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放而团结

在反对话行动理论中，统治者为了更易于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把被压迫者分裂开来；而在对话理论中，领袖们必须不遗余力地使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并且使领袖们与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目的是为了实现解放。

问题在于，这一对话行动的范畴（像其他范畴一样）不能脱离实践而产生。对统治阶级而言，压迫实践是容易的（或者至少是不难的）；而革命领袖要进行解放实践就不容易了。统治集团可以靠使用权力手段；而革命集团却有这种权力挡道。统治集团可以随时随地把自己组织起来；虽然有时会有偶然的、短暂的分裂，但一旦对其根本利益构成威胁，就会很快联合起来。而革命集团离开人民就无法生存，正是这一条件构成了其组织努力的第一个障碍。

要统治阶级允许革命领袖组织起来，这的确是自相矛盾的。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加强和组织其权力。这种内部团结要求把人民分裂开来；而革命领袖的团结只有当广大人民内部及广大人民与他们间团结起来才得以存在。统治阶级的团结来自于与广大人民的敌对关系；而革命领导集团的团结产生于与广大（团结起来了的）人民的交流。压迫的具体状况——它使被压迫的我具有双重性，因而使被压迫者模棱两可，情感上不稳定，甚至害怕自由——靠阻止解放所必需的团结行动来促进统治者的分裂行径。

另外，统治本身在客观上就具有分裂的性质。统治总是把被压迫的我维持在“依附”现实的地位，而这一现实看起来很强大并且无可抗拒；然后统治者利用神秘的力量对此权力进行解释，以此来达到离间的目的。被压迫的我的一部分被置于其所“依附”的现实中，而另一部分则被置于自身之外、神秘的力量之中。这些神秘力量被认为导致了这个无以应对的现实。个体被一分为二：即相同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毫无希望的未来。他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变化中的人，因此不可能与别人团结起来建设将来。但是当他打破这种“依附”，并能客观地看待他开始从中涌现出来的现实时，他就开始合并成一个面对着客体（即现实）的主体（即我）。这时，他打破了分裂的自我的虚假的统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个体。

要分裂被压迫者，就不可缺少一种压迫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要取得被压迫者的团结，就需要采取一种文化行动。通过这种文化行动，他们才逐渐懂得他们为什么并且是怎样依附于现实的——这种文化行动需要反意识形态化（de-ideologizing）。因此，要把被压迫者团结起来，不能只凭空洞地“喊口号”。后者歪曲了主体与客观现实间的真正关系，从而也把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个人身上的认知、情感及主动因素都割裂开来了。

对话—自由论行动的目标不是让被压迫者“脱离”神化的现实，以便把他们“固定”到另一现实中去。与之相反，对话行动的目标是使被压迫者认清自己的依附关系，从而使他们选择去改造不公正的现实。

因为团结被压迫者要求他们团结一致，不论其确切的地位如何，所以这种团结毫无疑问就需要阶级意识。然而，拉美农民有个特点，他们被淹没在现实之中。这意味着，在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个体之前（或至少是同时），压迫者就必须要有自己是被压迫阶级的意识。

对一位欧洲农民来说，把他是一个人的事实作为问题向他提出来，会使他大吃一惊。但对拉美农民来说，情况就并非如此。他们的世界常常不能越过庄园一步，他们的举止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一些动物和树木的动作，并且他们常常把自己看作与动物与树木没什么两样。

那些以这种方式与自然界和压迫者紧紧联在一起的人，必须要认清自己只是不能真正存在的人。认清自我，首先就意味着要发现自己是佩德罗、安东尼奥和何塞法。这一发现意味着对种种名称的意义有了不同的认识：“世界”、“人”、“文化”、“树木”、“工作”、“动物”等词再次体现出真正的意义。现在，农民们终于看到自己是能通过创造性劳动来改造现实（以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实体）的人。他们认识到——作为人——自己已不再可能继续是被别人占有的“东西”；并且他们可以从自己作为被压迫个体的意识进入到被压迫阶级的意识。

行动主义者的方法是靠“口号”，而不是去解决这些基本的情况。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团结农民，结果只能把一个个的个体并置起来，赋予他们的行动以纯粹机械论的特征。团结被压迫者要建立在人的层次上，而非物的层次上。这种团结只有在现实被真正地根据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加以理解的时候才能出现。

为了使被压迫者团结起来，他们必须首先要割断把他们与压迫世界固定在一起的想法与神话的纽带；使他们相互之间联结起来的这种团结必须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要取得这一不可缺少的团结，革命进程从一开始就必须是文化行动。用来团结被压迫者的方法，取决于压迫者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历史及现实经验。

农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的现实中，只有单一的、简洁的压迫决策来源，而城市被压迫者生活在一个扩展了的世界中，其压迫命令来源有多个并且很复杂。农民们是在一位体现了压迫制度的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在城市地区，被压迫者受制于“无人格性的压迫集体”。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时压迫权力是“看不见的”；在乡村地区，由于它非常接近被压迫者而在城市中却是由于它非常分散。

但是，在类似于这样的不同情况下的各种文化行动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即向被压迫者说清楚使他们与压迫者联在一起的客观状况，不管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只有那些一方面能克服纯报告式的、无动力的“胡扯”，另一方面又能克服机械论的行动主义的种种行动，才能与统治阶级的分裂行径相抗衡，并走向被压迫者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