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

1974年6月，大队小学的老师病了。大队干部找到我，要我去学校代课。大概因为看我能写写画画，他们以为我有点文化，因此找上了我。

代课的教室在河对岸，我须撑船过河。那时正逢汛期，头天晚上下了场暴雨，第二天河水猛涨，原来几十米宽的河面一下宽了近一倍，水流湍急。那天，我独自撑只小木船过河。船到岸边，放下篙子，我一步跨上岸去。没想到后蹬力过大，船身忽向后一退，我一脚踏空，身子掉进了河里。幸好我抓住了船帮，很快爬上岸来，来到教室。这个教室是借的农民家的屋子。房东大娘见我裤子全湿了，忙找出一条干净裤子，叫我换上，说：“快把衣服换上，别着了寒，在外没有家人照顾你。”这话十分暖心。大娘又帮我把湿了的衣服在灶前烘干。孩子们见新来的老师这副狼狈样，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号称知识青年，其实文化知识是极贫乏的。我小学三年级考入上海外国语学校法语班，学校里请了一些外国老师，我读了一年。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所学校被诬为培养“洋奴”的学校。外国语学校停办了，我又回到母校上海华山路二小。当时，所有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写大字报，搞大批判。我们不上学，整天上街玩闹。我初中就读于徐汇中学，这是所名校，但学校当时也不好好教学，又是搞野营拉练，又是组织学工学农。我们用半年时间去奉贤县农村学农，住在农民家，干了半年农活，又用半年时间去中国钟厂学工。我开过车床铣床，干过搬运工，当了半年工人。当时在学校上的课叫《工农业基础知识》。初中四年一晃而过，没有认真上过一节文化课。初中一毕业即去农村插队了。我之所以后来能认些字，能看些书，完全是受惠于自小读书的爱好，也是受家庭的影响。父母是基层干部，爱看书读报。家里有些小说，《烈火金钢》《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日》《红岩》等，这些描写战争年代的书我看得津津有味。外公家有些古书，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我也都偷偷看过，这些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家里还有报纸杂志，我都喜欢看。下放农村后，我天天记日记。这些使我有了一些语文知识和读写能力。但我对数理化是一窍不通，当老师实在不够格。

我的学生是些七八岁至十来岁的孩子，他们只会说庐江当地的土话。我用普通话上课，学生们听不大懂。有时我一开口，孩子们就笑开了，我只得努力学习土话来适应他们。

当时农村教师很缺乏，每个老师都是全科任教，一个班的语文、算术、体育、音乐一人全包。我拿到小学教材，有些内容自己都不明白，只好临时抱佛脚，现学现卖，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就这样稀里糊涂当了一个月的代课老师。其间，学校还组织其他老师来听了我的一堂公开课。上课时，我连板书都不知道。临走时校长给我指出这点，我很羞愧。

8月中旬，我去泥河中学参加了为期10天的中小学教职工暑假学习班，晚上就睡在教室的地铺上。每天听报告，学习讨论，召开“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的批判会，还看了几场电影。学习班结束后，我就正式成为临湖大队小学民办教师了。

当民办教师不用干农活，每天可以按一个整劳力记工分，每月还有10元补贴，我当然是很乐意的。听说这事在大队干部中引起很大的争议。因民办教师有这些好处，一些干部想安排关系户当教师。而恰好大队当时进驻了一个县路线教育宣传队，其中也有回乡知青，他们同我们知青关系很好，认为我们有文化，有见识，因此坚持推荐我当大队民办教师，这事才这样定下来了。

临湖大队小学本部在高墩生产队，离丁拐生产队1里多路，沿大圩埂走上十来分钟就到了。学校新建了一排砖瓦房做教室，这是全大队最气派的建筑了，但其实很简陋。学校没有教师办公室，也没有操场，教室门前一小块坑坑洼洼的泥地就是学生上体育课的地方。教室里的课桌很多都是用泥巴砌的，上面铺上一块木板作为桌面。教室虽然是新盖的，但屋顶的油毛毡曾多次被风刮破，遇上下雨漏个不停，以至于几次停课修补。学校旁有一间教师宿舍，是两位家在外地的老师借邻居家的一间农舍。中午，我们就在宿舍搭伙吃饭，还可稍事休息。午饭经常是米饭就咸菜，常吃的是腌山芋藤。山芋的藤蔓很长，收上来后除去叶子，洗净切成寸段，用盐腌上，放入腌菜缸，几天后就变成酱紫色。煮饭时捞出一碗，放入一小勺猪油，待饭烧开后放入饭锅蒸熟。刚吃起来还蛮香的，但天天吃，就有点倒胃口了。

学校设一至五年级五个班，加上校长和我，一共五名教师。周筱明老师和我一样，也是民办教师。他是本县下放知青，高中毕业，比我大几岁，中等个儿，面容俊秀，性格爽朗。其父母都是庐江县中学教师。他文化底子厚，待人又热情。我有空就到他屋里聊天，看他用毛笔书写唐诗宋词，听他拉二胡。他待我如兄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其他几位都是拿工资的公办教师：一位20多岁的女教师，个子高挑，长得也秀气，另几位年龄较大。徐校长50多岁了，待人非常和蔼，有长者之风。他们待我都很好。

