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陈辞 韩顽黩武
1940年9月27日。姜堰曲江楼。苏北军民代表会议（即苏北第一次和平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场布置及安排由姜堰商会负责。
参加这次和平会议的各县知名人士及代表有：朱履先、胡显伯、黄辟尘、陆小波、卢止庵、潘伯融、蔡达人、陈受六、韩国钧的代表王伯康等及附近8个县的代表。
曲江楼旧址（此照片珍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军队方面有：陈毅、朱克靖和管文蔚作为新四军的代表。李明扬代表鲁苏皖游击队。陈泰运代表税警总团，税警总团林叙彝也来到了姜堰。季方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身份出席。韩德勤、李守维拒派代表参加。
韩德勤、李守维不参加会议，这是所有与会代表意料之中的事。大家都知道他决心要在黄桥大打一仗，将新四军赶回江南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愚不可及的韩德勤竟然这个时候在兴化省办报纸上提出“抗日必剿共”的口号，自乱阵脚。这使与会代表进一步看清了他的反共本质。好在会议没有受到他的干扰，如期在曲江楼召开。
黄逸峰主持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他以主持人的身份，向代表们报告这次会议的筹备经过，宣布了会议程序。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请苏北新四军代表陈毅将军讲话。
气宇轩昂、容光焕发的陈毅走上讲台，慷慨陈辞：
“黄委员及各位代表：
伟大的抗战已经4个年头。可是，不幸得很！在苏北抗战内部发生了纠纷。从7月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但是还没有解决。今天劳各位奔波，亲自到姜堰来，趁这个机会我可以把许多问题提出来，请各位先生指教。
第一，今天的问题不是新四军本身的问题。新四军本身存在着许多困难，这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局的问题。日本近卫内阁组成后，它的政策主要的放在解决“中国事件”上，一面夺取越南，企图进攻昆明、重庆，西北进攻西安；一面施行天空轰炸及政治分化的手段，以迫使中国投降。因此，大局已进入空前危机与困难的阶段。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打击敌寇，使敌寇的阴谋失败。敌人现正企图挑拨国民党、新四军、八路军与其他军队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还要自相残杀，那么就中了敌寇的阴谋诡计。因此，我们今天一定要联合起来。可是今天，有些人不这样做，不愿谈这个问题。兴化出版的报纸近来仍大骂新四军共产共妻，出卖中国予苏联，做苏联的走狗，甚至用武力来进攻新四军。这无疑是中了敌人挑拨离间的毒计。
9月27日，陈毅在姜堰曲江楼召开苏北八县军民代表会议
新四军进驻黄桥以来，对省方曾作极大让步。屡次函电省方，希望能够和平，大家团结一致。9月初打了营溪以后，我方损失并不大，伤亡仅90余人，本可乘机追至海安、东台，可是我那时不这样做，决定停止追击，并把捉来的1000多俘虏放回去，而且写信给他们带回去，申说我们今后不愿进行这种无谓战争。这是9月5号的事。可是这个问题一时不能得到解决。在营溪战斗中，他们捉去我们40多个人，不过内中有许多老百姓，我们的同志只有10多人，后来在姜堰却被张少华杀了。于是，我们才决心打姜堰。以为这样，再教训他一次，和平或者还有可能。所以，我们打姜堰的目的很简单，是为求得和平。14号打开姜堰，15号晚上，在电话里我就对黄委员讲：放弃姜堰是可以考虑的。这证明我们新四军顾全大局，只要大局有办法，新四军就有办法，新四军就不会消灭。我们屡次坚决停战，正表示我们谨慎持重，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坚决站在抗战立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同时又是新四军的负责人，这虽是我个人的意见，但这说明了新四军的基本态度。这是请各位先生指教的第一点。
