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饱

解决温饱问题是第一道关。

原先在城里，虽然家家生活也不富裕，但吃穿不愁，还能常开开荤，住的不是楼房就是平房，还有父母照应。到了农村，一切得靠我们自己。

首先吃饭就成了问题。插队头半年，上海市政府还给每个上海知青每月40斤大米的补贴，大家基本够吃了。半年后就没有补贴了，我们必须自食其力。生产队粮食是按农民挣的工分来统一分配的，根据农作物收成，每年发放几次。我们知青因工分值评得低，按工分基数发的粮食也就少。我们虽然年纪小，但每天同农民一样出工，干重体力活，肚里又缺油水，且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人人饭量都很大，一顿吃一斤粮不在话下，因此这点粮食就显得很紧张了。我们每天早晚都吃稀饭，中午吃一顿干饭。中午的一锅干饭，大家吃起来是风卷残云，满满两大碗很快下肚。小范身强体壮，干活卖力，饭量尤其大，但他吃饭速度较慢，往往去盛第二碗时，锅已见底了。他一怒之下，买了一个小脸盆当饭碗，每次开锅就先满满当当装上一脸盆干饭，压得结结实实的，省得再争第二碗了。

因吃饭问题，组里还闹起了矛盾。小范、小彭因为工分底较高，分得的粮食相应也多一些，和我们同灶吃饭觉得有些吃亏，提出要分灶吃。这事闹了一阵，明显影响知青组的团结。在社队干部的帮助和我们几个人的坚持下，灶没分成，矛盾有所缓和，我们五个人仍在一口锅里吃饭。

有一年冬天，粮食实在不够吃了。我们两天只吃了三顿饭，大家饿得躺在床上不想动弹。邻居大娘见状，送了我们一些山芋粉。我们把粉熬成糊，放点盐，当稀饭喝了，那感觉就像喝糨糊，还很烧心。

当时生产队每家都有一块自留地，可以用来种些蔬菜瓜果，佐饭的菜就靠自留地里种的菜。我们知青也分到了五分菜地。我们种上了黄豆、茄子、冬瓜、豇豆、辣椒、苋菜，但由于不善打理，菜长得不好，我们的下饭菜也成了问题。当地农民普遍喜食腌菜，能腌的东西都拿来腌，萝卜、豆角、青菜、芥菜、豇豆、黄瓜、山芋梗，还有鸡、鸭、鱼、肉都拿来腌，而且盐下得很重，非常咸。这样腌出的咸菜既便于久存，也为了耐吃。生产队的田里有时也会种些萝卜，成熟后分给大家，因此腌萝卜成了我们最主要的下饭菜，我们常常要吃大半年。时间久了，萝卜在腌菜缸里变得又软又黏，酸酸臭臭的。煮饭时，捞出一碗萝卜放在饭锅里蒸一下即可，其味实在不敢恭维，但当时也吃惯了。

有时实在没菜吃了，就捧着饭碗到隔壁农家去蹭菜。

那些年春节回沪探亲，返乡时我们常会带一茶缸炼过的熟猪油，还有一种纸盒包装的固体酱油。没菜吃时，我们就切一小块固体酱油，再挖一点猪油拌饭吃，甚香。

我们很少能吃到荤腥。我们养了几只鸡，下的鸡蛋舍不得吃，都拿到村里的代销店换食盐和点灯的煤油。那年头，鸡也很少有吃食，因此长得不肥。过年回沪时，我们还要带两只瘦鸡孝敬父母。

偶尔能解馋的时候就是遇上村里人家办喜事。这家摆酒席，请来四邻八舍，我们这些知青也有幸被请上桌。有鱼有肉，最引人注目的是居中的一大盘猪肉。肥肉是当时人们的心头最爱，一片片切得薄薄的肥肉，雪白雪白的，在盘中堆得高高的，上面点缀着一撮鲜红的辣椒酱。那肥肉，咬一口，满嘴油，别提多美味了。

为了解馋，我们去掏麻雀。冬天的夜里，麻雀常歇在屋檐的稻草里。我们拿着手电筒，走到农民草房的屋檐下，我骑到小范肩上，他站直了，我就高过了屋檐。我拿手电筒一照，麻雀一动不动，伸手就能抓住一只，一晚能掏好几只。我们还捉田鸡、摸河蚌，甚至逮水蛇。这些野味当地人是不吃的，看我们烹而食之，他们十分诧异，称我们为“蛮子”。

有一天，老乡拎了一只老鳖问我要不要，如不要，他打算剁碎了喂鸭。我给他3毛钱买了下来，他很高兴。我把老鳖剖开洗净，放入加了水的大搪瓷茶缸里，加一点白糖、几粒花生米，然后将茶缸放入刚烧过饭的灶膛里，用柴火的余温煨个把小时。取出茶缸揭盖，老鳖煨烂了，上面浮着一层油，香味扑鼻，肥腴甘糯，入口即化，我至今仍觉口齿留香。这是当时我在农村吃过的最难忘的美味。