当年大队设小学，公社有农业初级中学，上高中要去县城。临湖大队下辖10个生产队，1000多人。大队小学就负责全大队范围内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孩子上学都是自愿的，也不收什么学费，就只出一点书本费。但由于穷，农活又多，而且农村孩子即使读到了高中，毕业后也只能回乡务农，所以许多农民不愿送孩子上学，宁愿让孩子在家务农。因此大队小学的学生不多。

我任三年级班主任，教语文，同时还教三、五年级的美术与体育课，一周上十八节课。每周一、三、五晚上学校还安排教师集中学习，学习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学校还有一块学农田，里面种了一些水稻与蔬菜，聊补教师的粮食菜肴之需。我们偶尔也要到学校的田里干些农活。

9月开学的前一天，我和校长去泥河区里买新课本。新课本装了两稻箩，足有80来斤，我一人挑着，走了15里路回来。虽然肩膀有些酸疼，但我很开心。

我当民办教师，没有任何教学经验，自己虽名曰初中毕业，但实际文化水平还达不到小学毕业程度。我所教的三年级的教材内容有些我自己也不懂，都是现学现教。实在不懂就求教于小周或其他老师，他们总是热情地帮助我。

学生们看我年轻，没经验，是个知青，也不怕我，所以课堂纪律也不太好维持。班上有个年龄较大的高个儿男孩，很顽皮，上体育课时不听口令排队。我上去教育他，他撒腿就跑，我追上去一把拉住他，不料把他的衣服扯破了。他大哭起来，要我赔他衣服。当时在农村，一件衣服也是很宝贵的，我一时很尴尬。周老师得知此事，把男孩找去安抚、教育一番，同时自己动手把被扯破的衣服缝补好了，使我摆脱了窘境。

学校所在的高墩生产队有一个上海知青小组，知青们跟我很熟。一天中午，知青小戚来喊我去他们屋里吃鸡。我肚里正缺油水，自然是求之不得。他们关起门来，杀了一只鸡。我们吃得正香，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在叫骂：“谁偷了俺的鸡啊？吃了不得好死啊！”我这才明白是知青们偷了老乡的鸡。我想他们拉我来一起吃，是想让我担这个名声，我这个教师是有脸面的，他们好减轻一点心理负担。我已入贼船，只好吃完了抹抹嘴，硬着头皮走出屋子，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也顾不上村民在背后指指戳戳。

当时知青生活确实很苦，十几岁的孩子，也没有人管束，因此在广阔天地间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也是常事。村民们叫我们“上海佬”，说上海佬可怜，因此对这类事也不深究，当事人最多说骂几句就过去了。但这件事在我心里结了个疙瘩，让我很不舒服。因为自己毕竟是个老师，这种事让我感觉实在有辱斯文，见了村里的老乡我也有些抬不起头来。

我当老师，除了农忙，平时不用干农活，不用出早工，早上知青点烧饭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每天，小范他们出早工去了，我在家熬好稀饭，等太阳升起时，大家出早工回来一起吃早饭。饭后他们又去干活，我去学校上课。农忙时学校放假，我就回来同大家一起参加“双抢”劳动。

1974年12月，小甘当兵走了，他是第一个离开我们小组的。临行前一晚，大队和生产队在我们屋里为他饯行。那一晚，我们几个知青放声高歌，歌声响彻夜空。

我对教师工作还是认真积极的。虽然我原本并没有当老师的意愿，但既然当了，就想着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要好好干。我从三年级一直教到了五年级。除了当班主任、教书，我还担任了学校的红小兵辅导员，组建了漫画小组和文艺宣传队，课余时间组织孩子们画漫画，出漫画专栏，为宣传队编写一些小节目，带领宣传队到开河工地参加劳动，同时为民工们表演文艺节目，受到欢迎。我组织学生每人凑1角钱，集体买了些图书，办了一个小小图书馆，供孩子们课外阅读。我还发动学生搭建了一个乒乓球台，自费买了一副球拍，带孩子们打球。但由于教学经验缺乏，文化知识不足，性子急，不够耐心，课堂教学效果不佳，期末考试班级成绩不理想，每次总有十几个学生不及格，为此我深感愧疚。但校长和老师们都鼓励我，还评我为县教育战线积极分子，推选我参加县教育战线先进代表大会。

我在插队前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5年3月9日，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老田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并交给我一份入党志愿书。当晚，在大队支委、治保主任夏长庚的家里，在明亮的油灯下，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4月9日晚上，大队党支部在我们学校教室里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也应邀参加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夏长庚和生产队长沈志庭介绍过我的情况后，与会者表决一致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天恰是我19岁的生日。

