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

反对话行动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要去征服。在与别人的关系中，反对话的个体的目的就是为了征服他们——逐步地并通过各种手段，征服的对象包括从最强硬的到最文雅的，从最压抑的到最善于体贴的（家长式统治）。

任何征服行为都包含有征服者和被征服的人或物。征服者把自己的意图强加到被征服者的身上，并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私人财产。他把自己的样子强加于被征服者头上，而被征服者把这一样子内化，从而变成了内心“隐藏”了另一形象的双重存在。从一开始，想把人降为物的征服行为就是恋死癖。

正如反对话行动是真实具体的压迫状况所造成的，对话行动对要铲除这种压迫状况的革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理论上，既不是反对话的，也不是对话的，而在现实世界中，他要么是反对话的，要么是对话的。他不可能先是反对话的，后才是压迫者，而是在反对话的同时又成了压迫者。在压迫的客观状态下，反对话是压迫者作为进一步压迫手段所不可缺少的，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被征服者被剥夺了说话、表达意愿及文化的权利。再者，一旦压迫状态出现，反对话就变成了维持此压迫状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为解放行动本质上具有对话特征，对话不可能滞后于这一行动，而必须是同步进行的。由于解放必定是一场持久的运动，对话就成为解放行动的持续不断的一方面。[13]

征服的欲望（或者说是征服的必要性）贯穿于反对话行动的全过程。为此，压迫者试图摧毁被压迫者身上的那种作为世界的“思索者”的品性。由于压迫者无法彻底摧毁这一品性，因此他们就必须神化世界。为了给被压迫和被征服者描绘一个虚构的世界，以增强他们的异化与被动，压迫者想出一系列的方法措施，不把世界描绘成问题，而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固定的存在，某个既定的东西——作为旁观者的人必须适应的东西。

想通过压制手段使人民屈服，压迫者就必须与人民接触。不过，这种接触并不是真正地与人民站在一道，也不是要求真正的交流。它是通过压迫者传播神话来完成的，这些神话对维护社会现状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压迫秩序就是“自由社会”的神话；所有人都有自由选择所希望的工作地点，如果对老板不满就可以离开他去寻找另一份工作的神话；这一秩序尊重人权，因而是应该值得尊重的神话；任何人只要勤奋努力都能成为大企业家的神话——更糟的是，街头小贩与大工厂业主一样都是大企业家的神话；即使在所有进入小学教育的巴西孩子中也只有极少数一部分才能进入大学的情况下还鼓吹人人都享有接受教育权利的神话；即使在像“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之类的问题仍很流行的情况下还鼓吹人人平等的神话；把压迫阶级描绘成具有与“物质主义野蛮行径”进行斗争，捍卫“西方基督文明”的英雄气概的神话；统治阶层博爱、慷慨的神话，而作为阶级他们实际所做的是为了促进选择性的“善行”（因此被美化成“无私援助”的神话，这一神话在国际上受到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严厉抨击）；[14]统治阶层“认清了自己的任务”，推动了人民的进步，所以为了表示感激，人民应接受他们说的话，遵从他们的统治的神话；反叛是与上帝作对的罪恶的神话；私有财产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只是压迫者是唯一真正的人）的神话；压迫者是勤奋的，而被压迫者是懒惰不忠的神话；及后者生来就低人一等，前者生来就高人一等的神话。[15]

把所有这些神话（及读者可以自行列举的其他神话）内化是对被压迫者进行压迫所必需的。这些神话是通过精心组织的宣传和标语，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传递给被压迫者的——仿佛这样的疏远构成了真正的交流似的！[16]

总之，凡压迫现实一定同时又是反对话的，正如压迫者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对被压迫者进行征服肯定是反对话一样。在古罗马，统治阶层大肆鼓吹有必要把“面包和欢乐”施舍给人民，以便“软化他们的意志”，从而保证自己的安宁。今天的统治阶级就像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一样，继续（用“本源罪恶”的说法）需要去征服别人——利用或不利用面包和欢乐。征服的内容和方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保持不变（只要统治阶层存在）的是进行压迫的嗜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