第二，所谓合作抗敌和顾全大局。并不是敷衍，不是苟安，更不是外交的，而是真正为了抗敌。合作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主，真正实行三民主义，改善民主，改造中国。把中国造成新的近代的国家。大家不限制，不敷衍，不拍马屁，不讲好话，应该讲的就要讲，应该争论的就要争论，我们认为这个态度最可贵。而我们所主张的合作方式就是这一种。另一种方式是因为你是大官，当面拍马屁，背后施阴谋，这是封建时代下臣对皇帝的驯服，是子孙对家长的服从，这是盲目的。甚至还有合伙分赃，如张少华、何克谦所订的“何张协定”。这种合作，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今天的合作抗战，就是打鬼子，而且要包打胜仗。要对老百姓有点好处，给人民以自由，不应该再事压迫了。所以今天一定要老百姓自己来说话，敷衍和拍马屁是不能解决抗战问题的。
其次是解决民生问题。要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起码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对于这些问题，本来应由老百姓自己提出来，但是，老百姓不敢提出来，如果这样，那是拿脑壳当儿戏。
再次是整理军队。在苏北能抗战的军队并不少，应该给以补充给以奖励，但对土匪式的滥军队，则不容情的取消他。假如苏北真能照上述这样做，我们对韩主席是绝对拥护的，而且比较任何部队要真诚，所以合作是站在真正的抗敌救民的立场，不是唯我独“军”的立场。
第三，对新四军本身的问题。今天只要让新四军在沿江一带有一个抗日的地区，但不一定由新四军独霸，可以和友军共同来做。只要认新四军为朋友，不以异党异军对待。
第四，韩先生既有电报要新四军让出姜堰，以作为实现和平的基础，对于这，我们认为不成问题，而且只要与抗战多少有一点益处，我们还可以作更大的让步。不过让出姜堰，要有保证，只要政治上保证省方改变态度，以友党友军看待新四军，协商苏北抗敌问题，我们就可以退出姜堰。各位先生最好能以民众代表的资格转告其他方面，以求得协商一个具体的办法，以便来照着执行，一面我们在姜堰撤防，一面召集和平会议。”
陈毅讲到这里，以警告的口气说：“如果省方以为我们力量不足而退出姜堰，仍旧进攻，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自卫，为祸为福，只好以将来的事实证明。我不忍再言了。”
各界代表原以为陈毅不会答应韩德勤的要求，让出姜堰。他们考虑到姜堰乃富庶之区，单税收一项就可以让人垂涎三尺。冬天快来了，新四军换装、粮源全靠姜堰，怎可轻易拱手让人？此时听到陈毅将军的这一表态，代表们颇为感奋，群情热烈。他们既惊讶，又欢欣。会场气氛突然活跃起来，博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一时间，曲江楼上掌声如暴风骤雨。咂咂称赞声，交头低语声，握手庆贺声回荡整个会场。朱履先老先生当场激动地站起来对陈毅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必为苏北人民所共弃。”
陈毅发言以后，黄逸峰作了长篇发言。他精神焕发，语音铿锵：
“刚才听到陈指挥官的报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四军对于抗战的态度，对于整个苏北政治的意见。我们每一个代表都感觉很高兴。新四军能够为了整个抗战问题，为了整个苏北改善问题，而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这个让步，不是让给韩德勤，也不是让给那些土匪队伍和贪官污吏，而是为了整个苏北民众对中央国策的一个很大的让步。因此，对新四军我们非常佩服。我个人原是中央委派的一员，同时也是苏北民众之一，在这儿，我愿意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表示对苏北的意见。
今天，苏北的问题，不是新四军与省政府冲突的问题，也不是省政府要解决新四军的问题，而是整个苏北的民众，如何集中力量，来抗战及改进政治的问题。今天苏北有几十万大军，而敌人还不到1万，我们以10个人打1个敌人，可以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可是我们没有一次看到苏北曾大规模地向敌人进攻。我们政府当局只是退让，退让到没有地方再可以退了。苏北人民，一天天地坠落到日寇的铁蹄下，遭受敌人的践踏。这一点我不能不责备当局。
