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学

1977年10月21日早上，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今年大学招考的消息。知青们可以凭考试成绩上大学了，真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文革”中，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只有极少的名额，而且大都要凭关系，知青们都不敢去想这样的好事。现在好了，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

我插队已六个年头，正处于迷惘的时候，听到高考的消息，犹如黑夜中的一束光照亮了前程，我毫不犹豫立即报了名。公社张书记从区里开会回来告诉我，区委向书记也同意我报考大学。我明白这次高考有严格的文化考核，我的文化知识基础太差，手上工作多，离考试只有个把月了，时间太紧，估计很难考上。但既然有了目标，就一定要努力争取。

那段时间公社正在集中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我是计划生育工作领导组副组长。秋收后的清仓核产、生猪收购、支援杭埠河开河工程，都是我分内的工作。我只好白天忙工作，晚上熬夜复习功课。

高考是在12月10日。可是5日晚上，公社副书记老方告诉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县招生办公室已将我的报考大学登记表退回来了，理由是考大学必须具备高中学力（学习能力），而我仅是初中毕业。如初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又必须有自学的作业作为学力证明，可我根本没有高中的自学作业。尽管公社党委曾写了一个证明，表格仍然被退回来了。我大失所望，也愤愤不平。“文革”期间上海停办了高中，好几届学生都是初中毕业即走上社会。现在高考给这些初中毕业的知青设置学力限制显然不公。我决定第二天去县里交涉，公社党委的同志都支持我。

第二天我到了县招生办，找到教育局何副局长。他曾到临湖大队搞支农宣传队，蹲点半年，同我很熟。何副局长本不知此事，知悉后表示将尽力帮我解决问题，要我回去等消息。我回公社后，张克庆书记又替我打电话询问县教育局一把手陈局长。陈局长告知了详细情况：因临近考试，考生准考证上的号码都已编排好了，离报名截止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如再增加考生就须移动号码，那要增加不少麻烦。陈局长还是准备把我安排进去，可是上面来的监考老师不同意，认为这是走后门现象，拒绝了陈局长的建议。就这样，我的考试资格被取消了。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我就这样错过了。

虽然首次高考未能如愿给了我沉重打击，但我心中还是燃起了希望，也激起了努力学习的斗志。我立即开始第二年高考的复习准备。我们知青有一套知青自学丛书，是上海知青办发的，内容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我认真攻读这套丛书，又从公社农中学生处借了几本中学历史、地理课本。我自知数理化基础太差，几乎是零基础，高考只能报文科，好歹还能识文读报，但文科也要考数学。我开始做数学题，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我做了上千道题，从有理数加减直到函数方程式。我想这就是我的学力证明。

我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学习。在房东家昏暗的油灯下，在回上海探亲的列车车厢里，我都在孜孜不倦地捧书阅读。这大概是当年无数知青都经历过的吧。

1978年元旦那天，我是在朋友周筱明处过的，他已被招工到泥河区农具厂，友情使我忘却了身在异乡的寂寞。筱明还制作了一个精巧的台灯送给我，鼓励我复习迎考。朋友的鼓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3月下旬，接通知再次到县党校参加干部读书班，为期一个月，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我坚持自学高中数学和外语，不断吸收新的知识，这使我感到兴奋和充实。一个月后，我坐车离开党校回公社，眺望窗外，春色扑面而来：青山如黛，碧水似镜，无数红花草紫色的小花开放在田野上，眼前不时闪过一片片黄色的油菜田，菜花已落，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泡桐花香。我感到心情十分舒畅。

4月底，天井中学的徐国志老师约我同去泥河中学，听了一堂针对报考青年的语文辅导课。老师讲的语文知识听来十分亲切，勾起了我对学生时代的回忆。教室里男女青年济济一堂，足有七八十人，有当民办教师的，有当农民的，有做工的，也有当干部的。大家凝神静气地听讲，认真做笔记。天气炎热，座位又不够，人们三个四个地挤在一条凳子上，肩挨着肩，汗水不断地从脸上滚落下来，也很少去擦。这种求学的情景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5月9日，突接电报，外婆病危，催我速回。11日早上5点我下了火车，直奔外婆家。见了面，她已说不出话来了。我扑到床边呼唤着。她似有所闻，睁开无神的眼睛，茫然地注视着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嗯”了一声，便再无声了。一个半小时后，她停止了呼吸，溘然长辞。我深爱我的外婆，她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我很少哭泣，但在她床前我放声痛哭，任眼泪尽情流淌。

