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随机应变，舍家爱国，以顽制伪，以鬼制鬼。
陈受六
我原是蒋管区的一个普通商人。平时听到的全是反动宣传，接触的也很少正面人物。新四军过江后不久，我们还未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一心放在生意上，只图安民乐业，于愿已足。
驻姜堰的顽保九旅被消灭的第二天，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就开进姜堰，我在王家大门里见到陈毅同志。他正和粟裕、彭冰山（彭柏山）等几位同志一道吃点心。他叫我坐下来同吃，边吃边谈，真是一见如故。就在这天，他住到丁家巷我那大德猪行帐房间。他很忙，吃饭都要警卫员催好几次。同桌的留给他的座位，他也不坐，几次都站着吃，这时，他住的房间已成了当地的最高军事机关。大德猪行的职工没有一人走进去，我也没有进去过。出于我的意外，一次，他却走出来同我聊天，称赞我会做生意。我嘿嘿笑了，并谈了自己的想法。陈毅听了我的想法说我目光短浅。他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成语，给我讲爱国的道理。陈毅同志还意味深长地把杜甫的“国破山河在”一句诗，改成“国破家何在？”说给我听，并说不把敌人赶走，到哪儿也不会有你真正安居乐业的地方。爱身家，爱事业，应该建筑在爱国的基础上才牢靠。你那简单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要不的。说着他哈哈地笑着看着我。我有些窘了，于是，请教说，指挥官，我该怎么办？他随口答道：“那还不便当，在你现在的基础上，扩大交际影响，为统战做点工作，不就得了吗？”他停了停，又郑重地说：“正确方向一定要掌握好，方式方法可以随机应变。”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一席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几天后，民运科长彭冰山在东桥河南西边一所新房子里开群众大会。那房子是富商王慎夫（王三元）家的。陈老总喊我同去。新四军指挥部民运科长彭冰山讲话后，陈毅同志即席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并指着坐在大方桌旁边的陈受六（大德猪行经理、元元肉松厂老板）问大家：“这个人，你们大家认识吗？”大家说：“认识。”陈毅同志又问：“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大家说“好人。”陈毅同志风趣而幽默地说：“好人倒是好人。我们曾经和他发生了误会，希望诸位也象陈经理一样，消除隔阂、团结抗日。”大家见到我这个社会关系复杂的人都能得到陈毅同志的欢迎和信任，对新四军在心理上的距离缩短了。记得那次陈老总曾在会上说：“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抗日的军队，凡是愿意抗日的我们都欢迎。象张少华那样不肯抗日，专门鱼肉地方迫害人民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张少华是什么货色，你们都知道。早几天，中秋节前店里做的月饼，先要送给他们吃，你们出钱也买不到，是吗？店里来不及做啊！”他哈哈一笑，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活跃的气氛布满了这个群众会场。(https://www.daowen.com)
为了团结抗日，新四军决定主动撤出姜堰。那天，在曲江楼上开会。陈毅同志面对八县代表和姜堰群众慷慨宣布：“我们没有地盘主义。我们到姜堰来是解除人民痛苦的，不是抢地盘来的。韩德勤要姜堰，我们就给他。”这个宣布大大出人意料，与会代表无不感到震惊。姜堰是苏北粮仓，张少华以3000多人36座碉堡3道电网，妄图在这里固守，是新四军浴血奋战夺来的胜利果实，岂能轻易地拱手让人？与会同志谁也不能理解。直到1980年粟裕同志在文汇、新华等报刊上发表了“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的文章，才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退出姜堰是一次以退为进的，符合当时军事政治要求的策略。当时，与会的八县代表，不论是进步的、反动的还是中间的，都一致认为新四军顾全大局，也是帮了代表们的大忙。这样，他们好去向韩德勤交差，韩德勤不费一兵一卒，就替他从新四军手里把姜堰讨回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与会的姜堰人则不然，新四军把他们从敌伪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才十多天就要走，不免都有些依依惜别之情。陈毅同志说，“我们走后还会和你们联系的。你们需要我们留下来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可别处还有更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能丢开不去吗？将来你们再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捎个信，我们就会来的。其实，真有必要时，不捎信去，我们也会来的。上次我们来，不是没有人捎过信吗？”
新四军撤了，谁来接防呢？眼前治安就有问题，当时黄逸峰同志是苏北地区两党之间唯一的调解协商人。他提议派代表与李明扬、陈泰运联系，军方派的是朱克靖同志，地方派的是律师潘伯融和国民党区党部委员蔡达人。陈老总对我说：“工商界也派一个嘛，你也去看看老朋友们。”于是我们四人随黄逸峰同志乘小汽艇（缴张少华的）直放曲塘，与当时的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陈泰运面谈。又在电话中与当时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联系，决定由李明扬从泰州派丁聚堂一个团连夜赶到黄村，等天亮开进姜堰。在曲塘晚餐时，我有机会和林叙彝（该部副指挥）李其实（该部一纵司令）等谈了些别后情况。回到姜堰，早已万家灯火，但曲江楼上还在开会，陈总还在场，直到深夜散会才和大家道别。他彻夜未眠，天蒙蒙亮，就和指挥部同志离开了姜堰。
陈老总领着新四军走了，他的话却深深扎在姜堰人民的心上。我是个生意人，受到陈老总的启发后，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社会关系，尽力做了一些抗日统战工作，掩护或营救过一些新四军干部战士。
1941年李长江投靠汪伪，在泰州设了苏北行营。在姜堰也驻有一个师伪军。姜堰的流氓头子吴义山（解放后在上海被镇压）就挂了个伪第一集团总司令部参议的牌子，指控我大德猪行通“匪”，被他敲了一笔竹杠。以后林叙彝领我去茅山见了李明扬和陈泰运。李除答应关照李长江对我照顾外，又亲笔写了条子给我带给姜堰的秦庆霖，上写：“受六兄家住姜堰，希于必要时给予照料之。”从此，秦庆霖常来看我，有时还请我去他的司令部，他的师部参谋长于一清、团长沐正涛也常来大德猪行、福泰钱庄玩。吴义山已经得过我的钱，以后知道他的上级的上级做我的后台，也就太平了。一次，师部捉到新四军的一个送情报的同志叫刘士凤，这是他们敲竹杠的机会。商会会长钱桐碧要我设法营救。我就把于一清、沐正涛二人请来抽大烟，乘机向他们要个人情，一句话，就把刘士凤释放了。1943年泰州鬼子特务机关的汉奸赵景台（原为陈泰运部下），知道我和乡下有来往，新四军的税工人员常住我处，又想敲我的竹杠，一直追踪到上海去抓我。我又想起陈老总要随机应变的话，就去请做生意的鬼子帮忙，“以鬼制鬼”。原来代我们运货的东华洋行老板松原增吉是个“老上海”，请他帮我下乡扩大毛猪收购。松原增吉见有利可图，随即发给我一张东华洋行工作证，并和我同去泰州请鬼子吃饭。这样，实际上给大德猪行领了许可证。赵景台也就无可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