民的共同实践中被任命或被确认。
由于受到对现实的机械的观点的束缚，许多人没有觉察到，个人的具体境况约束着他们关于世界的意识；也没有觉察到这种意识反过来又约束着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和方法。他们认为现实可以机械地被改造，[6]没有把个人对现实的错误意识作为问题提出来，或者通过革命行动，形成一种错误越来越少的意识。历史上不存在没有人类的现实。没有不存在人类的历史，也没有仅为了人类的历史；只存在关于人类的历史，由人民创造并且（马克思曾指出）反过来又创造人民的历史。就在大多数人被剥夺了作为主体参与历史的权利之时，他们被统治、被异化。因此，要用主体地位取代他们的客体地位——这是任何真正的革命的目标——就要求人民对要被改造的现实作出行动和反思。
仅凭对压迫现实的反思以及对作为客体地位的发现就认定人们已经成为主体，这是真正的理想主义。但是，这种理解本身并不意味着思想者已经成为主体，这确实意味着，正如我的一位调查伙伴[7]所肯定的那样，他们就是“期望中的主体”——这一期望促使他们努力巩固他们新的地位。
另一方面，认为行为主义（并非真正的行动）是通往革命的道路，这是错误的前提。假如人们拥有丰富的实践，他们将会具有真正的批判性，也就是说，假如他们的行动包含着批判性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又不断地构成他们的思维，从而使他们摆脱对现实单纯的认识，形成更高层次的理解。这一高层次的理解能使他们认识到产生现实的原因。如果革命领袖否定了人民的这种权利，他们就减弱了自己的思维能力——或至少是减弱了自己的正确思维能力。没有人民，或不是为了人民，革命领袖都无法思维；只有与人民一起，他们才能正确思维。
然而，统治阶层能够（而且的确）离开人民进行思维——尽管为了更好地了解人民，以便能更有效地统治他们，统治不得不考虑人民。因此，统治阶层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任何表面上的对话和交流实际上是灌输“公报”，其内容旨在施加一种驯化人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统治阶层虽不与人民一道思维，却仍那么强大呢？因为人民构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构成了他们存在的真正原因。如果这些统治者与人民一起思维，这一矛盾（对立面）就会不存在，他们也就不能再统治了。对任何时代的统治者来说，正确的思维都是以人民的无思维为前提的。
有一位名叫吉迪的先生，他后来成为皇家协会主席。他提出了每个国家都存在的一些异议：“给贫苦劳动人民带来教育的工程，其理论不管如何似是而非，它都会对他们的道德和幸福带来害处；它会教他们看不起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农业或其它体力行当中优良的公仆；它将使他们变得非常倔强，而无法教会他们服从别人，这在一些制造业地区非常明显；它会使他们阅读一些具有煽动性的小册子、不道德的书籍和反对基督教的出版物；它会促使他们无视上级，几年后，立法机关发觉很有必要采用强硬的手段来压制他们。”[8]
吉迪先生真正需要的（现在的那些统治阶层需要的，虽然他们没有如此冷嘲热讽地、公开地攻击大众教育）是：人民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任何时代的吉迪先生们，作为压迫阶级，他们都无法与人民一道思维，他们也不允许人民为自己思维。
然而，革命领袖并非如此；如果他们不与人民一道思维，他们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人民是他们组成的基质，而不仅仅是被考虑的对象。虽然为了更好地理解人民，革命领袖也得考虑人民，但这种思维与统治阶层的思维截然不同；因为在为了解放人民（而不是为了统治人民）所进行的思维中，革命领袖是自愿这样做的。一者是主人的思考，另一者是同志的思考。
就其本质而言，统治需要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对矛盾的两极；而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革命解放，不仅要求这两极的存在，而且也要求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领导集体的存在。这一领导集体必须站在被压迫的人民一边，否则就不是革命。像统治者那样，只是简单地考虑人民，而没有无私地思考，最终不能与人民一起思维，肯定不能成为革命领袖。
在压迫过程中，统治阶层是以被压迫者“活着的死亡”为生存条件的；他们在自己与后者的垂直关系中得到确认；而在革命过程中，脱颖而出的领袖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获得可靠支持：他们必须“死去”，旨在通过被压迫者并与被压迫者一起重获新生。
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在压迫过程中，一个人压迫另一个人；我们不能说，在革命过程中，一个人解放了另一个人，也不能说，一个人解放了自己，而只能说交流合作中的人类相互解放。这一论断并非想贬低革命领袖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强调了他们的价值。还有什么比与被压迫者、与“生活的遗弃者”、与“人间的不幸者”一起生活工作更重要的呢？在与人民的交流合作中，革命领袖不仅应该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还应该找到喜悦的动力。就其本质而言，革命领袖能够做到统治阶层——就其本质来说——无法真正做到的事情。
作为一个阶级，统治阶层对待被压迫者的每一种方法都被第一章所描述的虚假的慷慨所掩盖。但是革命领袖既不能虚假地慷慨，也不能操纵控制。虽然统治阶层是靠把人民踩在脚下而得以发展起来，然而革命领袖只能在与人民的交流合作中壮大。因此，压迫者的行动不可能是人道主义的，而革命者的行动必须充满人道主义。
压迫者的非人道和革命者的人道主义都是利用了科学。但是为压迫者服务的科学技术是被用来把被压迫者降格到“物”的地位；而在为革命者服务时，科学技术是被用来推广人性化。然而，被压迫者必须成为后一阶段的主体，以免继续被视为仅仅是科学利益的被动客体。
