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

在反对话行动理论中，操纵是进行征服与统治所不可缺少的；而在对话行动理论中，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代表了操纵的对立面。组织不仅与团结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是团结的自然发展。因此，领袖追求团结也就必然要力图把人民组织起来，要印证（Witness）这样一个事实，即争取解放的斗争是一项共同的任务。这种从共同合作努力——解放男男女女——中产生的坚定的、谦逊的、勇敢的印证避免了反对话控制的危险。印证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视社会的历史条件而定；然而印证本身是革命行动不可或缺的成份。

为了确定这种印证的内容和方式，就必须要越来越具有批判性地认识当时的历史背景、人民的世界观、社会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由于印证的内容是历史的、对话式的，因而又是辩证的，因此，就不能未经分析自己的背景就简单地引入别人的印证内容。否则就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并神化了，这样，疏远就会在所难免。在对话行动理论中，印证是革命所具有的文化教育特质的主要表现之一。

不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的最主要的印证要素包括：言行一致，促使印证者勇敢地把生存当作一种永久的危险来面对的胆略；促使印证者及接受印证者不断采取行动的激进化（而不是宗派主义）；爱的勇气（它远不是为了适应不公正的世界，而是为了人类的逐步解放而改造世界）及对人民的信念，因为印证是向人民作出的——虽然由于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向人民作出印证也会影响到统治阶级（他们以常规的方式对这种印证作出反应）。

所有真实的（即批判性）印证都要有敢冒风险的勇气，包括领袖们不能总是马上就能赢得人民的拥护的可能性。一个印证可能在特定的时刻和特定的条件下未取得成果，但不能因此而说它今后也不能取得成果。因为印证不是一种抽象的动作，而是一种具体的行动——勇敢地面对世界及人民——所以它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因素，成为它产生的社会背景的组成部分；从那时起，它就不会停止对这一背景的影响。[49]

在反对话行动中，操纵使人民麻木，并为统治人民服务；在对话行动中，操纵被真正的组织取而代之。在反对话行动中，操纵为征服目的服务；而在对话行动中，勇敢而充满爱的印证为组织目的服务。

对统治阶级来说，组织就是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对革命领袖来说，组织意味着将他们与广大人民组织在一起。在前一种情况中，统治阶级逐步地构造其权力以便能更有效地统治别人，并使别人非个性化；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如果组织本身构成了自由的实践，那么组织只是符合组织的性质和目标。因此，组织所必需的纪律不能与严格管制混为一谈。如果没有领导、纪律、决心及目标——没有要完成的任务和可以说明的原因——组织就无从谈起，革命行动也会被削弱，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这一事实绝不能证明可以把人民视为可使用的东西。压迫早已使人民非个性化——如果革命领袖操纵他们，而不是朝意识化方向努力，那就等于否定了组织的真正目标（即解放）。

把人民组织起来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也不能发表个人意见的革命领袖[50]开始体验学习如何来命名世界。这是一个真正的学习经历，因而是对话式的。因此也就是说，领袖不能只说自己的；他们必须与广大人民一起说。那些没有对话行动，只坚持将自己的决定强加于人民的领袖不是在组织人民——他们在操纵人民。他们既没有解放别人，也没有被解放：他们是在压迫。

组织人民的领袖没有权利恣意地将自己的词强加于人，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他们因此必须采取一种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这种立场会在对压迫已习惯了的人民中间滋长放纵。对话行动理论既反对独裁，也反对放纵，并因而承认权威和自由。没有权威，就没有自由，同样，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权威。一切自由都包含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特定的条件下（并且在不同的现实层面中），自由可以变成权威。自由和权威不能分开，必须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51]

真正的权威不是靠权力的移交，而是通过授权或者是在一致拥护之中来维持的。如果权威只是由一个集团移交到另一集团手中，或是强加于大多数人头上，权威就会蜕化成为独裁。只有在“自由转变为权威”的情况下，权威才能避免与自由发生冲突。一方的突现会导致另一方的退化。正如没有自由就没有权威，反之也是如此，没有对自由的否定，就不会有独裁主义，没有对权威的否定，就不会有授权。

在对话行动理论中，组织需要权威，这样就不会独裁；组织需要自由，这样就不会无法无天，更确切地说，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教育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领袖与人民一起体验真正的权威和自由，然后他们通过改造成为他们中介的现实来寻求在社会中建立权威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