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治之
这是压迫行动理论的另一基本内容。压迫何时出现，它也就何时诞生。当压迫者少数统治人民大多数时，为了不失去政权，他们必须对这大多数进行分裂，使之处于分裂状态。压迫者少数决不容忍人民团结联合，因为这毫无疑问会对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压迫者会不惜利用任何手段（包括武力）来阻止一开始就会唤醒被压迫者对联合团结的需求的行动。像联合、组织及斗争这样的概念立即会被列为危险之列。当然，这些概念其实是危险的——对压迫者来说——因为实现这些概念是解放行动所必需的。
进一步削弱被压迫者，孤立他们，促使并加深他们之间的分裂，这符合压迫者的利益。实现这一点的手段多种多样，从政府官僚的压制手段到种种文化行动。他们利用这些手段来控制被压迫者，同时给他们留下一个他们正在受到帮助的印象。
压迫文化行动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仅从局部来看各种问题，而不是把这些问题看作是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那些热诚的但天真的相关专业人员几乎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特点。在“社区发展”项目中，一个地区被分成越来越多的“地方社区”，如果既没有把这些社区当作各个整体本身来加以研究，也没有把它们作为另一整体（如地区、区域等等）——这一整体又依次是一个更大的整体（比如国家，作为某个大陆整体的一部分）的组成部分——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那么就越是加剧了疏远。人民之间关系越疏远，就越容易将他们分开并维持这一分离。这些限于局部的行动形式，加强了被压迫者限于局部的生活方式（尤其在农村地区），阻碍了被压迫者批判性地认识现实，使他们对其他地区被压迫者的问题一无所知。[17]
所谓的“领导培训课程”也同样产生这种分裂的结果。（虽然许多课程的组织者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但这些课程归根结底还是造成疏远。这些课程都是以这样的天真假设为基础的：人是通过培养其领导来促进社区发展的——好像是局部地区促进整个地区发展，而不是整个地区在发展时促进了局部地区的发展。那些表现出有足够领导才能的社区成员与同志们被选去参加这些课程，他们就必须反映并表达他们所在社区中个人的抱负志向。他们与同志们的生活方式及对现实的思考方式是一致的。尽管他们能得到“领导者”的身份，这本身就显示了他们具有特殊的才能。一旦他们完成学业，并回到社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智谋，他们要么利用这些智谋来控制同志们被湮没、被统治的意识，要么就变成了所在社区中的陌生人，他们原先的领导地位因而受到威胁。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他们往往可能继续控制该社区，但是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文化行动作为整体化了的和正在整体化的过程，当它进入整个社区，而不仅仅是进入其领导时，相反的过程就产生了。原先的领导要么与其他人一起发展，要么被新领导所取代。社区中新的社会意识的产生造就了这些新领导。
压迫者不愿将社区作为整体来发展，而只愿促进某些被他们选中的领导的发展。由于后一种过程保持了一种疏离状态，它势必阻碍了意识的觉醒，阻碍了对整个现实的批判性干预。而离开了这一批判性的干预，要使被压迫者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始终是困难的。
因为压迫者不愿将他们自己视为压迫阶级，所以阶级矛盾是令压迫者头痛的又一概念。压迫者再如何也不可否认社会阶级的存在，于是便鼓吹购买劳动力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两个阶级之间有必要互相理解与和平共处。[18]然而，存在于两个阶级间无法隐瞒的对立使这种“和平共处”成为泡影。[19]统治阶层号召不同阶级和平共处，仿佛阶级就像是周日下午偶然走到一起，好奇地观望某个商店橱窗的大堆人群。唯一行得通并可以证明的和谐只能存在于压迫者自身之中。虽然他们可能有分歧，有时甚至为了集团利益互相冲突，但一旦碰到对其阶级构成威胁时就联合起来。同样，被压迫者也只有在投入解放斗争时才能达到和谐一致。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两个阶级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团结起来一致行动；但一旦使他们联合的紧急状态消失时，他们又将回到冲突对立的状态，而这一对立状态证明了他们的存在，并且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