6月12日晚，县文工团来我大队演出，我正兴致勃勃地看演出，大队支部领导找到我，通知我公社党委已正式批准我为中共党员。当时没有入党预备期，党龄就从批准当日1975年6月12日起算。第二天我参加了公社举办的知青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公社党委领导宣布我和另一位上海女知青成为中共党员，并让我作为知青代表在会上发言，谈下乡的体会与感想。入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很激动，决心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

1975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队里的打谷场上参加“双抢”劳动，大队会计来告诉我，大队准备推荐我参加大学招生，叫我马上写一份入学申请报告。对于这事，我思虑再三。我当然希望上大学，但报告递到公社，却没了下文。过了几天，公社负责教育的办事员来我校检查工作，同我谈了这次招生之事。他告诉我，公社这次没让我去上大学，是根据上级“不要把骨干分子全部抽光”的指示，考虑到本公社下乡知青目前只有两人入了党，其中一名女知青已去上大学，为了发挥骨干作用，因此决定把我留下来。我当即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坚持在乡村干革命。

1975年10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向全国提出普及大寨县，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11月18日，庐江县召开进一步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动员大会。据说全县有30多万人参加了大会，是庐江县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全体社员和学校四、五年级学生都要参会。我凌晨3点就起床了，带领四、五年级学生赶往公社分会场。公社分会场布置在一个打谷场上，主席台上高挂着横幅，中间竖立着领袖画像，画像两边各五面红旗。主席台对面是“农业学大寨”的大型标语牌。会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热闹非凡。这次会议让我印象深刻。会后，我也忙了一阵，帮生产队在墙上刷写一些“农业学大寨”的标语。

1975年12月，小姜被招工到庐江县钟山铁矿当工人，离开了知青小组。只过了半个月，1976年元月初，小彭也被招工到钟山铁矿当了工人。知青小组只剩下我和小范两人了。我鼓励自己要坚持农村不动摇。

1976年1月9日早上，我正在学校，忽然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周总理深受人民爱戴。我和其他老师一样，心情十分沉痛。

这个月还发生了一件事，13日，大队通知我第二天去区里参加应征入伍体检。我喜出望外，当晚没吃饭，连夜赶到区里。次日一早体检，查出视力只有0.9至1.0，还有色盲。当兵的希望成了泡影。

1月16日早晨，我挑了一担行李到泥河镇，搭车去县里参加庐江县教育战线先进代表大会，同时也开始了我回家探亲的旅程。因带了较多的花生、黄豆等油料作物，所以在车站受到检查，班车也没等到。一直到下午1点多钟我才搭上一辆装货的卡车到了县里。县先代会在县工农兵剧场开幕，开了三天，表彰了一批教育战线先进个人，我也受了嘉奖。会上还首次开展了对教育战线右倾翻案风的批判。会议一结束，我就踏上了回沪的旅程。

1976年2月，庐江盛传地震消息。大队也专门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和教师会议，传达本地区要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和预防地震的措施。学校搭了防震棚。我和其他老师轮流到校防震棚值班，每晚只睡几个小时。小范也到防震棚里睡觉了。庐江一带闹地震的事传了多次，几乎年年都传，大家都很担心，但终究没有发生地震。

3月的一天晚上，校长通知我去芦苇荡运回给学校烧锅的芦柴。沿瓦洋河去芦苇荡有4里多水路，天下着雨，漆黑的夜里，我一个人硬着头皮冒雨撑船向芦苇荡进发。我本不会撑船，东一篙西一篙，撑出了一身汗，船还是歪歪斜斜走不成直线。雨雾茫茫，我站在船头奋力挥篙，不仅没有惧怕，反而觉得快乐，越撑越有劲，也越撑越熟练了，到后来船基本上走成了直线。到了芦苇荡，我和守在那里的同事立即把1里路外的芦柴挑到岸边。脚下的路又湿又滑，再加上芦柴又被淋湿了，愈加沉重。我挑了三担就累得要命，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头上淌下，衣服全湿了。挑完了柴，我们又抱起芦柴摸黑装船，弄得满身泥浆。河边很滑，船又摇摇晃晃的，我一脚踩空，掉进了河里，幸好抓住了船上的芦柴，才爬上了船。雨鞋里也灌满了水。回程时，我又站在船头撑起满载芦柴的小船。这回小船听话了，走得又直又稳。雨下得更大了，夜空中隐约响起了春雷，不时划过一道闪电。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很冷，但我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这一晚我学会了撑船。

3月中旬，连续的雨变成了漫天大雪，纷纷扬扬，转眼就白了屋顶，白了田野。阳春三月竟然见到了皑皑的白雪，而且天气奇冷，真是一桩怪事。这雪号称“桃花雪”，农民不喜欢这雪，因它对农事不利，这一年的气候明显反常。

3月下旬，接大队通知，我参加了县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召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座谈会，住在县招待所，开了三天会。各区的知青代表做批判发言，我作为泥河区的知青代表发了言。会后，我协助县知青办公室出了一期大批判专栏。驻县的上海慰问团还邀请我们参会的上海知青到宿舍欢聚，这让大家很兴奋。

没想到从县里回到学校才两天，我的教师生涯就结束了。