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
茅盾，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
茅盾出身于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1年与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先后任《小说月报》编辑、主编，《民国日报》主笔，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此时，他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一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
1928年东渡日本，1930年回国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主编《烽火》周刊，后任香港《文艺阵地》主编、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会长。1940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后在重庆、香港等地从事文化活动。1946年访问苏联。1949年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人民文学》《译文》杂志主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至上海，后去日本。开始写作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这段实际的革命活动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茅盾的小说，素以全景式地展现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见长。“左联”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后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
茅盾非常善于观察生活，他的作品自然不仅只涉及农村问题，在《林家铺子》中，茅盾还看到了城市小资产者的挣扎。林先生和店员寿生都是做生意的能手，也都竭尽全力来和经营他们的铺子，但在反动政府苛捐杂税、国民党反动分子敲诈勒索、高利贷盘剥、同行业中伤，尤其是民众没有购买力等的“围攻”之下，铺子最终逃不了倒闭的命运。茅盾以批判和冷静的笔触，真实再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压迫下，正当工商业者和贫民无路可走的社会现状，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狄德罗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更是科学地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茅盾的作品，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现实生活，体现现实主义原则。
《春蚕》中的老通宝被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他性格深处坚韧不拔的特质，显示着新的深度。勤劳质朴、本分善良的老通宝，虽然屡遭挫折，但不甘屈服于自己的破败境地，始终靠自己的气力、忍耐、执拗与命运作抗争，直至生命的终结。茅盾对于这位富有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共性特征的老一代农民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化了人物特性与时代内涵的联系。
在《林家铺子》中，林老板的命运，其实正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小商人的共同命运。林家铺子的倒闭，正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者典型的历史命运。林老板没有冒险家的胆量，他小心谨慎、安分守己。对待顾客，他眼神温和，价格让步，但仍旧难逃店铺倒闭的命运。最后，他到了性格的反面，欺骗更加弱小的债主。在生活的压力面前，林老板变成了自己最不齿的那一类人。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这并不奇怪，茅盾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当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现实主义关注社会生活，强调真实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典型化，不仅是环境的典型，也指人物的典型。在这一创作方法上，茅盾深得精髓。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性格鲜明，思想深度足够，这是他许多小说的成功之处。
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假定的真实，内蕴的真实。简单说，艺术不是对社会生活的直白反映，而是一种“真实的虚构”。这一观点，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文艺作品，对于现实主义，更是如此。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以及《林家铺子》，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虚构之下，才具备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小说《子夜》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和斗争为主线，以上海为中心，描写了1930年5月至7月两个多月中所发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繁复杂而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严谨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了出来。《子夜》初版出版于1933年1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着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并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左翼文学阵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当时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军阀之间攻伐激烈，广大农村阶级矛盾尖锐，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殃及中国。中国的民族工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明显先天不足，为摆脱困境，资本家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不断上升，包括帝国主义不断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等状况，在小说中都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吴荪甫正是在不脱离这些社会现实的前提下，为艺术真实而生的一位民族工业资本家。这位具有双重性的复杂人物形象，一方面，抵抗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努力发展民族工业；另一方面，却又榨取工人血汗，仇视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起义。可以说，进步性与反动性、软弱性与坚韧性等各种对立矛盾的性格特征，在吴荪甫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正是这种矛盾状态的吴荪甫，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打动人心。
此外，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反映时代风貌为特点，但它对于社会生活的探索，又不仅仅局限于寻求某些必须变革或加以否定的东西，还努力挖掘推进生活和时代前进的东西。也就是说，其文学作品也展现出了革命的理想，“隐隐指出生活的希望”“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从黑暗中看到光明的未来，这是茅盾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大亮点。
在《春蚕》中，茅盾塑造了阿多这一觉醒和逐渐成长的农民形象，肯定了他不同于父辈的新的思想性格和生活方式，也肯定了他对于推动时代发展所作出的尝试和努力。阿多没有父辈那种“发家”的光荣，却经历了“家败”的辛酸，他对过去没有迷恋，对现在也不抱怨，却对未来尚存有希望。
这种对自身所经历的受压迫命运的清醒认识，是他大部分父辈所没有的，所以他决心开拓一条新的路，对于这个选择，茅盾毫不保留地给予了赞赏。茅盾从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农村新一代农民的身上，挖掘到了一种不同于老一辈农民的独有特质，他的这种洞察力彰显的革命性，也开启了农民命运探索的新阶段。
此外，这种革命性也在《子夜》中大放光彩，“尽管黑暗，但黎明的到来已经不远”，这便是“子夜”含义。小说中的工农阶级，虽然多次斗争且以失败落幕，但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磨砺了自我，他们在不断成长，前途一片光明。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它们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
总而言之，茅盾的小说创作，具有革命现实主义风格。他的小说具有史诗性，反映时代风貌，在题材上，农村和城市皆有着墨。他的小说胜在艺术真实，典型人物的刻画与典型环境交相辉映。他的小说怀揣理想性与革命性，人物形象的觉醒，如同一盏黑夜里的明灯，照亮了中国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