苏北民众虽然受了一切痛苦，受了极大的牺牲，可是所得到的代价是什么呢？所换到的是贪官污吏，土匪部队，拿我们自己同胞黄帝子孙汗血在那里荒淫享乐，这是非常痛心的！在新四军没有到苏北之前，我们想开一个会，来讨论一下苏北的政治问题，使人民能自由的对政府贡献意见，那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是在座诸君，就是地位更高的父老如韩紫老也感到，“今天我们在苏北，是如坐针毡”。今天新四军到了苏北。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国军，是政府承认的，自然不应歧视。今天新四军到苏北能有个机会给大家要求政府改造政治，使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都用在抗敌上面，这是十分难得的。中央也曾几次来电停止内部磨擦，进行抗战，这是事实。可以说，今天从中央起到广大群众都是绝对反对内部摩擦，而是愿意苏北实现和平，一致抗敌的。因此，这次和平运动是有着它伟大的意义的。第一，今天我们要求的苏北和平，这个和平要使内部愈益团结，打击汪逆的“和平”；第二，这个和平运动，是使中国的部队团结起来，把力量都用在抗敌上面；第三，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是要使民众得到解放。换句话说，要改造政治。政治不改造，这个和平是空虚的。今天我们没有好的办法使苏北武装起来抗敌，使政治改造，使民众力量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新四军回到苏南去了，不能来解决，以后民众也是要暴动起来，来解决苏北政治的。所以，今天的和平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和平运动，长期改造苏北的运动，是一个苏北长期抗战的运动。我们愿意各位父老、苏北同胞，一致为这个运动而努力。我们相信前途是有希望的，苏北抗日力量是可以集中的。韩德勤的接受不接受是韩个人的问题。苏北的政治是中央委托给苏北人民的，不是韩德勤的。”
黄逸峰的讲话受到代表们的普遍欢迎和赞同。
听了陈毅和黄逸峰的发言以后，泰州民众代表胡显伯说：
“黄委员发表了代表中央及个人的意见，现在我把我们少数同人与朱团长交换的意见讲一讲。这意见是什么？就是刚才陈指挥官报告的关于让出姜堰以后如何保证的问题，我们同人尽力量的做，做到如何程度，我们不能预知。但无论如何要求停止军队的前进，省方当然也应该停止，可是，最近一两天内，省方还有军队前进。这一点，不但陈指挥官奇怪：一面讲和，一面还在想打。我们各位代表也感觉惭愧和难过。当然，我们要尽量要求省方停止军队的前进。这是一点。第二，我们同人未来前，兴化报纸评论说：‘现在有人唱和平运动了，这无非是无聊的政客干的。以后有人再作这样的和平运动，要当日奸论。’这种论调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这个和平运动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同。同时，现在在报纸上称新四军为匪军，这一点是不对的。在和平的进行中，应该以平等为原则。新四军不是脱离中央和平的，也是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第三，我们同人来时很麻烦，沿途受到盘查，但我们多少还有一些掩护，其他老百姓所受的麻烦就更多了。所以，我们要求给我们以交通自由。这是这次会议未曾召集前，我们所讨论的先决问题。办法怎样呢？我们不容易和韩德勤先生直接提出，所以想靠紫老来解决。最好由李总指挥到这里来一同帮助解决，因为，他也是非常诚意的希望和平的。他到这里来后，许多意思可由他代达，至于军事上的保证更需要李总指挥来才行。”
泰州民众代表胡显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后，姜堰民众代表潘仲宾也谈了自己的意见。
他说：“我认为第一，今天我们进行和平运动，完全是替民众谋利益求幸福，为人民解决痛苦的，而有人认为这和平不对，那是可笑的，不足谈的。这次新四军到姜堰来，对民众秋毫无犯，处处爱护老百姓，以解除过去姜堰人民之苦。今天要退有些舍不得，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也只有这样作。今后，我们要求得整个苏北的政治改善，达到孙总理所说的天下为公，才不负这次和平谈判。第二，在军事方面，我同意请李总指挥来，作更有力的保证。一定要以新四军为友军看待，共同合作抗敌。第三，对以后苏北大局问题，我也同意请韩紫老电韩主席，共谋适当解决。对陈指挥官以小民等为念，以国家为念，表示非常感激。”
姜堰民众代表潘仲宾