我的外婆生于1906年，生长在一个贫农家庭，从小贫困和艰难便伴随着她。她种田、做工、帮佣，吃尽了苦。她性格坚韧又非常善良，乐于助人。她生了好几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她含辛茹苦地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外婆才过上了舒心的日子。我的母亲参加了工作，入了党，当了工厂的基层干部。1956年我舅舅高中毕业，体检状况极好。她响应政府号召，毅然将唯一的儿子送去解放军空军当了飞行员。新旧社会的遭遇，使她对共产党怀有真挚的感情。她常说，今天的日子真是同过去不能比啊！为了使女儿女婿安心工作，她长年住在我家，操持繁重的家务，抚养我们姐弟四人。后来又带大了舅舅的两个孩子。她对我们真是倾尽了心血。我有次发高烧，牙关紧咬，她怕我咬坏牙齿，把手指塞进我的嘴里，以致她的右手拇指永远留下了紫色的伤疤。就在两个多月前我回沪探亲，她已是73岁古稀老人，且病魔缠身，仍从病床上爬起来，煮饭烧菜，洗衣拖地，拾掇家务。我返皖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她便起床，亲手为我煮了早饭，烧了菜，看着我吃完，又往我挎包里塞满了她亲手煮的茶叶蛋和苹果。我站在她的遗体前，为她画了最后一次像。虽然被疾病折磨得皮包骨，她的面容仍是那么安详、那么慈善，她仿佛睡着了。5月14日下午3点半，我在西宝兴路殡仪馆参加了外婆的追悼会。老人家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忘记。

5月24日回到公社，我照常工作，参加公社党委会议，到大队蹲点检查。只是到了高考前一个月，我向区委请了一个月的假。公社党委成员也很理解并支持我参加高考。我待在公社宿舍，全力以赴复习冲刺高考。除了一日三餐，我几乎足不出户。晚上为避蚊子，我就躲在蚊帐中看书，趴在床上做作业，每晚都到12点以后才睡，幸好公社宿舍有电灯。一个月后，当我走出屋子，走进考场时，头发、胡子都老长了，真是人瘦毛长啊。

填写考生登记表时，这次学乖了，我在学历一栏填写了“高中学力”，而没有像上次那样如实填写初中毕业，果然顺利拿到了准考证。后来才了解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央政策是很宽松的，但各地理解和执行多有不同。所谓“高中学力需要证明”一说，应是庐江县的土政策。

1978年夏天，距恢复高考首届招考仅过半年，第二届高考又开始了。我报了文科，考五门课，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同时加试一门英语。英语只算参考分，不计入总分。我自认为政治、语文有些把握，因平时读书看报，了解时事政治，不需要怎么复习。薄弱的是数学，因此我重点复习，做了许多数学题。历史与地理是借了农中学生的课本，临时抱佛脚看了一遍。我当时的记忆力惊人，书中内容几乎过目不忘，犹如久旱的土地忽逢春雨，滴滴入心田。我把课本中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各画了一遍，标注了主要的山脉河流，铭记于心。

考场设在泥河镇上的学校里。我的朋友筱明在泥河区农具厂有间宿舍，高考三天，我就住在他宿舍里。

7月20日，高考第一天考政治。拿到考卷，我颇有自信，洋洋洒洒地落笔，不料一下笔，试卷就被戳了个洞。原来考试的课桌是用条木搭起来的，上面的木纹也未刨平，坑坑洼洼的，笔在纸上稍一用力便把纸戳破了。我只好小心翼翼地轻轻落笔。

第二场考试前，筱明给我准备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板，用来垫在桌上。之后两天，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我腋下夹着玻璃板自信地走进考场。考试还算顺利，所有题目都做完了。历史卷中有道题是要求标明陈胜、吴广起义行军路线，有几条路线可选择。这是我没有复习过的内容，心中无数，只好随手画了一条路线，没想到居然画对了。地理卷要求标注中国与世界的一些主要山脉河流，幸亏我画过地图，记忆犹新，都标对了。唯有数学，复习用功最多，但仍觉棘手，因过去基础太差。有道题是求立方的应用题，我错看成求平方，这是一道大题，失分不少，数学成绩因此也最不理想。