科学的革命人道主义不能以革命的名义把被压迫者视为分析的对象并（根据此分析）给他们规定行为准则。这样做就会陷入压迫者思想意识的某种神话中：无知的绝对化。这一神话意味着有一个人决定着另一个人的无知。这个决定的人把自己和他所属的阶级描绘成是有知识的或生来就懂的；因而他把其他人看成是异己的整体。他自己这个阶级的话都是“真理”；他把这些话强加于或试图强加于其他人（即被压迫者）的头上，而被压迫者却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那些剥夺别人说话权利的人对别人的能力产生严重的怀疑，认为别人是无能的。每一次，他们都在被禁止说话的人说出他们的想法之前就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对权力更加热衷，并养成了一种操纵、发号施令和指点别人的嗜好。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发号施令的人，他们就再也无法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话是不可能进行的。
另一方面，科学的和人道主义的革命领袖不能信奉这种认为人民无知的神话。他们一刻也没有权利怀疑“这只不过是神话”这一点。他们不能相信，他们，也只有他们，无所不知——因为这就意味着怀疑人民。虽然由于他们的革命意识他们可以公正地认为，他们具有一定水平的革命知识，与人民的经验知识水平有所区别，但不能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强加给人民。他们不能只对人民高喊口号，必须与人民进行对话。这样，人民对现实的经验知识才会在领袖们批判性知识的滋养下，逐步地转变成关于现实成因的知识。
期望压迫阶层去谴责那种把人民无知绝对化的神话，这是非常幼稚的。如果革命领袖不这样做，那就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们就是根据这一神话而行动，那就更加矛盾了。革命领袖的任务是，不仅要把这一神话，而且要把压迫阶级用于压迫的其它神话全部都作为问题提出来。然而，假如革命领袖也执意要仿效压迫阶级的统治方式的话，人民的反应也只有两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可能会被领袖们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新思想所驯化。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被一个直接对隐藏在他们心中的压迫者构成威胁的“词”所吓倒。[9]无论何种方式，他们都不能成为革命者。在前一种情况下，革命是一种幻想；在后一种情况下，革命则是不可能的。
某些善意的但却被误导了的人们认为，既然对话过程被延长[10]（这其实并不是真的），他们就应该通过“公告”而不是交流来进行革命。他们还认为，一旦革命取得胜利，他们就应该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运动。他们进一步为此步骤辩解说，在夺取政权之前要进行教育——解放教育——是不可能的。
对上面的这些主张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分析是值得的。这些男男女女（或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相信与人民进行对话的必要性，但并不相信在取得政权前进行对话的可行性。在他们否定领袖们在夺取政权前以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教育姿态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时，他们实际上就等于否认了革命作为文化行动所具有的教育品质，而这种文化行动将变成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他们把文化行动与一旦夺取政权就要采用的新教育混为一谈。
我早已明确表示，要指望压迫阶级实行一种解放教育，这实在是天真的想法。但是由于革命毫无疑问具有教育的性质，因此，这也就是说，除非革命具有解放的性质，否则就不是革命。所以，夺取政权仅仅是整个革命过程中短暂的一刻——不管这一刻多么重要。作为过程，革命“前”还处于压迫者社会，并且只有革命意识才能明察这一点。
革命是作为社会存在出现在压迫者社会中的。就其是文化行动这一点而言，革命不能不与导致革命的社会存在所具有的潜力相对应。任何社会存在都是通过矛盾的互相作用而得以自我发展（或自我改善）。外部条件虽然必要，但只有当其与这些潜力相一致时才起作用。[11]革命的新气象产生于压迫的旧社会；夺取政权仅仅构成了延续不断的革命进程中的某一决定性时刻。以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革命观点来看，不存在绝对的以夺取政权为分界线的革命“前”或“后”。
革命产生于一定的客观条件。革命寻求在不断解放的过程中建立一个人的社会，以此来取代压迫局面。革命的教育和对话性质也使革命成为“文化革命”，革命的这一性质在革命各个阶段都必须得以体现。这一教育性质是防止革命在反革命官僚制度下制度化和阶层化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因为反革命运动是由那些变节为反动分子的革命者所发动的。
如果在夺取政权前无法与人民进行对话，因为他们没有进行对话的经验，那么要人民掌握政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同样也没有行使权力的经验。革命进程是动态的，也是在这一持续的动态中，在人民与革命领袖的实践中，人民与领袖们才能学会进行对话和行使权力。（这就与一个人是在水里而不是在图书馆里学会游泳的道理一样浅显。）
与人民进行对话既不是一种让步，也不是一种恩赐，更不是用来统治的策略。对话，就像是不同的人在“命名”世界时相遇的那样，是获取真正的人性化的基本先决条件。用加霍·彼得罗维奇的话来说就是：
只有当一个人改变了他的世界及自身，这一行动才算是自由的行动……自由的有利条件是对必要性范围的认知，对人类具有的创造可能性的认识……追求自由社会的斗争，只有在通过这一斗争才能获得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之时，才算得上是一场真正追求自由社会的斗争。[12]
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革命进程在本质上就具有显著的教育特性。因此，要革命，就必须对人民开诚布公，而不是遮遮掩掩；就必须与人民相印相合，而不是猜忌怀疑。就像列宁所指出的，为了与压迫政权进行斗争，革命越需要理论，领导者就越应该到人民中去。
基于以上这些概括性的主张，让我们对反对话行动和对话行动的理论进行详尽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