其他代表，包括儿童团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
就在姜堰曲江楼召开苏北军民会议的时候，韩德勤正在他的海安司令部翘着二郎腿，悠闲地晃着。一秘书，挟着文件夹，轻轻走了进来：“主席，姜堰来电，说各方代表都已到齐，就差省方代表。”韩德勤听了秘书的报告，皮笑肉不笑地说，“就让他们开去吧。”说过以后，马上喊道：“来人，给我拟份信函！”
“紫老前辈转仲弘将军：姜堰、海安为省方辖地，新四军必须立即撤出该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无商谈余地。如陈毅答应此要求，即派代表前来谈判。”
此时，韩国钧在书房里看《三国演义》，正好看到曹丕企图加害曹植一章。曹丕先令曹植七步吟诗，进而七步成章嫌迟，继之以“兄弟”为题，要求应声而作。曹植吟道：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老人读到这里，不禁泪水濛住双眼，心想，共产党、国民党本是一对兄弟，在这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有什么问题不好坐下来相商，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再说，共产党、新四军为了苏北民众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已经一让再让，国民党、韩德勤为什么就一点不能理解？就一点看不到苏北民众的人心向背？我要作最后努力，再做一做韩德勤的工作。
韩国钧想到这里，只见家人轻轻推开房门，附耳低言说：“老爷，韩主席来函。”说罢，将信函送到韩国钧手中。韩国钧接过信函，仔细看了一遍，气得脸色铁青：“岂有如此不讲信义之人！始信知人之不易也。”随即说道：“管家，速将此函送往姜堰交仲弘将军。”并说：“我韩国钧骨头是硬的，决不赞同韩德勤如此压迫共产党、新四军！”(https://www.daowen.com)
韩德勤的信函转到曲江楼，众代表闻讯大哗。有的摇头叹息，有的挥手顿足，有的咬牙拍桌，大骂韩德勤言而无信，得陇望蜀，必欲置新四军于死地。
陈毅挥动着韩国钧转来的省方信函，声色俱厉地说：“我军为达到苏北抗战合作的目的，愿意退出姜堰，只求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人民，我军虽血涂四野，万死不辞。但求对方诚心履行诺言，不再逼人过甚，不逼我们退到黄河以北，不逼我们抗战无地到长江喝水的地步，我军还可容忍退让。今天，我军既见逼于江南，又被胁于江北，竟不许中国的抗日军队在祖国土地上有抗战的自由权利，是不能容忍的，即令我党我军可以牺牲，而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是不可牺牲的！”
陈毅讲到激动处，挥起有力的右手：“如省韩必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我们当只有出于自卫一途。我早已严正警告省韩，新四军退到黄桥，决不后退，要打，就打！”声如洪钟巨磬，震荡曲江楼。
当时各方代表听了陈毅的讲话，不少人唏嘘而泣。朱履先老先生见韩德勤如此欺人太甚，忍不住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必共产党。陈将军，老朽请你速作准备，大战不可避免。”
军民代表会散会以后，陈毅留李明扬和黄逸峰在姜堰暂住。
当晚，陈毅让曲江楼老板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出席作陪的有：粟裕、朱克靖、管文蔚、刘炎、钟期光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负责人。
酒过三巡，菜上五味。李明扬放下筷子，叹口气说：“仲弘兄，韩德勤下这一招难啊。姜堰是新四军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轻易让给他，你是要吃亏的，怎能忍痛割爱呢？”
黄逸峰听了李明扬的话也说：“这事真难啊，韩德勤说姜堰是他的地盘，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就必须让出姜堰、黄桥，开回江南。不然，他就有向新四军进攻的借口。陈指挥官，你看这事如何处理？”黄逸峰说罢看了看陈毅。
