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
在反对话行动理论中，征服（作为其首要特征）需要一个人征服另一人，并将这个人转化成“事物”的主体。而在对话行动理论中，各个主体相互合作，旨在改造世界。反对话的、据统治地位的我，把被统治者的、被征服的你转变成纯粹的它。[43]而对话的我懂得，使他或她自身存在的正是你（而不是我）。他也明白，促使自身存在的你反过来又构成我中有你和我。根据这些关系的辩证原理，我和你因此变成了两个你，而这两个你又变成了两个我。
对话行动理论并不包含一个靠征服来进行统治的主体和一个被统治的客体。相反，各个主体一起命名世界，以改造世界。如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前面所描述的原因，被压迫者未能作为主体来完成其使命，那么，将压迫者的压迫作为问题提出（这总是需要某种行动），也将有助于他们完成这一使命。
上述情况并不是说，在对话行动任务中，就不需要革命领袖。这只不过是说，革命领袖——尽管他们的作用是重要的、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并不能拥有人民，也没有权利盲目地把人民引向救助。这种救助纯粹是领袖给人民的恩赐——打破了他们双方之间的对话或契约，并把人民从解放行动的合作者的地位降格为这一行动的对象。
合作是对话行动的一个特征——对话行动只存在于主体间（不过他们可能起着不同层次的作用，并承担不同的责任）——合作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实现。对话作为基本的交流，必须成为任何合作的基础。在对话行动理论中，没有为了革命事业而征服人民的余地，而只有赢得他们支持的理由。对话没有强制，没有操纵，没有驯化，也没有“专喊口号”。然而这并不是说，对话行动理论没有方向，也不是说对话的人对要得到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没有清醒的认识。
革命领袖对被压迫者的责任同时又是对自由的责任。正是由于这种责任，革命领袖不能妄图征服被压迫者，而必须赢得他们对解放的拥护。屈从的拥护不是真正的拥护，而是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依附”，征服者规定了被征服者的选择范围。真正的拥护是完全自由一致的选择。离开了人民间以现实为中介的交流，真正的拥护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合作使对话主体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实身上。现实是他们的中介和挑战，现实被作为问题提出来。应对这一挑战，就是对话主体针对现实采取行动，旨在改造现实。让我再次强调，把现实作为问题提出来并非一定是在喊口号：这意味着对充满问题的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与统治阶级采取的神化现实的做法相反，对话理论需要揭露世界。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替另一个人揭露世界。虽然某一主体可以为了别人带头揭露世界，但别人也必须成为这一行动的主体。只有在真正的实践中，通过这种揭露世界，认清自我，才谈得上人民的拥护。
随着人民认识到革命领袖的奉献和可靠，这种拥护与人民对自己及对革命领袖的信任不谋而合。人民对领袖的信任反映了领袖对人民的信心。
然而，这种信心不应该是幼稚的。领袖必须相信人民的潜力。他们不能把人民视为自己行动的客体；他们必须相信，人民有能力参与到追求解放的事业中。但是，他们又必须要警惕被压迫人民的双重性，要警惕“隐藏”在被压迫人民内心的压迫者。因此，格瓦拉告诫革命者要随时提高警惕，[44]他不是在贬低对话行动理论的基本条件。他只不过是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虽然信任是对话的基础，但不是对话的先决条件；信任来源于接触在接触中，人是抨击世界的合作体，抨击世界是改造世界的组成内容。但是只要“隐藏”在被压迫者内心的压迫者比他们自身更强大，他们对自由的自然恐惧反而会使他们指责革命领袖！革命领袖不能太轻信，但仍必须对这些可能性有所警觉。格瓦拉所写的《革命战争回忆录》证实了这些危险：不仅背弃，而且甚至背叛革命事业。在此文献中，格瓦拉承认，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凝聚力和纪律，有必要对背弃者进行惩罚。同时，他也多次觉察到能说明这种背弃的某些因素。其中之一，是背弃者的两重性，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格瓦拉的这一文献的另一部分说的是他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农民社团中的经历（他不仅做过游击队员，而且也当过医生）。这部分与我们对合作的讨论有关系。这一部分的描写相当精彩：
通过与这些人民及其问题的日常接触，我们坚信有必要彻底改变我们人民的生活。进行土地改革的想法清晰可见。与人民交流不再是纯粹的理论，而成为我们自己不可缺少的部分。
游击队员与广大农民开始结成一个牢固的群体。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什么时候这些想法变成了现实，什么时候我变成了农民的一部分。就我来说，在山脉地区与我的病人的接触把一种自发的、略带抒情意味的决定转变成了一种更泰然的力量，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而这个山脉地区的那些穷苦的、受难的、忠实的人民甚至想像不出他们对造就我们的革命思想作出了多大的贡献。[45]
请注意，格瓦拉所作的强调：与人民交流对把一种“自发的、略带抒情意味的决定转变成了一种更泰然的力量，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起了决定作用。那么，就是在与农民的对话中，格瓦拉的革命实践才变得明确。也许是出于谦逊，格瓦拉没有说的是，正是他自己的谦逊与爱的能力使他有可能与人民交流。这种无可争辩的对话交流变成了合作。请注意，格瓦拉（他与菲德尔和他的同志们一起走上马埃斯特腊山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寻找冒险的失意青年）认识到“与人民交流不再是纯粹的理论，而成为了（他自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强调广大农民是如何从交流的时刻起便成了他的游击队“革命思想”的“缔造者”。
格瓦拉讲述他及他的同志们的经历，用几乎是传教式的语言描述他的接触，甚至是他的明白无误的叙事风格也展示了这位伟人驾御爱及交流的高超本能。由此可见他何以会振振有词地为另一位慈爱人士说话。这个人就是“游击队传教士”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
离开了使真正合作得以开展的交流，古巴人民还只能是马埃斯特腊山人民革命运动的客体，而作为客体，就不可能拥护革命。他们充其量也只可能是“依附”，然而这只是统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革命的组成部分。
在对话理论中，在任何阶段，革命行动都不能放弃与人民的交流。交流反过来又带来合作，促使领袖与人民像格瓦拉所描述的那样走向联合。只有当革命行动是真正体现人性的、富有同情心的、充满爱的、注重交流的并且是谦逊地提出来的，即是为了获取解放，这种联合才能存在。
革命热爱并创造生命；为了创造生命，革命可能不得不阻止某些人限制生命。除了自然界基本的生死循环外，差不多还有一种非自然的活着的死亡：即被剥夺了生命完整性的生命。[46]
这里没有必要引用统计数字来证明有多少巴西人（一般说来还有拉丁美洲人）是“活着的僵尸”、人类的“影子”和无望的男女老少。他们倍受折磨，成为那永无休止的“看不见的战争”[47]的牺牲品，在此“战争”中，结核病、血吸虫病、幼儿痢疾……以及各种各样的贫困疾病（这些疾病，用压迫者的话来说，大部分是属于“热带疾病”）吞噬着他们的残存生命。
对如上这种极端的状况可能出现的反应，切努（Chenu）教父作了如下评论：
在参加议会的牧师以及有见识的俗人中，有许多人都担心，在面对世界的需求及苦难时，我们也许只会在感情上不以为然，倾向于掩饰贫困及不公平的现象和症状，而不是接着去分析造成贫穷与不公的原因，去谴责带来这种不公和造成这种贫穷的政体。[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