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我们下乡时距春节已经很近了，第一个年我们就打算在农村过。县里和区里的知青办听说后，派人来村里看望我们，给予鼓励。

年关前，队里抽干了两口水塘，捞出塘里的鱼，分给各家各户，我们也分到了5斤鱼。大队还送我们10斤肉。除夕那天，我们去村代销店打了2斤散装的山芋酒，用热水瓶装回来。我们烧的鱼装了一大脸盆。除夕夜，草屋里，油灯下，五兄弟喝酒吃肉，想起远离家乡和父母，这日子不知何时到头，几位插兄不禁号啕大哭。小范喝得烂醉，吐了一地。我虽没掉泪，心中也不免悲凉。

第二天一早，妇女队长来敲门，将一大篮子油炸的糯米圆子倒在桌上的脸盆里，说是村里各家送的，她还帮我们腌了一缸萝卜做下饭菜，使我们感受到了农民的热情、善良，也让我们愁苦的心得到了些安慰。

春节期间，大队安排我们参加文艺宣传队，我们排了两个节目。我编了一个对口词，题目就叫《扎根农村干革命》。另一个节目是小合唱。我们从正月初二开始登台表演，晚上轮流到各队演出。在耀眼的汽灯下，土台之上，五兄弟粉墨登场，引吭高歌。我们虽然是第一次登台，演出水平很低，内容也很空洞，但因当时农村文化生活极为贫乏，就是过年图个热闹，所以节目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观众也实在不少。正月里宣传队共演了七场。这个年也算过得充实。

第二年3月，盛传庐江要发生地震。这时插队已有半年了，我和小姜、小甘一来为了躲避地震，二来实在想家，就结伴回上海了，在上海待了一个月。因没有履行请假手续，此事受到县、区知青办的批评。

1974年的春节，我们三人为弥补过失，就决定还是留在农村过年。小范、小彭则回上海过年去了。

那年春节，大队送给我们三人8斤肉、2斤酒。生产队给我们6斤黄豆做豆腐，还分给我们十几斤鱼。这个年过得还是蛮丰盛的，我们的心情也不像第一次过春节那么愁苦。

年前两天，我搭乘队里的小船去了趟庐江县城。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来县城。在城里，我进澡堂洗了个澡，去照相馆照了张相，还看了场电影，晚上就睡在铺着稻草的小船上。次日，受庐江县回乡知青江守成的邀请，我去了他所在的移湖公社五七林场。小江是派驻到我们生产队的县路线教育宣传队成员，同我们上海知青相处得很融洽。我同他成了好朋友。中午我同小江及林场的两位场长把酒言欢，甚是快乐。

正月初一清晨，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雪连下了两天，村庄、田地、远山，白茫茫连成了一片，天地一色，十分壮观。

节后几天，我随社员去运树苗，捡回两根柳枝，把它们栽到了我们知青屋前。这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树，随插随活。我希望自己也能同柳树一样，在农村的沃土里尽快成长。

后来的每个春节，我们都是回上海过的。

回家过年，是最让我们兴奋和向往的事。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大家就莫名兴奋起来。晚上睡在床上，我们就在想给家里带些什么，到家后吃什么、玩什么。

每次回上海过年，我们都要尽可能地带些农产品回去，如生产队分的花生、黄豆、芝麻，甚至还有当年新产的大米。新米特别香，烧出来的饭油光光的，粒粒分明，城里人是很难吃到的。有时我们还会带上一两只自己养的鸡。这些用根扁担挑上，少说也有四五十斤。这些东西在上海可是稀罕货。当时上海物资紧张，过年发年货票，凭票才能买年货，如鱼票、肉票、花生票，一家发几张票，一张票只能买斤把年货。所以我们带回去的农产品极受欢迎。

回家的路很长。从丁拐生产队到上海，天没亮我们就出门了，先步行15里路到泥河镇，等时间不固定的班车，车到才给买票，有时班车是带篷的卡车。爬上卡车，坐一个多小时到庐江县城，再从县城坐3个多小时的车到合肥，这时往往天快黑了。赶到合肥火车站买好第二天早上去上海的火车票，就要找地方歇息了。旅馆不舍得住，我们常常是蜷缩在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挨过一晚，也在汽车站的水泥地上睡过，有一次还睡过车站附近浴室的躺椅。浴室晚上打烊了，供浴客睡的躺椅空出来，就卖票给旅客住宿，5角钱一晚。

当时合肥到上海每天只有一班火车，票价12元，早晨7点10分发车。火车轰隆隆一路奔驰，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原野山川，我的心早已飞回了家。车行12个多小时，晚上7点半到达上海。

走出上海北站，街上已灯火通明。坐上公共汽车，窗外是熟悉的马路和建筑物，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终于回来了。

第一次回家过年，我敲开家门，外婆开的门，她看到一个人挑着担子，黑黝黝的脸庞、长长的头发，诧异地问我：“侬寻啥人？”原来她认不出我了。我说：“外婆，我是东明啊！”外婆这才认出了我，不禁抹起了眼泪，屋里的父母和姐妹、弟弟都笑了。

回到家，大家都惊奇我胃口特大，特能吃，吃什么都香。每次一大家人吃完饭，只要有残羹剩饭，都由我来“打扫”，吃个精光。

回沪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走亲访友，中学时代几个要好的同学倪胜东、陈继光、周民都会来我家相聚，畅叙别后生活。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看演出、参观展览会。我的乡村朋友江守成1975年春节也来到了上海，那年元旦，我曾与小姜到他所在的移湖林场过节。小江在我家住了两天。我陪他逛了外滩、南京路，我们畅叙友情，十分愉快。

团聚的日子总是格外短暂，过年在家一个月，就又要返乡了。同组的插队兄弟每次都是来去同行的。我们提前几天去静安寺附近的火车售票处买票。那时下放知青多，而车次少，节后的火车票十分紧张，每次买票我都是天没亮就去排队。买票的人很多，大家都去得很早。排队买票的队伍拐过了街角，有好几十米长，我往往要排两三个小时才能买到去合肥的车票。

从上海到合肥的火车早晨6点发车，晚上6点10分到合肥。我们在合肥汽车站的水泥地上铺席而卧，挨过一夜。第二天早上坐上班车，4个小时到庐江县城，再坐1个多小时的车到泥河镇。从镇上到生产队还有15里路，我们得负担步行。返乡路上，我们还是一根扁担挑两头。前后两个大旅行袋，里面装的是一些吃食和乡亲们托买的衣服、布料、胶鞋以及香烟之类的物品。那时的上海货很受乡亲们欢迎。每次回沪，乡亲们都会托我们带一批上海产的日用品。一担少说也有七八十斤重，走上七八里路我们就口干舌燥、气喘吁吁了。到公社排灌站讨一碗水喝完，再接着赶路。夜幕降临，月亮早早升起来了。几个插兄在月光下挑着担，奔走在杂草丛生的圩堤和田埂上。掌灯时分，我们又回到了丁拐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