陈毅成竹在胸：“黄委员，不瞒你说，对于这件事，我与粟裕等同志考虑过了。姜堰是要让的，今晚我将下令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各部30日拂晓前全部退出姜堰。”陈毅讲到这里，顿了顿，对李明扬说：“我们初步决定交由师广兄接防。”
李明扬见陈毅提出让他接防，既出乎意外，又不无担心地说：“陈总指挥官，那陈泰运会有意见的。”
陈毅听了李明扬的话，哈哈笑道：“李总指挥，这事我和粟裕也已商量好了，不用担心。”
“是的，韩德勤对我们新四军的进攻，不在于姜堰的让不让。让了，他也是要来打，不让，他也是要来打，这是国民党中央的既定政策。当然，我们让出姜堰是为了求得和平，是为了揭露韩德勤的反共本质。”粟裕站起来，挥着右臂说。
“韩德勤这个人量狭心小，容不得别人。营溪、姜堰对他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钟期光接住粟裕的话说。
李明扬挟了一点菜，放进嘴里，点头说道：“韩德勤确实是这个人。当初我和长江在省保安处任正副处长时，即是他搬弄是非，排斥异己，将我们弄到几乎无家可归的地步。”说罢，深深叹了口气。
陈毅见李明扬谈起不愉快的往事，朗朗笑道：“好了，事情已经过去。韩德勤倒霉的日子恐怕已经要到了。他不顾民族利益、国家存亡而与苏北人民为敌，这种人岂有好下场？”
粟裕道：“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太深刻了，为什么韩德勤就看不到？这是他的反共本性啊！”
却说，王伯康回到海安，立即来到韩国钧的书房向他详细汇报了曲江楼会议情况。这时，韩国钧争取韩德勤团结抗日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不禁长叹一声，说：“伯康，取文房四宝来。”
耄耋之人，眼噙泪花。仰视了一会，便伏案急书，信函大意是说：
“吾年老力衰，德薄能鲜，难任调人之责。因之，乃益知战祸之不可免矣。”
写毕，说：“伯康速将此信函送往姜堰，交于仲弘先生。”
第二天，管文蔚带着陈毅的亲笔回信，前往海安看望韩国钧。他对管文蔚说：“和谈已经无望，请转告仲弘先生，好自为之。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新四军是得人心的。仲弘先生有管乐之才，韩非其敌。胜利之后，请仲弘先生再来舍间小叙。”
为了对韩德勤仁至义尽，曲江楼会议后，陈毅派朱克靖又一次来到泰州，请李明扬作最后呼吁和平之斡旋。李明扬说：“我目前不能再做调停人，但也不参加反共的内战，陈泰运也不会出力的。”
当朱克靖询问李明扬说：“闻李守维军长率19个团的兵力，由海安直趋黄桥，欲消灭新四军于姜堰、黄桥之间。此中虚实，究竟如何？又闻李军长趾高气昂不可一世，且在军中扬言，把新四军消灭后再向泰州李明扬讲话。此语有所闻否？”
李明扬听了朱克靖的问话，默然良久，嗫嚅地说：“克靖老弟，我告诉你实话，李守维兵力确有那么多，少年气盛，这些话也许会有的，不过你们要当心呵！你们的兵力少得多呵！”
朱克靖听了李明扬的话，笑了笑说：“是的，不过自古道：‘师直为壮，曲为老，哀兵必祥’，不打则已，若打起来，我想明天我们还可以到海安去玩玩呢！仲弘兄要我告诉老兄一句话，今夜我们有两个团兵力从江南来，经过老兄防地时，请勿发生误会。”
李明扬爽快地说：“那是当然的啊！”
陈毅自率新四军进取姜堰后，把军事仗和政治仗，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让出姜堰是“一举三得”：揭露了韩德勤反共、破坏抗战的阴谋，在政治上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造成共产党、新四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争取了中间势力，夺得了政治上的先声；在军事上适当集中了兵力，使新四军对付韩德勤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这是陈毅同志对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杰出的运用。