第三天最后一场考英语。我在上中学时曾学过英语，但当时学的只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万岁）”之类的口号。我连26个字母也认不全。“文革”结束后，广播里又播出了英语学习节目，我在收音机里听过几次，但也仅会几个英语单词。拿到试卷我一片茫然，所有题目都不会，唯有一道30分的选择题，有ABC几个选项，每题1分。我在每题下随手打钩，结果得了9分。幸亏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

考完最后一场，我已精疲力竭，走出考场，人一下放松下来，紧绷了一个月的神经突然松弛了，人也觉得虚脱了。我摇摇晃晃地走到筱明家，躺倒在床上，浑身无力，很快就昏睡过去，发起了高烧。我躺了整整一天。筱明做饭做菜服侍我，买来西瓜给我降温。第二天烧退了，我告别筱明，回到了公社。

我计算考试成绩，平均每门课70来分，总分350分左右。我觉得这个成绩不理想，估计考不上大学，心里很失落，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高考后，我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双抢”结束后是征收公粮、晚秋管理、清仓核产、抗旱救灾。这段时间，安徽适逢罕见的大旱，从春旱到伏旱又到秋旱。立秋过后一个多月，滴雨未下，塘沟干涸了，小河也枯竭了，庄稼地里晒裂的缝，连脚都塞得进去。水稻枯焦了，不少地方连人畜用水都出现了困难。但人们没有放弃，用一切办法打井抗旱，同天灾抗争，力争减少农业损失。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仍坚持读书自学，同时焦急地等待高考成绩。

8月22日夜里10点过后，我已躺在床上，公社副书记老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喜讯——我已被高考初选上了！第二天傍晚，公社中学蒋校长从区里参加高考初选人员政审会议回来，告诉我，这次高考，本公社有四个人初选上了，我在其中。同事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我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说，但一时又说不出，我从心底里感激党中央做出的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给了我们年轻人上大学的机会。

8月30日，我获悉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总分354. 05分，其中政治78. 5分，语文76分，历史81分，地理69. 75分，数学48. 8分，另外英语9分。除开英语不算，我对数学不及格还有点耿耿于怀，因为看错了一道大题，否则能及格。后来听说，当年考生数学分数普遍很低，不少人交了白卷，40多分已是高分了。我觉得这个总分进入普通高校还是有把握的。当年安徽省文科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只有300分。

当天还接到弟弟来信，他在上海与我同时参加高考，取得优异成绩，总分427分。我真为他高兴。

9月17日是中秋节，清早，我应约赶到丁拐生产队我的老房东家去吃糯米饼。中午，我请了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在一起吃团圆饭。十来个人喝了三斤酒。我感到如同家人团聚一般快乐。晚上，我在公社与同事们一起喝茶赏月，畅谈着现在与未来。又圆又大的月亮将皎洁的光辉洒向大地，使人心旷神怡。

9月27日，应筱明邀请，我与公社中学的徐国志老师同赴泥河镇。筱明特地为即将上大学的我和上技校的徐老师饯行。筱明是我下乡后交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他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思想较为成熟，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往往给我以启示。他为人开朗，待人真诚，对待朋友更是直言不讳，竭诚尽心。我一下乡就结识了他，那时他已下乡三年了。我曾和他睡在同一间屋，听他讲下乡的经历和体会，畅谈理想和前途。后来我们又同在临湖小学任民办教师。作为同事，他在业务上比我强，给我许多指导。他后来又由小学升到中学任教。在下乡第八年时，他被招工到泥河区农具厂当工人。那时我已在大队当了支书。我俩虽然分开了，但友情随时间推移愈加深厚。我每次到区里，到街上办事，总要到他的厂里去，在他那里吃饭、歇宿，而他总是尽量照顾我。有一年春节，我打算回沪，他特地从泥河连夜赶到公社接我。当时我正在参加公社党委会，他一直等我到深夜。第二天一早，他亲自挑担送我上了汽车。为了让我更好地复习迎考，他精心制作了一盏台灯，灯座上精巧的贝壳装饰是他到重庆出差时买来的。这盏灯照耀着我攻克了多少难题，给我的心里增加了光和热。高考三天，我住在他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我提供了各种便利。筱明真挚的友情使人永难忘怀。

