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
操纵是反对话行动理论的另一内容，而且与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样，它也是征服的一种手段：此理论的方方面面都围着这一目标转。通过操纵，统治集团力图使人民大众顺应他们的目标。人民大众（农村的或城市内的）在政治上越不成熟，就越容易被不希望丧失权力的统治者所操纵。
人民被本章前面所描述过的各种神话所操纵，另外一种神话也操纵着人民：即其本身的模式资产阶级把它作为人民自己地位提高可能性呈现给人民。然而，为了使这些神话发挥作用，人民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唯命是从。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操纵是通过统治者与被统治阶级间订立的约定来完成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些约定给人一种不同阶级间存在对话的印象。而实际上，这些约定是反对话的，因为真正的目标是由统治阶级毫不含糊的利益所决定的。总之，这些约定是被统治者用来实现自身的目标的。[23]人民支持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来反对所谓的“民族资本主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约定迟早总是会增加对人民的压制。只有在人民开始从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来（即便是幼稚地），并对统治阶级产生威胁时，这些约定才被提出。人民从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来，不再仅仅是作为旁观者，而是带有积极进取的最初迹象，这足以使统治者们感到惴惴不安，他们不得不重复操纵的策略。
在此历史阶段，操纵成了维护统治地位的一个基本手段。在人民涌现之前，并不存在操纵（准确地说），而是彻底的压制。在被压迫者被几乎完全湮没于现实之中之时，就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操纵。在反对话行动理论中，操纵是统治者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具体条件所作出的反应。采用操纵手段，统治阶级能够把人民带入一种虚拟的“组织”，这样就可以避免危险性的情况：即已掘起和正在掘起的人民的真正组织。[24]在步入历史进程中，人民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为了解放而真正地组织起来，要么被统治者所操纵。显而易见，真正的组织是不会由统治者来推动的；这就是革命领袖的任务。
然而，巧得很，有时许许多多被压迫者组成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尤其在国内较工业化的中心。虽然有时这些人不甘于沉默，但他们缺乏革命意识，并认为自己享有特权。凭借一系列的谎言和允诺，操纵通常在这里可以找到滋生的沃土。
要改变操纵，就必须要有一个具备批判意识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会把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国家的实际情况及操纵本身等作为问题向人民提出来。用弗朗西斯科·韦弗特（Francisco Weffert）的话来说：
左派的所有政策都是以广大人民为基础的，并取决于人民的意识。假如他们的意识模糊不清，左派就会丧失其根基，那么很快就会衰败，虽然（就像巴西出现的情况）左派会被误导而认为：只要很快重新掌握权力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25]
在操纵的情况下，左派总是被“很快重新掌握权力”所引诱，忘记了与被压迫者联合创立组织的必要性，甚至误入歧途，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可能存在的“对话”。结果就是被统治阶级所操纵，而且自己常常会陷入一种被其称为“现实行动”的高级游戏中。
就像征服所起的作用一样，操纵是为了麻痹人民，使他们不能独立思考。因为如果人民能结合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存在，并对此进程进行批判性思考，他们的涌现所产生的威胁在革命中就会变得更具体。不管把这种正确思维称为“革命意识”还是“阶级意识”，它都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统治阶级对这一事实非常清楚，所以他们本能地会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人身迫害）来阻止人民思考。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对话以培养批评能力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有些革命领袖把他们自己与人民之间进行的对话看作是“资产阶级与反动分子的”活动，而资产阶级却把被压迫者与革命领袖之间的对话看作是一个必须避免的确确实实的危险。
操纵的方法之一是把个人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成功的欲望结合在一起。这种操纵有时由统治者直接采用，有时却间接地通过平民主义领袖才得以采用。正如韦弗特所指出的：这些领袖在政治寡头与人民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因此，作为政治行动风格的民族主义的出现与被压迫者的涌现正相吻合。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平民主义领袖是一种政治意识含糊的人，即生活在两种人群中的“双面人”，穿梭于人民与统治寡头之间，带有两大集团的印记。
由于平民主义领袖只是进行操纵，而不是为了建立真正的人民组织而斗争，所以这种领袖对革命起着即便是有也是极小的作用。只有放弃自己模糊不清的特点与双重的行动，坚决选择人民（因而不再是平民主义），他才能够抛弃操纵，献身于组织的革命任务。这时他就不再是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斡旋者，而成为了统治者的对立面；因此，统治者立即会纠集力量来抑制他。请注意热图利奥·瓦尔加斯[26]曾说过的引人注目而且毫不含糊的话。在他担任元首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在一次五一节庆祝大会上对工人发表演讲说：
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工人的支持和工人平时坚定的合作，我的政府正要开始进行的巨大的复兴工程是无法取得彻底胜利的。[27]
然后巴尔加斯谈到了他上任后前九十天的情况，他称之为“对随处出现的不利于政府行动的困难和障碍的评价。”他直截了当地向人民谈论他是如何深切感受到“不幸者的无助、贫困、高消费、低工资……绝望以及大多数希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们的要求”。
接着，他以更客观的语气向工人发出呼吁：
我想说，当前政府还没有法律也没有立即行动的具体手段来保卫人民的经济。因此人民有必要组织起来——不仅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且也为了能给予政府以必要的支持来实现政府的目标……我需要你们团结。我需要你们团结一致，组织成联盟。我需要你们建立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联盟来支持政府，以便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来处理你们的问题。我需要你们团结起来，一致对付黩武主义者，使你们不会成为投机者和贪婪的无赖的利益的牺牲品，有损于人民的利益……现在是要求广大工人这样做的时候了；联合起来，结成自由的组织力量……现在，没有政府能离开劳动组织的支持而生存下去或不需足够的力量就能实现其社会目标。[28]
总而言之，在这次演讲中，巴尔加斯强烈呼吁广大人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他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他们讲述了与他们一起管理政府时所碰到的障碍、阻力和许许多多的困难。从那时起，他的政府就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直至1954年8月最悲壮时刻的到来。如果巴尔加斯没有在最后的任期内如此公开地鼓励人民组织起来，后来也没有采取一系列的捍卫民族利益的措施，也许反动分子精英就不会采取那种极端的行为。
任何平民主义领袖，只要不是以寡头政治集团的中间人身份去接近人民（即便是小心翼翼地），就会受到政治寡头们的压制——假如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止他的话。但是只要这位领袖把自己的行动约束在家长式的统治和社会福利活动之内，即使有时在他与寡头政治集团之间存在分歧，触及寡头政治集团的利益，也极少产生巨大的分歧。这是因为作为操纵手段的福利项目最终还是为征服目的服务的。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像是麻醉剂，转移了被压迫者对问题所在的真正原因及解决此类问题的具体方法的注意力。他们把被压迫者分裂成许许多多的个人群体，而这些群体都希望能为自己谋取稍多的利益。然而，这一状况也存在着积极的一面：那些曾得到过帮助的个人总还是想得到更多；而那些没有得到过帮助的，由于目睹了那些得到过帮助的个人，也变得羡慕起来，也想得到帮助。由于统治阶级无法“帮助”每个人，所以他们以加深被压迫者的不稳定而告终。
革命领袖应该利用操纵的种种矛盾，将此作为问题向被压迫者提出来，以达到把他们组织起来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