对于放弃姜堰，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不同意，不理解。他们认为，姜堰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从反共顽固派手中夺过来的，轻易让出，思想上想不通。对此，陈毅从政治上、军事上，也从统一战线上做了大量工作。他说：“同志们，我和粟裕同志，钟期光同志，及各纵队主要负责同志反复商量过，我们退出姜堰有三个理由！一是，我们新四军打下姜堰以后，韩德勤如骨鲠在喉，一直在组织部队，向姜堰反攻。我们防守姜堰，用了两个团的兵力。如放弃，可以把这两个团抽出来，集中于黄桥，便于集中使用兵力。这是我们一贯运用的正确作战原则。二是，我们把姜堰不是让给韩德勤，而是让给我们的友军李明扬，使他们的中立立场更稳固，更靠向新四军。三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退出姜堰，韩德勤总是要打我们的。我们遵照苏北父老的意见和韩德勤提出的要求主动让出姜堰，他还是一定要追到黄桥打的。如果这样，就彻底暴露了韩德勤不抗日、真反共的面目。他就会彻底失信于苏北各界，使各种政治力量和中间势力更向我们靠拢。”
陈毅说到这儿，爽朗地笑了，接着打了一个比方：“若要宝换宝，舍得珍珠换玛瑙。我们是珍惜珍珠呢，还是拿出珍珠换玛瑙？”
指战员们为陈毅透彻的哲理、生动的语言折服。粟裕在陈毅讲话之后，也对同志们说：“让出姜堰，这对我们军事上有利，实为握紧拳头，打击敌人。”
却说陈毅在曲江楼召开苏北军民代表会议以后，韩德勤也在东台紧锣密鼓地召开了旅以上军官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黄桥的作战计划。李明扬派他的副参谋长许少顿参加了会议。到会的军官中，有人认为新四军在黄桥有2万人，有人说只有1万人，吵得不可开交。但大多数人认为不管怎么样，不可轻视，要集中力量把陈毅打过长江去。来自北方的以王光夏为首的一些人反对这个意见，认为主力部队全部南下作战，淮北便造成空虚，八路军黄克诚部将乘机南下，两淮和盐阜皆不能保住。李守维、翁达等人，则坚决主张集中兵力，一鼓作气将陈毅赶下长江。他们认为，此战为时不过一周，就能解决问题，然后，挥戈北上，再一举歼灭黄克诚部于两淮平原。
韩德勤对李守维等人的一派狂言，很是欣赏。他认为新四军江南主力即使全部集中黄桥地区，也不过数千人马，何况“给养困难”、“士气不振”，只要国军的主力一齐出动，何愁不马到成功？李守维夸口说：“我以10万之众（实际5万），压也把陈毅压扁了。”
最后，主战派占了上风。会议研究，部署了三路大军：
李明扬、李长江的鲁苏皖游击部队和陈泰运的税警总团，为右路军，约12000人，攻击新四军黄桥以西防线，并掩护中路军的进攻；左路军由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5个保安旅的大部组成，约7000人，攻击新四军黄桥东南地区防线；中路军为进攻的主力，兵力约15000人。以八十九军的三十三师为左翼，向黄桥东面的加力、分界攻击；独立六旅为右翼，攻击黄桥北面；李守维亲率一一七师大部、军部直属队及炮兵为中坚，由营溪南下，攻击黄桥东北。就在韩德勤调兵遣将的同时，日军也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以断新四军后路。
虽然如此，韩德勤自己知道，跟陈毅较量，自认不是对手，这次为了一举成功，不得不低头搬动他的王牌八十九军，鼓动李守维为他大打出手。
李守维，40开外，身体魁梧高大，方面大耳，五官端正，颇有军人的气质。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工于心计，部属和一般上司不易接近他。韩德勤手上虽然掌握了10多个旅，近10万人，但正规建制军队只有李守维的八十九军。所以李守维是苏北10万国民党军中的铁腕人物，是苏北的“一把刀”。尽管李守维是韩德勤手下的一员大将，但李守维是看不起韩德勤的。李守维常讥讽地说：“他是草包，是不会打仗的蠢猪。”
为了把李守维推上第一线，充当打手，韩德勤早些时候，曾设宴邀请李守维和他的夫人马邦贞。席间，他编造了一段谎言，说：“新四军渡江东进，同我们打了几仗，阁下一次都没有带兵助阵。国军吃了败仗，蒋委员长、顾长官都先后来电批评、训斥，我都顶着了。下面也有不少人不服气，写信到三战区和重庆告你的状，说你占地为王，吃着国家的俸禄，不打鬼子不打共产党，纵容新四军到处乱窜，煽动群众，扩充军队。”说着从身边的皮包里抽出一叠来信：“李军长，你看看，这些信件都在这里，如不扣下来，到了重庆，老头子看到了，想想会是什么后果？”
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
马邦贞为了替丈夫转个圆场，笑着说道：“韩主席，听说新四军只有几条破枪烂刀，几次打败了你，这也太长他人志气了。这次你是想守维亲自出马，教训教训一下新四军，让那些打黑枪的小人们看看？”
李守维听了韩德勤的一席话，又看到一些人的检举信，夫人又趁机烧了一把火，气得将桌子一拍：“好，坚决拿下黄桥，活捉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