9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为录取通知书久久不来而焦虑时，接到徐国志老师询问情况的电话，还没说上两句，就听到从电话总机室里传来兴奋的声音：“张书记，你的通知来了，快到后面来！”我赶紧与徐老师打个招呼，搁下听筒，跑到公社大院后面的总机室。广播员小徐站在门口喊：“快来，你的通知刘师傅给送来了！”我边走边问：“可是真的？”走进总机室，果然正坐着的区邮电局老刘笑嘻嘻地把一个印着安徽大学落款的大信封递给我，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信封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张东明同志收”，我终于等到了这盼望已久的喜讯！我用颤抖的手撕开了信封，抽出一沓纸，首先落入眼帘的是大红的“安徽大学学生入学通知书”几个字，下面写着“张东明：经安徽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入安徽大学中文系学习，请接此通知书于十月七日至九日到校报到”，下方盖着红通通的安徽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另几张纸是新生入学须知、安徽大学学生申请人民助学金的登记表和调查表，以及安徽大学共青团委员会和安徽大学学生会发的一封祝贺信。读着一行行炙热的文字，我真切地感到幸福。

我填报的高考志愿，在重点院校栏填的是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上海的名校，普通院校填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大学，其次是安徽师范大学，专业都是汉语言文学。我如在上海参加高考，以我的高考成绩可以如愿进华东师范大学。但在安徽，华东师范大学在安徽的招生名额只有两名，因此肯定轮不到我。安徽大学是安徽省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大学，能上安徽大学，我已喜出望外，何况是第一志愿录取。

据说1978年参加高考的年轻人多达610万，录取了40万人。考试难度虽不高，但录取比例很低，不到7%。那是一个文化荒漠的年代。“文革”十年，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年轻人无书可读，无学可上，“读书无用论”盛行，交白卷可当“英雄”。当噩梦结束，恢复高考的春雷乍响，多少年轻人又捧起了书本，但临阵磨枪，毕竟晚了。我想，我仅凭读了小学三年级，插队务农多年后如愿考上大学，并非偶然。一是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喜欢看书，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虽然当年没多少书可看，但只要能找到的读物我都不放过，一套知青自学丛书就翻了好几遍。二是插队六年，我天天记日记。今天翻看，这些日记里充满了大话、套话和空话，未免可笑，但毕竟天天写，也锻炼了写作能力。三是我当了两年民办教师，虽然教的是小学生，但开卷有益，教学相长，对提高文化知识水平还是有帮助的。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我回丁拐生产队去向乡亲们告别，收拾行李。我疾步走在大圩埂上，心情无比畅快，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来，身边的河水都似在吟唱。

大队干部和乡亲们听说了喜讯都来向我祝贺。我把被子、毯子，还有队里分我的粮草都留给了房东大娘，只提着父亲给我的那个破旧的帆布手提箱，告别了村庄。

小黑跟着我穿过村子，走上了大圩埂，我一再叫它回去，它才依依不舍地停下，它大概知道我不再回来了。我走了很远，回头望去，它还在圩埂上坐着，远远地望着我。

10月1日，国庆之夜，公社的同事们为我举行了欢送宴会。

10月2日清晨6点，我坐上公社的拖拉机，告别生活了六年的天井公社。我的房东徐业选也随车送行。上午9点多到达庐江县城，我立即到县委组织部转党组织关系。组织部接待我的同志很纳闷，说：“你考大学我们怎么不知道？你等一下，能否转组织关系要请示领导！”他请示后很快为我办理了手续。接着，我又赶到回乡知青宛连生的家里，他也是我的一位乡村朋友。小宛正在家等我。前几天我为了大学报到赶拍标准照，约好由他帮我到县照相馆取照片，但据说要到下午3点才能取出，可我已买好中午的车票。于是我和小宛立即到庐江照相馆。他与照相馆里的人熟，找到里面的洗印室，嘿，我的照片还在药水中泡着呢。我们立即捞起烘干，只花了十几分钟就取出了照片。

中午11点，我坐上了开往合肥的汽车，告别了庐江县城和送行的朋友们。

我的插队生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