为了促进维持压迫者的地位，统治阶级的所有行动都显示了分而治之的必要性。它对工会的干预，为了被统治阶级某些“代表”的利益（这些代表实际上代表着压迫者，而不是其同志）；它对某些人的提升，这些人展示了领导才能，而且如果不以这种方式“软化”他们，他们就会带来威胁；它给予某些人以利益，而对另一些人则进行惩罚等：所有这些分裂的方法都是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层的制度。这些行动方式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利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大弱点：他们没有基本保障。被压迫者内心“隐藏”压迫者，是一种双重存在，因而没有保障。一方面，他们抵制压迫者，另一方面，当他们的关系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时，他们又被压迫者所吸引。在这样的情况下，压迫者非常容易从分离的行动中获得好处。
另外，被压迫者通过自身经历认识到不接受压迫者旨在防止他们联合成一个阶级的“邀请”，就要付出代价：最起码是失去工作，并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这意味着他们以后再也找不到工作。因此，他们没有基本的保障就直接与对他们劳动力的奴役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说明了对他们人身的奴役，就像施普利特（Split）主教所强调的那样）。
人类实践只能做到创造世界（即人类世界），只是通过他们的改造劳动来创造世界。因此，人类作为存在的实践就在于其对世界的改造实践。假如一个人在劳动的世界中是完全依赖别人，是没有保障的，而且长期受到威胁——假如他的工作不属于他自己——此人就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在能力。失去自由的工作不可能是一项充分发挥潜能的工作，反而变成了非人性化的有效途径。
被压迫者为了团结而采取的每一行动都是为了别的行动；它意味着，被压迫者迟早会觉察到他们失去人格的状态，并发现只要被分裂，他们就很容易成为操纵与统治的牺牲品。团结和组织有助于他们化弱势为改造力量，他们能凭这一力量去改造世界，使之更人性化。[20]然而，他们正当追求的更具人性的世界是压迫者“人类世界”的对立面——一个实为压迫者独霸的世界。压迫者鼓吹在他们自己（他们使别人非人性化）与被压迫者（他们被非人性化）之间实际不可能存在和谐。由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是对立的，为一方利益服务的一定就会伤害另一方的利益。
因此，为维持现状而进行分裂，一定是反对话行动理论的基本目标。另外，统治者都妄想把自己标榜成是他们使之非人性化和使之分裂的人的救世主。然而，这种救世主将降临的说法，无法隐瞒他们真正的意图：为了拯救自己。他们要拯救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权力和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统治别人的那些东西。他们的错误在于，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压迫阶级，他们都无法拯救自己（不管他怎么理解“救世”）。只有与别人站在一起才能获得救世。然而，只要压迫阶层要压迫别人，他们就无法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因为与被压迫者对立是压迫的本质。
通过对压迫行为进行心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压迫者的“虚假慷慨”（在第一章中作了描述）是压迫者罪恶感的一种表现。利用这一虚假的慷慨，他不仅企图要维持一种不公的秩序，而且想为自己“买到”和平。而和平是无法买到的：和平只存在于团结友爱的行动中，而此行动在压迫中无法实现。因此，反对话行动理论以救世主自居的成份进一步说明了此行动的第一大特征：征服的必要性。
既然为了维持现状并（因此而）维护统治者的权力，有必要把人民分裂开来，因此，压迫者不让被压迫者识破自己的策略就尤其重要了。因此，前者必须让后者相信，他们正受到“保护”以免遭受“边缘分子、暴徒及上帝的敌人”（这些名称是针对那些曾经和正在勇敢地追求人性化的人）的恶毒行为的侵扰。为了分裂和迷惑人民，破坏者却把自己称为建设者，而把真正的建设者指责为破坏者。然而，历史却总是责无旁贷地对这些说法进行修正。今天，虽然官方的说法仍把蒂拉登特斯（Tiradeutes）[21]称为谋叛分子，把他领导的解放运动称为谋反，但是民族英雄决不是把蒂拉登特斯称为强盗的人。[22]这个人曾下令把蒂拉登特斯绞死、分尸，并把血淋淋的碎尸散布到邻近村落的路上示众。蒂拉登特斯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撕毁了压迫阶层给予他的“称号”，并真正认可了他的行动。真正的英雄是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团结人民争取解放的人——而不是那些利用权力分裂并统治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