天井公社是水稻产区，水稻一年两熟，圩内多良田，河塘也多，可谓鱼米之乡。但农民普遍生活贫困，他们住的是用泥巴垒的草房，照明用的是油灯，种田用的是锄头、钉耙等简陋的农具，每天吃的是“两稀一干”。粮食紧张是普遍现象，不仅是我们知青，农民家的粮食也不宽裕。每到春天青黄不接之际，有些困难的生产队还要到粮站购买返销粮，分给农民以度春荒。我常纳闷，农民是种粮食的，他们天天劳作，怎么连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呢？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了，人民公社也成立十多年了，农村为什么还那么落后？农民为什么还那么穷呢？其中的缘故，我几年后才明白。

当时的农村不仅粮食是个问题，烧饭的柴火也是个问题。圩里都是平整整的水田，不像山区丘陵地带，有许多杂树、灌木可做烧柴之用。圩区农户烧柴主要是稻草及油菜、黄豆等的秸秆。稻草是仅次于粮食的农产品，其用途广泛：它是盖房的主要建筑材料，家家农舍都是稻草覆顶，垒土墙也需掺入稻草才结实。稻草是耕牛的主要饲料，队里的晒谷场上矗立着一垛垛高高的稻草堆，那是牛草——耕牛的粮食。农民用稻草编草绳、做草鞋，就是铺床也用稻草做床垫。而稻草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烧饭用的燃料，一日三餐少不了。由于水稻产量不高，当时还推广种植矮秆水稻，而稻草的需求量又特别大，因此稻草就成了紧缺物资。

我们知青户分到的稻草往往不够用，有时饭烧到一半没柴草了，就扯几把屋檐上的草来烧。有次被逼急了，趁打谷场上没人，我们还去偷扯了队里草垛上的牛草当柴烧。实在没柴烧了，我们就用煤油炉烧饭。

烧饭用土灶，灶台上有一口大铁锅，外带一口小水锅，烧饭的同时也烧了开水。添火的工具是一把大铁钳，用它把柴草塞进灶膛，饭烧开后就不用添柴了，用灶膛的余温把饭焖熟。最好烧的是油菜秆，大概其中含了油脂，燃点低，烧起来噼啪作响，火力很旺，但不耐烧。

我们住的草房同村民们的一样，墙是用黄泥巴垒的。筑墙时先平行竖起两块夹板，中间相隔尺把宽，在两块板里填满掺了草筋的黄泥，用木桩夯实。夯实后放置几天，待黄泥干透了再在上面砌第二层。这样一层层垒砌起来的土墙颇为结实。墙砌好后架上木梁、桁条，铺上芦席，盖上厚厚的稻草，用草绳密密捆扎，草房就大功告成了。

经过常年的日晒雨淋，草屋的土墙往往会开裂，露出几道一指宽的缝，我们的草房也不例外。冬天，刺骨的寒风会从墙缝里钻进屋里。晚上，我们蜷缩在稻草铺垫的床上，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被上也难抵严寒，我们的脚很长时间都是冰冷的，人冻得久久难以入睡。

1973年8月的一天，我们正在屋里吃午饭，忽然乌云漫天，惊雷乍响，暴风雨席卷而来。一阵狂风刮来，顿时把我们的草房屋顶掀去了一角。暴雨直泻到屋里的床上、桌上，家里到处漏水，弄得我们十分狼狈。当天，村里有将近一半的农舍被掀掉了草房顶。

顺便说一下如厕的事。那时的农村厕所就是在地上埋一个大粪缸，周围插几根小木棍，用芦席围上，留出个供人进出的豁口，呈窝棚状。粪便是极好的农家肥，因此家家门前不远处都有这样一个厕所，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夏天，我们蹲在粪缸边如厕，常常有肥肥的蛆虫爬到赤裸的脚上，令人恶心，但我们很快就习以为常了。

生活中还有一件事令人烦恼，那就是水土不服。我们大多数知青都得过此症——腰背上和腿上长了许多红疹斑块，奇痒难熬，红疹块变大后就成了鼓鼓的黄水疱，磨破后流出黄水，再结一层痂。红疹一年到头层出不穷。奇怪的是，一到城里这症状就消失了。我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是虫咬皮炎，抹了药膏，但基本无效。我想，这大概是农村环境所致。农民因为从小习惯了那种环境，所以没有这类症状。

虽然水土不服，在艰苦的生活中我们却很少生病，且个个都长得十分健壮。这大概是因为年轻，当然也有劳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